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德性至上”的出版家

◎ 赵丽华

叶圣陶:“德性至上”的出版家

◎ 赵丽华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德性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亚里士多德是“德性至上”的拥趸者，认为合乎德性才能至善。《左传》说不朽有三种，即立德、立功、立言，其中立德是第一位的。

叶圣陶先生在文学、教育、出版等领域均卓有建树，这些领域关乎人格塑造和德性完善，是协调统一的。我们从“出版家”这个角度看叶先生，看到他1920年代与沈雁冰、郑振铎等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创办《诗》月刊（我国新文坛上第一个诗刊）；在商务印书馆编撰中学语文课本《国语》和“中学国文补充读本”；接替郑振铎主编《小说月报》。看到1930年代他在开明书店主编《中学生》《新少年》和《月报·文艺栏》，撰写中学国文和小学国语课本，选编“开明文学新刊”和“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主持编纂《开明二十五史》和《开明二十五史补编》。看到抗战期间他在成都主编文协成都分会会刊《笔阵》，以及成都和桂林的《国文杂志》；创建开明书店编译所成都办事处，出版文学和学术著作。看到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成为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奠基人，并长期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等等。这些出版实践与叶先生在文学、教育领域所做的工作是相辅相成、不可拆分的。如果要寻找一个词分析作为“文学家”的叶先生、作为“教育家”的叶先生、作为“出版家”的叶先生共通的面向，德性应该是非常合适的。

张中行先生在《负暄续话》中就“立德”这样评价叶先生：

就我熟悉的一些前辈说，叶老总当排在最前列……中国读书人的（指导行为的）思想，汉魏以后不出三个大圈圈，儒道释。掺和的情况很复杂，有的人儒而兼道，或阳儒阴道；有的人儒而兼释，或半儒半释；有的人达则儒，穷则修道（或道或释的道）；等等。叶老则不掺和，是单一的讲修齐治平的儒；或者更具体一些说，是名副其实的“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的躬行君子。

叶先生的同辈、后辈有以“宛然圣者”、难得的“全德之人”称之。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叶圣陶全传》的自序中，商金林教授总结说，作为文学家、教育家、出版家的叶圣陶先生更大的成就在“文章”之外。谈及此点感受的一个具体语境是，叶先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十六七年，有时候忙到连说话的功夫都没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做着很多极其琐碎又极其重要的工作，默默无闻地夯实着新中国的基础教育。委屈和困难一是经常吃力不讨好，二是朋辈多一一调离，四处物色人才而不得。这种情境下，叶先生“不惜牺牲了自己的学术研究和专著创作”，对出版工作的坚守令人感慨。所以，更大的成就在“文章”之外，这个“之外”最根本的就在于“德”字。

对于德，张中行先生做出了“不掺和”、专儒、修齐治平、躬行等阐释。叶老谈自己对儒学体认的文章不多，他更多地将思想的片段践行到其文学创作以及具体的教育、出版实践之中。收于《叶圣陶集》6卷的《深入》一文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叶老与儒家“德性”的理解：

既然作了中国人，而且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不在儒家的空气里呼吸。本相的儒家本是不错的。除了栖栖遑遑希望得君行道，就现代的眼光来看很不足取以外，那说仁说忠恕的部分总是好的，宋朝的理学虽然带有玄学的气息，可是就好的一面说，主敬主诚实在具有真正信教者的态度。清朝颜李注重实践，专求生活的充实，可说是脚踏实地……

从中可见，儒家的忠恕、敬、诚、脚踏实地等都是叶先生所强调和汲取的德性。商教授将叶先生一生孜孜以求的境界概括为：待人以诚，“善人以善”，“不做作，不失真”。通过阅读《叶圣陶全传》对传主几乎可以“再现”和“重生”的文字、材料，笔者对叶先生及其朋辈之“德性”最突出的印象主要有两点。

首先是强调实干与践行之德。叶先生推崇颜李的“注重实践”“脚踏实地”。“颜李”即颜元及其弟子李塨，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写有《颜元》一节，称与宋儒最根本的差异在颜李“习行于身者多，劳枯于心者少”，其学与罗马之斯多葛派有相通之处，其“刻苦”的情态又与墨家相类。“为做事故求学问，做事即是学问，舍做事外别无学问，此元之根本主义也。以实学代虚学，以动学代静学，以活学代死学，与最近教育新思潮最相合。”这种刻苦践行、不空蹈的精神也伴随着叶圣陶及其志趣相投的友朋的一生，并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为20世纪中国的文学、教育、出版事业做出了基础和根基性贡献。比如他与同人秉持“联络感情”“共趋于正派”的理念，成立文学研究会并实际主持研究会日常的翻译出版工作（胡愈之称“圣陶是文学研究会的实干家”），创办朴社，通过出版促进和推动新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发展，推动开明书店的创立并主编开明的《中学生文艺》《中学生》等刊物，为新文学和新文化的生产与传播做出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做为新编《初级小学国语课本》和新编《高级小学国语课本》的总设计师，在新中国小学的语文学什么和怎么学两方面均做出了清晰的、切实的规划；与北大、清华国文系诸教授一起细致规划、出版《大学国文》现代文和文言文两部教材，为新中国大学国文“奠基”。在主持人民教育出版社和在出版总署担任领导期间，依旧是实干做派，遵从教育和文化工作的特性，说实话干实事，事必躬行，所以有“余自知与出版工作尚相近”的自信。

