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生活考：妻室、荔枝与疾病

霍俊明

任何时代，诗人都是在主动或被动地抒写他们自己及同时代人的生活，然而生活并非不言自明，甚至从社会群体的圈层来看生活又具有明显的私人性、公共性、地域性、阶层性、差异性甚至意识形态性。生活一旦进入诗人的文本世界就可能会发生极其明显的心理反应和情志效应，而生活进入文本的动因、渠道更是因人而异，诗人的阅历、襟怀和文体意识、写作技艺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一

我们这里所说的生活既包括私人范围又涵盖了公共领域的生活与大事件。这自然涉及一个人的生活态度和世界观，作为诗人这又涉及生活经验如何在写作过程中完成转化和提升为时代经验和普遍经验。以饮食、疾病为中心的日常生活在杜甫诗歌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要特别提出的是，杜甫对日常生活的描述。同样地，这一点并不足以涵盖全部的杜诗，但其重要性，却也不下于别人所指出的其他各点。甚至所谓的写实倾向与口语色彩，都可以包含在日常生活这个范围更广大的项目之下。个人认为，在中国诗歌史上，是杜甫奠定了日常生活诗歌传统的基础。”（吕正惠《诗圣杜甫》）

当我们从“大历史”转向“细节史”，从“事件”转向“日常”和“个体”，时代和现实总是要具体化和分化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这时呈现出来的杜甫形象会更为日常、丰富、真实、有趣甚至不乏分裂的一面。而以往的研究和接受所塑造的杜甫形象却并非如此：“宋代以来，人们对杜甫的接受严重偏向他忠君爱国的‘儒家品格一面，就像‘一饭未尝忘君这个说法所概括的那样。这个过分简单化的形象并不总是能够引起现代读者的兴趣。那个轻松、古怪、有趣的杜甫，在世时以其‘戏题剧论著称，几乎完全消失在了从他去世后直到今天被世人套在他头上的光环里。加在杜甫身上的道学圣人的不可承受之重，到了20世纪，由于和爱国主义以及‘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无缝焊接在一起，增添了更大的分量。”（田晓菲《九家读杜诗·导言》）换言之，与日常生活状态相关的性格（癖好）、习惯、饮食、酒茶、家庭、工作（上朝、值班）、朋友圈、艺术（书画、音乐、舞蹈）、出行（壮游、访友、贬谪、流徙、漂泊）、节令、自然、梦境、疾病、死亡重新激活了一个真实、繁复、矛盾的生命体意义上的杜甫。

隔着1200多年的时光，我们更为感兴趣于杜甫及同时代诗人的日常生存环境，包括吃穿住行、生老病死，如果没有杜甫这样的日常化、生活化、世俗化的诗人，我们了解唐代社会就会遇到诸多障碍。“在杜甫之前的诗歌传统中，诗人们是习惯于把特定的东西放在诗里，其他不会写，一个诗人只会写今天怎么喝酒，今天怎么去寻访古寺，看到今天书房的纸笔等等，但这个诗人不会写我今天画怎么画，菜怎么种，怎么扫地，怎么打理园子，这些都不会写，日常的世俗经验，在杜甫之前很少进入诗里。但是杜甫不是把自己的一部分或者一个侧面放到诗里，选择性地放到诗里，看看这1500首诗，就感觉杜甫是把他的全部生命，他的全部生活放在诗里。”（李敬泽《万古江河鸟飞回——杜甫与中国人生》）

《全唐诗》咏物诗有数千首，而其中杜甫的认知能力与广博见识令人称奇，他几乎可以被视为“百科全书”式的写作者。与此同时，杜甫关于日常生活的体物写志能力、賦形能力完全超越了同时代诗人——包括李白在内，甚至后世诗人谁能够与之比肩也未可知。行旅、卜居、烧饭、饮酒、患病、种菜、植树、灌园、种莴苣、收水稻、吃荔枝、摘枣摘梨摘苍耳，乃至有人送菜、送瓜、送酒食，杜甫都统统事无巨细地写进诗中。因此，杜甫是第一个真正需要按编年来阅读的唐代诗人：“当我们按顺序一首一首读他的诗时，我们仿佛看到诗人杜甫最平凡而又最不平凡的一生。”（吕正惠《诗圣杜甫》）

