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直荀的革命生涯

文/叶介甫

柳直荀的革命生涯

文/叶介甫

柳直荀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挚友，1898年11月3日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白石乡方塘冲一个书香门第的没落地主家庭。他是湖南农民运动的卓越领导人之一，参加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1929年冬以中央军委巡视员的身份前往洪湖地区，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及红三军政治部主任、红六军政委以及鄂西北临时分特委书记等职，对洪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1932年，在夏曦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中，不幸被害。

毛泽东说：“直荀很会分析问题，思想确实进步很快。”

1912年，柳直荀满14岁时，和大弟柳瑟虎离开家乡，来到长沙广益中学读书。当时，杨怀中刚从日本和英国留学回来，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柳杨两家是世交，有“交情三世久，春色两家分”的亲密关系，因此，柳直荀就寄居在长沙板仓杨寓——杨杯中的家中。那时，毛泽东、蔡和森、张昆弟等湖南第一师范的进步学生，常到杨怀中家里讨论治学，议论国事，抨击时弊，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这些都深深地吸引着柳直荀，使他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他决心要像毛泽东等人那样，为改造黑暗的中国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柳直荀(1928年摄于天津)

1919年5月27日，毛泽东等组织的湖南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柳直荀是学联的领导成员之一。不久，学联领导长沙各校学生实行总罢课。柳直荀就读的雅礼大学里帝国主义分子指使学监威胁学生说:“学校是读书的地方，谁不去读书，就要开除。”

柳直荀愤怒地责问学监:“你是中国人，怎么连一点爱国心都没有了?!”“救国图存，匹夫有责，国家陷于沦亡，岂止学籍被开除，连生存亦将难保。”在柳直荀的带领下，大多数学生和教职员工，不顾校方的威胁，勇敢地坚持罢课并走上街头，开展爱国宣传活动。

是年7月7日，湖南省学联联合长沙各界，在教育会坪举行焚烧日货大会。这天，柳直荀带领雅礼大学的爱国学生参加了游行示威。他向群众演讲时激动地说:“中国好比一头睡着了的狮子，一旦醒来，就无敌于天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唤醒民众。现在，我们的民众正在觉醒!”

年底，长沙第二次焚烧日货时，柳直荀是重要组织者和指挥者之一。当时，张敬尧派其弟张敬汤带一营武装赶来，阻止学生和工人们的爱国行动。毛泽东、柳直荀和各界联合会的负责人，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把一切力量动员起来，与张敬尧作坚决的斗争。从12月6日起，长沙各界学生陆续罢课。学联代表长沙中等以上学校的一万三千余名学生，发表了“张毒一日不去湘，学生一日不返校”的驱张宣言。接着，毛泽东率领驱张请愿代表团前往北京；何叔衡率领另一个代表团去衡阳，利用直皖军阀间的矛盾，要求驻在那里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出兵驱逐张敬尧；柳直荀留在长沙，组织领导省城的斗争。他主持平民通讯社与外地代表联系，向群众揭露张敬尧的罪行；继续坚持罢课，并组织补习学校为罢课学生补课；此外，还为各驱张代表团筹款。在全省人民的斗争和各地群众的声援下，1920年6月，张敬尧终于在湘军谭延闿、赵恒惕到来之前逃走，运动取得了胜利。

柳直荀经常到毛泽东创办的文化书社阅读进步书刊，与进步同学共同学习和钻研革命理论，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

这年秋天，柳直荀在雅礼大学预科毕业，升入该校教育系学习。不久，毛泽东在长沙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随后又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柳直荀在长沙第一批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7月，党的一大召开后，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社址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学生用“自由研究，共同讨论”的方法，学习马列主义。柳直荀到自修大学学习时，认真钻研，独立思考，积极发言，敢于争论。他主张中国革命必须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实行劳农专政。毛泽东曾对杨开慧说:“直荀很会分析问题，能说服人，他虽读的是教会学校，但思想确实进步很快。”

