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位导师

◎ 李 频

我的三位导师

◎ 李 频

河南大学开办编辑出版学教育已经30年了。机缘巧合，我有幸成为首届编辑学硕士研究生之一，见证了它的发展。我不由想起我的三位导师来。

王振铎先生是中国编辑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开拓者之一，我与他的交往始于期刊。1984年，语文教学界讨论高中语文课本中《柏林之围》的主题，几种中学语文教学研究期刊都发表了文章。我恰好从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学知识》1984年第4期看到了王振铎先生的《故事与情节》一文。该文引述了英国小说理论家佛斯特《小说面面观》的观点，认为小说中的故事和情节是不同的。这观点于我不仅新鲜而且可用于讨论分析《柏林之围》，我便按杂志上的地址写信到《文学知识》编辑部，请他们转交《故事与情节》的作者。不久，我收到王振铎先生的回信，问我想解决什么问题，我便将我写的文章寄给了他——这就是《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发表的《〈柏林之围〉的故事与情节》。现在看来很不像论文的文章，是我当年发表的第一篇专业性文章，还得了80元稿费，让我高兴了好一阵子。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仅47.5元。当年年底，王振铎先生写信说，河南大学学报编辑部将在全国首次招收学术编辑研究生，问我是否有兴趣报考。我1986年报考并被录取。这就是我成为第一届编辑学硕士研究生的由来。第一届并不重要，但有两点我是认同并铭记的：我是河南大学编辑出版教育30年的见证者和受益者；河南大学编辑学学科点有恩于我，恩重如山。不仅因为王先生的一封信、河南大学的一纸录取通知书改写了我的个人命运，更在于从河南大学毕业多年后回顾导师们对我的言传身教所产生的延时效应，重塑了我的学问人生。

王振铎先生1986年5月3日还是4日给我上了第一课，那是硕士生复试后的第三天。复试是上午写作文，下午面试。面试的第一环节，振铎师找来一段没有断句标点的《资治通鉴》，要我们翻译。王老师见我看一会后很通畅地读出了原文，他说翻译就免了。最后一句的断句，与另一位先生的理解有歧义，少不更事的我以反问的语气回应了那位老师，让那位老师脸色发红。振铎师当时也没有说什么，只在我向他辞行回湖南的时候，把我送出校史馆（当时河南大学学报编辑部）的大门后，轻轻地说：“《资治通鉴》那段话，我昨天又去图书馆查了，是有两种断句方法。”然后就笑着说再见，挥手告别了。我自然呆若木鸡地站在那里，五味杂陈。

1986年10月中旬的某个星期天的晚上，王老师来宿舍看我，让同寝室和邻近寝室住的进修编辑学的同学都有点吃惊。听他闲聊，我们才知道，当天傍晚，研究生楼里赵天吏教授带的古汉语硕士生因写不出论文在宿舍里自杀了（那位教授据说著述不多， 但在文字学界很有名，我没有见过他，但记住了他的名字）。可能王老师当年还没有把自己的主攻方向转移到编辑学上来，还沉浸在文艺理论研究、王国维研究中。他说，如果研究王国维，首先要研究王国维为什么正当学术盛年的50岁自杀。相比人生、社会，编辑工作和编辑学简直不是学问。王老师所言可能是无意为之，但在那天那个情境中，我记在了心里。1996年我调到北京印刷学院任教，把编辑出版教学和研究当作个人职业后，王老师“相比人生、社会，编辑工作和编辑学简直不是学问”一直像警钟长鸣，伴随我走到今天。有的学者说，学术的生命，学者的生命力在于基于问题的危机感，我求知生涯的危机感就是振铎先生在那样一个场合有意无意地传授、教导给我的。

振铎先生的话我记在心中，但他布置给我的第一个作业我并没有很好地完成。他让我用毛笔抄写三遍《文心雕龙》，并提出三条理由：其一，《文心雕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专著，借此不仅可以系统地学习文学理论，而且可以培养、训练自己的理论思维；其二，我的字写得很差，用毛笔抄写借以练习写字，今后当编辑，字写不好不利于工作，毛笔字写好了，钢笔字自然能写好；其三，我的性情较为浮躁，用毛笔抄写《文心雕龙》能修身养性，多少克服性格上的毛病。刚入校的研究生对导师总是毕恭毕敬，第一次得到导师的指点自然欣然从命。我还专程到开封市有名的书店街买来纸笔和墨水，还去中文系听过几次“《文心雕龙》研究”专题课。同寝室的舍友，一个攻读外国文学，一个攻读乒乓球，对我被要求抄写三遍《文心雕龙》的苦差自然充满了善意的同情。《文心雕龙》艰涩精深，对我而言，要理解其中的理论和思想殊为不易。抄写两三章后，我知难而退。好在王老师并没有要求我把抄写的卷子交给他阅评。十几年后，我自己带研究生，才体会到振铎师“规训”、育人的一番苦心。年过五十经历一些事情，我才捡起毛笔，偶尔涂抹，也算重续前缘。

宋应离先生是河南大学编辑学学科点建设的领袖。他当时给我们上“高校文科学报专题研究”课程，课外交往并不多。我毕业后不久，他卸任河南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主编，就任河南大学出版社社长。1992年和1995年我的个人专著《龙世辉的编辑生涯》《编辑家茅盾评传》经宋老师之手出版。那时出一本书很不容易，对一个三十来岁的年青人来说出书尤其不容易。《编辑家茅盾评传》是宋老师责编的，他甚至跑到郑州我的家中核对引文。回想那时我是多么幸运，又多么不懂事。因为这两本书，新闻出版署人事教育司1996年把我从河南日报社新闻研究所调到北京印刷学院参与组建出版系。我缺少行政经验，宋老师到北京后与我促膝长谈，谈他履职河南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的得失。懵懂如我，很多年后才醍醐灌顶，知道宋老师的为人处事，理解北京、上海、南京等地高校文科学报界的前辈都对他交口称赞的原因。所以，我在《编辑家茅盾评传》的重印后记中说，应离师对我的教育主要是毕业后的继续教育。

张如法先生首创编辑社会学，曾出版国内第一本《编辑社会学》专著。当时编辑学没有硕士学位授予权，我要到中国现代文学硕士学位点申请学位，他主动伸以援手——他是《河南大学学报》文学学科的编辑，与河南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们很熟。他给我一个人开一门中国40年代文学研究课程，上课地点在他家里，他写了全课程8次还是6次的讲稿，一句一句地念给我听。如此教法，我的课程作业也较为认真，题为《从“围城”的符号意义看〈围城〉的主题思想》。他看过后，又指导我修改了一次，发表在《河南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上。初出茅庐不知深浅的我，一时兴起给杨绛先生写了一信，附上了这期《河南大学学报》。没想到1989年初我收到了钱钟书先生的回信。20多年后，我将其收录在拙著《出版：人学絮语》中。钱钟书先生可能纯属礼节性应酬，但对于近30年前的我可是莫大的鼓励。这缘于如法先生给我开小灶式的授课方式。

此外，司锡明教授给我们开设了“信息智化编辑理论”，胡益祥教授开设了“中国编辑史研究”，这在当年都是相当前沿的课程，我们三位硕士生、近十位编辑学进修生受益匪浅。

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导师们就是那样自然、实在地开导着我，一直指引着我。我惟有以感恩之诚，不忘初心，勉励而行。

（李频，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