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专业硕士书刊纠错能力的培养

刘运峰

所谓出版专业硕士书刊纠错能力的培养，是指引导学生从平时的阅读人手，发现并纠正书刊中存在的明显差错，逐步总结书刊出现错谬的规律，从而提高自身的编校水平，为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目前书刊编辑出版中存在“无错不成书”的现象，有些错误令人匪夷所思。书刊编校质量不高，固然与出版单位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出版周期过短有着直接的关系，但编辑人员素养不高、责任心不强、把关不严也是重要的原因。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如果我们的出版物内容陈旧、低俗，编校质量太差，必然会被读者抛弃。因此，提高学生的纠错能力、展开相应的专业训练是出版专业硕士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笔者以为可以从三个意识入手培养专业硕士的书刊纠错能力。

一、尊重作者而不迷信作者的意识

作为未来的编辑，必须明白一个道理，任何人都会犯错误，任何人都有自己的短板，特别是在从事精神产品的生产方面，每个人都存在着局限性。许多作者在某个领域可能是专家，但在其他领域可能是外行。有些知名作者也不一定能做到处处严谨。比如，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所著《话说周氏兄弟——北大讲演录》（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书中有这样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避祸危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为了逃避文字狱，他们只能选择与现实距离最远的考据学。（该书第269页）

钱教授在书中引用的是龚自珍《咏史》中的句子，而“避祸危闻文字狱”的原文是“避席畏闻文字狱”。在提到“三家村”事件时本书写道：

名为“三家村”，是因为他们（指吴晗、邓拓、廖沫沙）曾在《前线》杂志上三人联名用“三家村”的笔名写杂文。（该书第272页）

事实与此有所出入。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人并没有用“三家村”的笔名写文章，而是以“吴南星”（“吴”即吴晗，“南”代指邓拓笔名“马南邨”，“星”代指廖沫沙笔名“繁星”）为笔名，在中共北京市委主办的《前线》杂志上开辟了一个“三家村札记”专栏，“三家村”由此而得名。

再比如，由程光炜、孔庆东、郜元宝等教授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是一本影响较大的本科生教材和考研参考书，一些港台和国外的大学也把它列为教学参考书目。但这本教材也存在不少差错，如书中在介绍鲁迅早期的小说创作时，说“继《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又陆续发表了《孔乙己》《路》等短篇作品以及中篇小说《阿Q正传》。”（见该书第51页）鲁迅的小说创作中，未见《路》这一篇，倒是在1928年4月10日写过一篇名为《路》的杂文，发表在同年4月23日的《语丝》第四卷第十七期，但这已经不能称为鲁迅早期的创作了。再如：该书在谈到新文学初期的戏剧创作略显贫弱时写道：“虽然也产生了胡适的《终身大事》、郭沫若的诗剧《棠棣之花》等创作，但在现代戏剧传统中的意义并非十分重大，真正对中国现代戏剧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作家和作品是在1922年以后才出现的。”（见该书第52页）胡适的《终身大事》的确创作于1919年，但是，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却是创作于抗战期间，且《棠棣之花》是话剧而非诗剧。另外，大概为了增加阅读的兴趣，本书中有不少插图，但插图的说明是成问题的，如第54页的图注明“仙台医学院”，实际上，鲁迅当时学医的学校是“仙台医学专科学校”。第226页在介绍老舍时，插入了.一件老舍的手稿，注明“《四世同堂》第二部手稿”，但手稿上的字迹，却写着“骆驼祥子”。

出现这些问题，原因首先是作者不够严谨，其次是编辑不负责、不尽职，对于作者过于信任甚至是崇拜，因此没有进行严格把关，以致一错再错。这就说明，在一个急功近利的出版环境中，能够以平常心对待作者特别是名家是何等重要。

