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遗忘之海的奥德修斯

张静轩

古希腊神话记到，每当水手们行船经过安特默埃撒的一座景象奇特的孤岛时，便可能遭到海妖“塞壬”的致命诱惑。这些面容姣好却长着鸟身的怪物，善用优美婉转的歌声诱惑人心，听见塞壬歌声的水手们，往往难以抵抗其摄人心魄的魅力，不由自主地先后追溯其妙音而跃入大海，直至溺死。《奥德修纪》的主人公、机智的奥德修斯用蜡丸封闭水手们的耳朵，并用绳索将自己紧紧捆住，以避免失神落水，这才带领他的属下幸运地逃过了塞壬的劫难，保住了平安。像行船路上不期而遇的塞壬一般，看似诱人实则充满风险的事物总潜伏于我们生活的某处，且每每引发个人史的危机。罗振亚近年的诗歌作品亦常以危机性的事件为核心：“父亲一生朴素/进城后遇到一个/听起来很美的名字/阿尔茨海默症。”《他已经不认识我了》罗振亚近年诗作反复出现的“阿尔茨海默症”，作为重大的生活事件和诗歌文本的关键词隐隐地统摄着诗人的追忆线索，读者总能跟随文本的情境刻画，闪回到岁月的阴翳中。同时，罗振亚诗歌世界里的“阿尔茨海默症”又具备深刻的文化含义，尚待我们通过文本重读渐次打开。

作为科学术语的“阿尔茨海默症”，是老年群体的高发疾病，人们亦时常并不准确地将一切类似的症状称为“老年痴呆症”。这种不幸的所谓“不死的癌症”，会使患病者的记忆和人格日渐丢失，随之而来的是社交和生活能力的逐渐减弱，最后近于痴呆。如此恶疾，虽然不常显示为身体的直接症状，却会给患者及其亲友带来精神肉体的多重苦役。在罗振亚的诗歌写作中，父亲的“阿尔茨海默症”既是难以忘怀的生活往事，也是极为重要的精神事件，它是罗振亚诗歌文本一片挥之不去的阴翳，常常在写作时被重点呈现：

自从撞上老年痴呆这个赤发鬼

活蹦乱跳的阳光和人事

便在父亲的脑海中沉沉睡去

——《父亲晚年最怕提“老家”两字》

还有您自己累得满头大汗

会同折磨三年的“老年痴呆”

萎缩成记忆中那个普通的名词

——《感恩书》

父亲逝世后，曾缠绕在父亲身上的“阿尔茨海默症”病魔成了诗人回忆里的痛点。病症带来的父亲的记忆丢失，则是诗人回忆亲情乃至感怀亲恩的支点。如马塞尔·普鲁斯特笔下唤起回忆的“玛德莱娜”点心一般，诗人只要想起父亲和困扰父亲的“阿尔茨海默症”，就能进而回忆起一系列事件。即便诗人只是平直地将这些生活的晦暗片段一一铺叙，也有于无声处听惊雷般震人心魄的力量，如《他已经不认识我了》：

不知从哪天开始

他已经不认识我

每次回家看他

他总朝我要西瓜

边吃边端详着我

你看见振亚了吗

西瓜他小时候最爱吃

你让他回来看看我

……

看似朴素至极的叙事，暗藏着令人心碎的错位关系。父亲仍清晰记得诗人的饮食喜好，但他已经无法将现实的诗人与有关诗人的认知联系起来，于是才发生了当面而不能相认的情感错位，文本中的父子关系像一根将断未断的牵引绳，让人心头一紧。这个出自诗人亲身经历的戏剧化瞬间，揭露出了父子之间亲缘情感、心灵默契的错位和危机。诗人有意选择了平直的写作语调，文本之下的情感却如奔涌的暗流般有力。以父亲的病为中心，诗人的追忆自然而然地辐散到了母亲身上。

