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工作者应有的素质和品格

文/梁柱

理论工作者应有的素质和品格

文/梁柱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是一项维护人民共和国的国魂，引领社会前进的方向，塑造人们的美好心灵的神圣工作；也是一项弘扬真善美，鞭挞假丑恶的崇高工作。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是新中国和青年一代的铸魂工程师。这些年来，由于复杂的内外环境，一些不健康的、错误的社会舆论，影响了一些理论工作者的自信心。这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对自己的工作要有一种崇高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神圣感，要做到这一点，就应该具备一个理论工作者应有的自身素质、内在的蕴涵，从而使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勇于坚持真理，善于表达真理。

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是不应该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是一种单纯的职业，单纯的谋生手段，而应当视为一种与国家和人民命运紧密相关的事业，这种崇高的事业，是自己坚定的信念与从事的工作相融通、相统一的。

民主主义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在谈到学者研究的动力和目的时，强调“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他十分重视“人生之目的是为尽义务而来”，“研究学问是为了服务社会”。这是很有道理的。虽然当时还没有找到科学的理论指导，“兴趣”“人格”还是一种抽象的人生追求，而今天，我们能够把这种追求建立在科学的信仰的基础上，把个人的人生价值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未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对人生价值的崇高的、完美的追求，是对事业的忠诚和专注永不枯竭的动力，也是使我们能够直面现实、蔑视卑下的精神力量所在。

这种崇高的信仰，是应该建立在坚实而科学的基础上。首先，我们信仰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对真理的认同，是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既是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又是科学的社会价值观。这种社会的价值取向，是建立在对社会历史发展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正确地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马克思主义所创立的新世界观的原理，不同于以往任何的思想理论，它是从客观世界中，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统一的发展和运动中，特别是从革命运动的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中概括出来的反映普遍真理的科学体系；它用唯物史观阐明了社会发展规律，揭示了物质生产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指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以及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正是从唯物史观出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得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结论。这种理论的彻底性，使它真正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成为摧毁旧世界、创造新社会的行动指南。这是历史上任何思想体系所无法比拟的。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源于实践又在革命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是开放的、不断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不同，它精妙地结合着两种特点：一方面是完全用科学冷静态度来分析客观情势与客观进化行程，另一方面是坚决承认群众所表现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和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这个品格，使得这一新世界观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这种奠定在科学理论基础上的理想信念，是一种对真理的信仰、科学的信仰。它不同于虚幻的宗教信仰，也不同于一切怀有私利的世俗信仰。崇高的、科学的理想信念，是我们取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其次，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科学认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基础上。20世纪对中国来说，是寻找救国真理、追求并实现新的理想的一个世纪。这时正处在兴盛时期的资本主义，成为唯一可供中国人民选择的出路。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他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①这时一批代表资本主义倾向的先进知识分子，热心于传播西方的新学，他们把实现资本主义作为自己所追求的强国富民的理想。像近代维新变法运动的倡导者康有为，就对学习西方以强国富民充满了信心，他表示“要使欧美之新法，日法之良规，悉发现于我神州大陆。” 相信它必定会使中国臻于富强之境地。而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第一次响亮地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随后又完整地提出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政治纲领，创建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政党。这时孙中山是比较自觉地以英美的模式来改造中国，虽然他在学习西方的时候，已开始觉察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某些弊端，意识到“欧美强矣，其民实困”，“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因而在他的纲领中也带有某种主观社会主义的色彩。但是，他的基本纲领的实际意义，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历史表明，发生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维新变法运动和辛亥革命运动，都以不同的方式企求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来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但是，时不予我，外国有的，中国却不能有。如果说百日维新只是昙花一现，而功勋卓著的辛亥革命的重要成果——南京临时政府，也只存在了三个月时间，政权就落到了封建顽固势力手里。这种时不予我的深刻原因，就在于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已经牢牢地控制了中国之后，它们是要把中国保持在一种落后的、分裂的状态，以便于它们掠夺，是绝不允许中国因独立发展资本主义而成为它们强大的竞争对手的。这就是近现代中国革命运动屡遭帝国主义绞杀的深刻原因所在。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积80年奋斗所提供的历史经验，使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开始逐渐认识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已失去了昔日的光环，时代和中国的社会条件变了，救国救民必须有新的价值取向。只有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把爱国主义的社会理想同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联结起来，才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开辟了广阔前景和现实道路。这就是近代中国历史的探索，历史的结论，它深刻反映了在新的时代背景和新的社会条件下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国共产党正是以自己的科学理论、正确路线和对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把爱国主义同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紧密结合起来,从而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开辟了广阔前景和现实道路。

