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乡村匠人

徐仁河

货郎

在当初，我们村庄的砂石土路上，常年出入着这样一拨人。他们来去如风，他们是商贾，是掮客，更是艰辛的体力劳动者。

记忆最深的是那些卖瓦缸的。那种瓦缸很大很沉，卖瓦缸的人一般都推着独轮车沿路叫卖。瓦缸在我们老家用途很多，家里的水缸用的就是它，还有厕所里面的粪坑，这两样东西并在一起说实在有些不雅，但是它们的确都是一样的货色。一辆木质的独轮车嘎吱嘎吱轧地而来，瓦缸被堆得很高，根本看不清后面推车的人。卖瓦缸是一件苦差事，一路艰难不说，大瓦缸由于是大件商品，相当于如今的彩电冰箱，只要不是女主人清早做事失手打破水缸，大瓦缸就笃定无人问津。我见过一个憋屈的掮客，他缩在路旁嘤嘤地哭，旁边是倾倒的独轮车和碎了一地的大瓦缸。

比推大瓦缸幸运的是挑货郎担的。他们轻飘飘地挑着货郎担在沙土路上甩着步子，一边走一边手摇拨浪鼓，“啵隆咚、啵隆咚”，一声声，一声声地拨动着村娃们的童心，撩乱了十七八大姑娘的闺仪。货郎担一般是由两个箩筐组成，箩筐上面各摆放一个大而周正镶了玻璃的木箱子。里面的东西多了去，最普遍的是香粉胭脂、百雀羚和小巧精致的梳妆镜，还有一些女工用的彩色丝线和刀剪。村妇和老太也会在货郎担选到一些东西，比如玻璃纽扣、裤头拉锁、皮筋、顶针以及刚淬火的镰刀。小孩子的东西也不少，一般都被放在最显眼处，吃的玩的都有，比如迎风呼呼乱转的风车和棒棒糖。

货郎担的拨浪鼓才歇，敲叮叮糖的又进了村子。叮叮糖就是一般的麦芽糖块，卖叮叮糖的人用小锤、小铲互相敲击发出悦耳的“叮叮壳、叮叮壳”声，以此吸引儿童的注意。那些在玩耍中的孩童一听到叮叮壳声，立刻心领神会，悄悄回家，把家中的塑料凉鞋、鸡毛鸭毛什么的拣出来交给来人。卖叮叮糖的根据孩子们提供"废品"的数量和成色，在整版的麦芽糖上敲下指甲盖大小的糖条给孩子。那些孩子往往刚刚尝过叮叮糖的甜头，接着就要品尝父亲铁掌的苦头，原因是他们的叮叮糖是父母午睡时搁在床下的塑料凉鞋换的。

上述都是经常进村入户的贩夫走卒，还有偶尔光顾村庄的牛贩子和赶猪牯。牛贩子负责贩卖小牛崽，他们有一个标志性的道具，走到哪儿，后脖领子都挂着一把黑漆漆的直柄弯头雨伞，这可能跟南方阴晴不定的气候有关吧。他们把这个村子的牛崽贩卖到另一个村子需要耕牛的农户手上，有的时候也把壮年的黄牛介绍给肉铺。赶猪牯一般是有求才应，在我们老家，猪成年之后都是要骟掉的，谁家要养母猪配种的话，就要赶猪牯的上门服务了。不知为何赶猪牯的一般都是瘸腿的残疾人，或许是残疾人当初从业门径不广的缘故吧。猪牯在前面慢悠悠地走，边走边用鼻子乱闻瞎拱，而瘸腿汉子在后面用一个竹梢鞭打猪牯朝前赶路。我们那时候还小，完全不能理解瘸腿汉子为什么那么凶巴巴地对待猪牯——他的衣食父母。

其实进村贩子们远不止这些，数得着的还有卖红烟的、卖凉布的、弹棉花的、磨刀的、爆米花的、修铜补锅的、改秤换锁的……这些人频繁出入当年贫穷闭塞的山村，以自己的艰辛劳动创造财富的同时，给山村的人们带来生活上的便利，更给我们当初的那群山里娃子对山外世界的想象和渴望插上了翅膀。如今随着山区交通和物质条件的改善，当年的那些贩夫走卒如烟尘一般散尽，除了如我这个昔初乡下馋童偶忆，谁又能于岁月长河中打捞起他们？

