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兴诗学”视域下的《对话别廷芳》

张勇

面对当代历史小说创作的现状和困境，毕业于郑州大学，有着数十年丰富创作经验，对中西各种批评理念都比较熟稔，在南阳作家群中显得特立突出，并且有着自己独特追求的的著名作家行者，确实经历了创作的艰难探索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对话别廷芳》的成书过程。从《乱世枭雄——别廷芳传奇》（合著）到《对话别廷芳》（独著），艺术追求和批评理论融合，表现出了行者在当代历史小说领域新探索、新追求的自觉意识。

行者对南阳盆地民国历史的挖掘，借助别廷芳这一影响宛西乃至中原的关捩人物，对历史人物的功过深入反思，对现实政治的借鉴、投射，其良苦用心不可谓不让人慨叹唏嘘，身入其境，再现历史场景，描摹体悟人物内心之初衷，十恶不赦的恶魔也好、备受争议的枭雄也罢，笔底风云，倾泻如江，气势贯虹；透过别廷芳这个民国的风云人物，过往的历史沧桑如历历在目，无一不透漏着诡谲与波澜。

传奇人生的虚构与非虚构

不可否认，别廷芳是个传奇，特定历史阶段的一个传奇。清末民初动荡的政局，造就了别廷芳；别廷芳顺势而为的枭雄气质和率性而为的自治魄力，为研究民国历史、南阳千年文化，提供了另外一个维度。

南阳千年文化的积淀，作为文明发源地的历史渊源，为作家创作提供非常丰富的素材和题材。选取别廷芳，作为个案研究，我们能从中窥见特定历史阶段的隐秘内涵，从而在历史规律的探索中，寻找到那个渐行渐远时代模糊的面影，给当下现实一个“有意味”的形式。

非虚构的别廷芳，凝固在南阳盆地；在偏远鄂豫陕交汇处的西峡，定格于别公堰、莲花寺岗电站、马王庙民团司令部、别氏的故居……

虚构的别廷芳，在民间，在田野，甚至在群众的口头，众说纷纭，有老鳖精说，有没尾巴的苍龙说，还有给篮球队队员每人发个毛蛋说……总之，在南阳、西峡到处流传。形成了传说，故事，民间说唱，街谈巷议……各种版本应有尽有，述说着别廷芳过往的种种经历，甚至不乏以讹传讹的谬误和凭空的想象与牵强附会。

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口述着过往的历史，在百姓之间完成了民间历史的传承，这构成了民间稗官野史式的久远惯性和路径。在司马迁开创纪传体的史书模式后，官方逐渐被立为正统权威，钦定史书和官方版本好像一下子占据到舆论和道德的制高点，每每言及可靠可信的历史，多以史书为依据，这就形成了学者文人治学的特点，同时也逐步形成了中华文明延续发展的强大传统和惯性。

虚构与非虚构的传奇，正是《对话别廷芳》文本的魅力所在。解构和建构，全面立体展现人物的多重性格，多层次梳理历史维度的驳杂，多角度拷问历史存在的真实，还原一个栩栩如生与死气沉沉、绚烂和腐朽、蹈地激扬和堕落歧途同在的一个真实。

“感兴诗学”视域下的审视和对话

我国当代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王一川先生，在探索中西文学理论的融合方面做出了很有深意的探索。他在中西文论的研究比较中，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美国人类学者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1897—1958）提出以都市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大传统和以乡村为代表的民间传统即小传统以及英国学者波兰尼（MichaelPolanyi，1891--1976）发现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二元结构。王一川先生把这两种理论结合起来，形成显性主传统和隐形亚传统，以及在两者之间的他称谓的若隐若现传统。这种传统和中国的“感兴”传统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独有的“感兴诗学”。（ 王一川：《中国现代文论中的若隐传统——以感兴为个案》见于《文艺争鸣》2010年3月号第97到113页）

显性主传统和隐形亚传统，对应着虚构和非虚构的坐标，官方和民间一正一反相向而行，虚构和非虚构的复合形态，构成了多维度、多视角、多性格、多重身份的一个别廷芳。这其中，也不缺乏自相矛盾的例证，这源于人们对一代枭雄的或爱或恨、或喜或忧、或恐或惧的种种心理因素缠绕其中，让别廷芳传奇平添了更多神秘的色彩和更加动人的曲折离奇故事。