显然，杜甫织就的编年史既是个人生活的又是时代风物意义上的。“大历史”与“小人物”相互交织的日常生活是我们理解杜甫的一个必要入口。

甚至在杜甫这里，生活会被提升至艺术的范畴和高度，这也正是唐代诗歌文化的重要性所在，比如我们通过杜甫可以知晓唐代瓷器的烧制水平，这里以成都大邑白瓷碗为例：“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关于蜀窑白瓷，杜甫在诗中通过胎质、声、色予以传神的描述。《景德镇陶录》（卷七）对大邑白瓷有所记载：“唐时四川邛州之大邑所烧（白瓷），体薄而坚致，色白声清，为当时珍重。”杜甫等唐代人使用过的那只大邑白瓷碗穿过一千多年的时光通道向我们传递过来，里面盛的是曾经繁华的历史、战乱的黑暗、生命的虚空：“邛窑，还在大邑掩埋一段精致时光 / 瓷碗，早已从你的诗句里脱身而出 / 在草堂唐代遗址随秋风，游走 / 锦城的闲时，与雨的优雅 // 1200°的火，无法虚构 / 富含石英和绢云母等矿物质的瓷土 / 如果触摸，它的温润 / 会从碗口紧缩，点燃那一片血红记忆 // 如果轻叩。像是白玉一样的女子 / 发出清脆的哭声，你深沉地哀求 / 一旁老皇城的砖卸下伪装的笑容 / 我也一脸惊愕 // 隐藏在皱纹里的那些句子 / 承担了太多时局的变化。在溪边漫步 / 我更需要溪水先安静下来 / 给这些烧痛的土，退退烧”。（彭志强《烧痛的土》）

我们可以非常明确的是，杜甫是在唐代全面开启了写作日常生活的开创性诗人，他的世俗化的诗让我们异常直观而真切地感受到唐代丰富多彩而又光怪陆离的生活现场及诡谲莫测的时代剧变，感受到大唐由盛转衰过程中具体的个人遭际及日常生活的衰变。“所谓日常生活的诗并不只是题材的问题，还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一般的诗虽脱胎于生活，但似乎总是崇高的，似乎总是高出一般生活之上。日常生活的诗则不然，它所描写、所歌咏的几乎就像一般的生活，它是在一般的生活之中体会出情趣，体会出诗味来的，它并不显得特别‘高尚，但它总是亲切宜人。”（吕正惠《诗圣杜甫》）

确实，杜甫的诗歌携带了大量鲜活的生活气息，而历代的研究者也总是希望从杜甫身上挖掘出更多的传奇故事和微言大义来。

关于杜甫的妻室问题，学界一般都认为杜甫一生只有杨氏夫人——司农少卿杨怡之女：“夫人弘农杨氏女，父曰司农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终。”（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杜甫在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成亲，而妻子比杜甫要年轻十岁，即722年出生。杜甫写给妻子的《月夜》已成千古经典，“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杜甫在诗中往往称妻子为“老妻”——实际上为“少妻”，可见共患难夫妻情感之笃。“安史之乱”给这个家庭也带来了无法言说的别离和灾难，正所谓“乱世造飘荡”“妻子隔绝久”“家书抵万金”，所以难得的一见却比梦幻还要恍惚：“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羌村三首·其一》）杜甫的伟大之处在于将妻子的地位在诗歌中予以巨大的提升，而古代诗人对妻子的态度在诗文中（“赠内诗”）基本上是漠视的或轻描淡写地处理——比如与杜甫同时代的诸多诗人都是如此，而他们笔下的女性往往是欢宴上的歌妓。由此，杜甫抒写妻子及家庭生活的诗已经改写了唐代诗歌的传统，而杜甫在诗中对妻子的情感表露已经说明一切：“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江村》），“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进艇》），“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百忧集行》），“老妻书数纸，应悉未归情”（《客夜》），“何日干戈尽，飘飘愧老妻”（《自阆州领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其二》），“老妻忧坐痹，幼女问头风”（《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杜甫改写了传统诗文中妻子和家庭生活的附属位置及抒写者与被抒写者之间的主次关系，“杜甫的这些诗篇之所以在今天仍能深深地打动我们，就在于他情感中将妻子所置的位置与人不同。我们透过其诗可自然感受到他们的夫妻关系是同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无缘的，其夫妻感情是真切而牢固的。这种从杜诗中反映出来的对其妻子的认识（价值观），与他诚实地做人及真诚的一生相连，也是杜甫文学在今天仍不失其光辉的理由所在吧！”（笕久美子《“赠给妻子的诗”与“爱怜妻子的诗”》）

