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西峡文学

文学是一个地域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及风土人情的心灵投影，是最真实最柔软的时代心灵，因其真而不能直说，故历代文人墨客无论怎样含蓄地含沙射影都难逃焚书坑儒、文字狱，罢官，流放、打右派，劳动改造等命运，无论人物和情节怎样虚构都不可避免地让高明的读者对号入座，无论怎样“指桑骂槐”“王顾左右而言它”都难以掩饰内心的指向，无论怎样风花雪月都难以隐藏内心深处的情感，所以说一个地域的文学才是一个地域的良心和灵魂，一个高明的政治家从来都是一个文学修养深厚的学人。

西峡的文学最早可追溯到现代作家，出生于五里桥镇黄狮村的杜谈，在五四运动后期就跟鲁迅、邹韬奋有书信往来是被鲁迅指点、激励过的诗人，“左联”时期就替西峡文学在全国播下了诗歌的种子，但西峡文学最有影响力的源头应该是乔典运老师，他的中、短篇小说《满票》《村魂》《小院恩仇》《问天》享誉全国。作为半个农民哲学家半个农民思想家的乔典运，既有深厚的农村生活积淀又有超越同时代专业作家的哲学思考，被评论界普遍赞誉为是继鲁迅之后对农民劣根性认识最深、鞭挞最最大胆最猛烈的乡土作家，作为宛军旗帜和泰斗，进入河南文学史和中国当代文学史。

如果说乔典运的小说写出十年文革的切肤之痛、改革开放中农村发生巨大变革，属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范畴，毋宁说后继者王俊义、韩向阳、李雪峰的文学创作已不满足于批判现实主义的善恶鞭挞，而着重于人性审视和文化根源的挖掘，属于超现实主义的文学流派，他们的创作视角不再停留在农村，由生存的现实转向更关注生存环境的过去和未来从而走向历史和人文的广阔，由冷嘲热讽黑色幽默变成对人性困惑的难以准确言说和地域文化的代言。王俊义、韩向阳的长篇小说创作不再满足于截取时代的横断面而是把时代的横断面放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放在社会大环境来审视考量，写出了相对壮阔的历史感和人性美，如王俊义老师获莽原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第七个是灵魂》，韩向阳老师获河南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无名桥》，以家族的群像和一个地域的人物群像叙写主人公无可奈何的命运，一种超乎政策、法律、制度和个人努力而无法改变的生存现实，写出了左右人类命运的无形力量，一种神性美和文化美。他们笔下的可恨可憎之人大都有可怜可感伤之处，人物的爱恨情仇都来自一个民族历史的人文递变和当下的文化浸润，有一种人文的力量在冥冥之中指引人，昭示人和改变人。所谓的政策和制度在他们笔下只不过是历史车轮的润滑剂和助推器，真正引领社会发展的源动力是文化和人性，在这一点上和乔典运老师有本质的不同。乔典运老师关注的是政策的变化对乡村心理的微妙变化，强调人物的独特个性和故事性的真实性。对十年文革的无情鞭挞、对改革开放的欢欣鼓舞，他笔下好的方针和政策就是救苦救难的大菩萨、救世主，他所描写的人性是被政策和环境扭曲的人性；乔典运老师更关注当下基层的农民，他自恋自己的乡土，自命为“小井”，坐井观天，就坚信可观察出天光云影和日月星辰，立足于农村农民写出了时代的风云。而王俊义和韩向阳老师则是写一段历史事件考量人性的嬗变和文化的魅力。王俊义和韩向阳的不同在于王俊义老师喜欢哲学的穿透力、浪漫和唯美，小说散化、诗化明显，追求人物形象的诗意表达和人物环境的诗意哲学呈现，有一种删繁就简的语言提炼能力。韩向阳老师喜欢地道本分扎扎实实、反反复复的诗意描写、实事求是地虚构情节和靠小说形式的逻辑反复说话，总感觉到有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完的的话；把人物和事件放在时代大环境、人文环境中立体透视，故事情节随意勾连，大量的背景烘托和心里渲染，把生活细节无限放大，呈现出宏大和壮阔的生活场景：打一个喷嚏就像下场大雨，一根头发丝就能勾出几段婚外恋！

如果说韩向阳的创作在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上多多少少有乔典运老师批判现实主义的影子，而王俊义的文学创作则毫无乔典运老师的影响，王俊义老师是以高亢嘹亮的散文、诗歌步入文坛，以放荡不羁的才情在中西文化中放浪形骸，自登上文坛就一路高歌猛进，反复地探索和尝试：一首《中国的微笑》把中华五千年文明吹得热血沸腾，一部《抚摸汉朝》摸出历史文化的沉重，《村庄与时间》写出对时间的形象思考，《一个世纪儿的雕塑》好似自身雕塑和素描。可以说是阅读的长者、时间的智者、文化、艺术的哲人，文学创作领域的鬼才和怪才。他的诗歌、散文、小说、杂文、文艺论文，长、中、短篇小说，都能随意地捏沙成团，无不丰富饱满、深刻犀利，眼光独到。无论哪种文学体裁和创作手法、哲学思潮和文学流派一经阅读就可随手拈来，用浪美和唯美的高昂创作，掩饰心灵深处的哭声和泪滴！

