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每个人心中的“家山”

讨论人：杭州师范大学文艺批评研究院教师及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整理统稿：严沈幽、徐欣兰

王海晗：各位同学下午好，欢迎大家参加读书会，我们这次讨论的是王跃文最新的长篇小说《家山》。我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作者。王跃文是成名已久的作家，他出生于湖南，最为人熟知的作品是“官场小说”。他的写作风格比较翔实，是当代写作“官场小说”的代表人物之一。王跃文早年的作品《国画》曾轰动文坛，这是一本忧患之书，写出了中国社会现实的很多矛盾冲突，当时非常畅销，甚至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盗版。他后来的创作也受到了《国画》的诸多影响，陆续写出了《梅次故事》《亡魂鸟》《朝夕之间》等长篇。作为一名小说家，王跃文以“官场小说”立足于文坛，但这一标签某种程度上也掩盖了作家其他类型的创作，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乡村题材的写作。从历史上看，湖南作家一直都有非常浓烈的乡土情感，这是一种传统，甚至可以认为是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条湖南文脉。从沈从文到周立波，再到韩少功直至王跃文，他们都非常擅长写乡土，尽管每个人对乡土的理解未必一致，但却能够彼此接续，形成一条贯通的线索。王跃文生长于农村，对乡村生活很熟悉，但是据他自述，自二十多岁开始写作以来，乡村生活经验从未进入过其创作视域，直到四十岁以后，故乡留给他的记忆越来越清晰，引发了他的创作欲望，于是在中年以后写了一些关于乡村的中篇小说，后来结集为《漫水》。其中收录了七篇乡村题材小说，同题中篇小说《漫水》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而去年底出版的这本《家山》是个54万字的长篇，王跃文以故乡湖南溆浦县为背景，虚构了一个叫作“沙湾”的村子，实际上就是漫水村的投射。可以说《家山》唤醒了王跃文全部的故土记忆，在他的写作中，这部小说是对前一阶段乡村文学创作经验的整合，同时也意味着他的写作面临一个新的起点，具有转折性的意义。今天的讨论，希望大家都能把视野打开一些，畅所欲言。

一、地方与民族，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认同

王海晗：当我们阅读《家山》的时候，首先会注意到它书写的是湖南农村沙湾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变迁，作家有意识地去表现湖湘地方社会特有的文化传统，具有浓郁的个性化元素，同时又通过陈家这个家族的命运，来关注整个中国“家”文明的内涵所在。王跃文写的是沙湾几代人的故事，其实也是想借此写全体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故事。对“民族”和“国家”的现代想象，使得这部小说超越了单一的地域文化视野，表达出更具兼容性的宏大文化内涵。对于这种地方志与民族志相结合的叙事，同学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与评价？我想听听大家的理解。

袁荣新：我认为《家山》是一部典型的具有世情小说特征的文本，如果以世情小说的价值尺度来判断，《家山》这种地方志和民族志相结合的写法够不够成功？我认为是成功的。它实际上充当了一种“视点”，通过一种具有“在地性”的时间与空间的讲述方式，向我们呈现了一个独属于湖湘地区的“中国故事”。这个中国故事区别于传统的已经固化了的大历史叙事，讲述的是一个具有边缘性的故事。比如我们之前对“五四”运动的认识，更多的是在北京或者上海的“五四”运动，而《家山》这种写法就可以使之前潜藏于地表之下的、偏边缘地区的历史经验重新浮出水面。而且这种叙述方式的作用在文本中主要表现为：通过湖南沙湾当地的“家务事”，将中国在历史中经历的大事件叙述出来，通俗点说，就是把中国的事“化小”，放到村子里看，得以进一步反思，同时读者又可以将村子里发生的具有特殊性的事件放到中国这个大的范畴中去看。

王海晗：荣新刚才提到了“在地性”，这个观察是准确的。近些年，学术界也有一个相关的理论概念在流行，叫作“地方路径”。自2020年首倡以来，经过三年时间的酝酿，“地方路径”其实已经成为了一个很有热度的学术话题。学者们研讨“地方路径”有着宏大的问题指向，其核心就是通过文学“地方路径”来重新辨析文学中国整体经验的形成，最终达到改变现有文学认知格局的目的。需要注意的是，现在所谓的“地方路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地域文学研究或者区域文学研究，它不是重提现当代文学在各个地区的发展问题。在惯有的文学史叙述当中，我们常常觉得“地方”仅仅是作为国家文学的一种拼图，区域也只有在被纳入到整体的结构当中后，才能找到自身的价值定位。而“地方路径”的提出，就是旨在建立地方作为历史主体的能动性，强调各个地方在汇入现代性大潮过程中的自发性与独立性特征。

我们看到近些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地方化趋势是非常明显的，作家往往习惯于下沉到地方的历史生活和地理自然中去寻觅写作的素材，像我们之前讨论的一些小说，比如罗伟章的《隐秘史》，都写得非常具体，具体到某一个村庄的故事。《家山》显然也吸收了地方志的一些文化资源，当然我这里所说的地方志主要指宽泛意义上的地方志小说。因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地方志小说是要将方志的形式也化用到小说当中，而《家山》更多地是借鉴地方志的内容与精神，也就是说对地理、历史资料的一种记载和重塑，它是具有地学与史学双重属性的。在我看来，引入“地方路径”的概念来考量类似《家山》这样的地域性文学，能够得出更为丰富的认识，可以说小说其实也是将地方作为一个主体来书写的，它更强调“地方”与“整体”的辩证互通，而不是一方被另一方包含的关系。那么接下来有没有同学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张楚悦：我认为《家山》十分明显地体现了“地方路径”与“中国经验”的双向互动，而这是通过地方志与民族志相结合的叙事方法展现出来的。《家山》一定程度上是乡土文学，如果把它放在整个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传统中，我们会发现，小说对地方及乡土文化进行了重建，也就是地方志的重新书写：乡村不再作为一个启蒙视域下的需要遭到批判的对象，也不是以碎片的形式构成对整个中国经验的补充，而是以沙湾这一具有整體性的对象，展现地方在思想、文化、情感上所具有的持续生成的力量。而且民族志的传统也并非一成不变，它的更新变化与地方志不断生成紧密的关系。《家山》通过民族志描写中国现代道路的选择，一定程度上基于其与地方民间伦理的契合。在王跃文看来，地方志对民族志的形塑，与民族志对地方的表征同等重要，也就是要强调地方之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性，这一过程中亦包含着对乡村史和革命史的重新理解。但在实际的写作过程中，沙湾人和外界的交流更多地由外出当兵、留学的人物完成，某种程度上缺乏多样性，作者需要思考如何突破这种单一的写法，更好地勾连地方与国家。