杜甫窘困、动荡而多病，这也使得妻子跟着受苦又四处漂泊，这可以从一件小事当中得到印证：“杜甫每朋友至，引见妻子。韦侍御见而退，使其妇送夜飞蝉以助妆饰。”（《云仙杂记》）这里提到的夜飞蝉是唐代女性的装饰品。

当代学者王辉斌先生认为杜甫的妻子杨氏去世于大历元年（766年）秋前，以此推算的话杨氏去世时44岁。关于杜甫妻子去世的时间，元稹（779—831年）则给出了一个答案：“夫人弘农杨氏女，父曰司农少卿怡，四十九而终。”（《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按照元稹的说法，杜甫妻子去世时间在大历五年（770年）左右，两人共度了约30年的时光。王辉斌认为杜甫于大历二年在夔州又续弦了一位卓氏：“杜甫在杨氏卒后的大历二年，于友人薛十二判官的撮合下，续娶了一位夔府当地的‘新寡卓氏。”（参见其《杜甫妻室问题索隐》《一个女人与三个男人的故事——杜甫〈奉酬薛十二判官见赠〉破译》《杜甫的婚姻及其婚姻诗》《再谈杜甫的婚姻问题》）。这一惊人说法自然在学界引起了激烈反响和巨大争论，比如李君鉴的批驳文章《杜甫在夔州丧妻再娶论据不足——与王辉斌先生商榷》。杜甫在《奉酬薛十二判官见赠》一诗中提到过上面争论文章中涉及的这位卓氏：“卓氏近新寡，豪家朱门扃。相如才调逸，银汉会双星。客来洗粉黛，日暮拾流萤。不是无膏火，劝郎勤六经。老夫自汲涧，野水日泠泠。我叹黑头白，君看银印青。”

甚至还有人提出杜甫是否纳妾的问题。“研究文学现象，一种主要依靠主观猜测，并无铁证的新说法，如果它不但不会导致什么积极效果，反而会破坏人们心目中原有的美好形象时，我认为，就需要慎之又慎。否则，就跟一些小报娱乐版记者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没有什么区别了。”（丁启阵《杜甫字子美》）

二

杜甫自乾元二年（759年）开始从秦陇流寓巴蜀的近9年间，在流散、躬耕和交游之间写有大量的关于蔬菜、水果等食物的诗，比如“翠柏苦犹食”“常餐占野蔬”“畦蔬绕舍秋”“庭蔬尚在眼”“自足媚盘飨”。这既与杜甫不堪的生活境遇及对田园生活的向往有关，又与他“多闻”“物与”“广识”的百科全书式的博物学家的视野关联，正如杜甫所言：“卧病识山鬼，为农知地形。”（《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