当时，中共湖南区委秘密机关设在小吴门外清水塘，毛泽东也住在这里。柳直荀和李淑一经常来这里看望毛泽东和杨开慧，并向毛泽东汇报和请示工作。毛泽东对柳直荀的工作非常满意。何叔衡也常常拍着柳直荀的肩膀对大家说:“这个伢子有出息，很聪明，是个有用的人才。”

这期间，柳直荀按照湖南区委的指示，还经常到安源了解工人生活和斗争情况，到长沙天鹅塘一带找贫苦工农群众谈心，和郭亮一起去铜官发动工农群众，同帝国主义和军阀作斗争。

柳直荀和李淑一于1924年夏在长沙合影

1923年，柳直荀经何叔衡和姜梦周介绍，同毛泽东的小弟毛泽覃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夏，柳直荀在雅礼大学毕业。10月，由毛泽东和杨开慧介绍，柳直荀和李淑一结了婚。

蒋介石背叛革命，长沙革命运动遭受破坏

1926年秋，北伐军胜利进军到湖南后，柳直荀集中精力从事农运工作。不久，湖南省政府成立，柳直荀当选为省政府委员。9月，成立了省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他以省政府委员的身份担任了秘书长的职务。

省农协筹备委员会共有11人，大多是兼职，日常工作几乎全由柳直荀处理。那时正值革命高潮，是农会大发展的时期，各县农协来请示和汇报工作的同志络绎不绝，他的工作显得特别忙碌。

一次，柳直荀借长沙市庆祝北伐军攻克汉口、汉阳游行的机会，动员郊区千余农民包围清乡督办公署，与清乡督办罗光闿和长沙县团防局局长肖蔚云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并领导长沙县农民协会瓦解罗光闿、肖蔚云控制的武装，迫使罗、肖接受了县农协的点收。接着，柳直荀又将长沙县团防局改造为县农民自卫队。

11月30日，在湖南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会议上，柳直荀被选为农民代表大会临时秘书长，负责组织工农代表大会秘书处和全省农民协会秘书处的工作。次日，工农代表大会在教育会坪举行隆重的开幕典礼，柳直荀在会上当选为大会主席团秘书长，负责整个会务工作。

在工农代表大会开幕的第二天，柳直荀根据主席团的决定，以农民代表大会的名义，向当时在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担任主任委员的毛泽东发出了邀请电，请他参加大会。

18日下午，柳直荀受大会主席团的委托，主持召开欢迎毛泽东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工农商学联合的问题》的讲话。

接着，柳直荀召集代表们进行讨论，代表们又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他把这些问题收集起来，以“备忘录”的形式送给毛泽东。28日，毛泽东在大会闭幕典礼上，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作了《关于联合战线》的讲演，强调组成革命联合战线的意义，驳斥了诬蔑工农运动的各种谬论。大会结束时，柳直荀当选为省农民协会秘书长。

大会闭幕后，柳直荀组织部分党员代表举办了农运短期训练班。毛泽东向学员们作了3次关于农民问题及调查方法的报告。训练班结束后，学员们分赴各地，按照省农协的部署，深入开展农民运动。

“四一二”蒋介石公开背叛国民革命，悍然发动震惊全国的反革命大屠杀。消息传到长沙，柳直荀与谢觉哉等人联合署名，立即发出声讨蒋介石的通电，怒斥蒋介石“倒行逆施，日益彰著”，“自绝于 (国民)党，自绝于民众”，并严正指出:“凡甘为叛徒而不知悔改者，国人绝不能为个人恕也。”同时，柳直荀还以省农民协会的名义，发出《为什么要打倒蒋介石》的传单，印发全省。传单列举了蒋介石53条罪状，无情地揭露了蒋介石假革命、反革命的嘴脸。

