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王安忆《长恨歌》对宏大叙事的反叛

陈秋实

荣膺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小说《长恨歌》被视为王安忆的巅峰之作。作品时间跨度长达四十年之久，几乎囊括了中国20世纪后半叶重大历史事件。在这样一部可以称之为“史诗”的作品中，王安忆跳出宏大叙事传统的束缚，以日常化的眼光来观照历史，将壮阔的历史当作故事的底色。小说试图从日常化的上海，凡俗人物的书写和男性角色的隐退这三个部分，来展现王安忆《长恨歌》对于宏大叙事模式的反叛，进一步感知作者本人的独特的历史观以及女性观念。

一、弄堂——日常化的上海

在左翼文学的宏大叙事中，上海被视为是“罪恶的渊薮，革命的熔炉”。左翼作家对上海观照的焦点，也往往集中在《子夜》中的波诡云谲的金融交易市场、《短裤党》中“血色”的南京路这些具有政治意蕴的场所。而王安忆的《长恨歌》对此避之不谈，却对上海特有的带有浓厚日常色彩的弄堂青睐有加，跳出宏大叙事的束缚，“站一个制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它是这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在王安忆看来，弄堂之于上海，就如四合院之于北京，是一个城市的芯子。“这些错落的房屋又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弄堂的这种包容性使它成为最广泛的大众居所，也无疑是最能代表旧上海风物的建筑群。

相较于以往常以男性视角主导的宏观叙事，《长恨歌》是从弄堂着眼，以女性的视角不紧不慢地讲述家长里短的故事。“平安里的一日生计，是在喧嚣之中拉开帷幕；粪车的轱辘声，涮马桶声，几十个煤球炉子在弄堂里升烟，隔夜洗的衣衫也晾出来了，竹竿交错，好像在烟幕中升旗。”相较于风云激荡的上海滩，灯红酒绿的南京路，弄堂里充斥着柴米油盐和鸡毛蒜皮，蔓延着数不尽说不完的流言，最能淋漓尽致地诠释旧上海的日常风貌，成为王安忆观照世俗上海的绝佳视角。正如杨东平在《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中谈到上海的弄堂时所说，“它恰当地传达出上海文化的特征：融合中西，在追求经济合理性、功用合理性的同时，为最日常的生活方式和感情留有余地。”弄堂是王琦瑶们长大的地方，它逼仄、封闭的格局不仅培育了王琦瑶们深入骨髓的实用主义与利己主义，更锻炼出了其圆滑安稳的处事心态。在王安忆的笔下，上海是属于女性化的，弄堂展现的是宏大叙事之外的日常化的上海。从这个女性化的、最日常的视角来仰视上海，在以往的宏大叙事小说中是少有的。

二、王琦瑶们——对凡俗人物的书写

在小说中作家刻意回避在宏大叙事中塑造高大英雄形象，而关注凡俗小市民。就拿小说的女主角王琦瑶来说，波澜壮阔的历史投射在爱丽丝公寓和平安里的，带给王绮瑶的，只有无尽的等待和平淡的一日三餐。在王琦瑶们这里，歷史仿佛是静止的。其实主流历史并不是没有给王琦瑶靠近的机会，电影厂的进步导演开导王绮瑶，劝她退出“上海小姐”的选举，这是她惟一一次有可能进入主流历史的机会，但她轻易地回绝了。在对王琦瑶选择的设定上，叙述者将大时代的变迁作为建构其小说世界的材料和人物背景。王琦瑶从闺阁到爱丽丝公寓，再到平安里，从平民社会走进上流社会的边角，再回归平民社会，生活的起伏、地位的变化却始终没有改变她与政治、与主流历史的疏离关系。“他们又都是生活在社会芯子里的人，埋头于各自的柴米生计”。

作品中也描述了积极进入到主流历史的人物，小说讲求戏剧性，在作者的主题思想演绎下，他们的命运在情节推进当中也没有达到追求的结果。处于权力中心的李主任表面风光无限，最终却以坠机身亡惨淡收场，令人唏嘘。相对于王琦瑶处在主流之外边缘性的生存方式，小说中惟一一个自觉走入主流历史中的蒋丽莉则居于社会秩序的中心，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富家女子，她追赶着时代的脚步，与家庭决裂，作为主流历史的追随者，却在追求革命的路上身患重病而死。在对于这两个靠近主流的人物结局安排上，里弄百姓与宏观大局疏离大于融合，犹如大河奔涌边缘之处稳水静流，在磅礴力量带动下会乘势参与，卑微弱小之身在大潮中或随浪起伏，或被漩涡搅动而无奈沦陷，最终落得宿命式结局。