王海晗：好的，楚悦她讲到了地方与民族二者之间不断生成紧密的联系，并且也反思了作者在写法方面不够多样性的问题。其实我们引入“地方路径”的观念，意在突出地方作为一个主体，在迎合现代性冲击的时候，它自身的历史境遇，那么这就必然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在一般的认知结构当中，乡村文化往往代表着传统的一面，显得封闭、保守乃至落后。但从《家山》这部小说描写的情节来看，显然并非是这种单线的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所能够涵容的。

我找到了一个有趣的观察点，就是小说当中父辈与子辈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家山》当中的父辈，比如像佑德公、逸公老儿等人，他们是乡绅的模范，是传统美德与智慧的化身，能够处理乡里发生的各种大小事件，平息邻里争端，解释家族的规章制度，因而具有权威性。但是这些令人敬重的家长式的人物，他们身上并没有古板保守的性格特征，反而非常懂得变通与理解。佑德公作为传统的象征，并不循规蹈矩，他能够积极支持子辈去创新改革，涤除陈腐的习俗观念，甚至对当时被视为“乱党”的革命者齐峰也给予了默许，为他保守秘密。还有逸公老儿，他虽然是前清举人，但同时也很开明，对很多新事物都有能力去吸收。再来看子辈的形象，比如说邵夫、扬卿和齐峰等人，他们作为接受过新式教育的青年，承担着文明的传播与创新的重任，但这些人同时又是习俗与传统的守护者。一个有意味的细节就是邵夫和齐峰都接受了父辈给他们安排的包办婚姻。受过新思潮熏陶的青年竟然没有走上自由恋爱的道路，而是通过媒妁之言的方式完婚，这样的情节如果放在“五四”激进作家的笔下，那么其书写肯定就是控诉传统婚姻制度造成的不幸，这就是所谓的反传统的意识。但放在《家山》中，邵夫和容秀、云枝，齐峰与禾青的结合都是写得比较自然、妥帖的。从这些细节中，我们能够看出作者对传统/现代关系的复杂理解，能够明显地体会到《家山》与经典家族小说的重要区别。在以往常见的家族小说中，最典型的譬如巴金的《家》《春》《秋》等作品里，往往作者是集中地控诉批判家族伦理制度的腐朽，存在着一个强烈的“弑父”情结，父辈与子辈之间是水火不相容的，而王跃文实际上逆转了这种模式化的书写。所以接着想让大家继续思考的问题是，在《家山》中作者是如何致力于弥合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冲突断裂，在二者之间建立积极的文化认同的？

张楚悦：我认为《家山》中弥合传统与现代性冲突断裂的最关键因素，也就是文化认同的核心，在于和善之美的亘古不衰。小说中无论父辈还是子辈都十分和善，比如佑德公、有喜对乡民的救济，扬卿兴办水库和学校而不领工资，齐峰带领红军家属转移等，都展现了“和善”这一传统情感生生不息的力量。而且与以往的乡土小说不同，沙湾人的旧思想没有那么顽固。虽然如王老师所说，劭夫、齐峰接受的是包办婚姻，但对于扬卿和瑞萍的自由恋爱，老一辈起初虽然难以接受，但最终还是同意，这体现了思想开化的渐进过程，展现了传统文化的韧性与包容性。扬卿类似于古代的乡绅，不滥用上级所赋予的文化权威，他得到民间的信任，在兴修水库、兴办学校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与传统的乡绅不同，他有留洋日本的经历，受到了现代性思想的影响，因而他既是新文明的播种者和引领者，又遵循着沙湾的传统，他在日常对沙湾事务的处理中，一点点渗透着现代的观念，所以小说中现代对传统的改造并非是突然的、断裂的，而是渐进的。作者对小说中的人物流露出的情感是关爱的、赞美的，哪怕像扬高这样的人物，作者也未进行愤怒的批判与斥责，而是描写他们性格产生的民间逻辑。因此，《家山》弥合传统与现代冲突断裂的最根本的方式，就在于和善之美的绵延以及传统民间文化蓬勃的生命力。

王海晗：你讲到了和善之美的价值，这是调和传统与现代关系的要点所在。那么除了道德上的认同感，在《家山》的文本中，也涉及了现代生活方式进入乡村的过程，比如煤油灯、电灯代替了原先用的铜油灯，一些守旧的乡民最初坚持认为老祖宗闻不得煤油味，但是后来祠堂里也用上了煤油灯；再比如法币取代了原先的银花币、银元和铜钱；还有一个细节是朱克文骑自行车回到沙湾，引起了很多人围观。我们看到，某些被视作异端的生活方式后来慢慢被民众所接受，并且成为新的传统。在王跃文眼中，不管是从精神还是物质的角度来讲，现代对传统与乡村的改造都不是以一种生吞活剥的方式来进行的，二者之间并非割裂的状态。现代并不意味着天然的优越感，并非不证自明地处在价值链条的顶端，现代性应当内化于乡村，经受乡土语境的检验，具体点说就是需要和乡土社会进行有机融合，需要真正落地扎根到民间，从而发挥一种创造性的价值。

袁荣新：我认为要讨论如何弥合这种冲突与断裂，会遭遇的一个问题就是，这部小说的叙事动力是什么？我认为这部小说的叙事动力就是一种由“家”衍生而来，不断隐喻泛化的整体观念。在文本中，这种整体观念主要表现为一种道德责任的承担，只是不同的人所要承担的道德责任的内容大小、具体范畴存在不同。如果说沙湾人在代际之间存在着什么冲突断裂，我认为是不具备什么极端性的冲突断裂的，这两代人的理想基本可以说都是“古典式”的，他们都是在“家本位—宗族本位—国家本位”这个隐喻泛化的意义上，来理解这种现代性理想的。或者说，《家山》中表现出的现代性理想的内核，仍是古典的，即：作为一个群体中的人要承担群体性的责任，作为沙湾人要承担沙湾的责任，作为国人要承担中国的责任。

我们对比一下就知道了，《狂人日记》是现代性的症候文本，狂人和家庭的断裂主要在什么地方？是因为狂人认识到了自己并不是人群中的人，而是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这个独立自主的人承担着包括自己在内的、群体造就的“吃人之罪”。而《家山》中的人，比如佑德公、桃香，哪怕齐峰、邵夫，他们都是作为群体中的人而存在的，只是这个群体的概念在文本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内容，对于桃香而言可能是自己在沙湾的家，佑德公承担得更多，是一种宗族的责任，而邵夫、齐峰、贞一承担的是国人的责任，我们并没有看到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体对于他所在群体所生成的一种“存在性不安”，他们之间的理想是类似的。就像邵夫回家后，佑德公很快就理解了他，亲戚的小孩在搏斗中被舅舅杀了，这时候四跛子把自己的儿子赔给了对方就獲得了良心的平安，而那个死去小孩的“这一个”的独特意义就被忽视了。而且这种隐喻泛化的功能还表现在，老一辈的人诸如佑德公等能根据承担责任的初心，对自己的认知进行结构性调整。尤其当国家面临危难，需要捐躯赴国难的知识分子而不是读死书的学者的时候，佑德公基于一种更大范畴的“家”的责任，对自己的认知作出了结构性调整。我们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在1945年之后的战争阶段，我们并没看到邵夫作为独立个体面对自己所在的党派发生变化时的痛苦，他的思想转折在文本中是被掩盖的，这也表现出《家山》特殊的叙事伦理，即一切事件都需要在承担“家”之责任的精神层面上才能被理解，反之则不能。