5月20日，国民党省党部、省政府、中共湖南省委及农工商妇各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得知三十五军驻长沙留守处已经开始堆积沙包，准备巷战，形势变得十分紧张。郭亮、柳直荀、夏明翰等积极领导工农群众，进行反叛乱的准备工作。这天晚上，柳直荀回到留芳岭24号家里，清理并烧毁了党内文件，同时告诉李淑一:“时局不稳定，你带着两个小孩回娘家躲一躲。我最近不可能回家来，反动派不会宽恕我们，我们也不会宽恕他们。”

5月21日，反动派造谣说:“工农自卫军要抢枪支。”这是一个反革命信号。晚饭后，柳直荀召集省农协全体干部会议，研究部署应变措施，决定自22日起，紧急转移工农自卫军训练队学员，3日内将全部枪械、现金、粮食分散隐蔽好。夜里10点多钟，柳直荀正准备去参加临时省委紧急会议，忽然枪声四起，何健部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率1000多叛军，向省市总工会、省农协、省党校、特别法庭等处进攻，发动了“马日事变”。

柳直荀从省农协逃出来后，到共产党员易友能家中，换上工人服装，由易友能护送到河西，找到了临时省委书记郭亮。他们认为敌人虽然占领了长沙城，但全省农村的革命力量还是雄厚的。决定以省总工会和省农民协会的名义，命令长沙周围各县，迅即组织工农武装，参加反攻长沙的战斗，并派人去武汉向党中央报告事变经过和临时省委的决定；通电全国，揭露何健、许克祥等人的反革命罪行。随后，柳直荀顺江南下，到湘潭、湘乡等县发动和组织农军，还在湘潭建立了农军总指挥部。他到湘乡后，通知各县农民协会负责人，在5月31日，分别从东南西北四路攻打长沙。短短几天的时间，柳直荀同郭亮集合了成千上万工农武装大军，高唱着“梭镖亮堂堂，擒贼先擒王；打倒蒋介石，活捉许克祥”的战歌，准备向长沙挺进。

5月29日，集中在姜畲的工农义勇军击溃了来犯的许克祥部，揭开了反攻长沙的序幕。同一天，湘潭东区和株洲农民自卫军，在白马垄与敌接火，敌军败退易家湾。30日，醴陵、安源的工农武装赶到易家湾，消灭了一批反动军队，打开了从南面进攻长沙的道路。浏阳的农军抵达黄花市，从东面进逼长沙；宁乡、长沙的农军也开到城西岳麓山一带。至此，工农义勇军已形成包围长沙的态势。

在长沙城里的敌军，只有许克祥的三十三团、三十五军教导团、长沙留守处警备大队和唐生智的警卫团，总共不到3000人。面对四面八方同仇敌忾的工农大军，反动派吓得失魂落魄。可是，我党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在这个紧要关头，命令“农民不得进行武装斗争，湖南问题须静候国民政府解决”，强迫工农武装撤退。结果，数万工农大军攻打长沙的计划未能实现。

柳直荀说：“我信仰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真理……”

1927年6月，柳直荀到江西安源寻找党组织。在行至湘赣交界的老关时，被当地反动民团拦住，他假称是长沙雅礼大学的基督教传教士，并出示刻有英文“雅礼大学”字样的铜牌混了过去。他恐继续前进再生变故，遂改变计划，转道株洲，乘火车返回长沙。

此时的长沙，已是一片白色恐怖。大街上到处张贴着许克祥的“救党委员会”的缉要犯通令，在柳直荀的名下，反动派写着“活捉着赏洋五千，取首级者赏洋三千”。当柳直荀踱到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地方时，凑巧遇上了易有能。经易有能传递消息，柳直荀与堂叔柳大卓取得了联系，并住到了柳大卓家里。

一天，柳直荀的父亲柳午亭秘密来见儿子，并对儿子说：“亲戚里有人要你出去自首，他们说靠你的学问本事，不愁找不到一个安稳职业，舒舒服服地过日子哩。”