就蔬菜和水果（果树）而言，杜甫诗歌中涉及的就有莼菜、薤、薇、葵、藜、蕨、芹、山药（薯蓣）、芋、莴笋（莴苣、脆琅玕）、韭菜、锦带（莼菜）、芜菁、槐叶、蒲鸽（一种青瓜）、笋、樱桃、桃、赤梨、杏、枣、柰李、橡栗、荔枝、葡萄、枇杷、杨梅、橙子、柑橘、柚子、松子等。杜甫写到的酸涩病态的橘子，实则是在对应自己困顿的寓居生活：“群橘少生意，虽多亦奚为。惜哉结实小，酸涩如棠梨。剖之尽蠹虫，采掇爽其宜。纷然不适口，岂只存其皮。”（《病橘》）其中的“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黄粱”（《赠卫八处士》）形成我们对唐代日常饮食的直观印象，乃至宋代的刘允成还直接套写了杜甫的这首诗：“杜老情何恨，东风夜雨春。炊粱留客款，剪韭荐时新。”（《夜雨剪春韭》）甚至杜甫还提到了葡萄，尽管其时葡萄已经在长安地区开始种植——比如唐太宗在禁苑专门开辟出两个马奶葡萄的种植园，但葡萄并不是普遍性的水果，而是比较珍稀：“一县葡萄熟，秋山苜蓿多。关云常带雨，塞水不成河。羌女轻烽燧，胡儿制骆驼。自伤迟暮眼，丧乱饱经过。”（《寓目》）由杜甫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到西域文化与大唐文化的交流。杜甫还非常详尽地写到莴苣的种植过程：“堂下可以畦，呼童对经始。苣兮蔬之常，随事艺其子。破块数席间，荷锄功易止。两旬不甲坼，空惜埋泥滓。野苋迷汝来，宗生实于此。此辈岂无秋，亦蒙寒露委。翻然出地速，滋蔓户庭毁。因知邪干正，掩抑至没齿。”该诗前有序文予以进一步交待：“既雨已秋，堂下埋小畦，隔种一两席许莴苣，向二旬矣，而苣不甲坼。伊人苋青青（独野苋青青），伤时君子或晚得微禄，轲不进，因作此诗。”杜甫提到的薤，为百合科葱属多年生鳞茎植物，一般在农历的七八月份种植，其鳞茎就是我们常说的藠头。薤具有比较高的药用价值，有消食、防癌的功效。薤还与隐者生活发生了密切的关联，比如三国时期李孚的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兴平中，本郡人民饥困。孚为诸生，当种薤，欲以成计。有从索者，亦不与一茎，亦不自食，故时人谓能行意。”（《三国志·贾逵传》）乾元二年，杜甫流落秦州时，阮昉隐士曾送给他三十束薤菜，饥寒交迫中的杜甫感怀涕零而无以为报：“隐者柴门内，畦蔬绕舍秋。盈筐承露薤，不待致书求。束比青刍色，圆齐玉箸头。衰年关鬲冷，味暖并无忧。”（《秋日阮隐居致薤三十束》）甚至杜甫还曾向族侄杜佐求取薤菜：“几道泉浇圃，交横落慢坡。葳蕤秋叶少，隐映野云多。隔沼连香芰，通林带女萝。甚闻霜薤白，重惠意如何。”（《佐还山后寄三首·其三》）另一位大诗人白居易也喜食薤菜：“今朝春气寒，自问何所欲。酥暖薤白酒，乳和地黄粥。岂惟厌馋口，亦可调病腹。助酌有枯鱼，佐餐兼旨蓄。省躬念前哲，醉饱多惭忸。君不闻靖节先生尊长空，广文先生饭不足。”（白居易《春寒》）唐代饮食有时是将薤菜作为蘸食的佐料：“佐以脯醢味，间之椒薤芳。”（白居易《二年三月五日斋毕开素当食偶吟赠妻弘农郡君》）

通过杜甫描写的荔枝我们得以一窥唐代饮食文化和政治文化，而苏轼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更是为岭南荔枝做了900多年的广告。

在岭南道和剑南道之外，尤其对于长安地区而言，荔枝绝对是稀罕物，所以唐玄宗为取悦嗜吃荔枝的杨贵妃而闹出“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荒诞剧。我们先来看看《太平广记》对这桩旧事的记述：“天宝十四载六月一日，时骊山驻跸，是贵妃诞辰。上命小部音声乐长生殿，仍奏新曲，未有名。会南海进荔枝，因以曲名《荔枝香》。左右欢呼，声动山谷。”小说家马伯庸在偶然读到这个片断之后心有所感，于是生发、演绎出一段离奇的故事来。司农司上林署的从九品小吏李善德阴差阳错地接受了一个近乎破天荒而难以完成的任务，在杨贵妃六月一日生辰这天要把岭南的新鲜荔枝运到长安来。迫于无奈，李善德为了这桩“荔枝贡”只得放手一搏，甚至不惜拼上自己的性命。从汉代开始，因为“荔枝贡”就制造出诸多劳民伤财的荒唐事来：“旧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腾阻险，死者继路。”（范晔《后汉书》）由此，即使是视荔枝为天物的苏东坡也对“荔枝贡”予以大力鞭挞：“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苏轼《荔枝叹》）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设置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等10道。到了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10道增加为15道，即京畿道、关内道、都畿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东道、山南西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道、岭南道、剑南道。唐代岭南道，治所在广州，其所辖之45个州分属于广州、桂州、容州、邕州、安南5个都督府（又称“岭南五管”）。其辖境包含今广东全部、海南全部、广西大部、福建大部、云南东南部、湖南和江西的部分地区，以及越南北部的红河三角洲地区。要知道，岭南在唐代属于蛮人（“南方的野蛮人”）所居之地，为远离教化的荒蛮之地。岭南与内地殊土异俗，按照孟浩然的说法就是“土毛无缟纻”（《送王昌龄之岭南》），即岭南人没有穿生绢和细麻所制衣服的习惯。至于岭南的气候（尤其是湿热）和植物种类更是直观地区别于北方：“这广州城里的景致和长安可不太一样。墙上爬满藤蔓，屋旁侧立椰树，还有琴叶榕从墙头伸出来。街道两侧只要是空余处，便开满了木棉花、紫荆、栀子花、茶梅与各种叫不上名字的花，几乎没有空隙，近乎半个城市都被花草所淹没。”（马伯庸《长安的荔枝》）

