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黎明：研究西南联大四十年

受访人闻黎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闻一多的长孙。

西南联大由当时的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三所学校所组成，学校存续至1946年5月4日最后一期毕业典礼，随后北归，历时八年。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北平，旋即又占领了天津。他们在天津轰炸的目标，第一是政府大楼，第二便是南开大学，校区被炸成一片废墟。北大、清华等学校尽管不曾如南开那样悲惨，但日本已开始准备接收大学，组建亲日的学校当局。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被迫南迁，1937年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但没过多久，日本军队开始攻击长沙，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决定迁校昆明，后来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满怀科学救国的理想，秉承刚毅坚卓的精神，坚持敬畏学问的态度，西南联大的师生们辗转数千里，穿越战火和烽烟，披荆斩棘，先后在昆明、蒙自继续办学。办学八年多，成就了“中国大学办学史上的奇迹”，培养学生八千多人，走出了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八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一百七十多位两院院士等一大批享誉世界的栋梁之才。

西南联大走进了历史，留存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八十多年后，人们重新审视这段艰辛历史和光辉岁月，西南联大留下的精神和遗产又该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

我理解的祖父闻一多

作为闻一多的孙子，“西南联大”后代的第二代，我没有见过祖父。

我是从1985年开始研究闻一多的。之前，闻一多作为中国近现代作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我曾受邀参加全国性的闻一多学术研讨会，第一次正式以历史研究者的身份接近他。在此之前，我没想过做闻一多研究，因为怕受感情因素影响，怕不客观。

那次研讨会看了各地学者提交的论文，总觉得重复的东西很多，总体来讲没什么突破，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缺乏新的材料。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那时我就想，也许可以做一些史料梳理，填补当下闻一多研究中的空白，也给相关研究者和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人参考。

后来我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关于闻一多的各类基本资料，很多年里，我走遍闻一多生活过的地方，查阅那些地方的报刊等历史资料，从茫茫史料中不断发现一个“新的祖父”。

闻一多其实不用步行去昆明的，许多老同事对我祖父的决定大惑不解。因为从长沙去昆明的安排有几种，体力较弱的老师以及女生，是安排汽车送去。闻一多的身体状况不算好，并且作为清华大学文学院的教授，他是可以和陈寅恪等很多老师一样，从长沙出发，穿越湖南、广西、广东，从香港坐船到越南海防港，坐车到河内，从河内坐火车到磐山，最后到達昆明校区的。

祖父当时选择步行的理由是：在此之前，他一直在大学里教书、在城市里生活，并未见到最底层的社会，那才是大部分中国人居住的区域。只有通过这样的徒步旅行、不断的田野调查，才能接触到真实的中国社会。

他参加的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这支队伍由三十多名教师和284名学生组成，在2月19日从长沙出发，4月28日到达了昆明，当时正值清华校庆。过了几天，1938年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开课。

这次旅行彻底改变了祖父，让他从一个大学教授成为了一个关心社会现实、关心政治的民主运动人士。这次旅行也改变了学生们，“经过艰难徒步的天之骄子们，再也不会觉得祖国和人民是遥不可及的抽象概念了”。

从长沙到昆明的路上，一路西行的师生们睡地铺，挑脚泡，在野外支锅做饭，在极简陋的茶馆小憩。听闻台儿庄大捷，师生们举行了庆祝大会；听说前方有匪，他们走小路行军。他们还对沿途所经的地方进行了人文社会考察和地理写真。

其中，哲学心理教育学系的学生刘兆吉组织的诗歌采风小组采集到两千多首民谣，后来在祖父的指导下编成了《西南采风录》。政治系学生钱能欣则根据自己的日记整理出了《西南三千五百里》，他后来回忆说：“临行前，我看了能找到的所有资料，遗憾的是关于我国西南地区的记录多是外国人写的。因此，出发前我已经有准备，要把沿途的见闻记录下来……我要写一本中国人自己的西南实录。”