王海晗：荣新举了一些文本实例来说明小说的叙事动力在于“家本位”观念所衍生的道德承担意识，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敏锐的观察，沙湾几代人都是从一种“古典”的方式来理解现代性理想，所以在精神根柢上并不存在极端性的冲突断裂。其他同学能否就相关问题再谈谈自身的体会？

郝龙敏：刚刚听了王老师的话，很受启发，我认为传统与现代之間的弥合能够通过人物的称呼来表现。比如扬卿，他在沙湾的辈分是比较大的，别人可能应该称他为公公，但他却让别人都称呼他为“陈老师”。与此相对，邵夫却并不是这样，他还是很“沙湾化”的，是一个更靠近乡土文化的人，包括他后来娶云芝的行为，都非常符合传统习俗。相比之下，扬卿更接近现代社会的人格，他的婚姻也是自己做主的。最后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在邵夫、扬卿和齐峰三个人身上是否也能够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断裂？

王海晗：说到断裂，当然会有，毕竟民间社会也存在着某些糟粕，这从小说对类似扬高这类人的批判上可以看出来，但总体上作者显然更偏向于建立认同。应该说《家山》在具体情节路径的选择上是比较多元化的，里面既有对自由恋爱的描写，也有对传统包办婚姻的叙述，但就像刚才荣新讲到的，它们最终服务的都是“家”的叙事宗旨。你刚才提到了人物的称呼，这让我联想到小说中人物的取名也是精心设计的，像佑德公、福太婆、逸公老儿、美坨、德智、德全、扬卿、克文、克武，这些名字都是有指涉意义的。不同的人物形象也表征着不同的文化内涵，比如修根，代表道家文化；而佑德公则是儒家文化的民间象征；月桂后来出家了，法号涤音，那就是佛家的代表。这些细节都表明，在作者认知结构里，传统文化的组成是有多方面内涵的，他意在营造一个尽量丰富的精神图景。

徐千千：我关注到了《家山》中对女孩子读书的态度变化。佑德公的女儿贞一开始要去上学，佑德公是不同意的，但是后来在邵夫的劝解以及自己接受新思想之后，佑德公同意了他女儿去上周南女子学校。后来佑德公和贞一说，只要长沙还有女子学堂，就送你去读书。所以从对孩子上学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父辈形象并不是不变的、死板的，也会随着时代变化而变通。

王海晗：是的，从读书的情节也可以看出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说明《家山》中的一些父辈是懂得与时代一起进步的。

邓秀：谈到思想转变的话题，女性进祠堂和女性裹小脚也算是其中的两个例证。

王海晗：女性的视角其实能够牵连出很多内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转变，《家山》中的桃香最终被允许进入祠堂，而我们所熟悉的当代文学经典《白鹿原》，小说里的田小娥一直被排除在祠堂之外。这就是两个作品的对比，其中包含着作者对家庭与女性的不同认识。

沈梦：我注意到了小说中反对裹小脚这一点。在小说中，王跃文以一段非常具有冲突性的情节来展示传统糟粕在面对现代性转型时的样态：接受了新式教育的贞一联合朱县长，在沙湾发起了反对裹小脚的“革命”，县长当众给还是小女孩的月桂洗了脚，导致月桂的母亲桃香非常愤怒，觉得这简直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情，痛骂县长的行为会让月桂嫁不出去。如果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裹小脚”必然是错的，但桃香思想中的这种“不可理喻”在她本人看来却是没错的。就桃香自己的人生经历来看，她因为没有裹小脚而时常感到自卑，所以她将女儿作为达成这种目的的一条途径。这在读者看来当然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母亲为了守护自己陈旧的观念，试图让女儿继续成为这种传统的牺牲品。但是，王跃文在小说里一直采用的叙事视点都是外聚焦，因此对于这个问题没有直接地来指陈对错。我们可以在价值判断上赞同贞一的现代性思想，也可以在伦理道德上同情桃香被传统所束缚的悲哀，这就让作品笼罩在一股淡淡的温情中，更加具有包容性。一方面，桃香的观念已经内化在自己的行为中，另一方面，月桂的叛逆也呈现出一种必然性，她们两代人的冲突却不是爆发式的、断裂性的，因为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始终有“亲情”的牵系。月桂长大后被退婚，桃香的反应很大，但月桂却一身轻松，很难不让人想象这时的月桂已然成为“历史中间人”，幼时参与“禁止缠足”的记忆与经历，在某种程度上促使月桂逐渐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性思维的人。

王海晗：刚才我们讨论代际问题基本上是围绕父子关系来谈的，沈梦说的桃香与月桂这对母女的关系可以补充我们的认知。总而言之，当我们辨析作者在对待乡土的复杂态度时，核心问题就在于理解他是如何致力于弥合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冲突断裂，至少是在两代人之间建立起文化沟通的联系。其实王跃文自己在创作谈里也有所表露，在一篇题为《我那柔弱而坚韧的乡村》的文章里他写道：“乡村自有乡村的伦理尺度，也自有乡村的是非标准。过去六十多年的社会革新、嬗变或动荡，无时无刻不在动摇和侵蚀着传统的乡村文明，而传统的乡村文明却又无声无息地疗救着乡下人心灵的创伤。如果没有乡村传统文明的抵御和缓冲，过去几十年发生在中国乡村的人性灾难会更加深重。”这段文字写于2013年，但其中的价值观与2022年出版的《家山》一脉相承。也就是说王跃文认为乡土文明可以成为滋养底层民众心灵的丰富精神源泉。小说中很多细节是富有意味的，比如对舞龙灯的描写，逸公老儿就对孙儿讲，德先生赛先生都是好先生，但人过日子不是凡事都得讲科学。百年之前鲁迅就曾经在《破恶声论》里提出过一个命题，叫作“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从现代科学的价值伦理来看，舞了龙灯就没有虫灾这种迷信当然是应该被剔除的，但是如果着眼于信仰习俗对乡村人心的作用，包括其疗治性、抚慰性的价值，也就会对其产生某种同情和理解了。所以说实际上王跃文在表现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时，是想要在两者间建立一种对话通道，他的理想是让乡村的传统文明能够转化为助推现代性发展的一个活性源泉。