岭南这一瘴疠之地成为古代官员流放之地。众所周知，唐代的王昌龄、刘禹锡、宋之问、韩愈、李商隐、储光羲等都曾被贬岭南。对于这些远谪之人来说，被贬岭南往往就意味着有去无还的人生悲剧和至暗时刻：“只要想象一下前往南越途中那坎坷艰险的长途跋涉，北方人心中就会激起一种复杂的情感。在他动身之前，朋友们通常都会为他饯行，在这个场合，他内心那种既激动又恐惧的感觉变得更加强烈。这一类快乐的聚会，经常是在郊外酒肆举行。人们往往望着行人即将出发的那个方向，联想起与行人途中以及目的地相关的各种风物，然后赋诗赠别，主题都是描述行人途中可能遭遇的各种物质艰难与精神困顿。”（薛爱华《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

我们先来看看杜甫关于荔枝的诗句：“胜绝惊身老，情忘发兴奇。座从歌妓密，乐任主人为。重碧拈春酒，轻红擘荔枝。楼高欲愁思，横笛未休吹。”（《宴戎州杨使君东楼》）“翰林逼华盖，鲸力破沧溟。天上张公子，宫中汉客星。赋诗拾翠殿，佐酒望云亭。紫诰仍兼绾，黄麻似六经。内分金带赤，恩与荔枝青。”（《赠翰林张四学士》）“寇盗尚凭陵，当君减膳时。汝病是天意，吾谂罪有司。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病橘》）“先帝贵妃今寂寞，荔枝还复入长安。炎方每续朱樱献，玉座应悲白露团。”（《解闷十二首·其九》）“忆过泸戎摘荔枝，青峰隐映石逶迤。京中旧见无颜色，红颗酸甜只自知。”（《解闷十二首·其十》）

杜甫提到了岭南道之外荔枝的产地，即泸州和戎州，二者在唐代都属于剑南道。泸州，古称江阳，因泸水而得名。隋代改泸州为泸川郡，唐武德年间复置为泸州。隋代的犍为郡在唐改为戎州，在天宝年间戎州又改为南溪郡，乾元元年（758年）复改为戎州，其辖境相当于今天四川宜宾、南溪、雷波、金阳，以及云南东川、宜良、个旧及贵州的威信、水城、普安、兴义等地区。对于蜀地荔枝，李肇在《唐国史补》中有记载：“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故每岁飞驰以进。”甚至为了运送荔枝的方便，保证新鲜的荔枝能够七天七夜运送至长安，天宝年间（742—756年）专门开辟出了“荔枝道”。荔枝道，又称子午古道，从涪陵的荔枝园开始，经万州、开州、通州及洋州至长安，全长2240多里。具体线路是今天的涪陵（荔枝园）——垫江——梁平——大竹——达县——宣汉——平昌——万源——通江——镇巴——西乡——子午道——西安。这条特快通道，自然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当时以马驰载，七日七夜至京，人马毙于路者甚众。”（《方舆纪胜》）

由上可见，杜甫是在真正意义上将日常生活与家国大事提到同等重要地位的诗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杜甫是一个偏狭的日常主义的家庭型的写作者，而是各种题材和表达方式的开拓者：“杜甫自由开辟了许多新题材，如儿子生日，庭树枯死，及公务烦杂，从而为中唐诗、特别是北宋诗的广阔范围提供了模式。诗歌不再受制于特定的程式化事件，而是适合于生活体验的宽广范围。”（宇文所安《盛唐诗》）与此同时，杜甫诗歌处理日常生活的方法、技巧及难度也是有目共睹的：“如果我们接受‘小写的历史的概念，那我們就可以说，杜甫是他自己的生活最忠实的‘诗史。这个生活本身并不那么起眼，但他描写它的方式却无疑是光艳夺目的。”（田晓菲《九家读杜诗·导论》）

