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部长篇”时代的文学选择

徐刚

一

在今年年初举行的第十四届《当代》长篇小说论坛上，白烨先生的一番话，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文情报告》的资深主编，白老师熟悉文坛现场，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在这次会上，白老师透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物数据中心提供的图书CIP数据，截止到2017年12月中旬，2017年全年的长篇小说总条目达到了8912条。由于时间节点的原因，这一数字并没有完全涵盖这一年的全部数据。因此他粗略估计，2017年全国出版的长篇小说极有可能超过一万部，这也预示着中国文学将进入“万部长篇”的新时代。

为了验证白烨老师这一说法的有效性，笔者也抽空做了一点数据采集的工作。截至3月15日，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网站检索首页以主题词“长篇小说”、年份“2017”来组合搜索，得到的记录条目是8514条。考虑到不可避免的遗漏，以及图书入库的时间差，这个数字与白烨老师提及的CIP数据大体相当。这两组数据似乎足以坐实2017年长篇小说“破万”的说法，长篇小说数量的飞速发展，不由得让人将这一年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

当然，倘若对这所谓的“万部长篇”进行仔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真正具有原创意义的作品并没有占据太高比例。为此，我对国家图书馆的8514条记录中可以显示的前1000条进行了分析，发现其中外国长篇小说有426部，传统经典及再版的长篇小说为159部，真正首次出版的国内长篇小说为415部，而这415部长篇中有107部为网络小说的纸质出版物。因此如果按照这个抽样分析的比率，即便我们以一万部这个最大估算量为基数，去掉外国文学和传统经典及再版作品，再刨去需专文讨论的网络文学，2017年度真正原创性的国内长篇小说约占31%，如此算来长篇小说的总数仍然只有大约三千余部。

这些长篇小说虽然为数众多，且不乏优秀的作品，但坦率来说，真正值得重视且常常用来衡量这一年文学成就的作品，仍然当属那些传统文学期刊发表的长篇小说。后者虽然范围狭窄，却被公认为“纯文学”领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此而言，统计的工作便相对容易。如附录的表二，2017年发表在传统文学期刊上的长篇小说共计72部。而对照各大学会、文学期刊评选的“2017年度长篇小说排行榜”（参见附录的表一），我们可以发现，这72部作品涵盖了业内公认的绝大多数优秀之作。如此说来，“万部长篇”虽然热闹，却并没有对我们形成足够的“审美干扰”。当然，考虑到刊物和评委们的审美取向，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外。

二

从表一我们可以看到，并没有一部作品全部上了四个排行榜，这似乎说明就排行榜而言，2017年没有绝对意义上众望所归的作品。纵观四个排行榜，共出现了十五部长篇小说。其中三次上榜的《唇典》、《心灵外史》和《劳燕》，无疑认可度最高；其次则是两次上榜的《梁光正的光》、《芳华》、《国王与抒情诗》和《锦瑟》；其他还有只出现了一次的《奔月》、《平原客》、《重庆之眼》、《北归记》、《猛虎图》、《白山》、《天漏邑》和《世界的光》，显出榜单所包含的丰富性和差异性。

通过榜单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就小说的基本面貌而言，现实主义写作和历史叙事依然是其中的“重头戏”。关于前者，通过新闻和案件的叙写，艰难捕捉小说世界的“现实投影”，固然能够获得某种连带的作品关注度，但这种尖锐的直接性显然只是现实的一个方面；倘若更为深广地铺展开来，在小说与现实的层面作更复杂的思考，探询时代的病症与精神困境，则需要作家们通过某种现实的契机作更切实的努力。

