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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晓轩:牺牲在黎明曙光前的革命志士

时间:2024-04-23

文/冯晓蔚

许晓轩:牺牲在黎明曙光前的革命志士

文/冯晓蔚

许晓轩烈士

许晓轩,1916年10月生于江苏省江都县仙女庙镇(今江都县江都镇),15岁参加革命工作。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他曾任中共川东特委青委委员、宣传部长,重庆新市区委委员。他坐牢9年,“宁关不屈”。1949 年11月27日殉难于重庆白公馆监狱。牺牲时才34岁。

1935年,19岁的许晓轩来到无锡公益铁工厂工作。这是一所制造成套纺织机械和部分面粉加工机械的制造厂,当时可称得上是民营机械厂的佼佼者。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上海前线缺乏兵工器材和手榴弹等武器。兵工署与工厂洽谈,要求工厂承接军需制品支援前线,当时任财务会计的许晓轩积极支持,动员工人为抗日前线做兵工产品。

由于形势日渐紧迫,工厂决定将部分机器设备和全部技术资料转移到武汉。许晓轩也随厂到武汉。他除了坚持日常工作外,还积极组织职工以“无锡抗日后援队”名义,参加武汉各界发起的救亡、捐献、支前等活动。1938年秋,日军逼近武汉时,许晓轩又与工人一起,再次承担了迁厂的任务,想方设法把大批机器设备运往重庆。

1939年年初,许晓轩到重庆后,仍在铁工厂当会计。后经救国会负责人沙千里的介绍,认识了青年职业互助会的领导人杨修范,并参加了互助会的活动。互助会是在我党领导下,组织青年学习革命理论,宣传抗日的社会团体,经常开展演讲、座谈、出壁报、歌咏、演剧、街头宣传等活动。在一次以“我们要过集体生活”为题的座谈会上,许晓轩说:“只有在群众的、集体的生活中才能发挥青年人的热情。独乐乐乎?不乐也,群才是乐……集体生活是斗争的武器,生活就是斗争。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是北平学生集体生活的产物。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他可以欺侮个别的中国人,但在团结一致的中国人民面前,它就只好发抖。”由于他待人热情、诚恳,有组织能力,很快就成为互助会的一个核心人物。在他周围,聚集着一批有理想有抱负的纯朴青年。5月,经杨修范介绍,许晓轩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成为青年职业互助会的党团成员,杨修范任书记。

许晓轩入党后,因为革命工作需要,经常更换职业。他先在复兴铁工厂,后到重庆当局办的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再到民主人士黄炎培、杨卫玉等人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还在沙坪坝开过青年书店。每次他都非常愉快地接受任务,把工作开展起来。他常乐观地说:“工作的地方越多,认识的人就越广,更有机会接触群众,这才有意义呢!”

他平常生活非常节俭,从不乱花一分钱,把积存的钱用在革命工作和解决同志的困难上,而对自己的家却从不花费过多的精力。母亲曾埋怨地说:“你一点不管家里的事情,简直不要家了。”许晓轩耐心地对母亲说:“帝国主义正在侵略中国,民族灾难这么深重,有国才有我们的家。只有国家富强了,才会有家庭的安宁。”同时,他还说服家庭,动员妹妹许永清参加进步活动。1938年12 月21日他给三妹的信中写道:“……《子夜》今天寄给你。这书很好,虽然故事旧了一些,不适合目前的环境,但还是可以告诉你一些中国社会里各种代表人物,工人、老板、小姐……是怎样在生活。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社会是怎样组成的。中国的厂主是怎样一方面走到买办的路上去,一方面帮助敌人来压迫自己人,中国的工人是怎样在双层——国内和国外的压迫下生活着。中国的农村是怎样的在穷下去,而都市又是怎样的在畸形发展。这是一幅半殖民地的写生画……对于了解中国社会的本质有很大的帮助。关于中国问题,有两本书可读:1.《中国是怎样降到半殖民地的》,2.《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在他的教育下,许永清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39年5月,地下党川东特委青委决定创办刊物《青年生活》,由青委书记杨述任主编,编委有许立群,许晓轩。许晓轩还负责发行工作。每期稿件编好后,由许晓轩送到《新蜀报》或《商务日报》印刷厂排印,每期大约印二千份。除内部赠送外,大部交生活书店出售。同年9月25日,第一期《青年生活》月刊问世。在编印刊物期间,许晓轩给刊物撰写了不少文章,许晓轩曾在题为《“五四”在今年》的文章中写道:“‘五四’到今年,已经是二十年了。童年的中国,经过这二十年的奋斗也发育成一个朝气勃勃有作为的青年”。“按照现实环境所需要来完成‘五四’未完成的任务,这些任务也是抗战过程所必须完成的。第一要为三民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发挥民权以逐渐达到民主政治,第二要提倡科学的方法,科学的人生观,在进步了二十年的祖国,遭受空前大难的今天,我们更要学习前一辈青年英勇爱国的精神,为完成五四的任务,解放中华民族而工作”。后来由于日本飞机狂轰滥炸,社会秩序很混乱,国民党特务肆意逮捕革命群众。在这种情况下,刊物很难再出版,被迫停刊。1940年春,许晓轩担任了中共川东特委青委宣传部长,后调任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