柳直荀听到父亲的话，脸色变得严峻起来。他对父亲和堂叔说：“我做的事，为国为民，光明正大，用不着向谁自首，倒是那些背叛工农大众，背叛国民革命的刽子手蒋介石、许克祥，该向我们工农低头认罪。”他还说：“人生在世，决不是为了混碗饭吃。古人说得好，‘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不从俗富贵以偷生’。我信仰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真理，怎能中途变节，做无耻小人呢？”他的话，使两位老人深受感动。

午亭先生兴奋地说：“说得好!我就是怕你忘义偷生，做了变节小人，那我们柳家也见不得人了!”两位老人又问起柳直荀今后的打算。他想了想，对父亲说：“我打算去汉口，请您帮我借两千块饯，有人要问，就说是我已脱离政界，和一位朋友合伙去做生意。”

开朗的父亲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柳直荀接到父亲东挪西借凑来的钱，在亲友的帮助下，化装踏上了赴武汉的列车。临行前，叔父柳大卓问他要不要去看看淑一母子。他想到淑一正受敌人的监视，自己不能感情用事。如果万一被敌人发觉，个人事小，革命受损失事大。于是，他毅然决然地对老人说：“不去了，请您转告淑一，要多保重，照顾好孩子。我一定会回来的，革命一定要胜利的!”

从长沙来到武汉，但控制着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集团，却暗地里正在加紧叛变革命的准备。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一味妥协退让，以换取同汪精卫的“团结合作”。这一切，又使柳直荀忧心如焚。

不久，周恩来主持的中央军委作出决定，将陈独秀强迫缴械的武汉工人纠察队和在地方上不能容身的两湖工农运动负责人，编入贺龙领导的二十军。柳直荀和郭亮等湖南几十名党员，也从武汉赶到九江，到贺龙的部队。

柳直荀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在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第三师担任政治工作，是革命委员会下设的农工委员会成员。起义军于8月5日撤离南昌，向广东进发，柳直荀对指战员积极进行政治教育。途中，柳直荀在一次突围时与大部队失去联系。后来，他们同一伙反动民团遭遇，经过苦战，最后只剩下柳直荀、郭亮等7人和3支空短枪。但他们并没有气馁，下决心找到党，坚持继续革命。

10月的一天，柳直荀等绕到韩江边，雇了一只机帆船沿江而下，计划在韩江港换船去香港，不料，误上了海盗船。海盗在饭菜里放了蒙汗药，使他们昏昏睡去，劫尽全部衣物，又将他们反绑起来，扔在一只小船上，在海上漂了三天三夜。正当他们危亡之际，遇上一艘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商船。柳直荀用英语向英轮喊话，他们被英国轮船搭救上来，带到了越南的西贡。幸亏郭亮有个金裤带环没被海盗发现，到西贡后，他们将其变卖，买了7张通舱船票，于1927年10月27日到达香港，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同年11月，柳直荀和郭亮等自香港到达上海找党中央。周恩来接见了柳直荀、郭亮等人，鼓励他们不要怕挫折，要坚持革命。几天后，党中央派柳直荀作为中央特派员，赴河南、湖北、江苏、陕西等省传递文件，巡视工作。

反省贯彻立三错误路线，全力支持贺龙开展湘鄂西革命斗争

1930年年初，柳直荀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后返回武汉，不久来到洪湖地区的监利，以中央巡视员的身份写信督令第一纵队立即来江陵与第二纵队会师，随后又宣布独立第一师升编为红六军，并主持红六军前委的改组工作，整顿军内的党组织，配备政委和指导员，开展政治和军纪教育，严格执行群众纪律。这对湘鄂西地区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30年6月，在李立三主持下，党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会议，提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并提出“打下长沙，夺取南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错误口号。

