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生活史：出版史学研究新视阈

◎ 范 军 欧阳敏

出版生活史：出版史学研究新视阈

◎ 范 军 欧阳敏

生活史是当前社会史、教育史等领域较为前沿的研究视角，将生活史的理念、方法引入出版史学研究十分必要且有建设性意义。出版生活史是指一切与出版生活有关的历史，其核心是出版从业人员以及与出版关系密切的人群的日常生活史，主要研究出版人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休闲娱乐等精神生活以及人际交往生活。出版生活史的开掘有利于促进出版史学领域的拓展与深化，呼应国际出版史学潮流，同时也有助于观照当前出版转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尤其是出版人才、出版文化建设问题。出版生活史研究应该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深入挖掘史料，同时合理汲取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的理论养分。

出版；出版史学；生活史；出版生活史

出版史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它的边界是相对开放的，其研究领域吸引着历史学、文学、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的学者不断加入。历史与出版史有着天然的“亲子关系”，社会史、教育史、文化史、经济史与出版史有着难以割舍的“手足情谊”，这些学科的理论养分能够为出版史所用。生活史是当今国际学术界一种比较前沿的研究视角，在教育史和社会史领域运用得比较充分；而在出版史领域中，虽然有少量的文献曾对此有所涉及，但深度和广度及学理的自觉性都还远远不够。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将生活史引入到出版史学中来，以期对拓展当前的出版史研究领域、丰富出版史研究方法有所助益。

一、出版生活史的缘起及界定

出版生活史既是一种研究视角，也是一种研究方法，同时还是一种史学理论。生活史是出版生活史的主要学术源头，要想了解出版生活史，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生活史及其研究进展。

生活史的概念来自西方，最初运用于文化人类学中。早在20世纪初，西方的人类学家就尝试进行生活史方面的研究。这一研究方法后来被引入社会学领域，美国芝加哥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就对生活史进行过探索，汤姆斯、兹纳涅茨基合著的《身处欧美的波兰移民》，运用生活史的方法，立足生活史的视角，研究波兰移民在欧美的生活情况。此后，日常生活、物质文化、人际交往等越来越多地进入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的视野。到20世纪80年代，生活史更加广泛地被运用到教育学研究中，欧美学界教育生活史方面的成果日渐丰富，影响越来越大。这种生活史的研究后来得到社会史、新文化史、微观史学研究者的积极呼应，形成了从传统的宏大叙事到当下的日常取向的转变。史学家们越来越注重“从那些表面看来‘无意义’的对象中，发现历史和文化的有意义的内涵”。着力于微观史学领域的生活史研究意在见微知著，以小见大。如金兹伯格的名著《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1976年），利用宗教裁判所保存下来的详细记录资料，研究一位生活在16世纪意大利北部偏僻山村经营磨坊的农民；他因有一定文化水平并持“异端邪说”而被宗教法庭起诉，在经历十多年的审讯后被处死。作者力图从一个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个人遭遇来反映时代的脉搏，“通过研究这样一个在历史上微不足道的小人物，通过建构一个小磨坊主的心灵史，解读当时的社会、宗教和文化”。同样是利用宗教裁判所的历史档案，法国的勒华拉杜里在其《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商务印书馆，2007年）一书中，“以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再现了600多年前该村居民的生活、思想、习俗以及14世纪法国的特点，从一个微观世界映照了宏观世界”。美国学者达恩顿的书籍史、新文化史研究著作如《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三联书店，2005年）、《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新星出版社，2006年），在研究路径、价值取向上皆有相同相近之处。这种研究在西方仍呈方兴未艾之势。

中国近现代史学产生于20世纪初，明显受到西方史学思潮的影响。梁启超于1902年发表了《新史学》一文，号召掀起“史界革命”，将历史研究的对象从朝廷移向人民群众，移向社会。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生活史开始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但生活史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基本上是最近20多年的事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教育史家就曾明确提出研究教育史，必须研究生活史。而舒新城著《我和教育：三十五年教育生活史》（中华书局，1941年），更是直接标举“教育生活史”的旗帜。因为舒新城不仅是著名的教育家，还是杰出的编辑家、出版家，在民国时期长期担任中华书局编译所所长（即总编辑），在教育出版领域贡献卓著，因此，他的“教育生活史”无疑附着有“出版生活史”的意义。20世纪70年代以整理和研究中国传统医学闻名的陈存仁在香港接受《大人》杂志之邀，连续撰写了《银元时代生活史》和《抗战时代生活史》两部关于旧上海生活的札记类图书。

