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鼎与张学良的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

文/冯晓蔚

刘鼎与张学良的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

文/冯晓蔚

任八路军军工部部长时的刘鼎

刘鼎，曾名阚尊民（1903—1986），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活动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军事工业的创始人之一和杰出领导人。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经孙炳文、朱德介绍转党。曾留学德国、苏联。历任中共中央特科二科副科长，闽浙赣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国共产党驻东北军代表，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中央军委联防司令部军工局副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工业部副部长，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航空工业部顾问等职，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长和中国兵工学会顾问。

张学良“寻找的朋友”

1935年秋，刘鼎从江西敌营只身逃回上海。这时，上海的中共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中央机关已于两年前迁往苏区。他一时接不上组织关系，就去找“蔡老板”——蔡叔厚同志。中央特科时期，蔡曾以绍敦电机公司经理的公开身份掩护秘密工作，后来又参加了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中国组工作。蔡叔厚安排刘鼎在一家小旅店暂时住下，并把他介绍给史沫特莱。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美国进步作家，深切同情中国革命。她听说刘鼎是江西红军，欣然答应帮助找个较安全的住所。她把刘鼎带到路易·艾黎家里，嘱咐道：“他将住在你们这里，直到他去别处。”

路易·艾黎是新西兰人，当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的时候，当中外特务追索共产党员的时候，是他把自己的家作为共产党员的避难所。按照史沫特莱介绍，称刘为“周先生”“周教授”。

1936年3月初的一天，史沫特莱告诉刘鼎，有位朋友约他在一个旅馆见面。

约刘鼎前去见面的是长期为中共工作的董健吾牧师。不久前，他受宋庆龄之托曾往陕北，并带回中共中央对国共谈判问题的复信给宋庆龄。董健吾在宋庆龄处说起，1935 年12月张学良曾来上海秘密会见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李杜，张学良以为中共中央仍在上海，郑重委托李杜帮助寻找中共关系，以商谈在西北联合抗日问题。宋庆龄认为张学良想联共抗日是好事，应该给予帮助。她想起前些天史沫特莱和艾黎曾送一位来她家躲避过几天的“周先生”，是个颇有学问、经历不凡的共产党员，很适合去从事这项工作，就让董健吾去和“周先生”见面谈谈。

董健吾一见“周先生”，方知就是阚尊民，原来他们在中央特科时期早就认识。董健吾把张学良想找中共关系商谈抗日的事说了，征询刘鼎可否当此重任。刘鼎感到事情有点突如其来，不知底细，就说：“我急于找到党中央，希望能得到组织的指示。”

董健吾说:“到了西安还可以去陕北，这是一个条件，一定要让他们送你去陕北。这次我去陕北，就是张学良派飞机送到肤施，再派骑兵护送到瓦窑堡的。”

听说这是找到党中央的一个途径，刘鼎很兴奋，但想到事关重大，表示要考虑两天再答复。

刘鼎对张学良的历史和现状认真地做了回想和分析。想到中东路事件时，张学良在东北军遭到苏军的沉重打击后，曾不顾南京政府和日本方面的阻挠，坚持和苏联红军谈判议和，说明张学良并非一介武夫，而能审时度势，并且是有主见有决断的人；又想到中央特科时，陈赓去东北搞情报回来，曾谈论过张学良不同于一般愚顽守旧的封建军阀，很有些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不乏爱国之心和民族气节，表现在济南惨案发生后，曾建议其父张作霖停止与国民党军事对抗，退回东北后又不顾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诱惑，毅然“易帜”，以维护国家统一为重；“九一八”事变后，他曾一再表示“爱国之心决不后人”，曾令东北军参加1933年的长城抗战。而今国难日重，民众抗日呼声日高，张学良为大势所趋，可能产生联共抗日的想法。既然张学良主动来寻找中共的关系，作为共产党员，义不容辞，应核去和他见面谈谈，做做工作，再把情况向陕北党中央汇报。他也想到，不能完全排除其中有诈，去，要冒几分风险，但只有去才能把事情真相搞清，个人安危只能置之度外了。经过思索，刘鼎决定应张学良之约去西安，并化名“刘鼎”去从事此项工作。从此，阚尊民就叫刘鼎了。