上世纪八十年代，许多和祖父有过交往的同辈人物都还健在。我在史料收集过程中遇到有疑问的地方，就千方百计找当事人求证，比如冯友兰、冰心、王力等老师，厘清了许多基本史实。

当年梁实秋提到过一件事：1924年中国留学生组织在哈佛大学演出中国传统戏剧，写信邀请闻一多助阵，但闻一多回信说有事不能去。梁实秋据此信在文章里说闻一多没有参加那次演出。但当我见到冰心，问起这件事时，冰心很肯定地告诉我：“怎没去呢？是他给我化的妆啊！”

对于战争局势，闻一多并不悲观。他蓄起胡须，声明抗战不胜，他便不剃须。但战时民生的艰难让他饱受煎熬。物价一涨再涨，当时家里八口人，靠祖父的薪水生活，只能对付半个月。他想了各种法子，带孩子们去河沟里捞小鱼小虾打牙祭，替人治印、取些润笔费贴补家用，到后来，还经人介绍到昆华中学兼课。当时，西南联大很多教授钱都不够花，日子一样过得清苦。相对来说，我家的日子也还算过得下去。

由于通胀惊人，生活所需商品价格飞涨，钱不断贬值，1945年初，祖父将自己刻章的润例涨为1000元每字。我大伯闻立鹤（闻一多长子）责问祖父，这不是发国难财吗？闻一多沉默了一会回答他：“立鹤，你这话我将一辈子记着。”

抗战胜利后，以闻一多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希望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1945年至1946年，国民政府迫于美国压力，终于同意与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共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祖父得知消息十分高兴，在和吴晗喝茶聊天时，他认为中国政治有了希望，自己终于可以重回书斋做些纯粹的学问。政治毕竟不是他的志业，之前因为无人问政，所以他站出来；现在有人问政，他认为自己就可以回去做研究了。然而内战爆发，使他的希望破灭了。

1946年，闻一多在昆明街头被暗杀，成为我们一家人心中无法抹去的伤痛。7月11日，民盟负责人李公朴在昆明遇害，作为同志和朋友，闻一多悲愤欲绝，7月15日出席了李公朴先生殉难经过报告大会，公开谴责国民党暴行。

其实，当时的政治气氛已经非常紧张，全家人也非常担心祖父的人身安全。有一天夜里，家人都已睡下，突然听到外面有人拍门，一个学生在门外说：“闻先生，最近一段时间请你尽量不要外出。内部有消息说，你是他们的第二号目标，千万要当心。”第二天晚上，又有人来报警，让家人的担忧达到了顶点。

我祖母高孝贞是家庭妇女，对于外间的情况了解不多，但也知道形势非常恶劣。她有心脏病，那段时间更是提心吊胆。但祖父不以为然，一方面，他有他的天真，低估了对手的残忍；另一方面，他骨子里诗人的浪漫让他对生死看得不那么重。

本来，那几天祖父出入都有人护送。但15日下午，他到府甬道的《民主周刊》社参加记者招待会，离家非常近。下午五点会议结束，参会者陆续离开，早早等候在外的我大伯闻立鹤接到父亲，一同往家走。

那是夏天，7月份昆明的天很亮。回我们家的那条路，不是很繁华，但也不偏僻，平时路上也都有行人经过，谁能想到会在这时候出事呢？在离家只有十几步的地方，枪声响了，祖父的头部、胸部、手腕都中了枪。大伯试图用身体保护父亲，他的肺部被子弹打穿了。

我父亲闻立雕和祖母、两个妹妹冲出门，祖父和大伯都躺在大街上了。大家一起拦面包车，把他们送往云南大学医院急救。我姑姑（闻铭）当时在场，她很不愿意提这事，说一次伤心一次：“我看着爸爸的嘴唇，由鲜红变成深红，再变成黑色。初时眼睛还能动，逐渐不行了。”