真正承袭乔典运老师文学衣钵的是李雪峰，同样出身于农村农民，和乔典运老师的成长轨迹有相似之处，都是靠扎实的写作向生活抗争，从而改变自身命运，都是对农村生活有着精微的发现，不同的是乔典运老师关注更多的是世道人心，揣测乡村心理的微妙变化、捕捉动人的故事塑造人物形象从事小说创作；李雪峰则是观察乡村的一花一草，不易察觉的细节、消纵即逝的感人场景，捕捉零碎的诗意光芒，写出金灿灿的诗句，沉甸甸、焕发着乡土泥土芬芳的散文和扎实稳健的诗歌。李雪峰最为擅长的是把一句通俗的书面语言尽可能地碾碎，再重新排列组合成为含金量很高的文学语言，雪峰的语言结实而不粗硬，语言颗粒细小而又沉重沉痛，创作情感上总能发出震撼人心的哲学力量，彰显出古诗词的文化思辨和深厚的情感积淀。同样感人肺腑的语言，乔典运老师擅长把宛西乡里俗语、口语提炼成地道醇正的短语、短句从而登上文学语言的大雅之堂，化大俗为大雅保留着原汁原味的地域性、乡土味而有所不同。乔典运老师的家乡话因原汁原味的文学性而入心入胃，雪峰的语言则是结实茂密沉稳，从文化氛围和自身文学修养中脱出，像一尊胆大心细的关东大汉，巍然屹立不可侵犯。王俊义的语言采取素描手法，语言像吴道子线条一样的飘逸和俊朗，善于从情感深处提炼柔美明亮的彩色线条勾勒生活场景。韩向阳老师的语言采取油画技法，善用色块状的斑斓词语的反复点染而形成语法语句。文学说到底是语言、思想、情感的艺术，或曰語言、思想情感的炼金术，他们都通过不断的写作实践、提炼和推敲找到了适合表述自己思想情感的语言密码、思想密码和情感密码。

文学离不开哲学思考，没有哲学思考文学就没有根基和穿透力，西峡作家也是一样，乔典运老师的思考是儒家的，积极入世的，无论怎样鞭挞人性都是为统治阶级开药方提供典型的时代病例，读了乔典运老师的小说就像吃了一副发汗药。韩向阳的哲学思考是儒、释、道有机混成的，在创作过程中是随物赋形、扑所迷离的，很难找到形成人性的单一的文化根源，不是高明的医生根本看不透病症，开不出药方，他笔下的人物都有神经质和怪异病。王俊义的哲学思考是以道家为主，以老庄哲学为根基的，睿智机警、浪漫和逍遥有世界性的广阔、超脱与达观，无论怎样痛苦的读者读后都能自我化解，不需要医治和疗效，是一种文化的自我救赎。李雪峰的哲学思考和乔典运老师有点相似也是以儒家为根为魂但李雪峰捕捉的却是道家、佛家甚至是墨家的大爱光芒或曰基督教的勇于担当精神，散文和诗歌呈现出一派和睦安详、温馨祥和的人文关怀，他的散文、诗歌篇章都可以说一碗碗滋养人心智的心灵鸡汤。

和南阳其他著名作家相比，西峡作家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和原创力，创作有井喷之势。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借用杜甫的诗句来形容西峡作家毫不为夸张；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是创作陷入创作的枯竭，而是有崭新的生活发现和迥异的时代感受，不同的哲学思辨，有着挖不尽的矿藏和写不尽的题材。这次南阳作家丛书自选集南阳市委宣传部总共就出20卷，西峡就占三卷，是任何一个县区是无法相比的，这既是市委市政府对西峡作家创作的肯定，也是西峡作家创作实力的有力证明。如果换一个角度，不从作家职务和身份而单从作品质量上看，西峡作家的当下文学创作是领先的！当年乔典运老师创造的文学高度，如果说是一个让人仰望的山峰，现在可以说已成为三足鼎立的高原，呈壮观辽源之势，其力量由断筋折骨的六脉神剑修炼成了排山倒海的降龙十八掌。西峡文学已成为河南的文学的桥头堡，南阳的文学重镇，文学豫军的不可忽视的中坚力量，在全国都占有一席之地。但西峡文学的后劲堪忧，除了李拴成、任建军、周成华、封延通在国刊上发表散文、诗歌外，其整体创作实力与南阳青年作家，差可比肩，从事中、短篇小说创作有所成就的只有郭正伟、任金伟和封延通、杨景等几个中、青年才俊，从事长篇小说创作的空乏其人，也或许我们目前尚没有发现。其原因既有这些年西峡经济过热，发展过快过猛，人心浮躁，也有自身才氣不足和知识结构的不合理等原因，从神性的角度也可以说是这些作家拔光了地气需要一个时期积淀才能让他们的后继者厚积薄发。

西峡文学创作成绩值得肯定，局限也非常明显，从乔典运创作就可看出与外界的差别，以乔老师对农村的洞察力假若视野广阔，知识面丰富，完全可以创作出《黄河东流去》一样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从而问鼎矛盾文学奖，最可惋惜的是乔典运老师的文学创作始终以中、短篇小说为主，因所处时代遭遇和自身健康的原因没有腾出更多的精力从事长篇小说创作，但他中、短篇小说所达到的文学高度足以让我们效法和敬仰。后继的三位作家虽然弥补了这一视野的狭隘，但都是借助书本和电视、电脑及其他媒体拓宽视野。用王国维《人间词话》“隔与不隔”的审美标准来审视西峡当下的文学，西峡文学所谓“不隔”的原创力，只限于乡土乡情，准确说来自乡村优势，缺乏宏大的国内、国际视野和更为普遍的人性、生命意识和宇宙观。李雪峰的散文能够紧连王俊义的散文近年来能在全国打响，选入多个版本主要根植于乡土，来自“不隔”的原创力和亲和力。没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亲身阅历和经历，西峡作家的文学创作缺乏像《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这样的鸿篇巨著。

西峡作家的文学创作有着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艰辛，“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西峡的当下文学创作所取得的成绩同样是不同寻常，值得大书特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