李杜得到刘鼎的答复，立即电告张学良说：“寻找的朋友，已经找到了。”这时，张学良刚刚在洛川会见过李克农，同中共中央建立了联系，但仍然很重视李杜介绍的关系，就立刻选派自己的亲信、高级参议赵毅去上海迎接。

刘鼎于动身前又做了一番准备。他找到了曾在中共中央文委工作的夏衍等同志，从那里看到了“八一宣言”等党内文件，还研究了报刊上有关国内外形势，有关张学良、东北军以及红军情况的报道。夏衍知道刘鼎要去西安和陕北，便托他带去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史沫特莱把她住室里的窗帘、桌布、毛毯等用品装了满满一大箱，托刘鼎带去送给陕北红军。艾黎把一件灰黄色灯芯绒夹克衫送给刘鼎穿上。临行前，他们还告诉刘鼎，有两个外国人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将与他同行，请他帮助安排去找陕北红军。

3月20日，刘鼎在赵毅陪同下到了西安，当天把斯诺和马海德安排在西京招待所，自己在董牧师介绍的陕西省禁烟局局长家里住下，并把史袜特菜托他带的箱子寄放在那里。第二天，赵毅接他去金家巷张公馆会见张学良。

张学良开门见山，爽快地提出了几个问题，为什么共产党骂他投降卖国、不抵抗?为什么苏联为中东路事件把东北军打得那么掺，还骂他勾结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红军对东北军打得那么厉害?刘鼎一听这些问题很冲，带着几分火气，心想不可贸然回答，就说：“让我考虑考虑，下次我们再谈。”

次日刘鼎再见张学良，逐项回答了昨天的问题。他谈到，张将军掌握几十万大军的兵权，坐镇东北，有守土之责，“九一八”日寇犯我，当地守军奉命不抵抗，以致一夜之间沈阳沦陷，数月之内东北尽失。面对外侮不起而抗击，全国人民能不唾骂?共产党同全国人民的态度是一样的，不能置身事外，不表示意见；中东路事件乃东北当局受蒋、日挑唆，首先挑衅，进攻苏联。东北当局一方面容许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大肆扩张势力，一方面对中东路管权采取片面行动，事实上是亲日反苏，苏军的还击是正当自卫，对你张先生的责备，也是合乎事实的；东北军替蒋介石卖命打内战，已成为蒋的“剿共”大军，先在鄂豫皖，继而在西北，使红军与苏区遭到很大损失，最近红军为了自卫，实行反击，因而使东北军受了一些挫折，同东北军给红军所造成的损失相比，这能算打得“厉害”吗？红军有广大人民作后盾，久经考验，能征善战，是不可战胜的，蒋介石的百万大军也无可奈何，何况东北军?！须知蒋介石驱东北军上前“剿共”，是他的“一箭双雕”“借刀杀人”之计，东北军最“厉害”的敌人，是红军还是蒋介石，值得考虑。

刘鼎进而指出：为今之计，东北军最好的出路是联合红军抗日，不仅可以一洗“不抵抗”“投降卖国”的罪名，而且可以摆脱蒋介石消灭异己的阴谋，这是东北同胞和全国人民对东北军最为企望的明智之举。将来抗日胜利功垂史册，张将军和东北军将首占一页。

一席话说得张学良心悦诚服，感到这位中共党员有胆识、有见地，这正是他要找的人，便诚恳地说：“刘先生的见解不同凡响。你是我请来的朋友，就住在我这里。”刘表示要去陕北，张学良即把他曾去洛川会见过李克农，并将要与周恩来在肤施(延安)会谈的事告诉刘鼎，说：“我们一同去陕北，先到洛川去住几天。”