许晓轩担任新市区委委员后,经常深入基层,特别是到工厂,领导工人同国民党顽固派开展斗争。

1940年4月,他去大溪沟兵工厂开会,由于叛徒出卖,被早已埋伏在外面的特务逮捕。以后家人曾四处打听,都不知下落,通过狱中的秘密关系才得知他被关在重庆望龙门22号军统的一个看守所里。不久许晓轩从狱中带出消息:要见面是可以的,但不能到监狱里来,只有在空袭的时候见面。那时日寇的飞机常到重庆轰炸,特务要押“犯人”进防空洞,只能利用这个机会在途中见面。在一次躲警报进防空洞时,他意外地与哥哥许瘦峰见了一次面。

许晓轩在狱中得知亲人正在设法营救他,便用铅笔在包香烟的薄纸上写了“宁关不屈”四个字,托人捎出(现珍藏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展览大厅里)。许晓轩在以后给家人的信中告诉了一个秘密的联系办法,就是在收信后的几天,在《和平日报》(即《扫荡报》)的广告栏里连续登一星期这样的寻人广告:“庆辰X弟,自汝离家,已经数载,老母……妻……望速来信又XX处转。兄泰贞白。”许晓轩在狱中可以看敌人的报纸。如发现广告,可找人按上面的地址去取信。这样与家人取得过一些联系。他每次带出的口信都说:身体很好,生活也不差,以安慰亲人。他还曾在一封信里写道:“货殖为求慈母喜,时艰倍觉弟兄亲。”同时还把自己在除夕写的一首七律抄寄家人:

不悲身世不思乡,

百结愁成铁石肠。

止水生涯无节日,

强颜欢笑满歌场。

追寻旧事伤亡友,

向往新生梦北疆。

慰罢愁人情未己,

低徊哦诵“惯于”章。

他还请哥哥转告爱人美琦华,一、我无归期,请她早作打算;二、希望她能找点事做以谋自立;三、馨儿长大务必送到我的老友处去教育。

1941年10月,军统白公馆看守所的全部“犯人”转入息烽监狱。许晓轩也被解走。在息烽,国民党特务称牢房为斋房,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来命名。囚犯在监狱里不准用真实姓名,用号码来代替名字。许晓轩编号是302号,囚在义斋。

1941年下半年,监狱主任周养浩以便于管理为由,提出“监狱学校化”“监狱生产化”口号。在加强所谓思想教育感化的同时,也搞些生产业务,如开办工厂、兼营商业和运输等。凡出来参加这些工作的都叫工作修养人。去不去当工作修养人,曾引起一些争论。许晓轩认为这是国民党特务的圈套,是剥削我们的劳动成果,主张不去。也有同志说,在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下可以去。狱中党组织分析了国民党特务的用意和当时狱中的形势,认为党员是少数,只有因势利导,将计就计,利用这个机会团结更多的难友,开展斗争。最后决定除罗世文外(因他的身份在狱中是公开的),都可以当工作修养人。后来许晓轩被安排在印刷厂木刻部、铅印部。

有一次,监狱要许晓轩在一棵核桃树上刻下“先忧后乐、忠党爱国”八个字。当他把先忧后乐刻好后,故意从梯子上摔下来,把脚跌伤了,忠党爱国四字也就没有刻成。如今在集中营旧址的核桃树上,先忧后乐四个字还清晰可见。