李佩甫的《平原客》取材于2005年河南省副省长吕德彬的雇凶杀妻案，但小说却并没有简单“抄袭”案件、照搬现实，而是通过他一以贯之的“乡村奋斗者的堕落”故事，极为熟稔地讲述世情风貌和官场百态。李佩甫显然习惯这种“乡下人进城”的故事套路：通过小知识分子的个人奋斗，展开官场的毁灭之路。《平原客》里两个从农村走出的官员，即市级干部刘金鼎与省级干部李德林，某种程度上便是作者过往作品人物的延伸。因此，在小说“高官杀妻”的话题性背后，虽有其刺激性的元素，小说后半部分一连串破案缉凶的动作戏便是明证，但它更多还是从文化层面来反思李德林作为乡村奋斗者、留美归来的博士、国家首席小麦专家、农业部专家组顾问、位高权重的副省长，究竟是如何走上腐败的不归之路的。如其所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腐烂是从底部最先开始的，可以说是全民性的”、“麦子黄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因而，以案件改编为契机，在触摸社会性和时代感之余，《平原客》更多探讨的还是文化构成与人物命运。

青年作家石一枫一贯坚持着“把人物写好”和“对时代发言”的现实主义文学准则。他的新作《心灵外史》通过讲述大姨妈半个世纪以来的信仰变迁，以“问题小说”的方式，极为敏感地提出了我们时代的精神生活的问题。小说大量篇幅都在详细叙述大姨妈一生追寻心灵寄托却并不如愿的经历，直至最后作者才点明了她对宗教的皈依。小说的叙述容纳了漫长的历史时间，大姨妈的信仰变迁贯穿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和八九十年代的“气功热”，直到新世纪以“虫虫宝”项目为代表的传销活动和民间宗教风潮。这种追寻精神信仰的历史，显然构成了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缩影，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被命名为“心灵外史”。令人感慨的是，这一追求信仰的过程，却总是伴随着全社会整體性的轻信与盲从。在石一枫笔下，20世纪中国人的心灵历史，似乎就是一个由心灵空虚、信仰缺失而导致轻信和盲从，又因轻信和盲从而使心灵更加空虚、迷茫的恶性循环的过程，这也是小说的社会批判和文化反思的意义所在。

鲁敏的《奔月》是一个关于逃离的故事，逃离庸俗的日常生活，以惊世骇俗的消失去寻找本我的根源，抑或徒劳地收获一片虚无。故事从一辆开往梵乐山的旅游大巴意外坠崖展开。主人公小六在这场事故中消失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只留下散落满地的物品。丈夫贺西南不愿相信她已死去，不断寻找她的下落，却渐渐揭开了小六隐藏在温顺外表下乖张不羁的多重面目。与此同时，小六以无名之躯来到了完全陌生的小城乌鹊，开始了异域的新生活，却遭遇各种沉沦起伏，预期中的自由没能如愿出现，这些都让城市生活在荒诞中显露出人性的诡谲。在此，作者描述的其实是当今时代的精神荒谬：厌倦人情交际而渴望隐匿的妻子，怀念妻子却最终接受了别的女人的丈夫，甚或不断更换床伴却始终内心孤独的情人……所有人都在遭遇着精神困境，而鲁敏正是要以这种冒犯的方式直刺人生的假面，寻找抵抗生活的途径。在这个意义上，《奔月》其实重写了鲁迅《奔月》的逃离主题：小六的抗争，不过是要像嫦娥一样抗争厌倦的日常生活。小说贴切地表达了现代都市人的精神状态，它犹如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内心的焦虑与不甘，以及为了摆脱生活的倦怠所做的冒险。