三

确实，杜甫总是能够在日常和细微之处提炼出精神命运并将之与时代气候密切地融合在一起，而更为重要的是杜甫总是能够一次次地把日常生活的时刻转化为唐帝国兴衰的轨迹及时代命运的悲剧性体验，甚至有时候这一体验还通过喜剧化的方式予以呈现。自乾元二年（759年）辞官之后，杜甫的生存状态、日常心境、现实态度及诗学观念都发生了巨大转捩，甚至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多变的生活成就了杜甫。在杜甫这里，“卜居”“家”“平居”“幽居”“草堂”“草阁”“贫困”“故园”“故国”“长安”“旅食”“流徙”构成了动荡的个人史与时代史的深层互文，其间渗透着缠绕不已的反讽、悖论、痛苦、愤怒、孤独、无奈与吁求：“成都草堂是杜甫的居所，这个安全的居所成了杜甫的家，但我们应该记住的是，这是第二个家，有强烈的从属性。它不是故里，在故里，所有的伤口都能愈合，丧失都能得到补偿，但同时也萦绕着对伤口和丧失的记忆。而且，我们只有在被逐出家门后才会想家。”（陈威《重建家园：杜甫和诗歌的成功》）

非常有意思的是杜甫在常年漂泊中随身携带着黑羊羔皮蒙的小几案，这是他的心爱之物，依身之物：“乌几重重缚，鹑衣寸寸针。”（《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有学者认为这是髹漆的几案，而与黑羊羔皮没有什么关系。这只乌几所呈示的杜甫转蓬羁旅当中生存的困窘、衰病的暮年及对故国故园的回望又何尝不是一个时代没落的生动象征。显然，杜甫对日常生活的态度和抒写投注了极其丰富而又深沉的情感，所以1922年的时候梁启超尊之为“情圣”：“杜工部被后人上他徽号叫做‘诗圣。诗怎么样才算‘圣，标准很难确定，我们也不必轻轻附和。我以为工部最少可以当得起‘情圣的徽号。因为他的情感的内容，是极丰富的，极真实的，极深刻的。他表情的方法又极熟练，能鞭辟到最深处，能完全反映不走样子，能像电气一般，一振一荡地打到别人的心弦上。中国文学界写情圣手，没有人比得上他，所以我叫他做‘情圣。”（梁启超《情圣杜甫》）

身体状态与感知是直接关联的，所以杜甫诗中有大量关于自己疾病的抒写。由此，说到杜甫的生活及其相应的诗作，我们就不能不谈谈他的身体状况和疾病，甚至在杜甫晚期风格的诗作中其瘦削、困顿、老朽的病躯已经成为衰败大唐的历史化象征，正如E.M.齐奥朗所说：“没有疾病就没有绝对知识。疾病是历史的第一推动。”（E.M.齐奥朗《眼泪与圣徒》）杜甫幼年多病而又丧母，是姑母救了他的命。天宝元年（742年）姑母去世，杜甫为之服丧并撰写《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甫昔卧病于我诸姑，姑之子又病间，女巫至，曰：‘处楹之东南隅者吉。姑遂易子之地以安我，我是用存，而姑之子卒，后乃知之于走使。甫常有说于人，客将出涕感者久之，相与定谥曰义。”

随着身体的成长，杜甫逐渐变成健壮敏捷的少年：“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即今倏忽已五十，坐卧只多少行立。”（《百忧集行》）与此相应，杜甫还有着激情飞扬、快意纵横、任性不羁、随意东西的壮游经历：“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鹙鸧。苏侯据鞍喜，忽如携葛强。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壮游》）闻一多对青少年时期有着“夺目的光芒”的杜甫有简直是入了迷般的描述：“上树要上到最高的枝子，又得不让枣刺扎伤了手，脚得站稳了，还不许踩断了树枝；然后躲在绿叶里，一把把的洒下来；金黄色的，朱砂色的，红黄参半的枣子，花花剌剌的洒将下来，得让孩子们抢都抢不赢。上树的技术练高了，一天可以上十来次，棵棵树都要上到。最有趣的，是在树顶上站直了，往下一望，离天近，离地远，一切都在脚下，呼吸也轻快了，他忍不住大笑一声；那笑声里有妙不可言的胜利的庄严和愉快。便是游戏，一个人的地位也要站得超越一点，才不愧是杜甫。”（闻一多《唐诗人研究》）