“啵隆咚，啵隆咚”，浪鼓声声；“叮叮壳，叮叮壳”，铁板叮当。这一切的一切啊，风也记得，云也记得……

匠客

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手艺人什么时候走进农家院门完全是有律可循的。因为，他们的活计跟季节有关。

比如快到新年的时候，针匠师傅就一脚迈进了我家的门槛。那时的裁缝工具极为简单，一台蜜蜂牌的缝纫机便是最值当的。此外还有烫斗和熨斗。烫斗是一块不大的三角铁，插在炭火里，等烤热了直接往衣服上烤边；熨斗则是在它的腹中装进炭火，之后在衣服上喷点水，然后把衣服熨妥帖。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童年实在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看到烫斗和熨斗觉得很是新奇。针匠师傅负责做好我们的过年新衣，主要是那种塞了棉絮的棉衣棉袄，穿上身鼓鼓囊囊，却很是暖和。

惊蛰一到，桶匠师傅和篾匠就一前一后上门来了。桶匠把我家的破旧水桶修复好，还有秧盆、鱼盆什么的；篾匠的活计多一些儿，母亲一口气数落出好多要修补和新做的：斗笠、簸箕、篾席、蚕匾、粪箕、菜篮……这些都要赶在雨季和鱼讯到来之前完成。篾匠踩熄掉烟头，笑眯眯地劈着篾丝。其实，他第一个要做的是我要的虾笼，我跟他半年前就打好了招呼。

进入立夏，什么东西都开始疯长，尤其是是鸡鸭和猪羊。劁猪匠和阉鸡匠这个时候会满村转悠，只要吆喝一声，他们就会上门来。劁猪是个体力活，发情期的猪既会蹦高又会跳远，精力无穷。劁猪匠动员我们全家把猪摁住，然后手秉一把明晃晃的三角刀锥拉开猪腹，捋上衣袖，进入猪腹一阵乱掏，便把一只健全的猪变成了太监。阉鸡没有那么血腥，工具也更为小巧，我亲眼看到，阉鸡的工具是一个类似掏耳勺的东西。劁猪和阉鸡，既没有麻药，也没有止血棉，是我此生见过最不人道的手术。所幸母亲说，劁过的猪不再发情开始长膘了。

秋雾浓重，也是木匠和砖匠开始跑火的时候。我家的谷仓想要翻修，准备贮藏新谷；放养的牛也要进圈，必须在冬天到来之前把牛圈弄好，让辛苦了一年的牛过个安逸温暖的冬天。还有好多人家要建新房，只有在农事稍闲的时候，才找得到帮工。建新房，砖匠和木匠齐上阵，砌墙的砌墙，刨梁的刨梁。再有就是婚嫁，打个樟木箱子、梳妆台子、脸盆架什么的，靠的仅是木匠。父亲是个兼职的木匠，农活不忙的时候，便给别人做新房打家具。稻谷上岸，他就几乎很少在家。母亲好不容易找了个砖匠把牛圈修砌好了，谷仓无论如何找不到人修。谷子和大豆日晒雨淋的，烂了大半，母亲为此一肚子怨气。父亲披着一层寒霜到家的时候，母亲执拗着不给他开门。父亲陪着笑，喃喃道：卖菜的吃黄菜叶，正常，正常。

寒冬腊月，杀猪宰羊。杀年猪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杀猪匠的地位也就因而显得很重要。杀猪的牛老二在我父亲千求万求下，才带了一众弟子晃晃荡荡上了我家。母亲把养了一年肉滚滚的猪赶出圈门，牛老二用一个长铁勾勾住猪的颈项拖上屠凳，待父亲把鞭炮点燃，一刀下去，猪血喷薄而出，涌入凳下盛血的大盆内。据说这一刀是最关键的，猪血流得干净，肉质才鲜嫩；猪血旺足，还有一层意义，代表着主人家兴旺发达。牛老二干完这些，便把手擦拭干净，在父亲的陪同下坐上堂前大桌，享用茶水果点，剩下去毛剔足、开膛剖腹之类的小事便交给徒弟们去料理。其后宴请杀猪匠的杀猪饭，更是相当不错的美食，有猪血豆腐、醋溜肚片、红烧猪蹄、爆炒猪肝等等，上演的是全猪盛宴。