二、“杂学”积累意识

“杂学”是针对专门的学问而言，通常含有贬义，就如同许多人轻视编辑工作，将编辑称为“杂家”一样。实际上，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杂家”，比成为一个专家难度大得多。照笔者的理解，真正能够称为“杂家”的，必然是“大家”。说得再明确一点，真正的“杂家”就是“博学家”。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大家”不是“杂家”的。远的不说，近一点的，我们所熟悉的鲁迅、郭沫若、钱锺书、吕叔湘、叶圣陶、周振甫、启功、季羡林、王世襄等成就斐然的大学者，又有哪一个不是“杂家”呢？

笔者常常想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鲁迅那个时代的出版物质量大都比较高，很少有明显的差错，而现在的出版物却常常错误百出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那个时代编辑的素养比较高，尤其是在“杂学”方面，与作者不相上下，因此才能为作者把关。而现在的编辑主要缺陷在于“杂学”的储备不够。一个编辑平时所面对的，是知识背景不同、文字水准各异的作者。这些作者的劳动成果都要汇集到编辑手中，如果没有充足的知识储备，是不可能做好编辑工作的。用沈昌文先生的话说，就是“编辑不一定是知识分子，但一定要做知道分子”。因此，笔者平时对学生的要求是，要尽量做到无书不读，无学不窥，要力争做到在专业之外能够成为一个“通才”，成为“博雅之士”，否则，是无法纠正书稿中的差错的。下面举例说明。

鲁迅1912年7月23日日记中有“作均言三章”一句话，有的编辑认为“均”是“韵”之误，是鲁迅写了错字，径直改为“作韵言三章”。实际上，“均”是“韵”的通假字，鲁迅对文字学极为熟悉，并没有写错，因此不能擅改。

编辑不一定是文字学家，也不一定是书法家，但应该具备辨别书体（篆、隶、楷、行、草）的能力和了解简化字和历史传承字（如鬆与松，後与后等）的关系，同时，也应该能够借助有关工具书辨认篆书、异体字，不然就会出笑话。比如，有一本《鲁迅藏画欣赏》的书，其中附录了一张鲁迅友人刘笠青画的《天风海涛》，前三个字一眼就可以认出来，“涛”字的写法则有些特别，是用汉魏时期印章用字（称为“缪篆”）书写的，该书作者将其误认作“泻”字，并在书中做了如此的解释：“《天风海泻》为水墨写意之作，笔墨浓淡有致，海水与树木动感分明。不过，题为‘海泻，似有不确，因画面并未见海水汪洋，且写一小舟，上立一人，更示人以放舟江河之感。”这样一来，就让人不知所云。其实，画家并没有写错，篆书的“涛”字通过查阅清人桂馥的《缪篆分韵》就可以解决，但作者和编辑对此都不熟悉，因此出现失误。

再举一个例子，有一家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雀巢人物画稿》，这个书名让人觉得有些怪异，因为在古代诗文中，“雀”是令人生厌的飞禽，大多将之比喻为目光短浅、胸无大志的人，人们很少在斋号中使用这个字。翻开内文，才发现出了大错。原来，这本书是《鹤巢人物画稿》，郑孝胥题写书名时，写了一个“鹤”的古体字“？”，编辑误认为“雀”，因此就把“鹤巢”改为了“雀巢”。

因此，作为未来的编辑，要有意识地学习更多学科的知识。比如，文字学、版本学、目录学、避讳学、音韵学、书法、篆刻、绘画、诗词、楹联、音乐、舞蹈，等等。那么，如何在“杂学”方面下功夫呢？能否找一两本书来奠定自己的“杂学”基础呢？不能。就如同上面提到的“杂学”实际上就是“博学”一样，要做到“博学”，除了博览群书、勤学好问之外，没有更好的途径。

