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国平：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

胡山

前进号响，大家准备好，子弹上膛，刺刀出鞘。三年的皖南，别了！目标，扬子江头，黄河新道。

哪个来拦路，哪个被打倒。冲过重重叠叠的封锁，冲进日本鬼子的窝巢。我们一定胜利，我们一定达到目标！

这首铁血战歌的词作者，就是时任新四軍政治部主任的袁国平同志。

在接到北移命令后，袁国平主任赶写了《向敌后进军的宣传鼓动大纲》，大纲的结尾就是一首诗。教导总队俱乐部主任毛中玉按原词谱曲，定名为《别了，三年的皖南》。

袁国平又对原词略做修改后，请任光谱曲定名为《别了，皖南》。后者更加明确进军的目标“敌后抗战的大道”就是“扬子江头，黄河新道”，路上的艰险不仅是“山高、路遥”，而是“冲过重重叠叠的封锁，冲进日本鬼子的窝巢。”最后坚信：“我们一定胜利，我们一定达到目标”。

《别了，皖南》是新四军作曲家任光一生中创作的最后一首歌曲。这位叶挺将军称为“中国的音乐之星”、聂耳赞誉“我们的导师”、《新华日报》奉为“民族的号手”的著名革命音乐家，随后就英勇倒在了蒋介石反动政府的枪口之下。

1938年6月参加新四军并入党的毛中玉，才艺出众，会拉小提琴、吹口琴、弹钢琴，还能画漫画、写诗……但他最爱的是音乐。繁忙工作之余，他创作了《流浪者之歌》《打靶歌》《春回大地》《举杯高歌新四军》《往事》《别了，三年的皖南》等脍炙人口的军旅歌曲。皖南事变突围中，面对国民党顽固派血淋淋的刺刀，毛中玉毫无惧色，被连连刺中，壮烈牺牲。

1941年1月14日晚，袁国平在皖南事变突围中，身中四弹，躺在突围部队前进的路旁。军部卫士连副连长李甫及战士们见他浑身血肉模糊，不能行走，想背着他走。袁国平睁开眼睛，吃力地对李甫说：“战士们都是革命的种子，要赶快突围，把他们带出去……”“你们走你们的，不要管我了！”战士们誓死不肯把首长丢下，他们用树枝扎了副担架，艰难地抬着他走。

天亮前，队伍赶到青弋江南岸，不料渡河时被堵截的敌人发现。密集的子弹飞来，战士们一个个倒下，袁国平也掉进水中。后面的战士又冲上来把他抬起，边打边强渡，激战约40分钟才到达对岸章家渡。此时，100多人的队伍只剩下了三四十人。

渡河时袁国平再度受伤，身体极度虚弱。他挣扎着把一个笔记本和7块大洋交给李甫，断断续续地说：“你们赶快突围……不要管我了……否则一个都出不去……替我向组织上汇报。”并指着7块大洋说：“这是党费……”说完，乘战士们不备，袁国平悄悄摸出手枪，毫不犹豫地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

“如果我们有100发子弹，要用99发射向敌人，最后1发留给自己，决不当俘虏！”35岁的袁国平同志以生命践行了自己的阵前誓言。

李甫把袁国平的遗体交给当地游击队的负责人刘奎。刘奎将他葬在一个老木匠的祖坟地里，并告诉他，这是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他用刺刀在一块青砖上刻了“袁国平”三个字，放在首长身旁，又在他的头下放了一根腰带作为记号。

刘奎对老木匠说：“我就把他交给你了，千万别让人知道，我们一定会回来的！”老木匠说：“我知道，你就放心吧！”

后来，老木匠临终时交代老伴说，这祖坟地里还葬着袁国平，等新四军回来一定要把他交给新四军。就这样，老太太每年清明照样去上坟。

直到1949年解放军打到芜湖，老太太才让儿子去打听解放军是不是当年的新四军。她说：“如果是，你就告诉他们，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的遗体藏在我们这里。”她的儿子到芜湖找到部队并与刘奎取得了联系。

