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忌

曹寇

关于张忌

曹寇

一

2015年春，宁波《文学港》搞过个笔会，张忌说他也去了。同年冬，《钟山》在南京也开了个会，这次我记得张忌：饭桌上那个姗姗来迟的微胖之男，人显得富庶，滴酒不沾，神情也较为淡然。不过这两次，我和张忌没有交流，对他一无所知。

这么说基于我对此类活动早已丧失了好奇心。在此类活动中，我遇到过太多的闻所未闻的“著名作家”和“文坛新锐”了。因为我从来不关注文坛，不读文学报刊（哪怕是发表了我自己文字的报刊），尽量避免和作家们打交道。当然，我确实有不少作家朋友，但他们首先是我生活中的朋友，我们喝酒打牌及扯淡，谁家里办事，还会携带份子钱前往。因为某个人写东西，就和他交上了朋友，这在我身上基本已经不会发生了。

现在我和张忌算“同学”了，因为鲁院。这届鲁院照例有不少“著名作家”和“文坛新锐”，我仍然疏于交往。我在北京有一些多年老友，经常出去找他们喝酒。另外，我还跟一个制片人在弄电影，需要隔三岔五地出去跟导演之类的聊本子什么的。即便如此，我在鲁院待的时间还是很多，一方面我无处可去，另一方面鲁院有其刻板的制度，要求我们必须把自己一百来斤摆放在他们指定的地方。跟张忌熟起来就是这段时间，而其核心原因，我觉得是我们住得太近了，算是一墙之隔吧。因为厌倦鲁院食堂，张忌有时会在傍晚敲开我的房门。我开了门，他总是不怀好意地冲我身后张望两眼，然后说：“刚撸（管）？接着撸（串）？”

怎么描述北京，这不由我负责。我所能肯定的是，北京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串”字灯管，其下都有几张塑料桌子，坐满了撸串的人民。北京实为当代中国的撸串圣地。多年以后，人们如果要拍现在的北京，一定不要忘了这个“串”字，否则有违史实。串及其撸，正是我们的“时代背景”啊。和张忌撸串，我喝啤酒，他喝一种叫北冰洋的汽水。张忌对北冰洋情有独钟，赞美不已，最高纪录是一口气喝了四瓶。“为什么，我们浙江，没有北冰洋？”大量的二氧化碳使张忌打起了嗝，这使他的质问显得抑扬顿挫。大概是我们并非北冰洋销售渠道的工作人员，或者北冰洋只是北京的特供，浙江没有北冰洋的问题后来还是不了了之了。据我所知，快要离开北京的时候，张忌似乎也对北冰洋不那么喜欢了，暴露了始乱终弃的本性。也好比其他一些同学所请的那些散伙饭，都集中在鲁院附近某家难吃的馆子里，坐下来面对泱泱一桌子食物（刚刚在马桶上拉掉的也是它们），只能犯怵。

二

除了撸串，和张忌干的最多的就是斗地主。张忌在斗地主方面比我精明，我曾经输给了他三百块钱。这时候，张忌主动将牌扔在桌上，说，不玩了，再玩曹寇要哭了。为了不让我哭，这三百块钱勉强可以出去继续撸串。如此反复。天呐，想想这日子，真是没得说的。

张忌是个讲究的人。比如夏天到了后，我就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穿短裤和凉鞋。可能考虑到身材的缘故，张忌穿一种七分裤，这使他亭亭玉立了起来，起码像一个亭亭玉立的坛子。此外，像我这样的人，喝茶用的是在鲁院附近地摊上五块钱买的玻璃杯。张忌则使用一个宋代的杯盏。是不是浙江人都讲究？班上还有个浙江女的，居然使用银茶具。这当然没法跟张忌的宋代杯盏比，关键是银茶具烫手，永远烫手山芋甩不开的模样，焦躁由此而生，烘托了张忌的淡定。张忌在气质上确实与他从北京古玩市场搬回来的那些瓶子罐子相似，温和、平静。他的那些瓶子罐子是否昂贵以及将来是否有升值空间？我不了解，但温和与平静在这年头是很贵重的。我见到的最多的气质是谄媚、歧视、做作和傲慢，都是一幅活在屎里的嘴脸，尤其在所谓的青年作家圈里，攀爬欲望和攻击性几乎都写在这些人的脸上。欲望取缔了审美，各种形式的暴力污染了这个世界。