二、何谓“家山”？

王海晗：接着来说，刚才讲到了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那么具体到小说内容主题层面，则是描绘了质朴纯真的人性人情与明德尚义的乡土伦理，通过各类鲜活的人物塑造了人民主体的历史形象，并刻画了绵延传承的精神血脉。现在请同学们以文本为支撑，来谈谈你对“家山”文化含义的理解，如何评价作者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在乡村？既可以就人物形象来谈，也可以就某个特定的情节展开，这是一个延展性与开放性都很高的问题。

袁荣新：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在乡村，我认为在《家山》中主要表现为几点：第一点，是对于形成家庭和繁衍生息的渴望，这个文本关于“家”的伦理在其具体叙事过程中是存在一定“进阶”的，比如文本开场桃香的叙述里透露要抬“阿娘”；不止桃香要给自己的儿子找媳妇，文本中所有的男人都要找媳妇，并且要生小孩。这也意味着组建家庭在沙湾人心中的重要性，而以沙湾为代表的农村正是中国这一巨大社会范畴中较为根基的单位。第二点是“家”文化本身的隐喻泛化意义。小说中每个人都有着家的观念，女性的家是生活化的家，比如桃香为了救自己的丈夫四跛子而去对质公堂。佑德公的家是宗族化的家，面对国家权力对农民佃户生活的压迫，他选择免除赋税；面对国家的强行征粮，他也选择了拒绝。而邵夫、齐峰的家是政治、民族层面上的家，他们为了这个家可以出生入死。所谓“家”的意义，本质上说是责任承担的问题。第三点是“家”的向心力，《家山》中的每个人都有着对于乡土故园的思念。在文本结尾，贞一选择回归故土，她跨越海峡的信件就表明了家对于个体而言有着神秘的诱惑力。

王海晗：刚才荣新讲到了“家”的向心力，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小说当中有一个频繁出现的空间意象，就是祠堂，它是乡村精神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沙湾的各种大事都是在祠堂开会决断的，后来学生也是在祠堂读书的。另外，小说中的家与国存在同构性的关联，家其实就是小的国，国就是大的家，每当遇到危难之时，都需要有人去挺身而出，保家卫国，守护家园。

邓秀：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在乡村，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因为乡村寄托着中国传统社会共同的文化基因。在《家山》里，这种共同性体现在人与自然的二元和谐，这在小说描绘的乡村图景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沙湾村民和自然的关系是和谐的，人们根据季节时令，靠勤劳的双手在田间地头劳作，换得粮食。村民与动物的关系也是和谐的，比如小说中的狗给人们看家护院，村民也善待狗，形成了良性循环。还有就是村民的日常生活离不开自然界的动物，比如文中说到半日鸡叫就意味着要吃点心饭了；猫头鹰叫得像婴儿就是不幸；乌鸦早上叫财，半日期间叫灾星。其次，中国传统文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儒家文化中的仁义观念、伦理纲常在乡村中生生不息。乡村重仁义、重家庭、重血缘、重亲情，这是乡村的精神根脉，也是绵延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的文化基因。

王海晗：我们看到小说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人物佑德公，他的形象就是一个庇佑乡土的贤明乡绅。国民党在屠杀红军家属的时候，佑德公接济乡人上凉水界的庄园，他们才得以延续生存，于是下山后称佑德公为“活菩萨”。还有其他一些人物也具有大公无私的特征，比如有喜总是乐于助人、忙前忙后，又比如扬卿在沙湾小学当教师，但是他不领工资，甚至把自家的租股捐给祠堂办学校，他还主持修建红花溪水库，也是在为附近的村民谋福利。这些都说明王跃文意在渲染乡土社会的公序良俗，乡人都是从贤向善的，扎实推动家乡建设和国家建设，每遇急难大事也能够舍身忘我、慷慨赴义，这就是沙湾的文化传统。

张楚悦：我认为“家山”既可以从整体理解，也可以将“家”和“山”分开理解：从整体上，“家山”就是家乡、家园，其中包含老师所说的家国同构的问题；如果将“家”和“山”分而观之，“山”其实是“家”的根脉，也是“家”与“国”相连接的纽带，就像小说中多次提到：“万溪江流到沅水，沅水流到洞庭湖，洞庭湖通着长江，长江的水不就流到南京和上海去了？最后都要到东海去。”“家山”隐含着作家在乡土社会的基层组织结构中看待中国的文学观、历史观。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在乡村，我认为这也可以像我前面所说的，包含对乡村史和革命史重新书写问题的理解。无论是刚才大家所说的向心力，还是和善之美的传达，都不同于正面的、宏大的革命历史书写。虽然劭夫、贞一、书坤都在外参与战争，但小说描写的主体在于其背后的乡村以及其中盘根错节的血缘、亲情、友情等各种各样的关系，其粘合了生活史和革命史，从而展现了传统文化在维护人与人、地方与国家之间和谐的重要性。

王海晗：你讲到社会基层组织的问题，我们看《家山》中的很多人物，在作为艺术形象之外，还承担着文本的结构性功能。王跃文通过对这些人物的书写，能够让我们意识到中国乡土社会的构成形态。比如梆老倌，他就是敲锣鸣钟的，是报时人的角色。还有齐树被人们称为知根老爷，因为他掌管各乡田土簿册，有点像师爷的形象。扬高则是保长。他们这些人在各自的角色上发挥着组织性的功能，民间社会就是这样运转起来的，小说写到宗法制度的互动以及乡间的人文秩序等，这些都对维护社会和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吕彦霖：我很同意楚悦和荣新的看法。王跃文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有这个趋势的，最近几年的乡土小说也都好像有这个特点。王跃文这篇小说特别还原了一个本真的文化生态。在乡土社会，在沙湾有各种形态的对“家”的想象：政治性的家、宗法性的家，等等。第二点，我认为王跃文的小说似乎有一种认可乡村文明代表中华文明根脉的态度，但他其实还谈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在经历国外文化的碰撞、冲击之后，在一段时间内产生了价值观的迷失。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德本论”为主，强调道德，以德服人，王道先行。在沙湾的每个人都抱持着这样一个观念，即讲德行、讲伦理、行善举，这种思想又是依附于大家“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血缘伦理关系而存在的。在這里，我看到了不论是王跃文，还是其他很多作家，都在强调对传统道德的复归，也就是王老师提到的家国同构的价值理想。巴金的《家》强调的是我们要破坏家族，才能把人变为国民。但是在王跃文小说里，他认为我们有了家庭，才会成为合格的国民。这个观念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有了某种对传统文化的复归倾向？是不是说明我们在重新审视“五四”式的激烈的乡土、城市文明的对撞时，产生了对于家园的崭新理解？