因而，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是我们的信仰取向和信念坚定的历史依据。

再者，我们的信仰也是扎根于对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无限忠诚与眷念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②这个论述，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我们事业的本质特征。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说：唯物史观的发现，“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只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研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探索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把物质生产的发展程度看作这些关系的根源；第二，以往的理论从来忽视居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去研究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③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区别，说到底，是承不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科学的历史观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事业观和人生价值的追求，也就是说，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智慧和他们的未来，是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的重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占据统治地位，他们从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前提出发，片面夸大极少数杰出人物及其思想、意志在历史活动中的作用，而蔑视人民群众的力量。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虽然也有“以人为本”的思想，但这种“以人为本”如果加上主语，就是劝说封建统治者（包括比较开明的帝王自身）要“以人为本”，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说到底，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者的长治久安。这正如毛泽东所说：“国民党也需要老百姓，也讲‘爱民’。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古代还是现在，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离不了老百姓。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以外，还有一种用场，就是能挤奶。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④我们则完全相反。共产党人是人民的一部分，是要带领人民群众并使之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人；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是实现以人民群众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作为保证，也就是说，使生产资料不再成为剥削和压迫人的工具。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把自己的理论概括成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这体现了我们事业的全部意义和最终目的。

事实表明，一个人心里装的是人民群众，愿意为他们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他们谋利益，就比较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如果一个人心里装的只是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就会同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解放的科学。

总之，有了科学的信仰，就会产生无穷的力量，就会有战斗的激情、创造的动力；从事教育活动，也会有源于真诚的感染力量。

二

一个合格的、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该是不断提高和完善自身的素质与客观效果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博大精深的一门学问，无论是研究还是教学，都来不得半点调皮，都没有捷径可走，更不能去迎合世俗落后的东西。一个理论工作者应该是不断追求良好的社会效果，这就需要通过提高和完善自身的素质来实现。这就是说，一个理论工作者要有合理的知识结构，除了自己从事的专业之外，还应该有扎实而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以文史为主的多方面的知识准备，以及不断积累的丰富的实践经验。理论的修养和运用，会增强研究和教学的高度和深度；多方面知识的积累和准备，会使自己在研究和教学活动中善于联系、分析，游刃有余。上述两方面的基础越宽厚，自己所希望达到的客观效果就会愈显著，经世致用的发言权就会越多。在这方面，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为我们树立了值得永远学习、效法的榜样。

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学识渊博的大学问家。勤奋好学、孜孜不倦的读书生活伴随着毛泽东的一生，和他的革命生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近代中国的政治家中，很难有人像他这样对知识的追求，能有如此的贯通古今、运用自如的学识准备。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所以能够卓越地发挥革命领袖的作用，就在于他始终坚持“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有益古训，无论是关系到战略大局，还是具体的战役战术问题，他总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周密分析客观事物的发展进程及其可能遇到的情况，因而总是能比别人多看几步棋，预见事物发展的前途。这种预见的惊人的准确性，是被历史所证明了的。

毛泽东在领导工作中所以能够富有预见性，决不只是个人的天赋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做到了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并善于运用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客观事物。毛泽东总认为，在领导工作中要做到有预见性，只靠个人的才学是不够的，要借助马克思主义这一望远镜和显微镜。有了科学理论的武装，就能够站得高，看得远，就能够把握现在，预见未来。长期为毛泽东管理图书的徐中远在回忆毛泽东读书生活时，深情地说：“毛泽东由信马列、读马列、研究马列，到运用马列、发展马列，几十年追求，几十年不懈，几十年实践是很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他以毛泽东读《共产党宣言》为例，说这“是毛泽东读的第一本马列主义著作，时间是1920年。此后56年里，对这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毛泽东不知反复读过多少次，这本书中的新辟论断，他几乎全能背下来。在他老人家辞世的时候，身旁还放着一本大字线装本《共产党宣言》和两本战争年代出版的字很小、本子很旧的《共产党宣言》。因为字太小，他的眼睛看不清，所以就用1963年印制的大字线装本对照着看。《共产党宣言》是毛泽东一生最爱读的、也是读得遍数最多的一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 他还说：“在80年代中期，有一位领导同志在中共中央党校的一次报告中，说毛泽东没有读过《资本论》，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毛泽东不仅读过《资本论》，而且从1938年一直读到生命的最后岁月。毛泽东读过的《资本论》，平装本、精装本、大字本等，都还存放在中南海毛主席故居里。”⑤毛泽东还不断在党内倡导读马列，亲自列出书目，帮助其他同志读马列。据彭德怀回忆，1933年，他先后送给彭德怀两本自己读过并加批注的列宁著作，第一本是《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他在上面写道：此书要在大革命时期读着，就不会犯错误；第二本是《“左派”幼稚病》，他又在上面写道：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⑥从这个记叙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毛泽东善于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不但从理论上认识到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造成的，同时也从理论上认识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对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破除了“左”比右好的错误观念。