梁鸿的《梁光正的光》是作者继《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神圣家族》等影响巨大的非虚构作品之后，完成的首部“梁庄”系列长篇小说。作品以梁光正执意寻亲报恩为起点，随着他一系列行动的一再重复和失败，几个子女也被迫回顾父亲如西西弗般屡战屡败、永不言弃的奋斗史和爱情史。在这部小说中，梁光正颠覆了传统文学设置的父亲形象，如作者所言，他是一个农民，也是个斗士；他是梁庄的堂吉诃德，四村八乡闻名的“事烦儿”，却笃信世间一切必遵循“道理”发生；如同一团孤独的乱麻，热情地席卷所有人，给子女空留下一地烦恼。他的一生就这么愚蒙而固执、仁厚而浪漫、自大而狂热地战斗着，像一条无理取闹的“老狗”。在他棺材落地的一瞬间，人们才突然觉得，这世界过于空旷。这是一个发生在农村的故事，但梁鸿的创作却突破了我们对乡土的固有想象。当人们走进这个故事，就会在纤毫毕现的人物描摹和宏大时代背景共同作用的文学魅力下，真正看见一个普通中国农民和典型农民家庭的精神世界。

三

就小说排行榜而言，现实主义写作之外，更多作品将触角伸向了历史。对作者们来说，借“历史之名”，似乎就能轻易捕获巨大的故事容量、丰富的传奇性，以及更为庄重、更为深切的意识内涵，这是现实题材小说难以企及的。

尽管只是以虚构的方式呈现，但文学中的历史大概并不总像法国作家大仲马所描述的，是“一枚用来悬挂小说的钉子”。在摒除了“戏说”与“穿越”的娱乐性之后，稍微严肃一些的历史题材作品，都会竭力触及二十世纪中国乃至中国革命的阐释问题。因此对于当代文学来说，历史之名的背后，虚构的仪式所牵涉的现实议题往往在于记忆的阐释与争夺，这也是情感结构与价值判断敏感性的重要缘由。

在2017年的长篇小说创作中，抗战题材的“井喷”无疑引人瞩目。范稳的《重庆之眼》、张翎的《劳燕》和范迁的《锦瑟》，都从不同侧面展开了对于那段波澜壮阔历史的叙述，甚至是情节奇特的《天漏邑》和《唇典》，也都映现着影影绰绰的“抗战”踪迹。这也难怪，那个悲壮年代的丰富细部总会被人反复咀嚼。而对历史的缅怀与见证，对战争的反思，抑或是历史的慨叹和人性的礼赞，再或是爱情的铭刻和传奇的编织，皆会在某个特定的时刻重新鼓荡，以历史之名写下故事的浪漫与沧桑。

《重庆之眼》以“重庆大轰炸”为背景展开，但对于历史叙事来说，它竭力做到“虚与实的平衡”。于历史而言，小说展现了蔺佩瑶、刘云翔、邓子儒的旷世爱情和婚姻家庭生活，以及他们对于抗战中极为严重的蒙难事件的遭逢，进而表现了他们坚强不屈、愈战愈勇的民族精神，以及整个民众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对于小说来说，“后续震荡至今的全景描写”则表现在民间方兴未艾的对日战争索赔活动之上，这“也是对遗忘的拒绝和抗争”，体现了“二战”结束半个多世纪后中国人对战争的反思，对和平的坚守，以及维权意识的觉醒。如作者所言的，“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就是历史的证言；我们死去，证言留下。”

《劳燕》的写作大概源于一封老旧的信件。如小说结尾所展示的，那是1946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刚刚过去一年，战争伤痛仍在徘徊。信中，一位名叫“伊恩·弗格森”的援华美军急切呼唤着他“亲爱的温德”前来相会。这封意外发现的尘封已久的往日信件，也许只是作者虚构的一部分，却恰如其分地完成了一种关于战争的叙事想象。小说正是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打开了大历史的丰富细部，然而就像所有战争小说一样，以此为背景，故事的动人之处在于人物的情感和命运。具体到《劳燕》，则体现在小说精心编织的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情感纠葛上，人物深沉浑厚的命运感也得以凸显。张翎的小说一向专注叙事形式的艺术，《劳燕》也突出呈现了多文体形式的适度穿插。举凡书信、日记、新闻报道、地方志、戏文，乃至亡灵叙事的精心设定，甚至两只狗的对话，都被作者有效纳入到叙事进程之中，这些特别的形式无疑让小说更加动人。