王海晗：刚才吕老师讲到中华文明的根脉，其实我们注意到，小说中不断地写到新生儿的出生，这些新生儿往往是在国家风雨飘摇的危机中降临，具有非常强的隐喻意义。包括像红花溪水库的水，它奔腾流入万溪江，也有一种象征意义，指代文明的繁衍生息、代代传承，表征着民族凝聚的精神纽带。

严沈幽：我认为王跃文小说中的农村环境，其实打破了我们传统所认为的乡下相对比较愚昧的刻板印象。沙湾的家长们并非是专断固执的。而如佃户中的扬高形象，则有其作用和价值，也存在性格缺陷。沙湾的整个氛围是温馨和谐的，虽然也有像达公老儿和逸公老儿有关家长里短的纷争。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人物，一是佑德公，他以儒家文化行仁义之策，可以将他和《白鹿原》中的白嘉轩进行一个对比。王跃文写佑德公，其实也表达了一种对儒家文化重新审视的态度，而在这种审视中肯定性因素占了上风。第二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桃香。四跛子的阿娘桃香是个伶俐、能说会道的乡下女人，她凭借着四六八句打赢了官司，获得了“乡约老爷”的称号。在王跃文的创作谈中写到，桃香的人物原型是他的奶奶。从中能够看出乡土中的女子，不一定都是我们想象中那种裹小脚、愚昧的形象，她可以是一个在家里像顶梁柱一样的人。当然这个人物也是复杂的，一方面她精明能干，另一方面又不能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比如她对月桂裹脚的态度，还有恶劣地对待儿媳以及忧心是否让齐明参加革命等。总的来说，《家山》中的人物形象都是比较鲜活的，体现了淳朴的人性，表现了乡土的伦理。

袁荣新：我想提一个有趣的问题，在《家山》中为什么佑德公没有死？如果佑德公死了，我觉得乡里的人在后来就可能遭遇虚无主义的冲击，因为佑德公就像伦理的一个化身，像《百年孤独》里的乌苏拉一样，他是一个伦理支撑。

吕彦霖：所以他不能死。一般人对伦理可能也没有信心，或者说不够有信心，所以要依附像佑德公这样一个沙湾的超凡领袖，至少是道德方面。

王海晗：如果他死了，可能就会出现树倒猢狲散的情况。

吕彦霖：对，可能会冒出像《白鹿原》中黑娃一类的人物。

王海晗：说到黑娃，其实《家山》中也有一个比较类似的形象，就是五疤子。这样一个地痞式的人物，他后面去参军了，成为了一个英勇作战的战士。他命运上的巨大转变，是发生在邵夫回来之后，这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在王跃文心中，村民们是需要有一个超凡性的力量来进行引领的。但是五疤子的变化过程在小说中显得比较突兀，作者并没有充分地去描写他的心理活动。

徐欣兰：老师，我想说的是“家”的主题在这个小说中是一个逐渐形成和融洽的过程。刚才老师和同学们都有说到国家层面上的“家”，我想说一下存在于亲缘关系中的最小的“家”和具有宗族关系的中间层面的“家”。小说刚开始有一个情节，是舅舅四跛子和外甥舒德志之间的械斗。他们原本是象征沙湾和舒家坪亲缘联结的一家人，但却受“今朝没有舅舅外甥，只有陈家舒家”的疯狂想法驱使，发生了斗争，最后舅舅四跛子万般无奈，将杀红眼的外甥舒德志给“剁”了。可见，小说一开始是存在亲缘和宗族之间的矛盾的。直到故事发展到一半时，舅舅把自己的次子送给姐姐当儿子作为补偿，才解决了这个矛盾。小说在此也流露出这样一种文化共识：“骨肉就是骨肉，哪里打得散。”因此，我认为小说可能也讨论了血缘和宗族的关系，血缘的存在会让亲人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但当涉及宗族问题时，人会变得狂热。如何调节，恰恰需要借助血缘亲情去守护和支撑。正如当舅舅家与外甥家的关系破裂后，无论是沙湾还是舒家坪的村民，都希望两家可以化解仇恨。借着两家人恢复关系，两村的村民又可以自由往来。我还有一个疑问，我感觉小说最开始涉及的那场械斗，是当有外村人侵扰时，村民心中会不自覺产生一种想法：也不管是对还是错，直接上去打架，甚至说谁要是不去的话，到时候就去烧你的家。我感觉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

王海晗：小说里面还是写到了一些乡村的阴暗面，像你刚才讲的小说开头出现的械斗，它是非常野蛮的，作者也刻画出了乡民精神世界中某些盲目愚昧的集体无意识成分。包括我们看到在这个小说中，每一任县长都是当不长久的，他们的事业都因为恶绅的阻挠而废弃，这说明基层的权力结构是盘根错节、难以撬动的。民间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场域，在张扬自由自在的生命力的同时，也表现出某种藏污纳垢的粗粝形态。王跃文并没有回避去写乡村社会的负面特征，不过我觉得其最终的立足点还是在阐扬“家”本位的价值观念上。小说结尾的时候，劭夫调转枪口跟着共产党走了，他最终率领解放军接管县城。此时新中国马上要诞生了，沙湾的乡亭叔侄都喜气洋洋。一个有意味的情节是，邵夫刚回乡与亲人团聚不久，佑德公就领着他去祭拜祖宗，这说明外在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最终回到了一个原点性的东西，这就是家。

沈梦：我再说一点。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探讨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随着文学批评的体制化，国族政治与文化政治时常借助这一特殊舞台展开激烈角逐。其起源可追溯到“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等人注重借鉴西方文化，而对中国传统文化则多持批判态度。之后，集体主义与国家想象的大叙事成为压倒一切的话语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家”这个概念的淡化。而“家庭”其实是中国人一种非常特殊的情感形态的具象凝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无论是“家天下”，还是“家国一体”，个体既想要与之决裂，也从中继承精神养分。乡村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家族性，我认为“家山”里的“山”是地域特色，而“家”是文化重心，后者远没有民族国家那么庞大，但仍然承载着人们极为深厚的情感积淀。中国人对“家”的态度除了批判与改造之外，也存在留恋和回忆。王跃文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在乡村”，也可以从这个层面来理解，我觉得他在小说里将这种关系处理得非常好，不是以二元对立的状态来表现，而是让它们相互融合、彼此交织。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家山》是否也可以被当作“寻根文学”的再续？因为“寻根”话语的复杂性在于文化的守成性与超越性之间的紧张关系，超越性是文化的现代性要求，而守成性则是文化的民族性要求，《家山》里也有很多情节可以进行佐证。