袁国平烈士之子袁振威深情地表示，“每当我想起当年老乡冒着生命危险掩藏父亲遗体的事迹时，心里总是久久不能平静。这军民鱼水之情，正是新四军的胜利之本，它使我终生难忘。我父亲给我起的乳名叫皖南，就是要我记住皖南、记住皖南人民，记住皖南人民的恩情。”

皖南事变后不久，袁国平的兄长袁醉如找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询问弟弟的下落。

办事处主任伍云甫受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委托告诉他：“袁国平同志在皖南事变中英勇自尽，壮烈牺牲。”

披肝沥胆 仗剑天涯

1925年10月，一位19岁的湖南少年满怀革命激情，乘船抵达广州，考进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在这里，他跟随周恩来、萧楚女学习，年底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形势危急，他毅然参加了南昌暴动。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

1927年11月，中共广东省委贯彻中共“八七会议”精神，在中共中央直接指导下，策划领导广州地区工农群众和革命士兵进行大规模的暴力革命，展开继南昌起义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英勇反击，开始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大胆尝试。袁国平这位刚刚经历了南昌起义硝烟的战士，又一次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广州起义的筹备工作中。

1927年12月11日凌晨3点半，教导团三声炮响，广州起义正式打响。在张太雷、叶挺、叶剑英、黄平、周文雍等领导下，第四军教导团全部、警卫团一部、黄埔军校特务营和广州工人赤卫队的7个联队、2个敢死队，共约6000余人（其中工人赤卫队3000余人），分数路向广州市各要点发起突然袭击。袁国平跟随教导团参与攻打公安局的战斗。

公安局是国民党设在市中心的主要据点，炮火格外猛烈。教导团一营长叶镛指挥正面进攻，袁国平则指挥一部分战士及赤卫队员从各个方向爬墙攻入，消灭敌人火力点。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激战，公安局长爬后墙逃遁，反动派全部缴械投降。当天，在起义军民的欢呼声中，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即在这里宣告成立！

广州起义失败后，袁国平参与组织将起义军余部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师，先后任师参谋长、党委书记、党代表。1928年1月，率部转移到海丰，参与领导创建东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东江根据地失陷后，奉命经香港转赴上海工作。

1929年，被派往湘鄂赣根据地，先后任中共湘鄂赣特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红五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参与领导湘鄂赣边区游击战争和根据地的创建工作。1929年6月任工农红军第5军政治部主任。

袁国平，原名袁幻成，学名袁裕，字醉涵，笔名最寒，1906年5月26日出生在湖南省宝庆（今邵东）县一个贫苦的手工艺人家庭。1922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受徐特立、田汉等进步教师的影响，积极参加爱国进步的学生运动，被推举为湖南省学联执行委员。

1925年10月，袁国平考入黄埔军校，1926年7月随军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左翼宣传队第4队队长，第11军政治部宣传科长，亲历了汀泗桥、贺胜桥和攻克武昌城以及讨伐夏斗寅叛乱的战斗。

1930年6月袁国平任红3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8军政治委员，后出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兼第3科政治委员，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2校政治委员、校长兼政治委员等职，为革命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

抗戰爆发后，袁国平在给侄子的信中，透露了自己到前线去的心声：“由庆阳到延安治病两个月，身体已康复，我过惯了战壕生活，正请求党中央派我去抗日前线工作。愿为我中华民族之生存和解放和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勇敢战斗，纵然捐躯疆场，死而无憾。”

袁国平在长期的革命战斗生涯中展现出政治工作方面的卓越才华，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泽东称赞他为“我军著名的宣传鼓动家”，并在致项英电中指出：“袁政治开展，经验亦多。”

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袁国平出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

袁国平离开延安前，毛泽东和他长谈了数个小时。毛泽东说，新四军处在敌、伪、顽夹缝中，政治工作既要保持继承红军的优良传统，又要考虑统一战线环境下的特殊性。

政治强军 呕心沥血

1938年4月26日上午，袁国平一行风尘仆仆抵达皖南岩寺新四军军部。这天，军部正在召开挺进敌后抗战誓师动员大会。他径直来到会场，首先传达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新四军的指示，并发表即席讲话，对即将挺进敌后的部队提出了殷切的期望。

