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的诗歌写作

海马

如果细加盘点，中国当代有三次影响较大的“群众化”诗歌运动。

一是1950年代的“新民歌运动”。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各种群众性的赛诗会以及工人诗人、农民诗人层出不穷。这次“群众化”诗歌运动的成果，最后由周扬、郭沫若等人结集成了《红旗歌谣》一书。

二是1980年代的“新诗潮”诗歌。它发生在艾青等“归来者”诗人的同时或稍后。其前期以“朦胧诗”（“今天”诗派）为代表，后期以“第三代”诗人为标志。在这个时期，诗歌的写作蔚为风潮，大学校园是主要阵地，各种油印、打印刊物和诗歌流派层出不穷。这是诗人们十分怀念的黄金年代，写诗成为当时最为荣耀和浪漫的一件事情。受新时期思想解放浪潮的激荡和推动，在这个重要历史阶段，中国诗歌发生了“质”的改变，并出现了一批堪称优秀的诗歌和诗人。今天仍然活跃在诗坛上的诗人们，相当部分都有此“光荣的履历”和美好记忆。

三是21世纪以来的“互联网”诗歌运动。这是现代科技革命和传媒革命的产物，在1990年代“沉匿”的诗人们，再次以各种姿势登上前台，似乎再现了1980年代的“诗歌辉煌”。他们首先从诗歌论坛起步，继而是博客诗歌、微信诗歌，基本是与现代互联网传播技术的步调相一致。这次诗歌運动以现代科技和传播技术为主要方式，呈现出了更为复杂的态势和面貌。因此，对它的评价也就非三言两语所能概括和总结。更何况，它还是一个处在“行进”和发展中的事物，此时盖棺定论似乎更是为时过早。

但是，这个发生了将近二十年的“互联网诗歌运动”并非没有值得总结和思考之处。恰恰相反，它的很多特征和表现值得我们深思，以期其沿着正确的路径和方向继续高歌猛进。

第一个问题：以门槛消失、成本低廉为特征的互联网诗歌，是诗歌的自由和解放，还是放纵和堕落？

互联网诗歌带来了诗歌发表的最大便捷，传统报刊杂志的“门槛”可谓全然消失，轻轻动一下指头，即可把自己的“作品”公之于世。而成本也降低到了某种极限，仅是一点网络流量的低廉费用而已，而1980年代的油印或打印民刊，对于那个时候诗人们的微薄工资收入来说，还是需要把裤腰带紧上一两个扣子，才能做到的。这就带来了“网络诗歌”的庞杂和泥沙俱下，相当一部分在思想和审美水准上均较为低劣的诗歌，也借此浮出水面。这种情况颇受批评界和读者诟病，但也无可奈何。

这就需要诗人有更多的自觉和责任感，需要对诗歌怀有更多的敬畏之心。我们要更多借助互联网带来的自由和解放，拒绝放纵和堕落，以更为诚恳的态度和姿势来写诗、发表诗歌。当然，诗歌的质量和水平，这是另一个问题。没有人一生下来就能写诗，一落笔就写出了“经典之作”的。

不过，网络上的“低劣诗歌”对部分优秀诗歌的“覆盖”就成为一个问题。我想，一些优秀的网络诗歌平台、有鉴赏水平的优秀网络编辑以及选本，也许可以部分解决上述问题。这也是我对月色江河连续五年编辑、出版“微信诗歌年选”的努力怀有敬意的地方。

第二个问题：近年来，网络诗歌“热点”所呈现的“负向效应”及其对诗歌的某种伤害。

从“梨花体”诗歌、“论斤卖诗”、“裸诵”诗歌，到余秀华诗歌的爆红，近年来的网络诗歌“热点”基本呈现出某种“负向效应”，也即是以读者对诗歌和诗人的嘲讽和批评为主，形成了所谓的网络热议。其实，这里还是有一些优秀的诗人和诗歌在的，例如余秀华，她确实是一位才华卓著的诗人，她的诗歌不乏有着生活疼痛感和生命升华的优秀之作。