当前，“生活史”在全世界也包括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与视角，不断吸引着社会史、教育史、文化史、文学史等领域学者的加入，产生了一批较有影响的成果。仅最近20年中，国内就涌现出了一批有分量又各具特色的研究专著（含部分译著），其中有忻平著《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美]卢汉超著，段炼等译《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朱鸿召著《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严昌洪著《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李长莉著《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王迪著译《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周洪宇著《学术新域与范式转换——教育活动史研究引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年）、张钻友等著《上海工人生活研究（1843—1949）》（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刘训华著《困厄的美丽——大转局中的近代学生生活（1901—1949）》（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唐凯麟主编《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八卷本）（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周洪宇著《平凡的伟大：教育家陶行知、杨东莼、牧口常三郎的生活史》（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年）等。这些著作，还有数量更多的文章，从生活史的视角审视我国近现代以来社会生活中政治、经济、文化的多个侧面，创获甚多，令人耳目一新，大开眼界。

在国内这些有关生活史研究的成果中，相当一部分关涉学者文人、编辑记者、出版家，它们间接或直接构成了我们今天出版生活史的一部分。这些成果包括鲁湘元著《稿酬怎样搅动文坛——市场经济与中国近现代文学》（红旗出版社，1998年）、陈明远著《文化人的经济生活》（文汇出版社，2005年）、王敏著《上海报人社会生活（1872—1949）》（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许纪霖等著《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叶中强著《上海社会与文人生活（1843—1945）》（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清秋子著《张爱玲私人生活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刘群著《时局 饭局 书局——新月社研究》（武汉出版社，2011年）等。比较直接地从生活史角度研究知识分子的论文屈指可数，其中有张敏的《晚清新型文化人生活研究：以王韬为例》（《史林》2000年第2期）、王敏的《严复的私人生活》（《档案与史学》2003年第5期）、胡悦晗的《朋友、同事与家人：家庭生活与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以民国时期上海知识分子为例（1927—1937）》（《开放时代》2012年第11期）等。上述成果构成了我们出版生活史研究的“前史”和重要学术资源，但它们多属不自觉地选取或关涉到“出版生活史”话题，有的甚至主要还是停留在名人轶事、书业掌故层面，较少进行跨学科研究，也大多没有方法论自觉。众多关于社会生活史、日常生活史研究的论文，只有少数篇目是自觉运用生活史的方法来探究出版人的日常生活，如金圣灏的《1912—1927上海出版人的职业生活与人际网络》（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叶舟的《“过渡时代”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蒋维乔在上海（1903—1911）》，实属凤毛麟角。因此，本文提出“出版生活史”的概念，提倡进行“自觉的”“跨学科的”、以“生活史”为理论工具和研究视角的出版生活史研究，仍是十分必要的，有其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

那么，出版生活史是什么呢？本文认为，出版生活史是指一切与出版生活有关的历史，它的核心是出版从业人员以及与出版关系密切的人群的日常生活史，主要研究出版人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休闲娱乐等精神生活以及人际交往生活。我们这里所谓“出版人”既包括那些著名的出版家、编辑家、发行家，也包括为数众多的普通编辑、校对、发行人员、店员，以及其他从事出版工作的一般职工。只是历史上这些普通出版人留下来的资料比较难以搜集到。他们才更应当引起出版生活史研究者的特别关注。限于资料，我们下文举例，大多讲的还是一些有地位、有影响的编辑出版家。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出版生活史的研究内容虽然面很宽，内容很繁杂，但主要可归纳为日常生活的经济（物质）和交往（精神）两个方面。而出版人休闲娱乐方面的也属精神生活的内容，当是题中应有之意，同样值得关注。