吃完杀猪饭，我站在门口巴巴地眺望，就快过年了，那个瘸腿的针匠师傅该上门了啊。

岁月悠悠，往事如风。置身于街头的灯红酒绿之间，放眼看，商贾云集、熙来攘往，车如流水马如龙。果真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顽童

在村庄，隳突乎东西、叫嚣于南北的，永远是那些顽童。他们大多介于七岁至十二三岁之间。他们不一定都是男孩，他们成群结队，永远有一个最顽劣的领着头。

他们整天好斗，村庄里什么东西都倒他们的霉。最先挨整的，一定是那些猪狗和鸡鸭。老家的猪大半是放养，它们鼻子哼哼，甩着小尾巴，四处觅食。和放学的顽童狭路相逢，其中一个便会把黄书包交给同伴，一骗腿便纵上猪背。猪攒蹄飞奔，猪背上的“骑士”居然揪着猪鬃，颠颠地就是不下来，俨然有草原跃马的气势。至于狗，千万不要在路上表演恩爱。如果被顽童们看到一定会治你个流氓案强奸犯之罪，不把其打个遍体鳞伤，是不肯罢休的。

门板在村子里算是最老实听话的吧。消夏的时候，可以卸下来做铺板；需要晾晒什么东西，还可以将它们摆布在太阳底下充当晒席。可就是它们，受顽童的伤害却是最深。他们有事没事，总把自己制作的飞镖、飞刀之类的暗器磨得飞快。在门板当间画一个白粉圈，有时是场比赛，有时是独自单练，霍霍声不断，暗器嗖嗖地往门板上扎。门板伤痕累累，疮疤密布。这也只是门板，换了别的早就哎呦声不止，甚至跪地求饶了。受欺侮的还有屋瓦和窗玻璃，只要一语不合，顽童们一个石头子嗖地就飞了出来。窗玻璃是应声便碎。屋瓦坚挺一点的，石子会哗哗啦啦从瓦楞间滚下坠地。屋瓦老旧的，会仓啷碎裂，有时候还会殃及屋内的铁锅。

路人也是偶尔可以“欺侮”一下的，但凡听得算命瞎子二胡声响，便有顽童潜伏于其必经之处。瞎子杖着探路的马刀，拉着二胡，哼着"孟姜女哭长城"的曲调笃笃走近。孩子王一声呼喝，猛地上前撇掉他的马刀。众顽童呼拥而上，搬脚的搬脚，拽胯的拽胯。瞎子经不住拉扯跌落尘埃，一身蓝卡布袍沾惹牛粪猪屎无数。瞎子作势欲打，坏小子们作鸟兽散，顷刻间踪迹绝无。瞎子抖衣起身，再寻马刀。口里骂声不绝，却不真骂。因为他知道，每走进一个村子，这样的顽童都有。不出意外的话，顽童们的亲属会闻讯赶来，一边大骂顽童，一边帮算命瞎子拍打灰土，而后搀其到住处闲坐喝茶，顺便掐一掐八字或者摸几张命牌，由是他的生意也便开了张。

顽童们干过的坏事远不止这些。经典的还有打枣偷瓜、纸弹弓袭人、轰炸路上的粪堆、编歌谣讥讽对方阵营顽童的身体缺陷、数落人家父母不雅的外号、在洁净的粉墙上糊涂乱抹说小伙伴里谁谁是老公老婆……