许晓轩在狱中威信很高,难友们都尊敬他,每当危难的时候,他鼓励大家:“越是关键的时刻,我们越要叫敌人知道,共产党人是不可动摇的。”一次有位叫文泽的难友,因不满特务的残暴,拒绝外出参加劳动,遭毒打昏倒在地。许晓轩挺身而出,怒斥敌人的蛮横无理。他说:“你们这样蛮干,干脆把我们枪毙好了!”特务无言以对,只好怏怏而去。事后许晓轩主动找文泽交换意见。肯定了他斗争坚决、勇敢,但也十分坦率地指出:“我们处在这样特殊的地方与凶残的敌人斗,不但要勇敢,更重要的是谋,要讲究斗争艺术。”

在监狱里,许晓轩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每天早上天刚亮,他就开始学外文;晚上,利用走道上透进牢窗的微弱桐油灯光读书,天天如此。他在狱中两三年,通过自学已能翻译一般的俄文,同时还自学英文。他也认真阅读《孙子兵法》。有人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连这样的书都看?”他说:“我们搞政治的人,只要有时间,什么书都要看。既来之,则安之,应充分利用时间,为将来打好基础。”

一位难友回忆说:“许晓轩对人态度和蔼,肯帮助人。谁愿意学外文,他都热情地教。有次教我学俄文的弹音,由于我舌头不太灵活,他叫我把头闷在装有水的洗脸盆里反复练习。”在狱中,他常与罗世文接触,有时敌人发现他俩在谈话,走到旁边偷听,但一句也听不懂,原来他俩在用俄语对话。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的消息传到狱中,难友们无不欢欣鼓舞。许晓轩深情地说:“天快亮了。”大家笑逐颜开,都认为要释放政治犯了。谁知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暗地将一些政治犯秘密杀害或异地监禁。

1946年7月,军统息烽监狱撤销,除释放100多人外,剩下的70多人转重庆并入白公馆看守所。这里囚禁的大都是国民党认为案情严重的政治犯。

许晓轩与罗世文、车耀先、谭沈明等都转囚重庆。由于斗争的需要,由许晓轩、谭沈明、韩子栋三人组成临时支部,许晓轩任书记。经临时支部研究决定,准备组织难友越狱逃跑。难友们为此三三两两在议论着,有的同志说不能犹豫,要果断。谭沈明回忆说:“从阳朗坝解重庆的那天中午,因天气太热,汽车经长途行驶,水箱的水沸腾了,车暂时停在名叫半壁山的陡坡处。几个狱卒像一滩烂泥,横七竖八躺在树荫下,许晓轩与我们商量想法逃走。因车耀先腿不方便,正在想办法的时候,汽车发动了,就这样,一次难得的逃跑机会错过了。根据敌人监狱警卫森严这一特殊情况,临时支部最后决定:跑一个是一个,谁有机会谁先逃。”

后来,许晓轩、谭沈明考虑到韩子栋有机会逃走,因为他当时在狱中小卖部和伙食团干一些杂活,于是告诉他做好一切准备。韩子栋利用可以进出监狱的机会,画了一张道路、壕沟、岗哨、四周环境的简图交许晓轩,并将他在狱中积存的钱换成了现钞。随后他们商量了几个具体意见:一、逃出后要想法化装,二、逃出后要向山多的地方跑,最好能准备一把刀子,遇上敌人可以跟他拚,三、四川山多易迷失方向,夜里要看准一个方向,一个星座,白天要想法与抬滑杆的人接近,他们都是穷人,可请他们帮忙。1947年8月18日,韩子栋随看守卢兆春等人去磁器口街上买菜,乘他们打牌之机,机智地逃脱了。以后历尽艰辛到了延安。许晓轩还曾和李子伯等难友筹划过集体越狱,因条件不成熟未能实现。1947年年底,李子伯转囚渣滓洞,临别时,许晓轩曾作《赠别》诗相送。