（一）出版人的经济生活

日常生活的一个主要内容是个体的经济生活，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出版人的经济生活主要围绕日常生活资料的获取而展开，其经济地位、收入状况、生活方式等均是出版人经济生活史的研究范畴。

人才是出版企业的竞争关键，所谓人力资本是核心竞争力在这里体现得尤其充分。而人既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精神的激励和物质的满足往往同样重要。我国近现代出版企业尤其是一些大书局，或者经营得法、效益良好的中等书局，对人才是很有吸引力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大东书局、良友图书公司、生活书店等出版企业人才荟萃，而那些领军人才如张元济、夏瑞芳、陆费逵、王云五、章锡琛、李小峰、吴朗西、舒新城、茅盾、巴金、叶圣陶、邹韬奋、赵家璧、张静庐等近现代杰出出版人在出版的热土上做出了出色的成绩，也取得了较高的社会声望。书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盛况？我们从出版人当时的经济生活中无疑可以寻找到部分答案。

（二）出版人的交往生活

从“交往论”出发，出版人、出版业之所以分别作为独特的文化群体和文化组织而出现，主要是由出版人与包括出版人在内的众多个人以及群体之间的交往；出版制度或结构虽然强大，但作为个体的出版人在微观层面的日常生活交往中对出版制度或结构也是有能动作用的。而出版人的交际生活史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出版人与出版人之间的交往，出版人与外部群体之间的交往。大多数时候，这种交往是混杂而非单一的。

1.出版人与出版人之间的交往

2.出版人与外部群体或个人之间的交往

这一点上面已有所涉及。实际上，出版人与外部群体或个人之间的交往，更主要的还是体现为一种权势网络关系。

（三）出版人的休闲娱乐

所谓“休闲”，往往是指人们在非劳动或者非工作时间内以各种“玩”的方式求得身心的调节与放松的业余生活。而“娱乐”是指快乐有趣的生活，包括诸多相关活动。休闲与娱乐常常紧密相连。我们过去研究出版史、出版人基本不怎么涉及休闲娱乐方面，主要聚焦于编辑出版工作或活动本身。有人说，一个人一生成就大小，往往取决于他八小时以外的时间如何分配；看一个人做人的品位和境界的高低，往往看他的休闲娱乐方式。研究出版人的休闲娱乐，其意义实际上与他的出版活动、事业追求、人生理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出版生活史的研究意义

（一）出版生活史能够促进出版史学研究的创新与发展

检视近些年来中国出版史的研究成果，我们注意到该领域在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也还存在明显不足。从更宏观一点的视野来看，中国出版史研究古代部分与近现代部分存在的问题有所不同。古代出版史的研究有一个正本清源、回归或寻找本位的问题；近现代出版史则需要进一步转换研究范式，更新研究方法，拓展研究视野和学术领域。我们倡导的出版生活史研究，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范围理当更有发展的空间和有利条件。

古代出版史研究必须回归出版概念的本位，紧扣出版概念的内涵，不轻易超出出版概念的外延，始终围绕出版物是如何编辑、如何复制、如何向公众传播的来进行研究。谈社会环境、文化政策、书籍制度、印刷材料、复制技术、书刊定价、人物机构等，都必须以“出版”为红线，发掘史料，分析问题，探寻出版活动自身的历史轨迹和演变规律。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出版史研究范围，深化对类似出版经济史、出版文化史、出版经营管理史、出版技术变迁史、出版机构史、出版制度史、编辑出版家等的探索与研究。至于出版生活史也当是有所作为的。特别是明清以后，有关出版生活史的资料只要下功夫去挖掘，也一定会有所收获。美、日学者研究中国出版，尤其是欧美称之为“中华帝国晚期”出版史时，生活史的视角、方法的尝试已屡见不鲜，值得我们注意和学习。