三、为书刊纠错的意识

纠错能力的养成，非一朝一夕之事，需要进行有意识的长期训练。途径有两个，一是教师将自己平时阅读书刊发现的差错列举出来，当作学生平时的作业，先由学生尝试着去发现差错，然后在课堂上讲解书刊差错存在的原因，从而逐渐找到书刊出错的规律。近两年来，笔者在课堂上所列举的图书包括罗孚编著的《北京十年》《文苑缤纷》，俞晓群著的《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前辈——从张元济到陈原》，吴祖光编的《解忧集》，王蒙著的《一辈子的活法——王蒙的人生历练》，孙晓玲著的《布衣：我的父亲孙犁》，朱介英编的《绚丽的卷上彩虹一张大千花鸟册》，王宗光著的《木板水印》，金梅著的《寂寞中的愉悦——嗜书一生的孙犁》，李经国编的《奇人王世襄——名家笔下的俪松居主人》，何启治、李晋西编撰的《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赵仁珪著的《启功研究丛稿》，吴海勇著的《时为公务员的鲁迅》，刘再复著的《师友纪事》，方宇编著的《风雅颂——百年来百位老学人珍闻录》，海客甲著的《闲适中的挣扎》，王伯祥著的《庋榢偶识》，陈四益著的《忽然想到》，孙郁著的《鲁迅藏画录》，沈鹏年著的《行云流水记往》，刘世敏著的《艺海逆舟——林风眠传》，文洁若著的《风雨忆故人》，汪朗、汪明、汪朝著的《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刘宗武、段华、自牧编的《回忆孙犁先生》，钟少华、王得后编的《想念启功》，朱浩熙著的《蒋天枢传》，周良沛著的《神鬼之间》，文物出版社编的《以观沧海_启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等，这些图书，均为正式出版物，有不少还是中华书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中国青年出版社、荣宝斋出版社、文物出版社等名社出版的，但其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明显的差错。

二是引导学生养成在阅读书刊时随时纠错的习惯。图书是一种文化产品，凝结着作者、编辑、校对、印刷、装订等众多环节人们的劳动。由于生产过程的复杂，图书中的差错在所难免。但有些差错则是不能原谅的，那就是由于作者、编辑、校对人员的不认真、不负责所导致的知识性、史实性差错，即通常所说的“硬伤”。图书的质量如何，关键在于是否存在“硬伤”。比如，有一本《齐白石书法》，文字量很少，大部分内容是图版，却错误百出，如把“楷书”标注为“隶书”，把“隶书”又标注为“篆书”。再比如，有一本《黄宾虹画语录图释》，将“米元章”错排成“朱元章”。还有一家出版社，将钱穆《新亚遗铎》中《兄宽传赞》的“兄”误认为“儿”的繁体字，径直改为“儿宽”。其实，“兄”通“倪”，均是姓氏，万万不能简化为“儿”。还有的编辑在一本《云乡丛稿》中，将中国明末清初套印艺术中的“饾版”和“拱花”改为“逗版”和“烘花”，使人不知何意。

一些期刊在编校方面也存在不少的问题，如“一般幼儿园，是根本无缘‘染指财政公帛的，更遑论民办幼儿园。”（2010年2月4日《老年文摘》）“公帛”应为“公帑”。

“难怪古代一些诙谐之士和绯优人物多得帝王恩宠。”（《当代》2010年第1期）“绯优”当为“俳优”。

“1930年9月22日，谭延闿病逝南京#蒋介石本人亲自从汉口赶来，执拂送葬。”（《书屋》2009年第10期）“执拂”当为“执绋”。

“如果把崇祯放到历代帝王中去排队，他的品性和资质至少可以算中_上水平，甚至，按照大众对于贤君的惯常定义，崇祯也完全可以忝列其中。”（《散文》2009年第9期）“忝列”应为“位列”或是“名列”。

所有这些，都说明编辑是否具备纠错能力是书刊质量的关键。

总之，传统的纸质出版也好，新兴的数字出版也好，无论书刊内容的呈现方式和传播方式发生怎样的变化，读者对于出版物的高质量编校水平的要求是不变的。出版不仅关乎知识、文化、文明的传播，而且关乎中国语言文字的传承，它理应具有示范、规范和引导作用，培养高素质的出版人才离不开最基础的纠错能力的训练，也离不开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的培养，在一定意义上说，两者的目标又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