每当诗人怀想起父亲及那磨蚀记忆的“阿尔茨海默症”病魔，母亲温和而坚强的身影也随之浮现。父亲的病，加重了母亲肩上的负担，变成了“妈妈身上的斑斑掐痕”（《感恩书》），父亲患病到逝世的历程也让诗人更清晰地体察到了母亲逆来顺受、不辞辛劳的品质：“五年 她以瘦弱的肩膀/扛起了一千八百多个多变的夜”，“她得叫身体的柔软处变得坚硬/人到老年必须学会告别”（《三九天乘着高铁回家看望母亲 》），诗人感叹时间和病痛对亲情的耗损，进而倍加牵挂母亲：

于是每晚端坐电视机前看天气预报

成了我坚持最久的一个习惯

地图上一些密密麻麻的小点儿

开始有了呼吸的表情和体温

看完后再打个电话提醒她加减衣服

才能在灯下读书著文

——《三九天乘着高铁回家看望母亲 》

由生活细节书写折射出的诗人对母亲的温情凝视，代表了诗人经历家庭变故后的情感态度，他因父亲的病故而倍加珍惜母子情感，倍加关注母亲的日常生活，与母亲通电话的伦理责任，也自然地排到了诗人读书著文的本职工作之前。罗振亚诗歌的情感世界里，不期而至的阿尔兹海默症病魔带来了一系列紧迫渐进的“存在主义式”的生命诘问——人注定的孤独与渺小、记忆的脆弱、死亡的无可逃避，都在父亲和亲属们身上残酷地展现着。诗人通过生活和写作的双重实践，对“阿尔茨海默症”造成的精神危机，进行了多维度的回应。于生活层面，诗人坚守着自己的家庭责任，以饱满的生活激情拂拭着自己作为儿子、作为丈夫、作为父亲的每一个身份侧面;从写作层面来看，诗歌文本创作是诗人对抗“阿尔茨海默症”的符号武器，“阿尔茨海默症”销蚀人的记忆，诗人则通过写作，借助文本符号来记录和再造记忆，勉力以写作的方式一一取回被时间和病痛所夺走的生活片段，故乡风物和人情旧事也因此得到了重温和审视。

“阿尔茨海默症”的阴云，不仅笼罩着诗人对父亲的追忆，也还在对另一些故人的回忆里若隐若现，如回忆师长的《刘教授的悖论》隐隐提及“他是三十多本专著的唯一作者/上了七十再记不起自己的名字”，刘教授同样在去世前经历了“阿尔茨海默症”带来的记忆危机，这样的细节被诗人安置于对刘教授一生的速记之内，与刘教授丰富的学术成果形成了鲜明比照，更显世事之无常。不仅是“阿尔茨海默症”，其他的诸多疾病也常成为罗振亚启动诗学装置的按钮。罗振亚诗歌往往以疾病书写为切入点，表达对亲人或师长的关切，如《看望恩师》对恩师病情的牵挂，“四月的济南万物复苏/先生肺炎的细胞也在生长”。诗人的一些悼亡之作，也常悲切于逝者曾罹患的重疾，如《您在那个世界不发烧了吧》对早逝业师的感怀，“多少不舍是多少肝区的疼/爱人难以统计的寂寞长度”。疾病的消息有時贸然来犯，即便是虚惊一场，也能掀起情绪的海啸，如此经历使诗人经历了戏剧性的悲喜交替，也催生出了佳作《妻子的头发》：

不想从不咳嗽的她见肺部阴影

秋天的一次X光误读

引发了一场生死“对话”

漫长的黑里她夜夜不眠

白天头发总是一丝不苟

……

终于  CT打败X光

阴影原来是散点钙化

看着她头上飞雪的瞬间

我说“理个短发，去去晦气吧”