之所以杜甫的诗歌中出现大量的植物尤其是药草，这一定程度上与他壮年时期患病有关，更得力于他于窘境中种药、采药、卖药的特殊经历，而杜甫的挚友郑虔（691—759年）更是深谙药草之道。在此，我们先来看看杜甫这些与药草有关的诗句：“卖药都市，寄食友朋”（《进三大礼赋表》），“采药吾将老，童儿未遣闻”（《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十六》），“移船先主庙，洗药浣花溪”（《绝句》），“近根开药圃，接叶制茅亭”（《高楠》），“三春湿黄精，一食生毛羽”（《太平寺泉眼》），“种药扶衰病，吟诗解叹嗟”（《远游》），“知子松根长茯苓，迟暮有意来同煮”（《严氏溪放歌行》），“雨中百草秋烂死，阶下决明颜色鲜”（《秋雨叹·其一》），“药条药甲润青青，色过棕亭入草亭。苗满空山惭取誉，根居隙地怯成形”（《绝句·其四》）。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40歲之后的杜甫频频将自己的身体状况和疾病写入诗中。综合来看，杜甫可以算得上是早衰之人：“五十白头翁，南北逃世难。疏布缠枯骨，奔走苦不暖。已衰病方入，四海一涂炭。”（《逃难》）当然，如果从唐代人的普遍寿命及生存环境而言，杜甫在50岁左右出现诸多的病症也算是很正常的事情了。据统计，杜甫大约有200多首与疾病相关的诗。在他人生流落动荡的最后6年（765—770年），其疾病抒写也达到了高峰期。尤其是短暂寓居夔州时期，秋雨阵阵中一个垂垂老者处在病痛与思乡的双重折磨之中，暮年的凄凉与独苦令人叹惋。一个多病的衰颓的暮年形象不断被杜甫强化，相应的诗歌中的意象、场景及时代氛围也成为个人化与历史化兼容的“疾病的隐喻”：“王生怪我颜色恶，答云伏枕艰难遍。疟疠三秋孰可忍，寒热百日相交战。头白眼暗坐有胝，肉黄皮皱命如线。”（《病后遇王倚饮赠歌》）这正显现了一个“百年多病独登台”般的幽独、多病、虚弱、瘦削的杜甫形象，比如下面的这些与疾病关联的诗句：“肺病久衰翁”“老病有孤舟”“卧愁病脚废”“卧病数秋天”“卧病复高秋”“卧病一秋强”“值我病经年”“患气经时久”“行药病涔涔”“衰疾哪能久”“衰年肺病唯高枕”“右臂偏枯半耳聋”“耳从前月聋”“岁晚病伤心”“白首扁舟病独存”“多病所须唯药物”。在这些诗句中杜甫的身体状态已经交待得非常清楚了。

纵观涉及疾病的200多首杜诗，我们大体可以看到杜甫患过肺病、哮喘（患气）、疟疾、消渴症（消瘅，即糖尿病）、高血压、风疾（手足偏废、风痹症）、耳聋、失眠等诸多疾病。甚至更为奇妙的是杜甫在个人之病与时代之病之间达成了戏剧性的对话关系。与此同时，这里还要注意一个特别的生活细节，即病后饮酒。这也是包括杜甫在内的唐代诗人常有的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而孟浩然正是因此而丧命。

先来看看杜甫的肺病：“明光起草人所羡，肺病几时朝日边。”（《十二月一日·其一》）“衰年肺病唯高枕，绝塞愁时早闭门。”（《返照》）“江涛万古峡，肺气久衰翁。”（《秋峡》）“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孙城。”（《同元使君舂陵行》）“为吾谢贾公，病肺卧江沱。”（《别唐十五诫因寄礼部贾侍郎》）“归朝跼病肺，叙旧思重陈。”（《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肺萎属久战，骨出热中肠。”（《又上后园山脚》）“且知宽疾肺，不敢恨危途。”（《北风（新康江口信宿方行）》）“春复加肺气，此病盖有因。早岁与苏郑，痛饮情相亲。二公化为土，嗜酒不失真。余今委修短，岂得恨命屯。”（《寄薛三郎中》）杜甫很早就患上了肺病，“臣常有肺气之疾”（《进封西岳赋表》）。