祖父去世后，除了奶奶高孝贞，我们一大家人在家很长时间里，聊天的时候都不谈起祖父，怕祖母伤心难过。我们家里人后来提到祖父，讲的也大多是一些生活小事。比如小的时候，一家人一块吃饭，我奶奶会突然插一句：“今儿这菜呀，做得淡了。要是你爷爷在，他得搁一碟盐在边上。喝咖啡要加两份糖，吃饭要蘸盐；刚回国的时候，他还把我们家屋子涂成黑的——”我祖父性格当中有某种比较极端的东西在，所以他好冲动，个性比较强。如果不是这样，在那个时候站出来的可能就不是他。

我搜集、发现的祖父的这些新材料，远远超出了人们对闻一多的一般认知。1994年，我编著的《闻一多年谱长编》首次出版，很快成为海内外闻一多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西南联大研究与现代中国

我想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一下西南联大的研究状况。

西南联大，我们到现在都称它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我自己认为，它不仅仅是现代教育史，而且是中國政治史上的一座丰碑。因为它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教育本身，有很多方面的造就。

在外敌入侵、硝烟弥漫的危难之时，在师生以“跑警报”为常课的恶劣环境中，西南联大继承和发扬了“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谱写了“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筑就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座永久的精神丰碑。

我们最早写西南联大，不是写西南联大的教育，而是写西南联大的政治。“一二·九”运动，反对蒋介石，反对内战。刚开始，我们从政治史的角度写西南联大，后来慢慢才转化到教育史、文学史、科技史等角度，对西南联大的功能和历史作用，进行全方位的审视和研究。

作为一所战时高等学府，西南联大在八年六个月里，师生们怀着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心，忍耐着难以想象的困苦，以坚毅刚卓的精神履行了教育救国、读书报国的职责。学校的根本职责是教育，这个教育落实在行动上，就是老师要教好书，学生要读好书。

在战火不绝、兵荒马乱、艰难困苦的年代里，西南联大的师生展示了心系国家、民族前途的情怀。与今天的环境对照，西南联大这段历史有哪些层面的价值？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价值的，既有传统文化的延续，也有精神价值，表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知识分子担当，对今天的教育发展也有很大启发。

西南联大的很多历史事件，其实和学校的教育没有关系，而是和当时的国家遭遇、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民族存亡有关。因为我们国家抗战时期的最高国策是抗战建国，我们今天讲抗战讲得比较多，建国讲得比较少。实际上这两个字是分不开的，抗战是建国的一个部分，最高目的是建设新中国。恰恰在这一方面，西南联大在建国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我本人是搞政治史研究的，我比较关注西南联大对中国政治建设的贡献。我觉得，西南联大那段历史的研究，其实某种角度进入、探索了学术教育界推动抗战建国的途径，这方面有很多实践和摸索。我有一本书，书名是《西南联大与现代中国》，五年前就写完了，后来作为国家学术资助项目，我又补充了一些东西，全书大概八十万字。我认为，西南联大不仅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可歌可泣的一页，而且是中华民族优秀遗产的浓重一笔。

如今，西南联大的历史地位和巨大作用，我们都知道了。但是很可惜，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对于西南联大这么一个特殊时期形成的特殊文化群体，在那个特殊环境里所作出的特殊贡献，研究还是不够充分的。

国内学者对西南联大的关注，晚于日本和美国的学者。很多人接触西南联大，是从美国易社强写的那本《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开始的。其实那本书的写作时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他的研究差不多和我同一时期开始。当时我做闻一多的资料收集，他做西南联大的资料收集。这本书在1998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后来，这本书的中文版先是繁体字版，在中国台湾出版，然后出了简体字版，在中国香港销售，社会影响非常大。但是那本书是校史，不是专题研究。

比易社强这本书出得还早一年，是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楠原俊代的《日中战争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研究》。但是可惜，这本书我拿回来以后，交给出版社，请他们翻译，但因为各种原因，到今天为止这本书也没有翻译出来。很多人不知道这本书，实际上这本书是专题研究西南联大的。日本人做学问很讲究资料，全部都有史有据，很严谨。