村子里一茬一茬的顽童，层出不穷。像村口老樟树上鸟巢里次第出壳的鸟蛋，这一批爬出蛋壳，飞出窝子。新的鸟蛋又挤挤挨挨续满了鸟巢。

踏着年的脚步，我候鸟一般地回到村庄。一帮顽童唿哨一声，眼前晃过，朝我脚底丢下一个震天响。我在硝烟中抱头鼠窜，而顽童们偷袭成功，远处随风飘来的笑声是那么畅快恣意。

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尽管不情愿，但不得不承认：这个村庄已经不再属于我，虽然我对它日思夜想。

鞋匠

一抬脚发现皮鞋前面豁了一个口子，我就满大街溜达寻找补鞋人。不远四五百米处，我发现了一个补鞋摊。摊主是个老者，围着块灰布围裙，在小弄堂的口子上，正摆布自己的家伙什。我上前打探行情，他盯着我的鞋子看了一会说，小口子，三块钱可以。我心中一喜，不怎么贵嘛。又问要多少时间？他说十来分钟吧。

他取了个马扎示意我坐，我坐下来脱鞋。我注意到鞋摊上，最大的物件是一个木头箱子，箱子敞开，里面很多小阁子，摆放着钻子、胶水、剪刀、锉刀、钢锯、针线之类，最多的还是各种尼龙线和麻线，其中有颜色区别和粗细之分。看得出来，有些是买的，大部分是其自制的。我脱下鞋子，老人一把接过，而后从身后口袋里取来一张干净的报纸，搁在我的脚底，方便我那只光着的脚着陆。

老人取过我的鞋子，先用一块布打湿了抹了抹灰，而后掉个头老花镜凑到鞋子破口处，张望了一番，取来一把錾刀，把我的鞋子破口处用錾子錾齐，而后由外往里塞进一块狭长的鞋皮底子。

底子塞好后，再把鞋子架上他身边的那台补鞋机。补鞋机是那种老式的手摇的，其实我不知道称呼那个类似于缝纫机，但又比缝纫机小得多得多的小机器，叫做“补鞋机”对还是不对。

老人从木头箱子里拽出一卷和我鞋面颜色吻合的尼龙线圈。将其插到机头线柱上，而后将线头引导到补鞋机针头针眼里。虽然老人戴着眼镜，但穿针引线这个细活，他却是几秒钟搞定。老人一手掌鞋，一手摇着机臂，咔哒咔哒咔哒，声音匀称有力，动作舒缓娴熟。

我左右无事，一眼瞥到老人箱子里有一个铁刷子。这种刷子一般是给胶鞋刷毛糙，方便粘胶的，我小时候看过，主要是给人补雨鞋的时候才用得上。我哈哈一笑说，老人家，你还会补雨鞋呐。

老人回视了一下箱子说，岂止补鞋，打铜补铁，修伞锯碗，我哪样不会，哪个没干过！

老人说的这些行当，我小时候都亲眼看过，知道那些玩意是怎么回事。比如给锅碗瓢盆修缺补漏。村子里常来常往的都是那些修铜补铁的手艺人，一声吆喝，他们就会走进家门，排开阵势给家里所有的破烂玩意搞一次集中会诊。

我点头道，你说得没错。我记得我小时候，那时候还没有皮鞋，穿的凉鞋破了就用烙铁烫好；雨伞坏了，搪瓷盆漏了，找个修铜补铁的给修补修补。还能接着用个三五年。

老早人，这些家常物件都是要传三代的，不像当今，破了就门外一扔。老人接住我的话题，跟我唠叨上了。我那时候可吃香咧。家里七八个，我是老大，弟弟妹妹吃用和家里开销，我全包了。嗨，我老太婆还是那时看上我的呢。别小看这个鞋摊，它可是我一家人的救命恩人……

我打趣道，那个时候就没有城管吗？老人从眼镜边上溜一道光看我，管的人多了，最早的是“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让上街摆摊，紧接着是“四清”、“社教”工作组，后来是“文明”办，再后来又有工商、税务，如今才轮得上你刚才说的“城管”……可能是对过去的光阴和岁月起了感慨，他叹了一口气。低头从架子上取下鞋子，用剪刀将多余的线头剪掉。我以为就这样好了，伸手去接。老人摆了摆手。把鞋子搁在自己膝盖上，回身取来一把小钢刀，划开我的鞋帮，用钻子绕上麻线，把鞋子豁口处用线密密地扎了一圈。刚才补鞋机上的线立刻就隐匿在了鞋帮深处。