新四军由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编组而成，继承了红军的光荣传统。但是，在3年游击战争中，斗争极其残酷，环境极其困苦，红军游击队通常分散成几十人、十几人甚至几个人的小分队各自为战，部队建设很难正常进行，政治工作尤其如此。

特别是在统一战线条件下，与红军时期情况大不相同。袁国平从到新四军的第一天起，就一心扑在新四军的政治工作上。到达皖南以后，他积极恢复健全党组织，主持起草《新四军政治工作组织纲要草案》，重视对广大干部、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培养锻炼。

在江南敌后的特殊环境中，袁国平始终强调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把健全党的工作、加强党的领导作为新四军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1938年6月，袁国平主持召开新四军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旨在确定战时政治工作的方针、任务、制度、领导方式、工作方法等问题，“逐渐完成各级政治机关之建立，统一建立连队政治组织，陆续培养与补充政治干部。”

他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健全工作制度，规定团以上有政治机关，设党代表或政委，连设指导员，班排设政治战士。袁国平要求新四军政治工作要做到“‘教、学、用打成一片”，在部队政治教育教学方面探索出集体学习与集体研究、因材施教因地施教因时施教、环境教育以形成学习空气等“十二条原则”。这些原则和方法不但推动了新四军政治教育工作，对今天的部队思想政治工作也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袁国平非常重视新四军的文化宣传工作。新四军文化建设的最迫切任务是尽快引进大批优秀人才。他多渠道为新四军引入人才，提高人才待遇。新四军规定团以上干部的津贴费每人每月仅为4元，营连干部3元，而聘请的专家学者每月可领津贴10多元至数十元，甚至达到上百元。大批知识青年和优秀人才的到来，使得建军初期人才匮乏的新四军一时间人才济济，为新四军的文化建军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袁国平指导下，新四军文艺战士创作出大批为现实斗争服务的优秀作品，鼓舞了广大将士的信心。

作为军中儒将，袁国平除马列著作外，对文学历史书籍也爱不释手。他知识渊博，思想敏锐，理论水平很高。他的政论文章立论精辟，说理透彻；他的演说材料充实、语言风趣、深入浅出，具有很强的感染力。陈毅曾说：“国平是一个好的宣传鼓动者，有才干。”在袁国平的指导下，新四军的文艺战士创作出了一大批反映并为现实斗争服务的作品。

1938年4月26日，在新四军抗战誓师动员大会上，袁国平首次亮相时发表的即席讲话让大家耳目一新，其儒将风度，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年跟随袁国平一起从延安到新四军的顾鸿老将军说：“袁主任作报告，大家都喜欢听。他要你笑，个个都捧腹大笑；要你哭，个个都流泪，他就有这个本事。”

新四军战士老李岩回忆说：“各种发言、报告，听了好多，但是从来没有听到像袁主任这样的演说，口才这么好，声音这么洪亮，很有鼓动性，听起来特别受鼓舞。”

上海《太白》半月刊编辑、左联战士夏征农回忆袁国平时说：“我到政治部工作后，由于同他经常见面，对他的印象也日益加深。他平等待人，不摆架子，不管是讨论会上发言还是对干部作报告，都表现得很有风度，很有文采。我感到他是一位有高度文化素养的人。”

身先士卒 战旗军魂

袁国平由延安到新四军就任政治部主任不久，在给其母亲刘冬秀的信中说：“儿走上了抗日的最前线，这是我们的光荣，也是母亲的光荣。敌人正张牙舞爪，想吞噬全中国，我们要斩断敌人的爪牙，为一切死难的同胞复仇，解放上海、解放南京、解放全中国。”