作家们总是惯于将那些严峻的或者不严峻的历史以更加通俗的言情方式来讲述。这些历史的传奇给人们带来无穷趣味，倘若还能在这里获得一些思考的契机那便再好不过了。范迁的《锦瑟》同样是以爱情来叙写大时代的传奇。小说以精细的白描勾勒了男主人公的一生，我们看到一个卑微的男人，读过一些书，生性敏感懦弱却狷介自赏。范迁笔下的这个“他”，在小说中一出场就饱受食色之苦，家道中落不得不随时代变迁而命运流转，他爱不到所爱的人，却阴差阳错地参加了革命。在天翻地覆后的新时代，他终于意外娶到心爱之人，然而好景不长，运动的打击接踵而至，终至人生没落。置身这个变动的大时代，一切都显得无可奈何，只能被歷史洪流所裹挟，平静接受令人唏嘘的命运。严歌苓的《芳华》以半自传的方式将小说引向部队文工团的故事，一次触摸事件所引发的人物命运的流转，揭示的是不同阶层的人物在残酷荒诞的大时代的屈辱和爱恨。而在那被追忆的青春芳华中，不仅有战争的残酷，人情的冷暖，更有善良的人们得不到善待的慨叹。

此外，刘庆的《唇典》以一个长着一双猫眼的“命定”萨满的视角，在辛亥革命至改革开放初期的漫长时间跨度里展开叙述，书写东北亚波澜壮阔的心灵史诗。而《天漏邑》则秉持着“为叛徒正名”的写作抱负。看得出来，作者感兴趣的不是历史，而是对于历史探寻的姿态，以及姿态背后，对于既定历史写作的辩驳和诘问。

四

就排行榜来说，这里值得重视的倒是李宏伟的《国王与抒情诗》。这部小说似乎溢出了前述之历史和现实，而耽溺于科幻幻想的维度，但这种奇崛的想象却又在更高的层面重新切入到历史和现实之中。在《国王与抒情诗》里，我们会天然地站在抒情诗的一边，抒情诗所代表的人文主义具有一种天然的道义，而国王所代表的理性法则冰冷、残酷、邪恶。这种预设的二元对立深深植根于文本内部且构成了小说的基本逻辑。然而，小说将“国王”与“抒情诗”对立，却并不是单纯处理善和恶，理性和感性之间的关系，而是想看一看未来社会的人之可能。小说提出了一个问题：凡人如何不死。每个人都会死亡，国王认为有一个解决之道，他认为，我们对死亡感到恐惧，是因为自我有意识，这个意识很大程度上是由语言带来的，所以国王想做一件事情：把语言的抒情性取消掉。于是，帝国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就是不断对词语进行消耗。而“抒情诗”所指代的则是无法被损耗、无法被理性革除的感性诉求，那就是每个人都想明确知道自己是谁，想确立自己的存在，这种感觉不会因为国王或帝国的任何行动而断绝。《国王与抒情诗》讲述的就是这两种意识不断纠缠的过程。

其实在榜单之外，另有许多值得重视的作品。比如那多的《十九年间谋杀小叙》就兼及纯文学和类型写作所长，显出不凡的质地。小说围绕至今仍为悬案的“朱令案”展开，作者以奇崛缜密的构思为我们编织了一个黑暗而精彩的悬疑故事，小说也显然超越了类型探案的边界而直指人性的幽暗。然而，对于类型的偏见，或者更直接说，对于青年作者的犹疑，终究让它消失在评委的视野之中。另外值得重视的还有诸如霍香结的《灵的编年史——秘密知识的旅程》和黄孝阳的《众生：迷宫》等极具实验性的作品，然而这种先锋姿态的尝试，终归要承受曲高和寡的风险。在这个意义上说，排行榜趣味的单调似乎是个问题。这也提醒我们，只有不断开辟不同风格和审美趣味的小说排行榜，才能有效容纳更多的不同，生产出无限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