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实现学术范式的转换、研究范围的拓展。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研究，“革命史范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占主导地位的。这有点类似新闻史和报刊史。如中国报刊史研究，其“革命史范式”始于20世纪50年代。它的形成以1956年初中央党校新闻班教师编写的《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初稿》及其座谈会的召开为标志，此后有高校编写了《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等。从此，报刊史的“革命叙事”就与新闻学科化建设相伴而行、互为规定：“革命”叙事圈定了报刊史书写的基调、逻辑和范围，报刊史的学科化一举奠定了“革命叙事”的正统地位。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研究也大体如此，特别是八九十年代的多种出版通史性著作，涉及近现代部分的，具体呈现方式往往是，以出版物的内容为重点，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的、进步的出版活动的历史为主体，以出版活动在政治斗争、思想斗争中的作用为基本内容。这种研究范式无疑是时代的产物，也曾经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它终究难以全面展示近现代出版业的真实而丰富的面貌，难以深刻揭示出版活动自身发展演进的特殊规律，也无法深入阐释出版与社会互动的复杂关系。近些年这种局面虽说有所改变，“现代化史模式”有所复兴，但出版史研究范式、叙事模式的根本性突破还有待时日。既往那种革命史的研究范式、宏大叙事的写作策略无疑大大缩小了出版史的范围，降低了出版史的多重价值，束缚了出版史发展的丰富与多元。我们倡导开展出版生活史研究，也是对单一的“革命叙事”模式的一种突破。从生活史视角研究中国出版史，虽然既涉及古代，也涉及近现代，但重点无疑是在后面。无论是近现代出版史本身富含的生活史内容，还是对当今出版的昭示意义，我们都应更加关注晚清民国以降的出版生活史研究。

（二）出版生活史研究是对当今国际出版史学界学术思潮的呼应

我们倡导出版生活史研究，无疑是顺应了国际出版史学的这种潮流。加强出版生活史的研究，可以丰富生活史的内容，拓展生活史的空间，同时也有利于人们了解普通人关于出版的生活，有利于更好地了解出版家、编辑家们出版活动以外的日常生活及其意义。

三、出版生活史的研究如何展开

论述了“出版生活史是什么”和“为什么要研究出版生活史”之后，本文接着回答“如何研究出版生活史”。出版生活史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因此，在研究视角的选取上也应该是多维度的。

（一）坚持问题导向

一般来说，历史研究中主要存在着两种范式：“叙述史学”和“问题史学”。前者注重让史料自己说话，后者注重对史料提问，它们的本质区别在于如何看待历史研究者与史料之间的关系。

“叙述史学”占据了19世纪西方史学的主导地位，兰克学派是这一范式的忠实践行者。该范式将史料置于极端重要的位置，而忽视了研究者的主体性，它主张历史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必须摒除主观观念，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通过大量地搜集、整理和考证史料，力求如实地叙述历史，最大限度地再现历史的真实面貌。到了20世纪3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崛起，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等人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叙述史学”展开了持续的批判，并逐渐形成了对后世史学界影响深远的“问题史学”范式。

（2）问题意识应该贯穿研究过程始终。“问题史学”将历史研究者置于主导地位，认为研究者应该紧紧围绕问题，能动地选择、分析和组织史料，创制“研究对象”，回答研究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开展出版生活史研究时，要充分彰显研究者的主体性，在出版生活史料的选择、分析和组织上要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创造性地开展研究工作。

（二）深入挖掘出版史料

在涉及出版人的相关文献中，自觉地以“生活史”为主题的比较少见，多数都是处于一种“不自觉”或“无意识”的状态。一些如编辑家、出版人的回忆录，如茅盾的《我走过的道路》（上、中、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984、1988年）、汪原放的《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年）、赵家璧的《编辑忆旧》（三联书店，1984年）、韦君宜的《老编辑手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孙犁的《编辑笔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等。日记就更多了，包括张元济、叶圣陶、舒新城、蒋维乔等人的日记都已编辑出版，或者有影印本。其间无疑包含着丰富的出版生活史料可供挖掘和利用。同样的史料，换一个角度、换一种研究方法，仍然会有新的发现。比如张元济的日记，研究近现代出版史、商务印书馆史，撰写张元济评传，进行相关专题研究，人们都会用到它。若从出版生活史的角度重新爬梳，这些日记中有关其人际交往、休闲娱乐、经济活动等内容，就会焕发出新的光彩，创造出新的价值，带给我们新的惊喜。