根据党中央的指令，周逸群、柳直荀率领红六军于7月4日在公安县南坪与贺龙率领的红四军胜利会师。部队到达江陵普济观后，两军前委成员周逸群，贺龙、柳直荀、孙德清召开了联席会议，决定按中央指示，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红二军团前委书记周逸群，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周逸群，参谋长孙德清，政治部主任柳直荀兼红六军政治委员。

红二军团成立不久，前委成员对建军、部队行动方针、根据地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发生了分歧。周逸群、贺龙认为，要充分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先集中力量拔掉洪湖苏区内的白色据点，肃清地方反动武装，建立洪湖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为二军团提供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战略后方。而柳直荀和以周小康为书记的鄂西特委却坚持贯彻湖北省委“争取湖北首先胜利”的错误方针，制定了《三个月的工作计划大纲》，决定先攻取荆、沙，完成地方暴动，然后集中红军进攻武汉，并要求红二军团立即攻击荆、沙等重镇。按照特委和柳直荀的意见，红二军团自洪湖西进，攻克了沙洋，接着于9月初进攻沙市，打了一天一夜，终不能克，结果死伤千余人，使部队遭受了极大的损失。但柳直荀还按照湖北省总行动委员会的指示，要求红二军团转而向东，准备进攻武汉。

9月12日，党中央派邓中夏来到湘鄂西根据地。翌日，军团前委在潜江老新口召开扩大会议。邓中夏也按照立三冒险计划的意图，强令红二军团配合一、三军团从遥远的洪湖地区奔攻长沙。这时，柳直荀经过贺龙、周逸群的批评帮助，开始认识了错误，并站在贺龙、周逸群等一边，反对邓中夏执行李立三的错误指示。可是，中央代表邓中夏听不进多数人的正确意见，坚持要攻打长沙。

9月24日，邓中夏主持召开鄂西特委和红二军团前委联席会议。他不顾贺龙、周逸群、柳直荀等人的坚决反对，在会上改组了红二军团的领导机关，撤销周逸群的军团政委职务，自任军团政委和前委书记，并决定继续出击，攻打长沙。

这时，传来消息:红一、三军团已经从长沙外围撤退，中央指令红二军团停止奔袭长沙的行动。红二军团前委于9月29日召开紧急会议，邓中夏仍坚持“长途直捣长沙，以激起一、三军团之反攻”。贺龙据理力争，认为应该继续执行过去前委作出的开辟襄北根据地，向荆门、当阳、远安地区发展的计划。柳直荀支持贺龙的意见，反对攻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主张部队应集中力量，肃清在洪湖根据地内部猖狂作乱的反动组织“北极会”。由于大多数人的支持，前委终于通过了贺龙、柳直荀的建议，全军挥师北上。

柳直荀按照贺龙的意见，先派出政工干部深入敌区，教育和发动群众，然后指挥红六军配合红四军大举反攻，以风卷残云之势，连克天门、应城、京山、皂市、安陆等城镇，不仅消灭了地主反动武装，而且还开辟了襄河北岸的大片新区。此时的红二军团，已发展到3万多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也进入了空前兴旺时期。

柳直荀惨遭杀害，毛泽东感叹“我失骄杨君失柳”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统治的中央，派夏曦到湘鄂西苏区。夏曦到湘鄂西后，首先改组了党的领导机关，成立了以他为首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和军委分会；将正在校拓坪整编的红二军团改为红三军，由贺龙任军长，邓中夏在新的前委书记到任前仍留任原职，柳直荀任政治部主任。

在贺龙、柳直荀等人的领导和指挥下，红三军经野三关到巴东渡江北上，连克巴东、秭归、兴山后，又相继攻占远安、荆门、当阳等地。当数路敌军向集结在走马坪一带的红三军合围时，红军英勇抗击，但未能将敌击退。于是，向北突围，经歇马河、保康、大观音堂，进入鄂西北地区。

