铭记与思考

石冀平

父亲去世多年后，我在整理他留下的自传中看到他亲身经历的一场战斗的记述。这段记述文字虽然简短，但使我极为震撼久久不能释怀。震撼的是这次战斗的惨烈悲壮，不能释怀的是这次战斗不但未见于史料记载，更重要的是这次战斗中牺牲的大量八路军战士长眠于黄河岸边无人知晓。因此特在他们为国捐躯80周年之际，将他们英勇壮烈的牺牲记录下来，以慰英灵。

1940年11月，由于冀鲁豫军区新三旅八团的政委张旭患病去太行养病，我父亲被调去担任八团代政委。该团还是很有战斗力的，当时主要在濮阳南部和东南部一带活动，给敌人以很大威胁。同时驻在濮阳城的日军有一个联队，伪军1000多人，20余辆汽车，还有8辆坦克。他们老是追着八团，伺机与之决战。

当年12月份一天的凌晨3点左右，八团进驻宋南游村（现为南游村）。部队刚准备吃饭，远处传来敌人的汽车和坦克的轰鸣声和灯光，并向我方迫近。我父亲当即与吴大明团长（牺牲于解放战争）商议对策，最后决定由吴大明团长率两个营沿黄河大堤向东北方向转移，我父亲带一个营加特务连一个排以黄河大堤为阵地掩护他们撤退。大约早晨8点左右，一场真正的保卫黄河之战就在黄河大堤上展开了。日军在炮火和坦克的掩护下从三面围了上来，我军首先对付正面冲击的敌人坦克，战士们把手榴弹捆在一起埋在坦克出击的必经之路，炸壞了两辆坦克，随后痛击发起冲击的敌军。敌人冲了几次，都被我军击退。当时我军人数只有500多人，敌人则有1000多人，并且敌人的武器装备和弹药数量远超我军。战斗持续到下午2点左右的时候，部队伤亡过半，弹药即将告罄，这时我父亲下令坚决向南突围。刚开始突围，一颗炮弹在不远处爆炸，直接将我父亲掀到黄河大堤下面，大腿部负伤昏了过去。等父亲醒来时部队已撤走，当时黄河大堤下还躺着50多个牺牲的战士和无法动弹的伤员。这时日军已冲到了跟前，这些强盗发现负伤的八路军战士就用刺刀捅死或开枪打死。我父亲趴在地上，日军士兵踢了一脚看他未动，以为他死了，就没有再杀他。这个地区是游击区，群众基础不扎实加之那时百姓的生活又极其困苦，所以日军撤走后，这个村子的百姓就跑来捡拾破衣服。这时我父亲就坐在地上（站不起来）向群众喊话：我们是八路军，我们的战士为了不让日本人欺负中国，为了不让中国人当亡国奴，他们战死了。希望大家帮助把他们掩埋吧！百姓听了这些话后，就纷纷动手将牺牲的数十名战士（这是指牺牲于大堤下的，实际牺牲的可能远不止几十名。因为早于此记述十年的回忆录中说牺牲了二三百人）就地掩埋了。这时一位老大爷走过来看我父亲，父亲对他说您能帮我找到部队吗？这位老人非常好，他说你先在这儿躺着别动，现在村里有汉奸，等晚上我再来接你回村。到了晚上，老人果然带着几个儿子来了，将我父亲抬回了家，然后用白布将他的伤包扎起来，他儿子连夜去找部队。第二天，他儿子回来说找到部队了。当天晚上，老人又叫他的几个儿子将我父亲抬回了部队。