我估摸着这下已经好了，再度伸手去接。老人又摆了摆手，把鞋子立在掌心，打开一瓶胶水。胶水未及开封，老人随手拿了剪刀，铰了个口子，而后胶水吱吱地注入我鞋子刚刚修补好的地方。老人把鞋子对着太阳，去嘴吹一吹，晾一晾，待胶水完全渗入，胶合牢固了，才把鞋递还给我，道了一声，小伙子，等久了吧！虽然是新补的旧鞋。那一刻，我郑重接过，如获至宝。

老妈

我不识字的老妈有意无意地总是介绍一个大人物让我认识——老天爷。

她常为她的善良被欺找籍口说，她的好心，老天爷会知道，会报答她的。好心的确是好心。譬如，叫花子上门，桌上的好菜被她一扫而尽扣在乞丐脏了的饭钵里；譬如，尼姑和尚化缘，她兜里有钱便拿钱、缸里有米便拿米。

我们做子女的经常数落她：“你这样无原则的好，到头来没人感谢你；说不定，那些人是骗你害你的……”她争辩不过我们，在多次的做完善事发觉受骗之后，喃喃自语：“我这样做，老天爷是晓得的。我给儿子女儿修心，老天爷会眷顾他们的……”

我们开始还有些“怒其不争”，听到这话便惭愧地闭了口。的确，蒙老天保佑，我兄妹三人二三十年来确实无病无灾。前年，妹妹遭遇一场车祸，人被铲出去好几米远，到医院检查居然器质无损，老妈由悲转喜，每天不辞辛劳照顾卧床的妹妹，还乐颠颠四处烧香还愿，意思是她的诚意感动老天，妹妹才得以平安脱险。

我问母亲有什么信仰没有？她毫不犹豫地说，信天。

冥冥中真的有老天爷这个惩恶扬善、扶危济困的神仙吗？

母亲说，善事做多了，自然有好的报答。

我常一脸坏笑地问她：“您希望得到怎样的报答？”她说：“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全家平安健康。”

听到这，我禁不住掉泪了。二老这几年，疾病缠身。父亲还好，一有头疼脑热，便告诉我们，开点药吃吃也就好了。母亲则很固执，病了总是一拖在拖，不肯去医院治。我发现母亲总是挠头，一头枯发乱蓬蓬的。我扒开她的头发，发现密密麻麻尽是红的瘆人的出血点，我找出止痒药水混合着洗发液给她洗头，边洗边掉泪。母亲身体欠佳，时常会莫名昏倒。我们多次带她到医院去就症，但好几次都走在医院的路上被她偷偷溜掉，她说信不过医院的西医。除了心疼我们挣钱不易，还有她顽固不化的信仰。她说，老天要收你，医院条件再好也医治不了你，反之也是。后来，我们找了一个老中医彻底治好了母亲的顽疾。我以为母亲之前的顽固思维会好转。不料母亲说，你们真以为这个老中医是街上就能碰到的？这是我善事做得好，老天派他来搭救我的！听完这会，我们是哭笑不得。

母亲这种不伦不类、不明不白的所谓信仰，说实话，我是持怀疑态度的。闲谈中，我告诉母亲，瞧人家要不信基督、要不信佛，您怎么就信天呢？人家动不动真主保佑、上帝爱人、阿弥陀佛的，而谁来爱护和庇佑您呢？母亲反诘道，上帝、安拉、如来都住在哪里？我想了一下说，都住在天上啊。母亲说，那就是啦，他们都是天神，我信老天爷总之没有错！

其实，我并不想诋毁母亲的这种朴素的信仰。而且骨子里头，我认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以及未来，人一定要精神有所寄托、灵魂有所敬畏才好。一个人有敬畏之心，一定在生活中会心有善念，行有善举。所有人都这样操守，这个社会和国家呈现的必定大大不同，一定是风清气正、满目谐和。纵使有那些极个别的无法无天的暴力分子或者政治狂徒，那也只会是跳梁小丑，不得善终。现实中遭人唾弃，史书里万世臭名。