之后我猛转身

把背影留给道路

我要看 黄河如何决口

山洪怎样爆发

诗人重新触摸因妻子检查结果异常而引发的危机记忆时，并未一开始就将心中块垒诉诸悲苦情感的宣泄，而是先以日常生活瞬间如外出旅游和鼓劲闲谈等细节刻画出夫妻之间的相互体谅，话语间也饱含对妻子病情未卜的严肃忧虑，直到情况明朗心中释然之时，诗人才以妻子因忧虑生出的白发为引，用畅快的泪涌为这次虚惊画上感人的句点。诗人以易于理解的视像即“妻子的头发”为核心，而不做多余的晦涩暗示，更使全诗朴素感人，读来不生隔膜。作为生命危机的疾病经验，是诗人重新审视亲情生活的痛感触发机制，也促使诗人去省视和记录在疾病面前极为脆弱的日常生活瞬间。

罗振亚的诗歌写作谱系里，疾病不仅是值得记录的生活阴影，还是意涵深刻的文化符号。不同于苏珊·桑塔格在其研究中对疾病进行的相对宽泛的文化生活史考察，罗振亚笔下的疾病，往往指向个人化的生活经验与情感体悟。不过，如果以隐喻的眼光来探寻罗振亚疾病书写的深层喻旨，则会发现其诗歌文本与桑塔格看待疾病的文化眼光有着不谋而合之处。通过语文学和历史学等多方面综合考察，桑塔格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流行病通常被用来作为描绘社会混乱的一种修辞手法。”①在桑塔格看来，人们对结核病的奇异欣赏、对癌症的灾难想象，都与特定时期的社会背景、文化观念息息相关 。与之相似的是，罗振亚诗歌的疾病书写尽管在形式和内容上高度节制，少见语言的枝蔓和思想的飘洒，其文化象征意义却不容忽视。事件性的疾病书写之间，穿插着诗人对个人史的吐露和诗人作为个体对一代人整体的精神危机的反思。诗人罹患“阿尔茨海默症”的父亲所回忆起的故人故事，成了诗人笔下难以忘怀的原乡图景：

只要一提老家或李向阳屯

过去多年的人事细节就会复活

从他的嘴唇上纷纷站起

想按都按不下去

什么院子里犬吠鸡鸣

还有庄稼地豆绿麦黄

屯中间老张家的瘸姑娘对不住马大平

西头有钱的王小国娶了东头的李三妮

欺负人的程水宝镰刀绝对饶不了他

——《父亲晚年最怕提“老家”两字》

尽管父亲因病开始出现失忆症状，却仍清晰牢记故乡的人与事种种，乡村的熟人社会因其有限而紧密的社交，成了父亲难以忘却的记忆烙印，乡村世界的人物、地点、事件皆像图钉一样牢牢钉在父亲的记忆版图上。相比之下，簇拥着陌生人且远离土地的城市生活，则使诗人的父母感到强烈的不安：

今儿不说城里的楼了

不就是房子上头还是房子吗

远看就像一堆火柴盒

——《六月的风也不能帮你清清喉咙》

五十七岁她进城像进了陌生的荆棘地

除儿子媳妇孙子连楼房也不认识她

——《母亲简历》

诗人还借乡亲“玉米姑娘”的视角，反思了城市生活对原乡经验的威胁：

她清楚黑土地长出的庄稼苗儿

移入钢筋水泥周边的花圃

不但要遭遇撕裂的痛

更有随时枯萎和死亡的可能

——《玉米姑娘》

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融入城市社群“等同于将他人变为‘同类的过程”②。习惯了乡村生活的人一旦进入城市，便被置入了一種需要被“同化”和“社会化”的城市经验改造环节，面临着生产方式的改变、社会交际的中断、生活空间的压缩等诸多变化，进而带来强烈的不适感，唤起不可抑制的怀乡情绪。但事实却是人一单离开故土，再谈返回就成了奢望。诗人在父母和乡亲的进城经验上看到了这些阵痛，并时而将城乡对照的忧思贯穿进对城市工人的关照视野：