三

张忌的小说与他个人的气质完全吻合。张忌的小说很少讲大起大伏的故事，人物的情绪波动也极少澎湃，堪称“律动”。他特别擅长描绘人情和人性的那一部分，也就是属于人心的那一部分。比如他最著名的作品《小京》。这是一篇没有坏人也没有恶人的小说，是一篇与这个相对粗陋的世界取消对抗、努力表达善意的小说。张忌无意于破案和追凶，这不仅是一种小说策略，也是一种正确的文学观。用我的话说，是一种“文学正义”。现实不仅告诉了我们破案和追凶改变不了死亡的事实，也在于破案和追凶并非文学所关心的事务。张忌触及到了文学的核心部位，那就是人存在于世的真相，人内心最柔软的那一部分。警察、大伯、表哥，包括死者小京，每个人物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乃至于那些一闪而过的人物，比如在北京开小煤矿的远房亲戚，比如“我”父亲介绍给我的那个在火车站帮我弄车票的人。大量闲笔闲人，而小说的可观之处就在于此。就拿火车站帮“我”弄车票的家伙来说吧，他在小说中的台词是两处“蛮好，蛮好”，如果从字面上来看，“蛮好”是一种夸赞辞令，而在小说中，显然不存在任何需要夸赞的事物。它只是人物的一种下意识或无意识的口头禅。绝大多数貌似强硬的小说家，往往自以为聪明地将这样的细节视为不足为道需要过滤的东西，张忌恰恰很精明地意识到一点，那就是我们生活中那些毫无来头莫名其妙的事物才是最精确最有价值最有意思的东西。真正意义上的荒诞和幽默也恰恰来源于此。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的生活细节充斥于这篇小说。死者小京遗留给我们的那条落有些许灰尘的红色围巾，天安门城楼上那个人造革皮包里的海鸥照相机，将还烫手的尸骨袋里的骨殖摁入骨灰盒的犹豫和坚定，小说结尾看到德胜门城楼时的轻松与转瞬之后的热泪……这些细节以及这些细节所表达的人物内心，才是这篇小说真正关心的东西。

四

张忌打动我的是他的文学观念。长期以来，当代中国文学都是走学习、致敬和成功学路线，屈膝于西方大师，膜拜文学界的成功人士，委身于文学期刊和文学评论家们的标准，乃至于有人恬不知耻地将自己的写作跟这个奖那个奖联系起来搞什么冲锋。此类种种不仅是反文学反文艺的，而且是反人类的暴行。在我看来，真正意义上的原创实属罕见。原创指的不仅仅是个体风格，还包括本土意识。原创与殚精竭虑无关，而只是觉悟。早就该在写作上摒弃满足于烂俗故事的做法了，早就该摒弃逞凶斗狠了，早就该重新拾起春风化雨如沐春风这样的美学自觉了。如何认识我们自身？如何接续我们的传统？如何无限靠近我们感知到的美乃至真理？这是我在张忌的小说中能够感受到的“劲”，看到了他的努力。就我所知，张忌的小说不仅在同代人中是罕见的，在整个现当代文学中，也并不“主流”。如果说张忌的写作源自某条脉络，那就是中国传统美学。这一美学荡漾于张忌使用的宋代杯盏之间，栖息于晚明的江南，然后是周作人、汪曾祺、阿城。张忌推崇金宇澄的《繁花》亦为应有之义。我没有读过《繁花》，但我信任张忌的美学趋向。而且我也没有读过张忌的其他小说，仅此一篇，就能产生美学上的信任。我相信，这是文学的力量，而非简单的阅读感受。

老实说，这些年来，我很少读同行的小说。这基于一条经验，那就是评论家和同行们交口称赞的“文学新贵”，我看了大都非常失望。不仅失望，有时还很厌恶。让我觉得所谓文坛是一个人多且臭的屋子。《红楼梦》似乎描述过这种感受，宝玉说人多味儿太大，还是出去吧，和宝琴一起踏着雪去栊翠庵摘了梅花（是不是这样？具体不记得了）。我是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读了张忌的《小京》，应该是失眠，看了好几部电影，都是烂片，到了下半夜，瞥见邮箱里有张忌的《小京》。读了两段，整个人就静了下来，然后就是天亮了。先是窗帘外微微有了点白光，然后我看到了桌椅的腿在地板上出现了阴影，再之后就是走廊里有脚步声。因为这篇小说的缘故，这一场景让我记忆犹新，是本人在鲁院生活中唯一值得一提的事，也是一件值得感激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