只考虑主流意识形态，或者是说关注点聚焦于大传统，那么，忽视以乡村为代表的民间传统，我们姑且称之为小传统的习惯行为或思维，是否会导致历史研究的盲点或者空白；同样的情况，对于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二元结构，是否应该存疑，因为对中国文化而言，对中国文学来说，不仅有着大小传统的区别，更有显隐两种知识的差异，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了若隐若现的第三条路径，考察文学、文化脉络演变，甚至贯穿到中国文学史、文化史的始终，这着实让研究者大吃一惊。

在没有文字之前，上古口传的历史，代代相袭；文字出现之后，书面语和口语牴牾不断，文雅的书面、通俗的口语冲突是难免的，正如一个出身农民家庭和父母都是土豪的富二代官二代，要求其行动举止一样，在这种行为举止的背后之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更是天壤之别，这可视为常识性的判断，一望而知。

《诗经》中的“赋比兴”，孔子所言的“兴观群怨”，《楚辞》香草美人比兴意象群体，到孙舜钦、欧阳修、陆游，传承到清末民初，乃至梁启超等文人传统，蕴含其中的“感兴诗学”草蛇灰线一直贯穿于整个中国文学史文化史，可谓蔚为壮观。

用“感兴诗学”，解读中国文学密码，符合中国文明文化的习惯；用“感兴诗学”还原民国史，还原和别廷芳有着千丝万缕的宛西自治地方史，以一斑窥全豹；用“感兴诗学”解读别廷芳，符合中国人的心理文化内涵，正是行者的《对话别廷芳》的意义所在。

众声喧哗中的“为”与“不为”

然而，在行者看来，最真实的存在，就是他灵魂的栖居之地——别廷芳坟茔。实地探访，寻求历史的第一手资料，遗迹和遗物互相印证，人物与人物互相对比，譬如同样在南阳，镇平自治和内乡自治，彭禹廷和别廷芳的自治就不同，区别在于个人的性格不同、思想认识不同、社会治理方案不同，这些都打上了时代、环境、地域和个人的烙印，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完成对别廷芳这个人物的塑造，既不能脱离历史环境，人物生存环境，更不能离开历史人物的核心思想和围绕主要思想展开行动的目的、动机。这些在书中，行者都有很精彩的论述。

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评价别廷芳；从史料记载上，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来考察别廷芳；从宛西自治的功效上，来评价别廷芳；从镇平彭禹廷对自治的不同理解上评价别廷芳，使这部小说具有了充分的史料、事实依据，得出的结论也才能更令人信服。

西峡阳城的观音寺，开启了行者的灵魂探秘之旅；西峡阳城的坟茔，成为对话别廷芳的起点；从《乱世枭雄——别廷芳传奇》开始，一个探索之旅才刚刚启幕，正如无边黑暗的一点光亮，这一点点光亮越聚越多，驱走了越来越多的歧义和争论。

随着走进别廷芳，置身于民国南阳之历史，走进南阳草莽英雄的本色人生，探究生命的意义与垂询，考量生存立命的根基，打通历史现实的巨大沟壑，别廷芳的研究才具有了感人的魅力和探究的多种可能。

别廷芳曾说过，“内乡同胞，是我从荆榛丛莽、谎言蔓草中拯救出来的。”

革命者彭禹廷《自治歌》这样评价自治的功效“地方自治，关系匪轻。以伸民权，以裕民生。自治不成，革命无功。有志之士，努力笃行。任劳任怨，不伐不矜。群策群力，贯彻始终。”

通过对话，对比，展现人物的个性、自治思想、社会治理方案等等，书中三个人物，一个是具有民主思想的高明，主张实行自治的民主制度，即使付出牺牲的代价也要维护民主的制度；一個是代表知识分子阶层的行者，另一个是别廷芳，代表着对抗匪患灾难、党锢政治的自治独裁，即使戴上残暴杀戮的帽子也毫不犹豫手软。

通过对话的形式，表达别廷芳自治的核心理念和思想精华，这是作者的策略，更是对历史人物别廷芳做出的符合历史实际的实事求是的判断和结论。

在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为”与“不为”，正是行者面对一个多面性、多性格、多层次的历史人物做出的一个明智选择和比较科学的处理方法。虽然，书中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譬如，过于拔高人物，理想化主观化的色彩比较浓厚；理念先行的痕迹还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南阳本地的口语化过多，可能会造成阅读上的困难；还有口语、俗语出现的频次比较多，有损文学语言的干净和明朗。这样的一部书涉及到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不可能面面俱到，没有一点瑕疵。作者在书中引述大量古今中外的先进理论，那样得心应手，随意拈来，显示了作者极为广阔的眼界和识见，值得赞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