吕彦霖：我回应一下，刚才这位同学说得很好。但我觉得王跃文的这次写作是不是“寻根”的一个延续还不太好说。你刚才提到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我觉得王跃文的小说恰恰是反驳了“想象的共同体”的逻辑。也就是说“想象共同体”讲的是后发现代国家如何塑造国家民族认同，而我觉得王跃文这个小说反而延续的是章太炎讲的中华民族的国家意识，这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东西。在《家山》里，它只不过是在延续自汉代董仲舒“独尊儒术”以来形成的这套道德法则，它在不断地完成传统的再生产。在任何一个时代，它都有相应的变体出现。我倒觉得，实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家山》更多谈论的是一种价值观的延续性。换言之，《家山》讲到乡村是中国最根本的东西，这点很像余英时当年说的，我们需要给中国的传统找到现代动力。其实《家山》也是在完成余英时提到的这个使命。

沈梦：谢谢老师。其实我也有这个意思，但我没有表达得很清楚。

吕彦霖：不过说实话，我一直认为民族国家依靠书报什么的文化想象而建构起来的论述，不能广泛运用于当下中国的文学。我们的文学确实更多是建立在断裂性上的，当然也有很多像《家山》这样的作品讲延续性。

王海晗：对，我同意吕老师的观点，它主要讲的还是延续性，是为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寻找一种本土精神上的依托，王跃文觉得乡村就可以成为这样一种依托。小说书写了沙湾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变迁，但是在时代之变里也有某种恒定不变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乡村固有的伦理秩序，是家国天下的精神信念，是小说里一再强调的维持民间社会运行的道义。

三、日常生活叙事及方言写作

王海晗：我们接下来讨论《家山》在写法上的特征。首先，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小说里出现了非常多的风俗民情的描写，舉凡婚丧嫁娶、衣食住行、耕织劳作等内容，在文本中都得到了重点渲染，包括像过年舞龙灯、写对联、唱大戏，结婚时轿夫捉弄新媳妇，以及家家户户种阳春等。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段落是，当劭夫缺席婚礼时，村人安排了一只大公鸡代替他去结婚，这个细节写得活灵活现。从这些文本的描绘当中，我们看到《家山》着力于建构的是一种日常化的叙事，然而在显性的生活背后，又有着大历史的脉动。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再到抗日战争，直至解放战争，这构成了情节上的另一条线索。那么值得思考的是，在小说中，作者是怎样处理日常生活描写与革命历史书写之间的关系的，或者说这种世俗生活图景的描绘取得了什么效果？请大家就这个问题谈一谈。

张楚悦：我认为《家山》对世俗生活图景的描写，展现了世俗生活所具有的包容性。在对世俗生活这一诗意化的空间世界的建构中，乡村的文化、伦理、秩序，包括革命逻辑都得到了展现。其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小说对婚礼、葬礼场面的描写，尤其是扬卿和瑞萍的婚礼，颇具《红楼梦》的味道。《家山》对种阳春等世俗生活图景的描写，具有浪漫主义的气息，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对具有英雄主义和家国情怀的屈原传统的承传。有关日常生活描写与革命历史书写的关系问题，首先，我认为这和“地方”概念的“实”和“虚”有关：“实”指的是以沙湾人的经验为基础描写的日常生活，“虚”指的是由革命历史所构成的民族国家的隐喻，日常生活和革命历史书写依靠地方经验形成联系。通过日常生活书写，小说展现了社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所经历的漫长过程。小说从传统乡村这一民间的角度，写出了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比如大洪水后的互相救济，自建水库村民一呼百应，集体掩护红军家属等，这既是村民过上幸福生活的重要途径，又体现了族群凝聚的精神纽带。通过这样的写作，作者意在告诉读者，中国之所以选择这样的现代道路，是因为它与我国社会传统赓续过程中的民间伦理相贴合。《家山》遵循大时代历史发展的整体观，通过日常生活描写，写出了历史在民间演化的内在肌理，我认为这在《家山》中是最为重要的。也就是说，《家山》的世俗生活描写所展现的民间蓬勃的生命力量，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不竭动力，为中国历史道路的选择提供了民间的、地方的逻辑。另一方面，日常生活拥有水一样的包容性，可以容纳革命历史的介入和改造，既可以使优良传统积淀下来，又对落后因素具有同化能力，而这种生活中体现出的同化的力量，与道路的选择相契合。

王海晗：楚悦的总结比较准确。王跃文之前在一篇文章里说过，生活的逻辑应该就是文学的逻辑。生活史与革命史并不是没有关系的两个对象，它们其实是一种互相粘合的关系，即使在社会运动最频繁的时候，日常生活也一直存在，只是可能从台前退居到了幕后。王跃文这部小说主要采用的是受动的视角，小说并没有正面描写革命战争，而是去表现革命和战争之下作为典型环境的沙湾以及沙湾人的生活变化，写的是历史肌理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正是因为采用了这样一种写法，像文明、进步等这样形而上的概念，也能落到更为具体的层面，获得实感，使得琐碎的日常生活呈现出新的意义。王跃文在创作谈中明确提到，他是要呈现一部自己所熟悉的社会生活史、乡村民俗史，同时也是一个时代的变迁史，用一个乡村去展示一个时代的风云际会、一个民族的生生不息。

沈梦：我觉得《家山》的日常生活是前景，革命历史书写是背景，这个背景却一直统摄着前景。《家山》是以民族史为逻辑起点的，而王跃文在其中融入了风俗、风物，还有一系列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世情描绘。可以说，他就是通过这样一种写作方式将小说塑造为一部湘楚地方志。小说在把握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前提下，记录了人的欢愉与悲愁，收获与创痛，历史与现在。《家山》在某种程度上打通了文学虚构与历史真实的壁垒，在“虚”与“实”中营构出一个文学世界，幻化出了一个带有鲜明个人印记的“沙湾”。

王海晗：沈梦讲到文学虚构与历史真实的关系，有必要一提的是，王跃文在创作这个小说时，做过非常多的实地调查，其构思灵感来源于历史的记载与口传。创作《家山》的最初动机是在1998年，王跃文族里的《三槐堂王氏族谱》成书，他奉长辈之命给族谱写了一个序言。大概十年前，他又重新翻阅族谱，读到先辈兴修水利、倡办新式小学，包括参加“湘西纵队”等故事，很感兴趣，觉得有必要把这些记录下来。之后的很多年里，他大量搜集方志、历史文献等资料，钻研户籍田亩制度、捐税征收方式，屡次在乡间田野作实地调查，直到对那一方水土以及村民的生活状态有完整的了解之后，才落笔于纸上。小说中的许多人物都能够对应到王跃文的先辈，“乡约老爷”桃香的原型就是王跃文的奶奶。王跃文本家有一个长辈叫作王禹夫，是个家业殷实的乡绅，同时也是满怀救国大志的读书人，他倡导开办小学，扬卿的身上就有他的影子。还有王禹夫的堂侄，名叫王楚伟，是地下党的负责人，这就让人联想到齐峰。深究虚实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从真实与虚构之间的转换过程，却可以看出一部小说的艺术魅力所在。