三、男性——被隐退的角色

自从被视为宏大叙事开山之作的《子夜》问世之后，史诗般地、全景式地再现社会历史风貌，几乎已经成为当代文学品评文坛“大家”的标准，也是作家们努力追求的终极目标。利奥塔对于宏大叙事有过这样的描述：“包括它伟岸的英雄主角，巨大的险情，壮阔的航程及其远大的目标。”而与这种宏大叙事模式相适应的，是将女性形象作为对象和编码的男性中心叙事传统。在近年来一些采用该叙述模式的文学作品例如《白鹿原》《古船》《丰乳肥臀》中，可以明显看出文本的叙述重心向男性倾斜并在文本中构筑男性完整的人生历程，而女性往往是被忽视的、可有可无的，或是作为男性角色的陪衬出现的。

与宏大叙事中男性占据中心和主导地位不同，在本部作品中有这样一群男性角色，他们没有具体的名字，或多是以姓氏称呼，甚至在作品中也极少露面，仅仅是在人们的交谈中短暂的出现过，如蒋丽莉的父亲、严家师母的先生、王琦瑶的父亲等。王琦瑶在竞选“上海小姐”期间借住在蒋丽莉家中，但从未见过蒋丽莉的父亲。对蒋父的描写，作品中只有一句“在抗战时把工厂迁到内地，抗战胜利也还不回来其实是在那里娶小的，是连过年也在那边过的”轻轻带过，从而为王琦瑶在蒋家备战“上海小姐”竞选留有空间。王琦瑶非常熟悉的严家师母的先生是灯泡厂的厂主，每天“早出晚归”， 多年来邻里甚至连他的面目都没看真切过，作品对他的介绍如蜻蜓点水，并且之后几乎再也没提过，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王琦瑶的父亲在作品中更是连面都没露。“王琦瑶的父亲多半是有些惧内，被收服得很服帖，为王琦瑶树立了女性尊严的榜样。”这大概是王父存在的唯一作用。小说中以这三个男人为代表的这一类男性，他们本应该和妻女一样属于弄堂世界重要的一员，但他们的生活却好像几乎和弄堂没有关系。他们或整天为自己的妻子儿女在外奔波劳碌，或沉迷于弄堂之外自己的另一片小天地。对于弄堂世界的女性来说，他们更像是符号而不是实际存在的人。他们是被作者驱逐出弄堂世界的男人，是弄堂女性背后淡淡的一抹影子。小说中对男性形象的弱化，是作者为打破以男性为中心的叙述模式所做出的有力尝试，在王安忆笔下，女性不再是作为被讲述的对象而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来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不再是男性的陪衬存在。

与小说中男性角色的缺失相呼应的，是男性形象的不可靠。相较于宏大叙事下那些男性形象，搅动风云的银行家、雄心铁腕的民族资本家等男性形象，都是不堪一击的。李主任虽位高权重，但仍会东躲西藏、担惊受怕，接受了王琦瑶的命运却无法护她周全。“毛毛娘舅是二太太生的，却是唯一的男孩，既是几方娇宠在一身，又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地做人，从小就是个极乖顺的男孩，长大了也是。”康明逊虽温柔多情却自私软弱，无法为了王琦瑶与自己的大家庭决裂，从而担负起自己作为父亲和丈夫的责任，最终抛弃王琦瑶仓皇而逃。程先生虽对王琦瑶有情，但因郎有情妾无意，选择将爱意深埋心中默默守护，最终在绝望中自杀。反而是传统观念中柔弱的女性始终坚韧地活着，王琦瑶在经历一系列生活变故、社会变革后，却依旧平静地生活着，用自己柔弱的肩膀坚强地担负起一切。

王安忆以王琦瑶为中心，以女性的视角讲述属于女性们自己的故事，描绘出了一个带有性别特征的、阴性的上海。哪怕时代如何变幻，似乎都影响不了这个女性的小天地，她们仍旧打牌、谈天、注重服饰和吃食。“男性社会的纵横征战，只能模糊地投射在女性视野里。女性对男性的疏远漠视，不但使她们维护了一方主流历史以外的生存空间，而且对以男性为核心的社会形成了一种抗拒的姿态。”男性世界在王安忆笔下刻意被淡化形成了与女性世界的对比，展现了作者在日常叙事中的重点，更突出了其隐藏在文本中的女性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