相逢狱里倍相亲,

共话雄图叹未成。

临别无言唯勉首,

联军已薄沈阳城。

在狱中,敌人曾要许晓轩保证不越狱逃跑。他义正词严地拒绝了,后被罚带重镣,在烈日下做苦工,被关在终日不见阳光的地牢里。一次,他与难友们一起被押到外面做苦工,在回监狱的途中,他悄悄带回一株石榴树苗,种植在白公馆放风坝。这株石榴树苗经难友们精心培育,冬去春来,顶霜傲雪,逐渐根深叶茂,年年艳花硕果。解放后,当人们前来白公馆参观时,无不对这株象征着革命先烈碧血的不寻常的石榴树发出崇敬的赞叹。

有一天,狱中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挺进报》白公馆版被敌人发现了。一位无辜的青年遭到敌人毒打。敌人追问他纸条上的消息是从哪里来的,是谁写的?在这紧急关头,许晓轩胸有成竹地出来说是自己写的。看守进一步追问他消息从哪里来的?许晓轩从容地回答,是从你们的办公室、你们的报纸上看到的。接着,他厉声地说:“你们打报告枪毙我吧!我永远是一个共产党员!”看守们怕事态闹大了反而下不了台,当即居心叵测地宣布:今天停止放风。这件事就这样平息了下来。许晓轩这种临危不惧、舍己救人的高贵品质,使难友们十分感动,而他却因此被带重镣关地牢。敌人碰了一鼻子灰,无可奈何,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他是一名不容易对付的共产党员,任何刑具对他是没有效果的。

敌人见硬的不行,便改用软的花招,派他当会计,并诱以相当高额的津贴。他却回答说:“我对倒马桶,洗茅房很有兴趣。”又有一次,中美合作所所长丁敏之说:“我们打算释放你,并介绍你去教书。”许晓轩答:“先无条件放出去,再谈工作吧!”

1948年7月21日,敌人在重庆大坪公开枪杀了地下党重庆市委委员、工运负责人许建业和共产党员李大荣。他们壮烈牺牲的消息传到狱中,许晓轩怀着对敌人的无比愤恨和对战友的深切悼念,写下了祭奠战友的七律一首:《吊许建业同志》:

噩耗传来入禁宫,

悲伤切齿众心同。

文山大节垂青史,

叶挺孤忠有古风。

十次苦刑犹骂贼,

从容就义气如虹。

临危慷慨高歌日,

争睹英难万巷空。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重庆解放在即。11月14日,蒋介石由台湾飞到重庆,亲自部署了对西南的应急措施,主要是对西南的重要工业城市重庆进行大破坏,安插一批特务游击潜伏和对革命者实行血腥大屠杀。

许晓轩书写在锡箔纸上的“宁关不屈“四个字

11月27日,解放军的炮声已隐约可闻。难友们积极准备迎接解放。在这曙光即将到来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对集中营的革命者开始了疯狂的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一二七”大血案,300多人被残杀,连不满周岁的婴儿也未能幸免。白公馆的革命者一批批被押到松林坡附近杀害,顿时歌乐山麓枪声、口号声交织在一起,震撼着这杀人魔窟。

在生死关头,许晓轩从容地对难友说:如果在我临死的时候,敌人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就说,要看当天的《新华日报》,看后死无遗憾了!他在黑狱窗口凝视着新中国的曙光,怀着对党的深厚感情、崇高的共产主义信念,留下口头遗言:“请转告党,我做到了党教导我的一切,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仍将这样……希望党在胜利以后,经常注意整党、整风,提高党的战斗力,不断纯洁党的组织。”当刽子手叫他出来的时候,许晓轩把自己身上的一件棉衣脱下,披在一位难友身上说:“我穿着没多少用了,同志,你披上吧!能用多久就用它多久。”随后大步跨出牢房,气宇轩昂地走向刑场。他蔑视地声斥敌人说:“你们这狗东西也活不了几天,人民就要审判你们了!”

刽子手胆颤心惊地扣动了枪机,罪恶的子弹射向他的躯体。他高呼口号,倒在血泊中。

11月30日,重庆解放了,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收殓了死难烈士遗体。在收尸的时候,发现许晓轩烈士的双手被手铐紧锁着。1950年1 月15日,在青年馆为死难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刘伯承、邓小平等亲往祭奠,并与张际春、李达联名送了挽联:

为烈士复仇,彻底消灭反动派;争人民幸福,努力建设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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