实干践行这种做事治学的态度意味着要做大量默默无闻的事务性工作，要秉持良知和公心耐心去做基础性规划，不介入门派之见和意气之争而更多做建设性工作，不盲目趋时逐新而谨守自己的志业，更不容易的，是要尽量祛除文人学士常有的“独”而更多去做“群”的工作，尽量放下精英和身处塔尖的姿态而做大量普及与沟通事项。以上种种，对于标举个性的创作者以及强调厚积薄发的学者而言均意味着一定程度的自我压抑甚至牺牲。在流派纷呈、论争层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史中，叶圣陶与其朋辈如沈雁冰、郑振铎、夏丏尊、朱自清、王伯祥等都是重要人物但均非聚光灯下的人物，在文化运动和传播的各阶段、各环节均有其基础性、建设性贡献，但与立意“摧故锋”、锋芒峻露之“开风气者”相较，守平正敦厚之旨者不易暴得大名。但当我们从21世纪的视角对上世纪的文化图景幻灯片式观之，最后给这些幻灯片定下底色和机理的正是这些不易随时变迁的基础性工作，比如说文学研究会做的大量翻译与出版工作，《小说月报》推出的大量新文学作家以及叶先生亲手编选的至今仍有引领价值的中小学国文选本以及文章作法集，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并参与形塑其人格。梁启超在评颜李学派时，认为其“太刻苦”，有斯多葛学派和墨家苦行禁欲色彩。叶圣陶及其同人强调实干践行在某种程度上有颜李的“刻苦”劲头；同样，将为叶先生写年谱、立传贯穿于自己学术生涯的商教授也深受传主影响，其“刻苦”主要呈现于传述的手法上，也就是吴福辉先生所评述的“无一人一事无出处”，求实求真的写法“使得许多个人历史的叙述转为信史”，也最契合传主精神气质。1923年叶先生与商务印书馆文学研究会同人追慕乾嘉朴学的求实做派，创办上海朴社，做出版事业，且由叶先生设计朴社社徽。在全传叙述此段时，作者宕开一笔，言及梁启超总结的朴学十大特色，即凡立一义，必凭证据；选择证据，以古为尚；孤证不为定说；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为不德；罗列同类事项为比较研究；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本师，亦所不避；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文体贵朴实简絜。观全传的笔法以及作者的治学生涯，正有乾嘉学派的某种呼应与回响，对于需要以“合成”“综合叠加”之视角评述的传主而言，朴学之要旨非常契合。

其次是谨守常识之德。前文有幻灯片之喻，笔者认为给时代的幻灯片定底色和机理的是那些不易随时变迁的基础性工作。何为基础性工作，缘何叶先生与其朋辈主要做的是基础性工作？在《中国思想史》之《导论》中，葛兆光先生谈道“应当注意到在人们生活的实际的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似乎在精英和经典的思想与普通的社会和生活之间，还有一个‘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这种一般的知识、思想和信仰真正地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面前世界中起着作用，通过基础的教育与出版工作构成人们的文化底色。

从最基本的层面看，叶先生与其朋辈长期做着教育和出版工作，参与设计了从民国到新中国不同阶段的国文教材并订立课程总纲和标准；规范语言用法；撰写《标点符号用法》；主持编写《新华字典》等，正是构成一代又一代人文化底色的“一般知识与思想”和基础性工作。但更为触动笔者的，是在做诸多基础性工作的过程中，叶先生及其同人对常识的尊重和坚守，亦即“不做作，不失真”。这听起来简单，但征之于中国现当代史的某些非理性片段，守常识甚至成为知识界的奢侈品和最大的德性，而贯穿于叶先生的一生的则是对常识的坚守，这点尤其令人肃然起敬，因为职责所系，“作为未来人才的设计者和铸造者”若不守常识，不啻为几代人的悲剧。比如说，他反复强调“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教法”比“教材”重要。比如说他强调文艺界不可排斥异己拉帮结派，最重要的是认真写出好作品；比如说他强调出版要专业化，出版界要追求“精审”、规范化。更具有普范价值的是关于为人立言立行的基本常识，包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这样朴素的道理。

叶先生一生于文学、于教育、于出版等有诸多基础性建树，但他对自己编辑和出版家的角色尤为看重，故而有“余自知与出版工作尚相近”的总结，认为编辑是“富有经验的教育家和精通各种科学的学者”，“给人以精神的粮食，授人以心的锁匙”。叶先生的影响需综合观之，文学、教育、出版几方面是融会贯通的，这些影响超越了“文章”层面而指向了德性层面,而这些均通过《叶圣陶全传》作者冷静、理性、求真求确的朴学笔法出之，也远超出了传统传记层面和某种学科范畴，可互文观之。

（赵丽华，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研究中心教师，副编审）

河图洛书说

河图洛书说是关于我国图书最早出现于何时的说法之一。“河图洛书”是一个传说，中国最早的古籍《易经》就有“河出图、洛出书”的记载，另一部古籍《尚书》中也有同样的说法。有人进一步解释说：伏羲统治天下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伏羲根据这种“图”和“书”画成八卦，就是后来《周易》的来源。

今天所见到的《河图》《洛书》，是由一系列神秘符号所组成的数字方针。它们是经过周、秦、汉几代儒生方士之手加工的形态，其原始面貌已无法知晓了。有人认为它是古代游牧民族所画的立体的天象图；还有人认为它是由自然界的天然痕迹——龟甲发展而成的抽象符号，是中国第一部图书，并认为《河图》《洛书》在中华文明史上曾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摘自《中外出版史》，肖东发、于文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