正因为是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出发，因而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掌握唯物辩证法，是毛泽东读马列著作的又一个显著特点。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相统一。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一定的世界观也是通过它的研究方法表现出来。毛泽东同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一的观点，他说：“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是认识的方法，是论理的方法，然而它就是世界观。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论。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世界观同方法论是一个东西，辩证法、认识论、论理学，也是一个东西。”⑦当然，从学理研究上说，世界观和方法论还可以作若干区分，但从基本内涵上说，则表现了二者的同一性。对于掌握唯物辩证法的重要性，他号召：“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⑧马克思主义最富有革命性的是它作为方法论的意义，这对我们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是富有启迪作用的。

毛泽东一生酷爱阅读文史典籍，他少年时代就读过《左传》、《纲鉴易知录》、《御批通鉴辑览》等，并引起他广泛自学史书的兴趣。参加革命后，无论是戎马倥偬的年代，还是和平建设的岁月，他都挤出时间钻研史书。他通读了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等各朝纪事本末，从官修史书到稗史小说，几乎无所不读。其中，《资治通鉴》通读了17遍；4000万字的《二十四史》，他不但通读了一遍，而且其中有的篇章经常阅读，并写下了大量见解独到、深刻的批注，为许多史家所折服。他对历史的重视，正如他同史家吴晗谈到整理、标点《资治通鉴》时所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他读史，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其中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为一般学问家所不及，成为独具风格的、有深刻见解的一家之言。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主要的倡导者和实践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包括善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包括善于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加以表达，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民族化和大众化的目的。在这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重要的文化思想资源。在这方面，毛泽东不愧是一位高手。他读史，一方面，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其中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为一般学问家所不及，成为独具风格的、有深刻见解的一家之言；另一方面，读史是为了今人，古为今用。毛泽东在他的著作和谈话中，善于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借鉴历史知识和历史经验，随手拈来，赋予新意。像人民群众耳熟能详的“实事求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愚公移山”“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 ，闻者足戒”“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任人唯贤”“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等古语古训，经过毛泽东的运用和改造，有的成为党的学风，有的成为我们工作应当遵循的基本方针和工作方法，有的成为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的生动表达。像这样的例子，在毛泽东著作中俯拾皆是。他对传统文化可说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在他的著作中，做到了珠联璧合，新意迭起，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了鲜明的中国特点和中国气派。

毫无疑义，不倦的学习精神，深厚的理论修养和广博的知识基础，是成就毛泽东事业一个重要条件。这是值得每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学习的。

三

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还应该具有学者与战士这两种品格的完美结合。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担当认识和改造社会、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历史责任。这是我们党的理论工作者的优良传统。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和伟大理论家的李大钊，他是为挽救国家危亡而传播和研究革命真理并终生为之奋斗，因而他不仅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而且首先是一位杰出的革命战士。在他身上体现了学者和战士这样两种品质的完美的统一。他无私无畏，勇于实践，认定要“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他曾用诗一般的语言，激励青年的战斗激情：“只要把你的心放在坦白清明的境界，尽管拿你的光明去照澈大千的黑暗，就是你有时困于魔境，或竟作了牺牲，也必有良好的效果发生出来。只要你的光明永不灭绝，世间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天。”⑨而他书写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正是上述两种品格和谐统一的生动写照，这是值得后人继承和弘扬的。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决不能只是在书斋里为研究而研究，为职称、为名利而写作；更不能像有些商贩那样，晴天就出来摆摊，阴天下雨就收摊回家。今天人们不难看到，有些人过去是一路高喊马列，现在则言必称西方，甚至用手中的刀子捅向马列。这种毫无原则可言的人，必然为正直的人们所不齿。不久前发生的央视主持人“毕福剑事件”，他在公众场合用极其下流的语言，辱骂人民领袖、人民军队和中国共产党，遭到广大群众的强烈谴责，这不仅说明人民群众是有明确的是非观念的，而且也深刻反映了人心不可侮。一个理论工作者，决不能成为墙上的草和断了线的风筝，要坚守原则的坚定性。