“举头三尺有神明”，这是我信天的母亲对我的谆谆告诫。想来可以与某些不信天、不信地，甚至“人定胜天”自以为是“万物之主宰”们共勉。

木匠

在农村做个手艺人是很吃得开的，那时的故乡遍地走的是各种各样的手艺人。数得上的有这几类：木匠、泥瓦匠、桶匠、杀猪匠和针匠。其它的也有，比如阉鸡匠、篾匠和漆匠，由于平时揽的活不是太多，就不被人记得，吃酒的时候，也多半坐的是下席。

无论是起房子还是打家具，靠的都是木匠师傅。新屋落彩，喝梁唱彩的主角必定是木匠，喜筵的主桌上席的位子留给的也是木匠师傅。

我二舅干的就是木匠，他那时十八岁不到，就木匠学出师了。二舅虽然年轻，手艺却是无可挑剔的。他做大木，可以将一根主梁刨的浑圆通达、光鲜锃亮，无用刨光。他做小木，能够将雕花大床打磨得象牙床一般剔透雅致。有这样出众的手艺，请他的人自然不在少数，用今天的话说，那是要提前预约的。二舅经常被人往酒桌的上席引，因为年轻，多少会有些脸红，有时候便推辞一番，可怎么推得了呢。于是席间，热情的男女主人会更加热情了打听二舅成没成家，农村有很多热心此项公益的妇女。在我们老家有成就三桩婚就是积善成德，可以直接下辈子托胎做人的说法。像我二舅有门好手艺，给他做媒牵线的人哪里会少。她们笑吟吟地鼓捣说，小刘木匠，该找个师傅娘了。

她们疏忽了一个问题，我二舅是寡母一手带大，底下还有仍在读书的小姨和小舅，家中是一贫如洗。虽然常常给别人家做房子，自己住的仍然是茅草屋，什么样的姑娘会垂青我的二舅呢？往往在被主人问及家境的时候，二舅没有喝酒也便会立刻红起脸来，于是更加努力地喝酒，去浇灌心中的郁闷。了解底细之后，男女主人为了掩饰尴尬，多半会安慰道，先把自家房子盖起来吧，有了梧桐树，就不愁引不来金凤凰。

这个时候，一个愿望在内心逐渐强大起来，二舅决心要凭自己的力量盖起三间大瓦房来。二舅就是这样做的，他不再有求必应地去主顾家赶活，而是背起干粮进了山。我们老家做房子之前都是进山选木料的，我们称之为“打青山”，都是新砍下来的木料和梁坯，为的是博一个“万年长青，子孙延衍”之意，有钱的人家可以顾人去深山里砍，顶多十天半月就可以把木料备齐。二舅不行，他只能靠自己，他寄住在别人放养香菇的菇棚里，饿了啃把干粮，渴了喝口山泉水。在深山里一待就是三个月，然后将自己千挑万选的木料用胶轮车一趟趟往山下家中拉。打完青山，二舅又去了村后的青石崖，买来雷管炸药，一点一点地往往扣青片石，这种片石很硬实，最适合给新屋做基。做完这些的时候，二舅胸膛鼓壮，一身黑黝，很像个爷们。之后二舅和相熟的瓦匠换工，竟是今天一砖明天一瓦，耗时两年，盖起了自家宽敞明亮的大瓦房。

做完这些，我年轻的二舅就满以为可以张罗自己的婚事了。那时二舅相中了一家女子，央媒人上门去说，结果其父是满口答应，谁不知道小木匠刘二呢。可是女子的母亲却死活不答应，说是倒插门可以，要女儿嫁进刘家却是不行，问过缘故，依然是嫌二舅家穷，底下有两个未成人的弟妹，还有一个垂垂老矣的娘。

二舅也是气，谁能丢掉自己的老母和弟妹，那还是人呐？干脆回了这门亲事，依旧今天张家明日李家给人打家具，将自己的事情完全抛开了，有句话说，替他人做嫁衣裳，二舅也就那个心态，他给别人打的家具，涂上艳艳的红漆，很多都是婚嫁用的。