父亲过世20年后，我也退休了。在整理父亲留下的自传中，我看到这场血战的记载，并一直将这场战斗中牺牲的无名烈士们铭记于心。巧的是我所在的一个微信群里，有一位濮阳市委党校的教授。我将我父亲对这场战斗的记述发给她，并委托她寻找这场战斗所在的村子。这位同志很热心，将此事通报给当地党史办的同志，经过他们研究，判定一个村子很可能就是父亲记述的地方。这位同志和党史办的同志一起来到这个村子，他们向村民询问是否知道当年这场战斗的情况。由于过去80年了，知道此事的村民基本不在人世了。幸运的是，一个80多岁的老人还记得这件事。当时他虽然还是不大的孩子，但战斗结束后，他随家里的大人也到了战斗的现场。当时的惨状他还记得一些，尤其记得一个八路军坐在地上讲话，那显然就是我父亲，而且他还知道父亲被救的事情，可惜的是那位救我父亲的老人乃至其直系亲属都已不在了。他们一行人还被带到了当年埋葬牺牲烈士的地点并照了像。时光流转物换星移，这里早已变成了农田，金色的麦浪在微风中轻轻浮动，人们过着和平宁静的生活，再也没有了日本强盗的扫荡和残酷杀戮（据父亲回忆冀鲁豫根据地反扫荡后，很多村子的井里都被百姓的尸体填满）。而为此献出生命的八路军烈士长眠于此80年无人知晓，既无人给他们树碑，更无人给他们立传。他们的父母兄弟，妻儿老小在哪里？知道他们牺牲了吗？这永远不会有答案了，唯一可以慰藉的是他们战死在黄河大堤，葬于黄河之滨，英魂永远与母亲河同在！他们似乎什么也没有留下，但他们身后却矗立起一个强大的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人民共和国，这是他们给人民留下的须臾不可失去的最为宝贵的财富。将人民共和国保护好发展好，使她永不变色、永葆青春，就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也只有做到这一点，人民英雄才能真正永垂不朽。言及于此，就不得不谈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近些年，全国兴建了不少革命纪念地，革命历史和革命传统宣传教育还进行着。但与新中国成立后的那30年相比，革命历史和革命烈士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大不如前了。不但如此，前些年甚至公开出现对革命历史和革命先烈的否定、贬损乃至谩骂。影响了新中国第一代人的著名烈士，如“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黄继光等受到了冲击，捍卫他们的人甚至被送上公堂，历经艰难才得以胜诉。党的十八大以后，这种被动局面得到扭转，但也给我们留下了值得思考的问题。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可以提供思考的基本线索。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革命烈士流血牺牲就是为了推翻旧的社会存在——三座大山，其实质就是解决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问题。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广大人民受到了动员启发，投身到革命洪流之中，同时也享有了革命胜利果实。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基础上，社会主流意识必然是对革命和革命烈士的崇敬，人民群众也绝不会允许对革命历史和革命烈士的任何诋毁。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体制发生了变化，建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支柱。但在国民经济突飞猛进发展的同时，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也面临严峻挑战，出现一个不容回避的诘问：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当年的革命有意义吗，牺牲有意义吗？这种诘问最初是以“告别革命”的名义登台的，理由是革命不如改良。其后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变迁，这一诘问演变为对革命的谩骂，而这种谩骂又以对民国的颂扬为内容的所谓“民国”热为依托。其逻辑线索非常之清晰：民国那么好，你们搞革命就是捣乱，耽误了中国几十年，革命不该骂？为革命而死的人不该骂？这一逻辑的呈现，实际上把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初衷问题摆在了每一个执政党成员面前。如果忘了这个初衷或对初衷问题的解答有误，革命先烈的鲜血必定付之东流。就此而言，***总书记“不忘初心”之说确实切中要害，全党轰轰烈烈进行的“不忘初心”教育也来得及时。

如何做到不忘初心，除了思想教育外，还必须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作为基本遵循。2020年爆发疫情，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做大做强公有制经济对社会意识形态的积极引领作用充分显示出来，这是制度优势的关键。

社会统治阶级的意识必然是社会的主导意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它意味着社会据统治地位的阶级必然会利用这个阶级掌握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权力和资源，将本阶级的意识形态灌输给全社会，最终使全体社会成员至少是絕大多数成员认同并接受它，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就当今中国社会而言，对中国革命的贬损和谩骂不据思想意识的主导地位，但对中国革命历史和革命先烈的隔膜和淡漠却必须引起警觉。既然宪法规定中国是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国家，那么代表工人阶级掌握权力和资源的权力机关就应力争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成为社会主导的意识形态，其中就包括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认同和先烈牺牲的价值认同。但前些年与社会意识形态相关的各领域又是如何呢？首先在教育领域。高等教育领域中，在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文学等具有强烈意识形态意蕴的学科中，大部分采用西方教材并以西学为圭臬。新闻传媒领域，以网络为载体的某些新传媒也捧红了一些极其仇视中国革命的文化人，他们对革命历史和革命领袖的咒骂让人很难想象。这两个领域的功能是教育人、引领人，尤其是教育和引领青年人，其本质是塑造国家的未来，因此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近几年虽然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在教育、文化艺术、舆论宣传等具有深切意识形态意蕴的领域要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首先要解决用什么人的问题；要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首先要解决用谁来服务的问题。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古今中外的任何国家体制培育和供养所谓文化人，目的都是为维护体制服务，因而绝不允许反叛者大量存在。苏联覆亡提供了一个重要启示：这就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革命的历史被大肆抹黑污名化是国家体制即将颠覆的前兆和先导，而这种操作的主体之一就是执政者自己培养重用的所谓人文社科人才。这种启示的重大意义不言而喻。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总书记要求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相信能给全社会带来一股清流，也必将强化全社会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认同和先烈牺牲的价值认同，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

冬去春来，清明将至。以此文祭奠先烈，平添几分沉重感。但唯如此才不负初心。正可谓：黄河之滨迸血花，成就巍巍大中华。擎旗后继何人在，唯赖神州遍香花。

（本文作者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