袁国平1938年赶到新四军军部后，从这年6月起就多次赴江南敌后视察。在皖南的3年中，无论是在繁昌保卫战，还是在泾县、南陵、繁昌、宣城等各处历次反“扫荡”的战斗中，总少不了他的身影。

1940年9月，日军为维护长江交通运输，掠夺秋粮，配合其对重庆等地国民党大后方的进攻，调集万余兵力，再次大举“扫荡”皖南。新四军皖南部队当时兵力约7000余人。叶挺、项英决心采用游击战法进行机动防御，消耗、疲惫日军，利用有利地形实施伏击，以第三支队率第五团在铜陵、繁昌一带打击日军，其余部队在繁、南、泾地区与敌周旋，以粉碎敌人的“扫荡”。为加强对第三支队的领导，袁国平亲自前往第三支队。

此时国民党顽固派在苏北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并着手策划袭击势孤力单的皖南新四军领导机关和所属部队。大敌当前，新四军皖南部队以大局为重，在蒋介石不发子弹、克扣军饷的困难情况下，仍投入反“扫荡”作战。

此次反“扫荡”作战后的10月18日，袁国平在致兄长袁醉如的信中提及：“苏南情况如常，皖南今年四月与十月，敌人曾以流窜式的‘扫荡战术，向我大举进攻两次，第一次打至距军部十五里之處，被我于父子岭将其全部击溃，斩获甚众，十月敌以3个联队向泾、南、繁、宣地域‘扫荡，被我诱至于汀潭、左坑地域聚歼千余，激战两昼夜，击溃，向泾县穷追百余里，三捷收复泾县。众誉军部驻地为‘铁打的云岭。经过3年多抗战的锻炼，我们军队是日益坚强了。”

铁军军歌 铿锵嘹亮

1965年2月3日，陈毅元帅向袁国平烈士的独子袁振威讲述了《新四军军歌》的诞生过程，“你父亲是著名的宣传鼓动家，才华横溢，是新四军的三大才子之一。红军时期就经常编写剧本，创作歌曲、诗词，他常常骑在马上打腹稿，下马就是一篇好文章；在长征中只有他用原韵和了毛主席的长征诗；在新四军他主持创作了新四军军歌，还创作了《别了，三年的皖南》的东进歌，创办了《抗敌报》《抗敌》杂志和《抗敌画报》，写了很多好文章。”

刘伯承元帅曾对袁振威说：“你父亲了不起！他是很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和红军著名的理论家，既有远见卓识，又能身体力行。不仅学员、干部喜欢，毛主席对他也很欣赏。”

1939年2月，周恩来到皖南视察。欢迎会上，作曲家何士德唱了一首《八百壮士歌》，陈毅用法文唱了一首《马赛曲》，会场的气氛热烈激昂。陈毅感慨地说，“我们也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军歌”。

之后在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和新四军领导同志一起商定了新四军的发展方针。大家兴奋之际，军长叶挺提出，应当写一首军歌，让全军战士都知道我们的奋斗目标。大家异口同声表示赞同。

副军长项英当即把任务交给了袁国平，说他是作词的行家。中央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以后，袁国平曾作《三期革命战争胜利歌》，红一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高唱《三期革命战争胜利歌》，战斗力大大增强。

“一首高水平的军歌作用可大了，相当于为新四军编写了一本教科书，可大大提高我军的战斗力。”袁国平在《抗敌报》上刊登征稿启事，向全军征集军歌歌词。很快有人提交了初稿，政治部经讨论，选中其中一篇并广泛征求意见。

陈毅收到歌词以后，建议将“光荣北伐武昌城下，雕刻着我们的姓名”中的“雕刻”改成“血染”。

在同作曲家何士德沟通时，袁国平向他着重说明了歌词产生的背景，讲述了皖南的战略环境，强调歌词要突出东进抗敌和向敌后进军的思想，加强战斗气势。何士德后来回忆说：“在军歌谱曲的过程中，对我有启发的主要是袁国平主任。”