待二舅靠自己的手艺活挣出了小舅的大学学费和小姨的嫁妆，那时的二舅已经不再年轻，胡子都透出了几根白茬。

不知道是哪一年开始，二舅的木匠活不是那么紧俏了。老家的人做新房选择的都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洋楼。也不用打家具，直接上城里的家具店拉就是。二舅虽有雕梁画栋的好手艺，但终究是斜阳落寞。他一直没赚够结婚成家的钱，光棍一打就是三十年。 进城了的小舅来接二舅到城里养老。二舅总是叹气，说，去那里干吗，撂斧子的地方都找不到。二舅有个习惯，总是把斧头劈进屋柱里，说那样不会生锈。

估计是把斧头当成他媳妇了。

笨伯

乡间是个摇曳多姿的地方，有花草、有虫鱼、有阡陌原野、有炊烟缭绕。这是我少时的回忆，如今很多东西都已经悄然消逝。乡村越渐荒芜，根本原因是它少去了很多人气，像一个空空的鸟巢，高挂枝头风雨飘摇。大量的青壮劳力倾巢而出，散布四面八方。只有年关将至的时候，才陆续可见那些人儿叩响家门。而过完元宵，他们又会卷起包裹，重新远离。这一点，连候鸟们都自愧不如。

每个周末，我都要回到乡间去。我的女儿在母亲那里寄住，我去看她。走下短途汽车的时候，无出意外，母亲都会抱着女儿在路口迎接我。女儿还小，欣欣然朝我展开双手，要我抱。女儿有好多伙伴，大多比她大，都是父母不在身边的留守儿童。他们也很欢迎我的到来，女儿猴在我的怀抱里乐不可支，而他们一大群跟在我身前身后，眼神里写满羡慕，还有莫名的忧伤。

村庄沿河而卧，百余户人家，河这头一半，河那头一半。我下到河埠头擦把澡，堂嫂水月也在洗东西。她寒暄道，回来了？我说是啊。聊着聊着，她说明天就要去堂哥打工的地方。我一愣，你不是还在坐月子吗？她说，你不知道你堂哥，就那么点本事，我不去赚点，孩子奶粉都没着落。我问小孩谁带？她说，给你奶奶带。我默默洗着衣裳，无语。

隔河望去，笨伯又在晒场上独坐。笨伯是个不错的劳力，可惜他打工去错了场子。他打工的是个钙粉厂，开始的确带回家不少钱，但后来他就查出患了肺病，还有肝癌。他已经完全散失了劳动力，老板只用区区2万元，便打发他回家了。笨伯回来的时候，家人拉他去县医院检查。医生看完片子，叹了一口气说，不用看了，尽量多做点好吃的东西给他吧。此后，他只在自家院场里发发呆，有时候给晒在院子里的麦谷赶赶鸡或者飞鸟。他总是独坐院中，忧郁的眼神看得太阳都不寒而栗。他一坐就坐很久。日头早已经落了，他还要独坐多久？又能坐多久呢？

回到家里，堂弟阿顺坐在我家堂屋。女儿张开手要他抱，他抱着女儿问我，阿兄，你说我去哪里打工好？我很惊讶，你不是初中还没读完吗？他抓一抓头，读书也没什么意思，我想早点出来做事，帮家里一点忙。我给不了他什么意见。回望村庄，炊烟寥落，心里添了莫名的梗阻。第二天，我把女儿带回了县城家中，我说该是她上幼稚园的时候了。

也就是把女儿带回城的三个月之后吧，母亲打电话来说，笨伯去世了。我回老家奔丧，在笨伯的丧礼上，我不胜哀戚。更让我哀戚的还有，在母亲和其它族人的絮叨中，我听说：堂哥离婚了，起因是水月嫂在外面做不干净的事。还有堂弟阿顺给关进了看守所，他出去打工，找不到工作。想回来也没有了路费，便和几个一道找工作的小伙子拦路抢劫。据说他们抢到手的仅仅是一包十块钱的香烟。持刀抢劫的后果是判刑三年，虽然堂弟还未满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