王澜汐：老师，我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小说开头有个主要人物表，不管是陈劭夫家、陈扬卿家，还是别的人家，作者选择描绘的人物都是家族里的第二代。为什么不选择第一代，或者说比他们小的那一代，而是选择中间这一代人物？我认为这种选择可能有一种承接历史的意味在里面，人物作为历史的“中间物”存在。

吕彦霖：起到一个转折性的作用，他们这一代受前人的思想影响长大，长大之后去改变周围人，大概是这意思吧。

王海晗：我们进入到另一个关系紧密的问题。我在读《家山》时，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小说在描写日常生活上运用了非常多的方言。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抬阿娘”，就是娶妻的意思；“几个伢子”就是几个年轻人或者几个小孩子；形容家业繁盛，我们一般说兴旺，但是它说“旺兴”。人物的语言与性格之间往往有着密切的对应关系，比如桃香使用四六八句去衙门里打官司，机智勇敢的特点便跃然而出；齐岳敲梆时说的那些话，显得他比较放荡不羁。总体上来看，《家山》呈现出民间语言和文人语言相结合的特色，有一些表达也是非常具有文人气的，尤其是书信当中的语言：扬卿和史瑞萍两人恋爱时的通信就是用的《诗经》中的语句，劭夫和贞一在外写回来的家书也是用典雅的文言。除了方言之外，还有一些约定俗成的俚语典故，比如佑德公说“坐得黄包车，颠得屁股腫”，意思就是说人不要贪图超越自身能力的事物，又比如“修根老儿赶麻雀，东边起来西边落”是形容事情多或麻烦多，“有好大的腿做好大的裤”就是指做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我在读到这些表述的时候，会有轻微的阻滞感，但是稍微一停顿思考之后，就会发现《家山》里的语言体现出了湖南乡村特有的民间幽默与智慧。作者运用方言俚语，其实表明他是从乡村的内部来理解乡村，通过这样一种口语声音的传达，将文学地理性的维度凸显出来。有关《家山》的语言特征，请大家来谈一谈，可以各抒己见，不一定只往好的说，也可以有批评的看法。

刘杨：我对于这种方言写作是有一定保留意见的。方言写作有风险，它是一次语言的冒险。我一开始阅读《家山》时，其实是有语言障碍的。像阿娘、老儿、曹婆等，都需要在阅读时停下来，根据情节分析其在现代汉语中的意思。小说整体的语言表述，和我们说的现代汉语的语言表述方式还是有一定差别的。这种写作可能还是有点局限在湖南方言，或者准确些说是溆浦方言上。那么，作家的方言写作有什么更深的意义？这就需要我们思考。

王海晗：我看过一篇报道，小说出版的时候，编辑曾经询问王跃文要不要给这些方言加注释，王跃文表示不用加，让读者慢慢在文本语境中熟悉，习惯了自然就能读懂，但实际上还是要费点工夫的。

张楚悦：老师，刚才我在和俞禾交流的时候发现，王跃文之所以不在《家山》中解释这些方言的含义，可能是因为他在《漫水》等小说中，已经对这些方言进行过解释。不同于《漫水》在使用方言后进行解释，《家山》直接用方言写作，呈现沙湾的生活画卷。比如开篇人物关系表中出现的“满女”“阿娘”等方言，哪怕小说的行文能够使读者了解这些方言的含义，但在初始阶段仍会对读者造成一定的认知上的困难。而小说的中间部分出现了善林等来自城市的孙辈，他们和爷爷奶奶说“不要说一坨一坨的了”，因为沙湾习惯在名字后面加个“坨”字，作者在这个部分，以父辈为孙辈讲述方言的方式，解释“犯夜”“踩高脚”等方言的意思，这时作者才注意到，除了了解湖南方言的读者以外，还有很多像我们大家一样并不理解方言的读者，但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已经通过前文的阅读，理解了这些方言的含义。关于《家山》中方言的运用，我认为方言写作更加明晰地凸显了小说的地方性，方言的运用一方面是小说传情达意的需要：方言是村民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的展现，比如小说中说“闻”到声音，而非“听”。用家乡话写《家山》，能够更加生动地描写人物及其生活的本真面貌，更好地展现地方特有的风俗人情。这样的方言写作体现了作者对家乡生活的熟稔，以及对历史、文化的深刻认知。另一方面，作者以原生性的语言介入湘西世界，意味着作家站在乡村、民间的立场写作。《暴风骤雨》等小说中，方言仅仅起到装饰性的作用，以方言为代表的地方性因素只是使具有普遍性的故事形象化的一种方式，地方并未构成小说的内在因素；而在《家山》中，方言构成了作品的内在要素，驱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和人物性格的塑造。在这个意义上，《家山》中方言的运用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表现力。

王澜汐：我想就《家山》中叙述语言的外在形式与叙事内容之间的关系谈一谈。《家山》中的叙事语言显然具有一种方言特征，并且这种方言因素仅仅是作为展示而出现的，而不是为了诠释些什么，就像在《家山》中并没有对这些湖南方言的注解。作家希望通过这种“展示”，让读者沉入乡村的厚重氛围之中，这样叙述的优点在于展示了独属于《家山》的风俗世界和这个风俗世界的内在肌理。例如在《家山》中，沙湾人平时说话喜欢用自己村里的典故。可以看出，乡村人们的日常生活都集中浓缩在语言的嬉笑怒骂之中，其中蕴含了独属于沙湾人的是非标准和价值判断，充满了民间幽默和智慧。比如，与吃饭有关的方言——骂人是“潲水嘴巴”（大嘴巴）。跟身体有关的方言——做了不好的事，“村里人会戳你的背膛心”。跟农作物有关的方言——佑德公看到报纸上剁头的照片说：“剁人脑壳像剁红薯！”桃香说“剁人脑壳像切萝卜”。跟动物有关的方言——“乌鸦早叫财夜叫喜，半日期间叫灾星”。另外，小说对一些世情的讽刺，也是通过方言来表达的，比如“拖檐底下定规款，见不得人”，是讽刺只顾个人利益、不一碗水端平的人。俗语俚语穿插在各种类型的文本中：对联、状告、报纸报道、往来书信、政府告示、学校训令、祠堂碑文、婚礼证词、开脸口诀、丧事经文……