风疾，也就是今天人们常说的心脑血管疾病，风疾是风眩、风痹（中风、半身不遂）、脑瘤的总称。风疾患者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饮食结构，尤其要避免食用生冷、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可以适当多补充一些富含蛋白质、维生素等的营养物质。而日常生活中的杜甫恰恰是重口味的老饕，尤其嗜爱鱼脍（生鱼片）这等生冷之物，还往往伴随着豪饮，这对于他的身体是有害而无益的。

再来看看杜甫的耳聋：“生年鹖冠子，叹世鹿皮翁。眼复几时暗，耳从前月聋。猿鸣秋泪缺，雀噪晚愁空。黄落惊山树，呼儿问朔风。”（《耳聋》）苏轼还曾借用杜甫的耳聋讥讽、评骘时事：“君不见诗人借车无可载，留得一钱何足赖！晚年更似杜陵翁，右臂虽存耳先聩。人将蚁动作牛斗，我觉风雷真一噫。闻尘掃尽根性空，不须更枕清流派。大朴初散失浑沌，六凿相攘更胜坏。眼花乱坠酒生风，口业不停诗有债。君知五蕴皆是贼，人生一病今先差。但恐此心终未了，不见不闻还是碍。今君疑我特佯聋，故作嘲诗穷险怪。须防额痒出三耳，莫放笔端风雨快。”（苏轼《次韵秦太虚见戏耳聋》）

从壮年到暮年，疟疾一直反复折磨着杜甫。疟疾为感染疟原虫所致，周期性发作，症状为发热、寒战、出汗。我们可以感受一下杜甫为疟疾所苦的状况：“王生怪我颜色恶，答云伏枕艰难遍。疟疠三秋孰可忍，寒热百日相交战。头白眼暗坐有胝，肉黄皮皱命如线。”（《病后遇王倚饮赠歌》）“三年犹疟疾，一鬼不销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疟病餐巴水，疮痍老蜀都。飘零迷哭处，天地日榛芜。”（《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峡中一卧病，疟疠终冬春。春复加肺气，此病盖有因。”（《寄薛三郎中据》）

由于杜甫对草药的熟知，所以他经常在宅院和田中栽种一些常见的药材来为自己治病，比如流落夔州时期杜甫就用苍耳来治疗自己的风疾：“江上秋已分，林中瘴犹剧。畦丁告劳苦，无以供日夕。蓬莠犹不焦，野蔬暗泉石。卷耳况疗风，童儿且时摘。侵星驱之去，烂熳任远适。放筐亭午际，洗剥相蒙幂。登床半生熟，下筋还小益。加点瓜薤间，依稀橘奴迹。乱世诛求急，黎民糠籺窄。饱食复何心，荒哉膏粱客。富豪厨肉臭，战地骸骨白。寄语恶少年，黄金且休掷。”（《驱竖子摘苍耳》）这里提到的苍耳又称苍耳子、卷耳，属于菊科，是一年生草本植物，为常用药材，性味辛、苦、温，具有祛风散热、解毒、通鼻窍的功效，对于缓解风寒头痛、鼻塞流涕、风疹瘙痒、湿痹拘挛有一定作用，可以用来泡水、煮茶、煮粥等。

生活考与老病身构成了杜甫处理日常生活的两个原点，而它们之间又彼此交织、共振，其中既有杜甫个人生活现场及流荡岁月的真实而动情的记述又有辐射开来的与唐代社会关联的时代场景。与此同时，通过日常生活的表情、细节、动作、心理活动、场景、空间和标志性事件我们也可以还原“由盛转衰”时代一个更为真实和丰富的杜甫形象，进而通过现象学还原的方式打开关于杜甫的个人档案和历史词典。

从同时代人和精神共时体的观角来看，杜甫能够打通个人、历史、时代和未来的时间通道，朋友式的“闲谈”和体温式的歌吟回答了伟大的杜甫为何永远都不会过时的追问。杜甫的诗歌写作时时与个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沟通，他随时抒写、发现、命名，实际上他的写作构成了个人、生活、家族、命运和家国意义上的“日记”。毫无疑问，杜甫是任何时代诗人和作家的启示录和导引师。在任何一个时代他都会吸引众多超越国界、民族和语种的命运伙伴。隔着一千两百多年的时光，杜甫给我们留下了一封封长信，夜雨修书，知音总在。

（作者单位 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