张学良待刘鼎为上宾

当天张学良偕刘鼎和他的几个随从军官飞往洛川。刘鼎来不及和住在西京招待所的斯诺、马海德打招呼，也不便于和他们说明情况，只好不辞而别了。

洛川当时是王以哲的六十七军军部所在地。张学良偕刘鼎到洛川，对外以“督师剿共”作掩护，实为摆脱西安“耳目”与琐事，要和刘鼎好好谈谈，以为同周恩来肤施会谈作准备。

刘鼎和张学良在这里住了十几天，天天谈话。张学良待刘鼎为上宾，每日同桌共餐，边吃边谈，有时两餐、三餐之间都不离桌。张学良见刘鼎阅历不凡，见多识广，思路清晰，谈锋甚健，随引出许多话题，大到国家前途、抗日战略、小到婚姻恋爱等生活问题；远到欧美、苏联的历史、现状，近到西安和东北军的内幕乃至个人隐忧。刘鼎从谈话中了解到，张学良此刻最关心的是联共抗日问题，为此想更深入地了解共产党，了解红军。他感到这场谈话事关重大，因此，全神贯注于每一次谈话，力争达到最佳效果。他尽其可能地阐释了共产党当前的政治主张，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问题，苏区的土地革命、政权建设问题，红军的军事制度等等问题。张学良特别想知道红军为什么能以弱胜强，在艰难困苦中也能扩充队伍，打败了也不溃散，打散了又能聚拢?这是他对比东北军而提出的问题，也是考虑到抗日战争将是弱兵对强敌，要从红军这里找到克敌致胜之道。刘鼎以大量事实详细而生动地说明，红军是从农民游击队发展起来的，贫苦农民出身的战士有阶级觉语，懂得为谁而战，他们要保护自己的土地、家庭和苏区，所以作战勇敢，吃苦耐劳，遵守纪律；红军中废除旧军队的军阀作风，实行官兵平等，政治、经济民主，部队上下一心，团结一致，就有战斗力，就可以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红军中有党的坚强领导，有思想政治工作，可以充分发挥每个指战员的积极性，保证各部队间的协调配合；红军与人民是鱼水关系，到处能得到人民的支持，这都是任何旧军队所无法比拟的。

刘鼎指出: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以共产主义理想和当前民族民主革命相结合为团结教育的中心，这是发挥部队战斗力，克敌致胜的根本之道，东北军也可以用抗日的爱国主义思想作为团结教育的中心。对此，张学良深以为然。

多次长谈，使张学良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明确了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出之有据，靠得住，因而坚定了联共抗日的决心，做好了与周恩来会谈的思想准备。他对刘鼎也很佩服，曾对他的左右说:“刘鼎是个有学问的人，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问他。”并感叹道:“共产党胸怀宽阔，知识渊博，不畏艰辛，为国为民，难怪他们能立于广阔天地之间。”

4月9日下午，刘鼎随张学良到达肤施。当天傍晚，在天主教堂，张学良与周恩来举行了历史性的会谈。会见时，张学良幽默地说:“我这里还有位共产党的代表刘先生。”

周恩来一看是阚尊民(还不知他化名刘鼎)，高兴地说:“原来是你啊!想不到在这里见面了!”

参加会谈的中共方面还有李克农、刘鼎，东北军方面还有王以哲将军。双方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救国的道路和前途，联蒋抗日，苏联援助，互派代表，交流物资军需，培训干部等问题坦率而诚恳地交换了意见，达成一系列具体协议。周恩来高屋建瓴，深刻透辟的发言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周到恰切，给张学良留下深刻的印象。张学良在联共抗日问题上的主张和积极态度也使周恩来感到欣慰。

会谈于翌日清晨4时结束。刘鼎即与张学良道别，随周恩来去陕北苏区，路上，周恩来兴奋地说，“出乎意料，谈得真好啊，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朗、有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原来曾估计会谈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问题上会有争议，设想了多种方案，不料张学良对最初方案就原则上全部同意，在若干具体问题上，张学良亦大方、主动，都“出乎意料”。第一天行抵十里铺，因雨住下。周恩来一夜都没有睡，向刘鼎询问张学良的情况、东北军干部状况等等，刘鼎做了认真的汇报。第二天因雨未行，周恩来亲自起草给中央《关于与张商谈各项问题的报告》，报告中还写到会谈前张学良与刘鼎“谈得很投机”。