这些方言从侧面反映出，每个家庭都在忙着生活，都在做一件事，就是活着。并且文本的叙事情节中可以说有生有死，有悲有喜，呈现出对现世苦难的包容以及乡村顽强蓬勃的生命力。从叙述的内容来看，作家是通过这种湖南当地的方言，展现百多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进一步说，是用一种具有乡土实感的语言形式来表达乡土内部发生的事件。正如王跃文说：“我使用民间语言的时候，学到的不仅仅是老百姓的词汇、修辞，而且有家乡人物的神态、腔调、笑貌，以及他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态度等等，这些都通过他们的语言活生生逼到眼前来。”透过这种语言，我们可以感觉到上个世纪乡土世界中丰富的内在肌理，具体到沙湾就表现为一种浓厚的乡约意识和原始的乡土正义。例如四跛子把侄子杀掉，本是事出有因，四跛子一开始作为有理的一方，在感情上获得了民众的同情。再加上桃香在法庭上的精彩陈述，让四跛子免受牢狱之灾。虽然舒陈两家结下仇恨，但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两家人互不相欠，但是没想到桃香用自己的新生儿子去赔偿舒家，两家又逐渐化干戈为玉帛。矛盾在这种处理下被抚平，人们的关系又自然回归“原点”。

刘杨：你最后谈到了小说主题，它与方言之间的关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王澜汐：两者是有关联的，乡村意识中的原始正义是存在于这种语言里面的。也就是说，小说的语言里边是有乡村意识的。

王海晗：从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人所提倡的现代语言哲学的观点看，一种语言方式也就是一种思维方式。人物不仅仅通过语言来表达，同时也是在语言中思考，没有语言，也就没有思想。我们在分析一种语言表达的时候，也就掌握了它的思维结构，我想这就是你讲的小说的语言里边有乡村意识。

吕彦霖：我补充一下，我觉得刚才楚悦说得很对。王跃文其实是在用这种乡土语言缝合大历史叙事和日常生活叙事。我觉得这是湖南作家的拿手好戏，沈从文当时说搞“新生活运动”，写到挑着猪崽的农夫听说搞“新生活运动”，赶紧跑掉了，他其实也是用方言来缝合所谓的大历史和他笔下的现实生活，将两者秘密地织起来。但是还有一个原因，我考虑到王跃文是湖南作家，其实很多湖南作家都有这个认识：举一个例子，韩少功曾经谈到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就认为只有普通话和标准汉语才能作为语言在文章中使用？他提到他在海南问渔民这是什么鱼，渔民用普通话只能说是大鱼小鱼，但是如果渔民用方言来描述，就会有很多种鱼。这就是南北方语言的差别，尤其是南方的方言，它可能不能用我们这一套标准的汉语来表现，这其实体现了方言比普通话有更多的可能性。我觉得无论是沈从文、王跃文、韩少功、王安忆这些作家的方言写作，还是沪语小说、苏白小说等小说体式，其实都是一种尝试，可能有些东西用普通话来呈现，会使它的表现力打折扣。

王海晗：王跃文认为方言的表现力非常强，其韵味是规范化、固定化的普通話无法达到的，意思是说某个地区文化上的个性，有时需要通过方言的形式来承载。

刘杨：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文学批评就开始肯定方言的意义，称其为民俗色彩。但在今天，我们应该更注重方言能够对在地性写作发挥什么作用。在地写作者本身就是要对抗整体性的，实际上是要把历史文化“整体性”所遮蔽的民间生活面貌还原出来。从小说叙事层面上看，方言在里面似乎起到了文化符码的表征作用。比如“罔派”一词，大致上是扯不清的意思，它的根源在屈原的“君罔谓汝何之”，后来就流传在民间口语中。但小说不可能写成方言背后文化考订一类的书，因此只是征用语词，并不能表征真正的地方文化，只是显示出一种地方身份，或者说在地性的写作姿态。这样来看，我觉得王跃文在运用方言时有点刻意，他可能先有写方言这样的想法，然后在写作中想办法融进去。小说整体的叙事是以普通话为基础的叙事，而后在里面不断地穿插俚语和方言词汇，这种穿插就会造成两种语言的融合度不是很高，不像金宇澄《繁花》的语调，是很统一地保持在沪语方言的语调上面。

王海晗：小说的语言表述很复杂，王跃文有时候用非常文雅的语言，有时候又用比较狂野的粗话。他的语言主要有两个源头，一个是中国古典文学，还有一个是民间语言。

吕彦霖：大家说《家山》是民间小说加乡土地方志的结合体。确实像刘老师说的，它的整一度不如《繁花》，《繁花》的整一度是非常严密的。

刘杨：因为《繁花》语言背后的文气、调性都是一样的。文学的语言问题是最近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的一个热点。其实方言的大量运用，本身也显示出当代文学在二十一世纪以后呈现出地方性写作态势，因为作家没有办法捕捉或者把握宏大的东西。比如《家山》，你说它有史诗性吗，它多少也有，但是它的史诗性不是通过整体性的宏大叙事，而是从地方性达到史诗性，或者说从地方的深耕细作达到对历史的整体透视。这是二十一世纪以后当代乡土写作明显的特征，相当多的作家有这样的抱负。

吴娴：老师，我想问一下他这种语言的融合到底好不好？小说里面又有乡村的日常方言，又有革命话语。我感觉像《繁花》的语言让人感觉很舒服，它没有什么很宏大的野心，讲的就是那些民间生活。

刘杨：《繁花》也是有很大的野心的，它完全沉浸到民间，来消解大的时代。它实际上是用民间的吃、性把大时代的意识形态消解了。金宇澄是有他的叙事野心的。《家山》就没有这么彻底了。它一方面呈现出时代的公共性，不是为了写地方而写地方，是要将时代话语融入地方日常；另一方面又把方言融入进去，显示它的民间性和地方性。这种写法也无可厚非，因为作家想表现大的时代，就既要有时代的话语层面，又要有民间的话语层面。只不过在写作的过程中，《家山》的基本立场还是在家族上，所以那些大的时代因素在小说中并没有介入很多。作家其实在告诉读者，我写的是这个家族，但并不脱离这个时代。这种方法就显得直露了一些，没有《繁花》那么隐蔽。

袁荣新：我对这个问题主要持批评看法。福柯有一个概念“语言出语言”，他认为有一部分作家的语言，比如福楼拜、卡夫卡的语言，都是写出来之后会形成一种创造性，其他人会争相模仿。《家山》的语言及其语言意识透露出作者想要找回他童年里面最熟悉的部分。作者并没有说他要创造出一个什么东西。一言以蔽之，是现象学里面的生活世界，但这个生活世界还没有给我一种寓言式的感觉。

王海晗：你的看法也不失为一家之见，但其实《家山》的初衷本来就是要回到乡土的现象世界本身，把民间生活的逻辑用方言形式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当然这种写作形式的成败得失最终还是留待读者来检验。

（责任编辑：钱益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