新四军军歌确定后，署名集体作词、何士德谱曲，在《抗敌》杂志1939年第一卷第3号上发表。

“中国人民之友”、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当时正在皖南采访，她为战士们学唱军歌的热情所感染，盛赞《新四军军歌》为“时代的强音”，并将歌词译成英文，传到国外。

在抗日救亡的艰难岁月里，这首军歌唱响大江南北，成为提振新四军广大将士信心的经典战歌，激励着新四军战士与侵略日寇浴血奋战，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在袁振威将军看来，父亲的重要贡献，是开拓了新四军的政治工作。“早在红军时期，我父亲袁国平就有政治工作是军队‘生命线的论述，他紧抓‘生命线，为铁军铸魂。”

殉道革命 九死无悔

先烈许国，再难顾家，正是因为他们基于信仰的选择。

在新四军的作风建设上，袁国平始终不忘群众路线是共产党及其领导军队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只有处处为群众着想、严格遵守纪律，才能保持党和军队的纯洁。他要求新四军政治工作干部应具有“廉洁、牺牲、勤劳、笃实、谦和、诚挚及言行一致”的品格。

为此，袁国平和妻子邱一涵身体力行，率先为他人作出表率。

邱一涵，湖南平江人，原名邱信贞。1926年加入共青团。1930年参加红军、入党，《续西行漫记》中提到的参加长征的30个红军女战士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省委监察委员会书记等职。

1928年结为伉俪以来，袁国平、邱一涵戎马倥偬，患难与共，情深意笃。1930年，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后的一天晚上，夜已经很深了，袁国平冒着酷暑，伏案为《红军日报》撰写一篇重要文章。邱一涵不顾疲劳，始终守在丈夫身边，为丈夫摇扇驱蚊消暑。桌案上的一面镜子里映出了这对新婚夫妻并肩而坐的倩影，袁国平触动情怀，提笔在稿纸上欣然写道：“镜中鸳鸯”，邱一涵情思涌动，接过笔来，写出：“比翼齐飞”。

1940年“三八”国际妇女节，袁国平、邱一涵因共同献身革命、工作成绩优异被新四军军部评为“模范夫妻”。袁国平欣然题诗一首，赠与邱一涵为念：“不是甜的蜜，不是香的花。好比茅台酒，醇芳与日加。”

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他们夫妻把长女雅音寄放在平江老家，后随外婆逃难，13岁就做了童养媳；二女儿珍珍和幼子袁振威交祖母抚养，二女儿两岁因病无钱医治夭折，而袁振威则与双目失明、贫困交加的奶奶相依为命。

袁国平之死，一段时间蒙受着不白之冤，对妻子的打击和折磨可想而知。但邱一涵对党、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丝毫没有动摇。她曾拿着丈夫遗书对烈士的兄长说：“国平置身革命是以牺牲一切为代价的，这一切就包括牺牲生命和承受委屈。能否受得了委屈对人往往是更大的考验，在战争年代有些人作战勇敢，不怕流血牺牲，却因为受不了委屈而脱离革命，当了逃兵。我们要相信组织，相信党总有一天会把问题搞清，还国平一个公正！”

1946年，由于地下工作的需要，袁振威被接到上海母亲身边。当他问起父亲时，母亲或者说父亲在外地做生意，或者说当炊事员在前方打仗，从未提及父亲牺牲之事。

袁振威在“三八”小学读书时，一些同学互相攀比父母的官职，有的说父亲是司令员，有的说是政委，有的说是军长……小振威也自豪地说，我父亲是“炊事员”。同学们都笑了，大家告诉他，炊事员就是伙夫，就是烧饭的。回到家，小振威扑在妈妈怀里哭了，说父亲“没出息”。

邱一涵平静地对儿子说：“司令员、炊事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没有炊事员烧饭，司令员不行，政委不行，所有人都得饿肚皮，就无法打仗，更无法打胜仗。当炊事员同样光荣！”母亲不仅维护了孩子的自尊心，也告诉了他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存在的意义。