为了保证红军的发展和革命战争的胜利，5月11日，柳直荀根据前委的指示，主持政治部制定和印发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等文件，明确指出:“我们中国工农红军，就是苏维埃政府的军队，也就是工人、农民自己的军队。红军的任务就是为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政权而战，为了土地归农民而战。”文件还严格规定了“不拿工人农民的一针一线”等十条纪律。

6月18日，红三军七、八两师约一万人经过艰苦转战，胜利到达房县县城，开辟了以房县为中心的鄂西北革命根据地。这时，红三军军部得知红九师在鄂北活动的消息，遂前来与红九师会合。后根据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贺龙于8月率红三军主力返回洪湖苏区，柳直荀仍留房县，继续领导鄂西北根据地的斗争。在他的主持下，鄂西北分特委将留下的红三军教导团、特务营和房、均两县的游击队合编为红二十五师，由汤慕禹任师长，柳直荀任政委。他们在四面受敌的艰苦条件下，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神出鬼没、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

1932年2月，湘鄂西第四次党代会在监利县周老嘴召开。由于交通不便，柳直荀接到通知很晚，为了赶上参加会议，他决定由房县取水路经秭归顺江而下。3月，柳直荀回到监利时，湘鄂西第四次党代会已经中止。在前段党代会上，夏曦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多数代表坚决反对夏曦的主张，并要求撤掉他的职务。万涛、段德昌、彭国才等湘鄂西领导人，在会上都作了批判夏曦错误的发言，使夏曦的错误提案无法通过。因此，他不得不宣布休会，派人到上海向党中央请示。

柳直荀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坚决支持贺龙等人的战略方针。他认为应注重建立农村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开展土地革命，反对“左”的经济政策和土地政策，才不会重蹈立三错误的覆辙。

不久，党中央派代表支持夏曦，并宣布万涛等人为“反党集团”。同时，还指示中央分局对那些怀疑、不满和不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命令的人，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使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在湘鄂西得到进一步的贯彻。

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结束后，红二十五师到潜江改编为鄂西北独立团，以后又与洪湖独立团合编为红八师，柳直荀被任命为红八师政委。他奉命赶到潜江后，许多曾经出生入死并肩战斗的指挥员都不见了。原来，中央分局政治保卫局硬说鄂西北独立团混入了许多反革命，在部队开到潜江的当天晚上，就被紧紧包围起来，逮捕了大批连以上的干部。这件事，深深地刺痛若柳直荀的心。他找政治保卫局的人辩论，又写信质问夏曦。然而，夏曦根本不听柳直荀的劝告，并认定柳直荀是“危险分子”。

夏曦根据中央指示，在湘鄂西党组织中“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肃反工作”，“反对机会主义”，给柳直荀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加以逮捕。

1932年5月，蒋介石开始发动对各根据地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仅对湘鄂西就投入10万以上的兵力。在这种严重形势下，夏曦不接受贺龙关于跳到敌后，从外线打击敌人的建议，而采取分兵把守，“两个拳头打人”的策略，使红三军失去了粉碎敌人围攻的希望，最后不得不仓促突围。

在突围前，夏曦背着贺龙等红三军领导人，将被关押的干部全部杀掉。在中秋节前几天，柳直荀在湖北省监利县周老嘴惨遭杀害。

1945年4月，党中央给柳直荀平反昭雪，并追认为革命烈士。1957 年5月11日，毛泽东写信给在长沙的李淑一，并附《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一首，感叹“我失骄杨君失柳”，以表对杨开慧和柳直荀的哀思。毛泽东在信中还嘱托李淑一“如去看直荀的墓时，请为我代致悼念”。

中共监利县委、监利县人民政府于1979年在柳直荀烈士殉难处——周老嘴心慈庵，修建了“柳直荀烈士纪念亭”。李淑一在《题柳直荀烈士纪念碑》的碑文中写道:

安定奔四化，

酬志慰忠魂；

他年庆功日，

毋忘播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