成为张学良的随从官

刘鼎随周恩来到瓦窑堡，向中央汇报了他与张学良相处的情况和肤施会谈情况。中共中央决定派刘鼎任驻东北军代表，继续做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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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前，周恩来向他交代，你去当代表，对我党我军非常重要，这样做统战工作是第一次出马，中央寄托很大希望，一定要做好。你与张学良已建立了好的关系，要继续推进，善意帮助他；他确实缺干部，要帮他培养干部，招收青年学生，他们有很好的条件，有了抗日的干部，东北军就能成为一支好的抗日同盟军，一支抗日统一战线的武装力量。

刘鼎和担任秘密交通的王立人在一个清早从瓦窑堡起程，牵了一头毛驴，驮着一藤箱山西钞票，下午到达肤施。第二天，东北军派车送他们去洛川。

张学良见到载命归来的刘鼎，如旧友重逢：“我估计你会回来，也盼望你回来，果然你就回来了。好啊，你不再是客人，而是我的助手了。这要谢谢周先生。”

刘鼎送上周恩来4月22日给张学良的亲笔信。信开头说：“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告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又说:“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兹如约遣刘鼎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陈一切，商行前订各事。寇深祸急，浑忘畛域，直率之处，诸维鉴察。”张学良读罢信，颇有感慨地说:“会谈后我是太愉快太满意了，它比我想象的好得太多了，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他是这样的友好，说话有情有理，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若早见到他该多好啊！”他对中共中央决定采纳他的建议“联蒋抗日”感到快慰，他还说：“我和蒋先生处了多年，但弄不清他打完红军后是否就抗日，对中共我不仅知道它第一步是抗日而且还知第二步是建立富强的中国。”“中国的事从此就好办了！”

几天后，张学良和刘鼎乘飞机去西安。张亲自驾驶飞机，直到快降落时才把驾驶盘交给驾驶员巴尔。到西安，他把刘鼎安置住在公馆内东楼，对刘说：“你去名义上是李杜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代表，也是我的随从军官。你要在东北军内部多活动，多多帮助我。”

代张学良向党中央汇报

刘鼎考虑，要帮助张学良把东北军变成一支真正抗日的部队，首先要培养抗日的干部，形成全军的核心力量。他围绕开办军官训练团，建立抗日同志会，扩大卫队营，增加随从军官，创办学兵队等问题，先后多次向张学良提出建议和实施办法，并按张学良的需要参加一些具体工作。

举办军官训练团时，刘鼎向张学良介绍了红军培训干部的办法，建议以政治培训为主，教育内容以抗日救国为中心，可以学点什么是帝国主义，为什么有侵略战争，了解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和危害，提高民族意识和救亡的决心；还可以学各国和我国的革命经验，包括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和红军各方面的经验；军事方面东北军有基础，军事训练着重组织管理，实行官兵平等，废除打骂制度，严格纪律作风，也可学点游击战术。先培训较进步的骨干，总部的随从人员，秘书处的可多参加。训练团教员和学员要互教互学。张学良采纳了刘鼎的意见。

6月底，长安军官训练团在王曲镇开办。张学良、杨虎城任正副团长。共办了四期，培训了一大批骨干，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发生了深远影响，为后来的“双十二”事变做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刘鼎参加了第一期培训，以后各期也常去帮助工作。

刘鼎看到张学良左右常有两三个从下属部队长中调上来的随从军官，知道这是张了解考察干部、培养训练干部的一个办法，就建议张学良把随从军官的人数增加一些，可同时多接触培养一些人。张学良采纳了这个意见，第二批随从军官里就调来了吕正操(当时是东北军的团长)，刘鼎从这时开始认识了吕正操。

是年7月初，张学良准备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行前忽然派人把刘鼎找到他在王曲的住处，讲了一个重要问题，并断然说：“请你立即向你们党中央和毛先生、周先生报告，我马上派飞机送你到肤施，回来时，我到哪里，你就追到哪里，告诉我结果。”