还有一个人，早稻田大学的名誉教授安藤彦太郎，对西南联大也非常关注。他从早稻田大学退休之后，到日中学院当院长。（日中学院是中国和日本在日本合办的最高语言学校，里面还有会馆，中国好多学校的外访团住的便是日中学院。我就在日中学院里住了好几年。）他当院长的时候，出了一本杂志，从1996年4月开始，一直到2003年5月，在日中学院学报上连载了65篇“抗日战争与中国大学——西南联大物语”。他本来准备编成一本书出版，但是很可惜，他后来得尿毒症去世了。他的学生小林把文章搜集到一起，印了120册，送了我一本，我转送给了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这几位国外的学者对西南联大的研究有一定的深度。我们应该利用国外的成果，应该去思考：为什么这些学者要把目光对准西南联大？

反观国内的研究，对西南联大的研究是分阶段的。西南联大的研究有两种趋势，一种渠道是以西南联大为教育的研究参照物，对教育的思想进行反思，比如厦门大学的谢泳教授，他的一些文章，社会影响力很大，对关于西南联大知识的普及起到了开拓作用。

再一种就是按照学术研究的方法，在历史书中发现西南联大的价值。按照史学方法进行专题考察，然后综合研究。比如我，写历史研究的文章比谢泳早，但是我的文章发表在专业的学术刊物上，没有什么社会影响，读者大众不会看你的学术文章。

在国内真正为西南联大学术研究做铺垫工作的是西南联大校友会。1984年，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辑发行了《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剪辑》，每年两期，一直持续到现在。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归中央统战部管理，它联络全世界的西南联大校友。

1996年，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策划出版了第一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2006年，它的修订版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是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与此同时，北大、清华、南开、云南师范大学合编了六卷本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

上述著作和这些资料，是我们现在研究西南联大最直接的基础。这些东西是历史研究，而不是故事。我们现在好多作家认识西南联大，是看那些故事书，这儿拼、那儿抄来的资料，其实有很多问题，不够真实。作为文学作品，那些书可以读，但作为史学作品不行。

这些出版物，以及后来陆陆续续出版的西南联大校友日记，包括郑天挺先生的日记，以及各种媒体对校友的访谈、报道，推动了西南联大的专题研究。一直到今天，不少人认为西南联大是一门“显学”了。“显学”就是都知道了，但是还没有成为“学”；称不上“学”，只知道故事了。

就大众层面来说，对西南联大的了解，还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到作家创作的影响，停留在一些片段叙事、人物命运等方面。而对西南联大的历史地位、西南联大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代表性的价值，特别是对今天具有哪些启迪意义，研究普及得都很不够。

我相信随着电视剧《战火中的青春》播出，包括疫情结束以后“西南联大文旅线路”的重启，借助电视剧、文旅线路，还有作家们精彩文章的传播和影响，西南联大这段历史、它的精神价值，能够进一步深入人心，得到充分的学术研究，被全世界发现和看见。

青春版的电视剧

我很高兴参加这次“重走西南联大之路”的文化考察活动，也很高兴参加电视剧《战火中的青春》的学术研讨会。学术顾问两个字不敢当，我就和你谈一点自己的感想。

我谈两个点，一个是电视剧，一个是旅游。电视剧《战火中的青春》我是在医院的床上，把整个电视剧都看完了，我感觉它很成功。电视剧是大众艺术，通过故事对西南联大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进行故事化、通俗化的表达。

《战火中的青春》首先不是文艺再现，而是史学重建。我看电视剧的时候，主要是從历史的角度去“挑刺”。40集电视剧，我从头到尾看了不止一遍。我很感动，因为电视剧里的那些故事发生的画面和场景，作为一辈子研究西南联大的学者，我太熟悉了。