轧钢厂二十岁的焊接工睡着了

稚嫩的胡茬已有点男人模样

断续的梦话伴着开怀的笑声

是见到了二蛋媳妇

还是娘挂的几串红辣椒在窗前轻轻飘动

——《二十岁的焊接工睡着了》

可是老家恐怕很难再回去了

父母永远走了责任田亲戚承包

出来太久连庄稼都不认识自己了

握着锄把的手有说不出的别扭和忧伤

——《和一位水暖工交谈》

诗人也常将自己的心绪投射在进城谋生的青年农民工身上，但相比于这些还未完全告别原乡想象的青年工人，诗人与其同代由乡镇走向城市并经历了个人身份转变和城乡剧变的知识分子，显然与乡村背景之间更为割裂，且时而因此感到阵痛。诗人将这种阵痛埋藏进了给儿子的诗歌寄语：

自从跪别你爷爷碑前的大片青草

和地图上从未标记的生我的村庄

那条河流的来路就再也看不清了

混乱中的记忆已经改变方向

孩子 在之乎者也的平仄里练平衡

我们已没有资格谈论故乡

——《孩子 我们已没有资格谈论故乡》

父子倾谈之际，诗人的忧悒也得以倾吐。显然，诗人与原乡的联系已极为脆弱，原本就未经现代文化定名的地理和亲缘伦理意义上的故乡，已经因诗人父亲的去世而更显模糊疏远;同时，已被适应的城市生活节奏和诗人身为学术工作者的生活模式，也很难允许诗人再返回到乡土的思维模式和生产生活中去。但诗人对身处的物质精神氛围显然抱着反思态度，他不仅从各种角度反思城市空间的流弊，比如借父母的角度批判城市的人情淡漠，借对儿子的寄语反思城市的道德滑坡。综合来看，罗振亚近年作品所折射出的诗人心境，不仅有沐浴于亲恩之下的“麦子的幸福”，还含有连绵而焦虑的情绪暗涌。由这些文本不难看到诗人的身份焦虑——他既无法回到淳朴的乡土社会，又很难完全浸没式地融入进身处的城市空间和文化社群。

如此精神困境之于诗人，正如“阿尔茨海默症”之于父亲。诗人自己的代际焦虑、身份焦虑之间也浸透了遗忘的危机感。阿尔茨海默对父亲记忆的磨蚀，正像诗人自身精神史危机的缩影——乡土世界及其所关系的亲缘伦理的消散、淳朴天然的乡村道德的式微，都让诗人感喟不已。进入城市，远离乡村的个人史转折，为诗人提供了真实动人的情感经验，他重新发现了乡村世界的质朴可爱。

但如“阿尔茨海默症”病程般难以逆转的是，诗人获得如是观察和书写的视角，正是多年在外的求学与工作的结果，乡村的狭窄天地自然无法兑现诗人的上进心和天赋，且乡村的物质条件则远无法与城市相比，进入城市是摆在一代乡村青年面前的唯一一条上坡道路。无怪乎诗人虽然对海德格尔式的语言家园心向往之，歌颂道，“既然地方话的种子/已长成一株苍翠的神经树/那就索性让思想的小鸟筑巢吧/围绕它飞翔/再多的高楼大厦也不会迷失”《东北地方话》，却又颇感无力地坦言“都说家就是足下的泥土/乡音将一直朝着家的方向生长/可为什么脚印留在卧室/灵魂却总迷途在路上/抵达一次次成为奢望/远方越是谁也到不了/越是诱惑得无数人醉卧沙场”《孩子 我们已没有资格谈论故乡》。人与物质上、精神上的原乡的撕裂感，就像诗人大脑里不可忽略的噪音，始终在诗人笔下渗出丝丝焦虑之意，但那“远方的诱惑”却酷似海妖塞壬摄人心魄的歌声，听者无不陷入危险的心驰神往难以自拔。