我们提倡理论工作者要有学者与战士两种品格的结合，其主要内含，一是理论要紧密联系实际，不作空泛无用的议论，要紧密从实际出发，善于发现和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二是对社会的错误思潮要敢于亮剑，要旗帜鲜明，不回避矛盾，不模棱两可，同时又善于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说服群众。

毛泽东说：“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我们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⑩这对于我们理论工作者来说，是具有方向性的意义。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活中，对这本教科书有过总体性的评价，认为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所以他说，这本书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这个批评，对我们从事理论研究工作，也是富有启迪作用的。毛泽东、邓小平都认为，像中国这样波澜壮阔的革命、建设和改革，是一个广阔的历史舞台，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是一定能够写出新的文章、新的著作的。这是理论工作者大有作为的时代。问题在于，理论工作者要不断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研究新情况，了解新问题，善于通过总结新鲜的经验，探索解决新问题的途径，提出切合实际的新的见解。这样做，是要有一点勇气的。这不但要有走出书斋、深入实际的勇气，还要有敢于直面现实的勇气，这就是说，要敢于揭露矛盾，敢于讲真话。在改革开放之初，作为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既有敢于排除干扰、解放思想的勇气和魄力，又有周密思考、科学决策的实事求是精神。他认为改革是有风险的，要走一段就要回头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错了就改。他曾说过，如果改革的结果出现了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但当新的情况出现时,他没有因此而回避矛盾，更没有文过饰非，而是直面现实，直言“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了，而且深刻地分析了它可能造成的严重危害。他说：“少部分人获得了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这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而只有这样才能为解决问题指明正确的方向。这种精神，是值得每一个理论工作者学习的。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战斗的、批判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批判，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人们熟知的《共产党宣言》，就是在批判种种非科学的社会主义错误思潮，诸如反动的社会主义（包括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以及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等错误思潮中，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这种批判精神，贯穿在经典作家的主要著作中。因此，如果丢失或放弃了批判的武器，再讲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更谈不上发展什么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指出：“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我们这样做，绝不意味着禁止言论自由，不容许发表不同意见。1956年年初，一位在中国讲学的苏联学者，曾提出他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的世界观的不同看法。当时中宣部向中央报告，认为这“有损我党负责同志威信”，提出是否有必要向苏方反映。毛泽东看到后在报告批语中说：“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讨论，无所谓损害威信。”他不仅不同意向苏方反映，而且说：“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当加以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就是要允许放，也允许争，充分开展各种意见之间的讨论、批评，以求得到对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毛泽东指出：“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这是完全正确的。应当承认，过去我们在一个时期里在学术批评问题上犯了扩大化的“左”的错误，但我们纠正这种错误的时候，是不应当把正常的批评和批判的武器丢掉。但这些年来，我们在思想领域存在的问题，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有些人又犯了“只让错误的东西放，不让马克思主义争”的问题。这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

改革开放以来，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诸如新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西方普世价值思潮、宪政改制思潮、儒化中国思潮，等等。它们虽然表现形式有别，但都有共同的政治诉求，这就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企图把改革引向资本主义的方向。这些思潮，严重地扰乱了人们的思想，颠倒了历史是非，动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这种情况，正如***总书记所指出的：“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对于这种情况，一个理论工作者如果熟视无睹，麻木不仁，不敢坚持真理，不敢挺身而出，那就很难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在这场真理与谬误的较量中，我们一定要相信人民的绝大多数是会站在真理一边，而真理也一定会说服群众，我们应当有这个信心。任何企图以退让求和谐，都只能是事与愿违，走向事物的反面。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页。

③《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5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7~58页。

⑤ 徐中远：《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9、17页。

⑥《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3页。

⑦《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8页。

⑨《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1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