（三）汲取多学科的理论养分

我们在开展出版生活史研究的过程中，还应当尽可能合理借鉴和汲取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的理论养分，融合贯通，相互生发。如果说历史学是一棵大树，生活史就是上面的一根分枝，出版生活史则是生活史分枝上的枝条。因此，出版生活史研究首先必须遵循史学的共同规律，遵循生活史研究的一般原则，同时结合出版领域的实际，努力深化与拓展，形成自己的领地与特色。传统的出版史研究方法以中观层面的居多，这与研究对象和研究视野有密切关系。我们倡导的出版生活史研究，在理论方法上明显下沉，更加关注微观和个体，因此对于具体方法的需求更多。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如考证法、文献分析法、历史模拟法、口述史方法等仍旧是十分有用的；而现代西方史学中的微观史学、新文化史、心态史等理论与方法，都可以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借鉴。

此外，传播学中的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理论、方法与技术等都有可资借鉴之处；其他学科中的诸如个案分析法、心理分析法、计量分析法、类比研究法等，也都有用武之地。当然，方法只是手段，出版生活史的价值还在内容，在于能够提供以往的出版史研究所没有的东西。生活连着社会，生活连着文化，生活连着思想，出版生活史的丰厚与深刻正在于此。

综上所述，生活史作为当前较为前沿的研究视角，在教育史、社会史等领域得到了较充分的运用与展开，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版史领域的生活史研究要形成气候则尚待时日。笔者希望通过这篇尝试性的论文引起出版史研究者对生活史的关注。

出版生活史是研究一切与出版生活相关的历史，它的核心范畴是出版人以及与出版活动关系密切人群的经济生活史和交往生活史。从学科属性来说，出版生活史属于出版学三大板块之一的出版史的领域；出版学自身是一门尚处于成长期的学科，开放学科边界能够更好地促进学科发展与完善。因此，我们提倡将生活史引入到出版史学研究中来，目的在于汲取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传播学等领域中的相关理论，促进出版史研究领域、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与发展，进而对出版学的学科体系建设有所助益。

（范军，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欧阳敏，武汉大学新闻管理学院博士后）

注释：

① 出版史研究领域中涉及“出版人生活史”的文献里，明确提出“生活”范式的仅见《1912-1927上海出版人的职业生活与人际网络》（金圣灏，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此外，陈明远的《文化人的经济生活》（文汇出版社，2005）、忻平的《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等文献中对出版人的“生活”范式有所涉及。其他绝大多数文献均属于“无意识”的生活史研究。

②③ 王迪.新文化史、微观史学和大众文化史[J].近代史研究，2009（1）:140，128.

④ 周洪宇.教育生活史：教育史学研究新视域[J].教育研究，2015（06）:114.特别说明，本文标题几经斟酌，最后决定借用此文标题略改而成，且对其研究思路也多有借鉴。

⑤ 常建华.生活史给史学研究带来新视角[N].北京日报，2015-06-18:理论周刊·文史.

⑥ 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507-508.

⑦ 陈明远的同类著作还有《何以为生：文化名人的经济背景》（新华出版社，2007年）、《知识分子的人民币时代》（文汇出版社，2006年）。

⑧ 叶舟.“过渡时代”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蒋维乔在上海（1903—1911）[J].史林，2015（01）：11-22.蒋维乔是现代著名学者、教育家、编辑家，1903年到1911年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其间虽也在爱国女校等兼职，但主要职业是商务的高级编辑。

⑨ 李香玲.国外“生活史研究”述评[J].课程教学研究，2015（02）:64.

⑩ 我们从国内已有的社会生活史著作，约略可知其研究范围。如庄华峰著《中国社会生活史》（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3年）就包括以下12个专题：饮食生活、服饰风俗、建筑与居住生活、行旅交通生活、婚姻生活、生老礼俗、卫生保健习尚、丧葬习俗、生产与行业生活、社交与节庆风尚、娱乐生活与风尚、信仰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