换言之，进入城市乃一代人之不懈追求，却又成了被城市空间围困、被现代生活异化的一条歧路，这与《奥德修纪》的文化隐喻不无契合之处。近代以来，奥德修斯的故事之下潜伏的文化意义被思想家们挖掘出土，如霍克海默等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即将《奥德修纪》的漂流传奇视作“异化的形式”，称“无论是周游世界的奥德修斯，还是独立制造商鲁滨逊，他们的叙事都勾画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化过程，从其发端之日，绝对孤独就已经明确地在资产阶级时代的终结中产生出来了。彻底的社会化意味着彻底的异化……”①由此而言，奥德修斯因思乡症而踏上的危险旅程，正如一场浪漫化的资本冒险——风险与收益兼具，又暗含着因求生之不得已而巧取豪夺的“工具理性”逻辑，成了人被异化的隐喻样本。以此视角观之，塞壬的歌声亦如人所追求的现代生活，诱人深入却又充满精神危机。罗振亚诗歌的生活本事中，父亲进入城市本是诗人生活空间转变后引发的必然事件，却也使得“阿尔茨海默症”的降临具备了苦涩的现代隐喻意味，就此而言，罗振亚诗歌也因其对个人史的深刻表现，超越了那些用词造作、思维扁平的怀乡滥调。

从“阿尔茨海默症”的精神隐喻意义出发，我们进而理解诗人写作这些文本的深层动因。他在诗作中描画故乡的山水风物、缅怀亲人间的纯朴情感，是为了对抗“阿尔茨海默症”对父亲记忆的掠夺，由此辐散出的写作系谱，则带有对抗城乡身份转化等变动带来的个人精神危机乃至代际危机的意味。平直朴素的诗歌语言摄录下了诗人在城市与乡村间徘徊的身影，也道出了诗人迂回于农民之子、现代作家、文学学者等多重伦理、文化身份间的复杂心情。诗人不仅反映出了时代发展背景下城乡之间相互依存却又相看两厌的复杂心态，也刻画出了中国乡村世界特有的丰富的伦理人情。其诗语之平实有效地避免了因文风矫饰造成意义和情绪的失真，诗人的所见所思因而才以质朴可感的方式呈露于读者面前。罗振亚早期浪漫情绪洋溢的文本以及他的一些带有先锋色彩的作品（如采取“具象诗”形式写作的《古诗印象》等），都能证明他并非不具备多元的诗歌写作能力，但诗人却往往选取亲切平直的诗歌语体，来对个人精神史和故乡图景进行聚焦，这也显示出了诗人在艺术上的取舍，有学者称其诗风“缘情而不绮靡”，是较为恰切的。

由诗人对父亲“阿尔茨海默症”的追忆出发来重读罗振亚近年的作品，将会帮助我们打开其诗歌文本的深层世界。一旦诗人无法不面对父亲的失忆症，以及随之而来的自身乡土经验的消散，写作也就成了纾解忧患的自我抗辩之举，于是我们看到诗人在近作里时而怀想乡土，时而反思城市，通过对个人心灵历程的正反向演绎，以私人化的经验回溯创造了颇具时代共性的文化表达，其文本世界重新思考并呈现了人类所面对的遗忘的危机，这种危机可能呈现为直接的身体病征，也可能是一代人从乡村进入城市所面临的文化困境，还有可能是心中块垒得不到抒写的符号困境等等。这些文本具备不小的个人史和代际史的文化价值，其“歷史中间物”的矛盾心态是诚挚且引人共鸣的。诗人务实而坦诚的诗思与其朴素的笔意相得益彰，其直面记忆瘢痕的勇气亦值得称道。

经由数百年现代化祛魅后的现代个体，诗人固然无法像史诗家书写奥德修斯那样，用浪漫化的智慧和武力粉饰这些困境，但却能以直面的勇气和质朴的诗语思考之、记录之，呈现乡土世界的逐渐淡去以及城市生活的异化阴影。对于一个现代诗人来说，乡村的质朴美感已经成为渐逝的淡影，现代城市生活的复杂面目则如塞壬般诱人而危险，奥德修斯浪漫恢弘的旅程已经无法再现，但其紧紧自缚于桅杆上，在经历诱惑与生命危机的瞬间，终成为无处逃遁的文化症候被现代人亲身领受，在诗人的故土追忆中不断回响。

（作者单位 清华大学）

①[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68页。

② [法]格拉夫梅耶尔：《城市社会学》，徐伟民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页。

① [德]霍克海默、[德]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