我知道这是一个在真实历史上虚构的故事，人物也是虚构的，但这个虚构的电视剧里的人物都有原型，故事的历史背景都是真实的。虽然不能完全用历史的眼光去比对它，但我觉得电视剧坚持的“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非常对。电视剧通过精美的影像、真实感强的场景，制作了一种历史气氛，和当时的历史环境、场景是一致的，这是值得肯定的。

在我眼里，电视剧《战火中的青春》的价值追求，就始终贯穿了“教育救国、读书救国”这一条主线。电视剧的情节，没有简单写成一个国共矛盾、国共斗争的故事。西南联大的学生们确实一开始到这里读书，就是要读书，求学是为了报国。这条主线在电视剧里很突出。

谢泳教授写了一篇评论，其中的观点我很赞同：“这是一部散发青春气息的正剧，西南联大的真人真事已经处在真实与虚构的过渡桥梁上，也就是说这里有真实的历史，有我们非常熟悉的真实人物，但也有经过艺术想象虚构的理想追求。对于大众来说，编导已经用他们精心编织的故事逻辑，将真实的西南联大历史化在虚构的艺术创作中，这里有真实的西南联大故事和人物，也有经过艺术想象创造出来的别一种真实。艺术的真实常常很难用真实的历史事实去评价得失，只要我们感觉到这种艺术的力量，它对我们心灵的净化就是一种动力，就是一种激励，就是一种精神上的升华！”

我很赞同剧中编导处理闻一多这个人物的办法。闻一多的经历，特别是他最后的演讲，因为进入了中学课本，早已是人们熟悉的历史事件。《战火中的青春》中，这个历史情节的处理非常有深度，真实历史和历史虚构结合得很合理。闻一多参加李公朴的追悼会，进场时，遇到他早年教过的一个学生，暗示他有危险，但闻一多根本不在乎，闻一多的整个精神状态显示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正气。他的最后演讲及被暗杀，剧中依据历史真相，充分还原了当年的现实场景，让观众感受到了黑暗中闻一多的大义凛然。还有梅贻琦形象的塑造也极见匠心，编导没有拘泥于个人在历史变革中的具体选择，而是尊重历史，对历史保持温情和敬意，在开阔的民族历史大方向上把握历史人物的真实内心，让梅贻琦在剧中成为一个感人的形象。

当年和张丽影女士一起找我约谈西南联大这段历史的，还有一位翟晓光女士，她是海军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她写过一本《红海洋》，关于中国海军史，后来拍成电视剧《沧海》，里面有一句话，“留下种子好建军”。我觉得张丽影在这一点上和翟晓光是一致的。跟我谈电视剧《战火中的青春》剧本的时候，特别说我要突出“留下种子好建军”，当时我想海军和这个有什么关系，今天一想，西南联大是留下文化的种子、科学的种子、爱国的种子、国家发展建设的种子。

重走西南联大西迁之路

2020年10月底，腾讯社会研究中心的张英带着我们和国内的一些著名作家、媒体人，一起“重返西南联大”进行文化采风，沿着西南联大当年的西迁之路，深入历史现场，一路走访西南联大当年的历史遗迹，查阅史料，实地走访历史事件发生地，生产了许多动人的文章。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被迫南迁，1937年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翌年迁徙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选址确定后，梁思成与林徽因受邀营建校舍，但在物资、财力极度匮乏的艰苦年代，校舍设计方案一次次缩水，最终以简陋的茅草房定稿。

校舍破陋，生活艰苦，但学校老师却是全国最豪华的阵容：梅贻琦、蒋梦麟、胡适、郑天挺这些校领导，还有中文系的朱自清、闻一多、陈梦家，外文系的叶公超、吴宓、钱钟书，历史系的陈寅恪、傅斯年、钱穆，哲学系的冯友蘭、金岳霖、汤用彤，算（数）学系的华罗庚、陈省身，物理系的吴大猷、叶启孙、周培源，经济系的陈岱孙，社会学系的潘光旦、费孝通……都是最著名的老师。

西南联大八年，毕业的本科生及研究生一共近4000人，其中有两名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他们都是吴大猷的学生。获得中国“两院”院士的西南联大校友有174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八名，其中包括杨振宁的同学邓稼先。