这些“负向效应”带来了对诗歌的某种伤害，诗歌的崇高性受到了“佛头着粪”式的质疑和批判，虽然其指向仅是个别诗人，但受到伤害的却是诗歌本身及其写作群体。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和反思，并寻求更为积极的应对策略和方法。“保卫诗歌”，如果我们去除这个口号提出时的特定语境和话语意向的话，在众声喧哗的网络时代，它并非一句虚言或危言耸听。

第三个问题：诗歌的“标签化”或“商标化”。

如果说上一个问题是读者或公众制造的诗歌“热点”，在相当程度上具有“负向效应”，那么，诗歌和诗歌界自身也在制造类似的“热点”，旨在“圈粉”和获得更多的社会关注，以便确立自身的诗坛位置。

在市场化和商品经济的时代，物品的标签或品牌显得尤其重要，这是市场竞争的需要，关乎商品价值的最大化，以及顾客的选择和使用。诗歌似乎也不能例外。

近年来，诗坛上打出了各种诗歌的旗号。各种诗歌“流派”一时旌旗飞扬，令读者眼花缭乱，应接不暇。这种情况曾出现在1980年代，也就是《深圳青年报》和安徽《诗歌报》的诗歌大展时期，有人用《隋唐演义》中“三十六路反王，七十二处烟尘”来加以形容。这是诗歌繁荣的某种标志，也是诗歌喧嚣的确定证明。

正如商品的种类和商家的名目繁多一样，互联网时代诗歌的“海量性”也是一个事实。在这个海量性的写作者和诗歌文本中，如何标新立异、脱颖而出，这确实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但问题的关键不是“商标”或“旗号”，而是相应的诗歌文本是不是名符其实，有没有“挂羊头，卖狗肉”，真正有创造性的优秀诗歌是否确乎存在。否则，就有“哗众取宠”和人为制造“热点”以期吸引眼球之嫌。

我并不否定诗歌流派和风格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甚至也不反对亮出诗歌旗号和贴出诗歌“标签”，这些是可以理解的，也是诗人的自由选择权所在。

第四个问题：诗歌的读者在哪里？评奖、评论、纸质出版和朗诵会，能够代替读者来确认诗歌吗？

互联网诗歌的热闹景象，并不能掩盖一个事实：很多诗歌文本在网络发表之后，点击率基本是数十、数百，过千的很少，过万的更是凤毛麟角。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残酷问题：诗歌的读者在哪里？如果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读者，诗人的众多以及诗歌文本的“海量”存在的价值又在哪里呢？一个读者稀少的文体，它存续下去的理由和根据是什么？正当壮年的中国新诗，难道就要被盖棺论定，成为所谓的“博物馆”艺术了吗？

现在，各种诗歌评奖非常之多，既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奖金从数千、数万到十数万地不断加码。“论斤卖诗”的苏非舒可以一哭，“一字千金”早已不是传说中的故事。这样做，固然对优秀的诗人和诗歌是一种奖赏和赞助，具有某种向度上的引领、激励作用。但这样用金钱和荣誉制造的所谓“热点”，对于诗歌本身到底有多大的价值，这确实需要进行理性的考量和客观的评估。

诗评家们似乎是诗人能否进入公众视野的“媒介人”和进入“文学史”的秉笔者。对优秀诗歌的推介和评论，固然是诗歌正常发展所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也是评论家们的职责和任务所在。但评论家们的“专业阅读”能否替代广大读者对诗歌的阅读和热爱？评论家们的专业视角和评价，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读者的认同和肯定？这些问题的答案无疑是否定的，或者是不确定的。