为了给儿子树立朴实的人生观，邱一涵让儿子转入普通小学。她说，必须和老百姓的孩子在一起。要忘记社会上的一切优越条件，依靠自己去生活。她告诉孩子，他的小名浣郎（皖南的谐音）是父亲出征前给他取的。母亲要他继父志承父业。

后来，袁振威曾问母亲邱一涵：“同学们说我爸爸当大官，妈妈长征肯定骑马，是吗？”邱一涵淡淡一笑：“爸爸的马上驮的是伤员，我是拽着马尾巴过的雪山，后来还有人批评我搞特殊化呢！”

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震曾对袁振威说：“我和你母亲很熟悉，长征中我们就常见面。她拖着一双裹过小脚的脚、一个受过伤的身躯，和男同志一样爬雪山、过草地，一步一趋，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是多么不容易。”

1956年11月2日，一代“军中女杰”邱一涵走完了她传奇的一生。在安葬时，唐亮、宋时轮、钟期光三名开国上将亲自扶灵，几十名将军参加，南京上万名群众送行。

邱一涵去世后，江苏省委召开常委会，罕见地作出了一个决定：将她17岁的儿子袁振威交由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代为抚养。

11月5日，邱一涵被安葬在南京市雨花台畔，与袁国平同志合茔。民政部为她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

袁国平、邱一涵的战友们把他们的怀念之情全部倾注在小振威的身上，不仅在生活上关心他，更是用父母的优秀品质和事迹教育他，为他指点成长的方向，铺设成长的道路。

母亲邱一涵辞世前留给了袁振威两句话：一是不要将父親的功劳记在自己的账簿上；二是忘掉社会给予的一切优越条件，依靠自己去生活。

2001年，在袁国平烈士牺牲60周年之际，战友们为他塑建了铜像。2006年5月26日袁国平烈士100周年诞辰纪念，经中央批准，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袁国平文集》，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人物传记片《父亲·将军》。

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两次批示为烈士立传。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震接见烈士后人时说，你父亲袁国平贡献很大，99发子弹射向敌人，1发留给自己，不连累战友，不当俘虏，了不起！

党中央又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上同时发表文章，称“袁国平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党和人民没有也永远不会忘记用热血和生命尽忠于她的儿子。

十载辛酸斗兵戎，

愧我吴下旧阿蒙。

半壁江山沉血海，

满地干戈斗沙虫。

北伐长征人犹在，

千伤万死鬼亦雄。

弹丸挣扎鱼龙变，

地覆天翻见大同。

袁国平烈士的诗词，文如其人，英姿勃发，铮铮铁骨，振聋发聩，气贯长虹。

袁振威说，我父亲认为密切联系群众，是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进行反腐倡廉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只有处处为群众着想，严格遵守纪律，才能联系群众，才能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保持党和军队的纯洁。1939年春，邱一涵怀了儿子已七八个月，而到十几里外的军部开会却和大家一样步行。

罗炳辉的夫人张明秀阿姨对袁振威说：“我问你爸爸，你的马为什么不能给她骑？你爸爸回答是，‘马不是配给她的。”袁振威感慨地说：“我父亲认为腐败就是从公私不分开始的，从占公家便宜开始的。因此，要防止腐败就要按中央的八项规定，人人都要严格要求自已，从公私分明做起。”

袁国平烈士在给侄子的信中写道：“此刻，我自己身无分文，无法帮助家里，因为我们都是以殉道者的精神为革命，为国家民族服务的，或许有人要说我们是太不聪明了，然而世界上应该有一些像我们这样不聪明的人。”

袁振威认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靠的正是这些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将生死和一己私利置之度外的人。“现在我们国家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中国梦，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目标，实现这个目标，还有许多艰难险阻需要克服。就需要像父辈那样愿为实现中国梦不惜牺牲一切那种‘不聪明的人，那种愿为人民吃苦、愿为理想献身的‘傻子。”

袁国平烈士和他那一代革命奋斗者，是伟大的殉道者，是时代的先锋、民族的脊梁，是共和国的功勋英雄，他们的精神光照千秋，永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