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编辑出版学学术共同体的几点想法

◎ 蔡 翔

建设编辑出版学学术共同体的几点想法

◎ 蔡 翔

2016年12月3日，我们在古都开封、在河南大学共同见证了中国新闻史学会编辑出版研究会的成立，一个全新的、统一的编辑出版学研究平台就此诞生。研究会的成立，对于保持我们编辑出版学科薪火相传的好学风、好传统，更好地推动我们学科在新的时代保持活力、有更大的发展，保障学科中的年轻人有更好的学术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2016年11月召开的大百科三版出版学科会议上，出版卷主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许嘉璐先生的发言非常开阔，他强调出版是发生在人类社会超越时空的文明传播方式，值得花大力气以各种形式进行研究、固化和总结。我们民族具有悠久的读书传统和出版历史。虽然广义的编辑出版研究也一样厚重、悠久，但是成规模的学科建制的编辑出版研究则是近三十年的事。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编辑出版研究史将会铭记中国编辑学会刘杲会长、邵益文常务副会长、王振铎副会长，以及去世的戴文葆先生、阙道隆先生、林穗芳先生、肖东发先生等一批编辑出版家、编辑出版学家筚路蓝缕的开创性、历史性贡献。我们要特别感谢编辑出版研究会的顾问，全国人大常委会科教文卫委员会主任、中国出版工作协会会长柳斌杰同志，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同志和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同志，感谢他们对本学会成立的大力支持。借此机会，我谈几点感受。

一是做事不易。这是我们普遍的感受，做公事、做好公事更需要责任心和不计个人名利的奉献精神。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媒介融合和数字传播的冲击下，包括编辑出版学科在内的整个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都面临严峻的挑战，需要我们群策群力、贡献智慧。成立并维护编辑出版研究会这个全国性学术团体，是编辑出版学科的公事，本质上也是每一位出版从业者和研究者的私事。大家因为共同的志趣而走到一起，要平等协商，不计私利，把学会办成温暖的大家庭，用开放的胸怀共同应对媒介融合以及新媒体语境给我们学科带来的各种挑战。

二是要有自己的学科自觉和学科自信。编辑出版学是综合性应用学科，必须和产业实践、行业管理紧密结合，强化应用导向，才能在各种挑战中葆有生机和活力。研究会的工作和议程必须突出问题意识，聚焦产业发展的现实问题和瓶颈问题。只有这样，我们的成果才能成为出版产业发展的助力。值得庆幸的是，在新闻传播学诸门类中，编辑出版学是在产、学、研协同发展方面做得相当不错的学科。学界的出版体制改革研究、版权研究、出版产业研究等成果为产业实践和管理部门提供了很好的决策参考；而业界在出版传播深刻转型中的多样化探索，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丰富样本和广阔空间。编辑出版学界、业界这种协同并进的共同体意识，是我们学科独特的、值得珍视的传统。在学会的架构上，也充分体现了产学研相互贯通的意识，期待学会成为有效沟通学界和业界的绿色通道。

三是编辑出版学科的未来在于创新。编辑出版学科下一步如何发展，是我们编辑出版研究会、各理事单位、各会员需要共同面对的最根本问题。媒介融合和数字传播的冲击非常迅猛，在人文社会科学谱系中与我们相邻的新闻学、传播学、广告学等学科的“重构”工作已经在各层面开启，相比之下，我们编辑出版学虽然在1980年代便获得高层重视与推动，但根基还比较薄弱，缺乏学科共识与范式。对我们这样一个有历史但还不太成熟的学科而言，媒介融合自然带来了冲击，但有没有带来机遇呢？这两年我也一直在思考。我个人认为，在媒介融合环境下，文化产业尤其是版权产业的发展，正在不断丰富传统编辑出版学的内涵、拓展它的外延，在此基础上构筑起以版权为核心、贯通全媒体的现代出版学科体系。基于这种认识，“出版”的内涵已转变为以版权为核心的资源整合与文化传播行为。当然，用版权思维去架构我们的学科是否恰当，从理论上还需要论证。这里只是抛砖引玉，希望我们研究会的每一位会员围绕学科架构这个根本问题展开理论探索和争鸣。研究会下一步要在订立规范、建构范式、推动重构上下功夫，积极引导学科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这里，还是要寄希望于年轻学人，希望大家利用好学会这个平台，开创数字时代编辑出版研究的新局面，成为编辑出版学科范式转型的领跑者。

（蔡翔，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据其在中国新闻史学会编辑出版研究委员会成立仪式上的致辞整理，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