再就是各种纸质诗集的出版，以及各个不同层次的研讨会、朗诵会，均掀起了诗歌再度“繁荣”的热潮。但这些似乎是“自娱自乐”的行为和活动，并不能替代或填补读者对诗歌的冷落和漠视。这种“热”中之“冷”，可谓冰火两重天，令人伤感，更促人深思。这不是诗歌的“小众性”以及诗歌是“文学中的贵族”的身份特征所能解释和慰藉的。如果诗人们在这些“自制”的“繁荣”中自我沉醉的话，将是极其危险的一种心态，它与自轻自贱式的“文化自卑”同样可怕，对诗歌带来的巨大伤害是不可估量的。

人们的社会和文化关注的多元化取向和诗歌的质量固然是主要问题，但多年以来，我一直提倡的诗歌审美能力的培养和诗歌教育似乎也责无旁贷。更多的人们不读诗，是因为读不懂现代诗，分辨不出好诗和坏诗的差别，进而放弃了对诗歌的阅读。对于中国这样的古老诗歌大国，诗歌教育的实际缺失是一大隐患。一句话，读者是需要培训和培养的，这是教育机关和詩评家们的责任所在。当然，诗人们和诗歌的热爱者们，也不能置身事外。

一路写来的四个问题，似乎都是对互联网时代诗歌的批评和质疑。现在，我要向“潜隐”和“沉静”的诗歌写作者和新诗的建设者们致敬。

五四新文化运动或现代思想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即是白话文运动的掀起及其成功。而白话文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也即是新诗或自由体诗歌的出现。自从胡适的“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和《尝试集》的面世，中国新诗已经走过了约百年的历程。在这一百年的时光里，由于国内战争、抗日战争和各种政治运动，新诗的正常发展时间也就在五十年上下。应该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中国新诗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它不仅确立自身不可动摇的“文体”地位，而且出现了为数不多但确实堪称优秀的诗作。白话文运动一百年以来，在小说、散文、戏剧等诸多文体中，诗歌的成就可谓最为显著。这一点，我同意德国汉学家顾彬对中国文学的评价，虽然我并不全部赞同他对中国文学其它的一些观点和意见。

从现代文学史上的徐志摩、戴望舒等中国新诗先驱者，到当代文学史上的北岛、于坚、韩东等诸多诗人，均写出了一批优秀的新诗文本。这些新诗文本，代表了中国新诗所能达到的水准。还有一些优秀的诗人，如顾城、海子、西川、小海等人，他们均有出色的表现和独特的创造。一个诗人，也许不是篇篇珠玉，但哪怕只有一首诗达到了中国新诗在特定时期的某个标高，即可列入优秀之列。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喧嚣的互联网时代，有一批潜隐和沉静的诗歌写作者，他们不事张扬，甘于寂寞，不浮躁，不喧哗，不为时势所左右，沉静地进行着自己的诗歌写作和审美创造。作为一名诗歌的保守主义者，我不反对评奖、朗诵等诗歌活动，也不反对适度的“标签化”或商标、品牌意识，但我更为欣赏这种潜隐和沉静的写作姿势和创作态度。这是中国新诗的中坚力量和希望所在。可以预期，更为优秀的作品将会出在他们的笔下。

中国新诗才走过了一百年的历程，在此时呼唤“经典”作品和“大师”的出现，似乎为时尚早。但是，对“经典”和“大师”的期待，却是我们热切的希望和憧憬所在。

这不是在虚妄和希望之间，对那位“戈多”的焦躁“等待”，这可能就是明天的某个现实。而互联网的自由和解放，为这个现实的实现提供了最大的可能和机遇。他们是谁？它们是什么篇名？也许，在喧嚣吵闹、泥沙俱下的互联网时代，他们或它们就存身于芸芸众生，以及那些不被关注的海量诗作之中。他们或它们已然存在，正在等待被认知和认定，或者正在蕴育和创造之中，只要假以时日即可。这是一个诗歌保守主义者的浪漫情怀和谶语一般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