“凡以真实历史事件为背景的艺术创作，一般都面临被历史拷问的难题，像西南联大这样广为人知的历史现象，更避免不了大众的评论。《战火中的青春》已经呈现了制作者们的追求，他们追求一种青春的力量，追求一种昂扬的民族精神。他们选择西南联大，愿意将这一历史放在自己的艺术追求中，这本身就是一种远大理想，它产生的精神能量，恰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西南联大历史人物身上体现出来的精神，是讴歌时代的一个独特视角，赞美西南联大本身即是赞美一种精神力量。”

一部热播剧可以带火一个网红打卡点，比如云南蒙自的“碧色寨”火车站，这个建于百年前的小火车站，因为电影《芳华》的上映，而成为了年轻人向往的旅游点。但实际上，碧色寨与西南联大也有割舍不断的关系，当年的西南联大师生就是在这里坐火车，往返昆明和蒙自两个校区，工作和生活的。

我对“西南联大”旅游线路的规划有过思考。但是，我不是从旅游的角度出发，而是从文化和教育的角度来思考的。这条线路不仅是爱国主义的红色旅游，也是属于教育、属于文化、属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旅游。

回想这次的旅行，我觉得非常有意义，还是很震撼，虽然大部分景点我都去过，而且走过不止一遍。我是专门做西南联大研究的，当年我走贵阳到昆明这条路，走的是土路，现在走的是高速公路，部分线路还有了高铁。想起当年我祖父闻一多和联大师生，他们是冒着战火的危险，在兵荒马乱的岁月，花那么漫长的时间，靠脚走完全部路程的。

虽然我们走的是同一条路，而时空不同，隔着漫长的岁月，当我们路过一个个熟悉的地名牌，史书上的记载与今天的现实，历史老照片和我眼前的场景……这样的对比，让我内心无限感慨，忆古思今，特别激动，很震撼。

在西南联大时期，许多教授获取了终生最重要的研究成果。钱穆在到达西南联大之后，开始写作《国史大纲》，他想要寻找的答案，是在如此巨大的国难之前，中国到底有什么力量能够保持永生？金岳霖的哲学史作品《论道》，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闻一多的《神话与诗》都在此时完成，华罗庚完成了几乎是一生中最重要的研究《堆垒素数论》。李约瑟到中国来，给《自然》《科学》杂志带去了数十篇由西南联大师生完成的论文。吴大猷在此时期潜心研究原子、分子结构等当时全世界最为前沿的科学，并和王竹溪一同指导学生。杨振宁、李政道获得诺贝尔奖之后，都第一时间写信给吴大猷，告诉老师，他们的成就都来自于在西南联大时，他为他们开启了科学之门。

我想，对于西南联大这段历史来说，文化旅游也可以有不同版本，一个是像我们这样的行走，从北京、天津出发，到长沙成立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再到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从长沙到云南的昆明和自贡，这样原汁原味的文旅完整版。另外，也可以有区域版，比如云南的昆明、蒙自这条线，长沙的这条线。

不管完整版还是区域简易版的文旅线路，我们要把西南联大的故事和爱国精神，通过学者和作家的参与，生动地再现出来，进行大众化的传播。

因为疫情，我们没能实现原先的计划，贵州那一段有疫情，我们没去。湖南和云南的那些路程，我们一起完整地走完了，我很高兴和“茅盾文学奖”得主徐则臣、云南作家协会主席范稳、“鲁迅文学奖”得主乔叶，以及作家卢一萍、韩松、杨潇、袁凌、夏榆，媒体人卫毅、吴菲、李智勇……一起采风考察。

他们和我走完这段行程，在昆明吃饭的时候，就对我说，感觉没看够西南联大，一路上还没有聊够，对西南联大这段历史也没有挖掘够。因为时间比较仓促，希望我们以后有机会继续交流和探讨。

（责任编辑：丁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