刘鼎立即回到西安城里，从地图上查到离肤施最近的城镇是安塞，立刻电告中央，希望在安塞见面。第二天，刘鼎乘飞机到肤施，然后步行去安塞。途中遇到一场冰雹，他顾不得躲避，头竟被打出许多包。

到安塞时，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李克农等已在那里等候。周恩来问：“只是你一个人?原以为张学良或者王以哲一齐来。”原来，中央接到电报后，估计张学良有大事要谈，几位主要负责人都赶到安塞来了。

晚饭后，刘鼎汇报了张学良的想法；东北军内部情况；军官训练团开办情况；张学良和晋、平、鲁、川、桂、粤等地方实力派联系的情况，等等。会议开了一夜，最后，毛泽东做了重要发言，大意是：东北军处在亡省亡家流离西北的地位，由于我党抓紧做他们的工作，东北军由“剿匪”工具变成抗日军队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党对东北军不是瓦解、分裂，或者把它变成红军，而是帮助、团结、改造他们，使之成为抗日爱国的力量，成为红军可靠的友军。叫张学良不要和蒋介石弄翻了，要讲策略，不要太刺激他。从积蓄全国抗日力量的全局出发，对蒋介石要有更大的耐心，劝他抗日，准备迎接更大的斗争。

开完会，天已蒙蒙亮了。刘鼎刚要睡下，毛泽东又叫他去单独谈话。毛泽东说，当前我党对东北军的方针是争取团结，联合抗日。任何不符合这个方针的都是错误的。你的任务，不仅仅是收集点情报，更要做张学良本人的工作，做团结东北军的工作，使东北军成为一支真正的抗日力量。你不要怕年轻，也不要怕没经验，我们都在做张学良的工作嘛！中央支持你，刘鼎，你这个代表要当好啊！

1936年刘鼎给张学良（右二）的拍照

毛泽东的谈话，使刘鼎进一步明确了党在东北军中的工作方针和党对自己的期望，很受鼓舞。

“你就大胆工作，我给你撑腰”

刘鼎向已回西安的张学良报告了去安塞得到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态度，张学良听了深表赞同，说：“从今以后，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劝说委员长，把他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谈到改造东北军问题，张学良说：“东北军骄、傲二气很深，要克服。高级军官必须以国家利益为重，要增加领导力量，提一批青年军官。”又说：“过去有些人说这是共产党以此吃掉对方，真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国民党军队互相拆台、吞并是司空见惯；你们共产党是真正帮助东北军，发展东北军。以后你就大胆工作，我给你撑腰。”刘鼎提醒他：“争取蒋介石团结抗日并不容易，同时要提防特务。”

此后，张学良一方面抓紧部队改造，通过个别谈话争取高级将领，一方面注意蒋介石的行踪，找一切机会向蒋进言，劝他抗日。

刘鼎又建议张学良办学兵队，借以吸收一些新的抗日的知识青年到东北军。张说：“吸收抗日知识分子，我是想，但是吸收不来呀。”

刘鼎说：“我们可以配合你办。”

刘鼎向中共中央报告张学良请中共帮助在北平、天津招收青年学生建学兵队的想法，中共中央即通知北方局进行工作，不久，一批生气勃勃的爱国青年学生，其中有“一二九”运动参加者、有共产党员，应招来到西安。第一批学兵队学员400多人，其中有谷牧等，北平有个叫孔祥侦的教授也和学生们一起来了。刘鼎参照红军学校的办法为学兵队编制训导计划，内容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并具体帮助学兵队长孙铭九开展工作。西安事变后，他们中很多人转而参加到中共领导的抗日组织中。

刘鼎还遵照毛泽东放开手做群众工作的指示，一方面帮助张学良进行扩大抗日同志会的工作，一方面建议张学良支持抗日群众团体，使东北救亡总会、西北救亡总会迅速得到发展。华北来的爱国师生也积极参加“东救”“西救”的活动，西北地区的民众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

刘鼎提出出版《文化周刊》，并介绍他在上海时认识的左翼作家吴翼如任主编，又邀从上海来的左翼作家徐平羽、陈克寒等人撰稿，丁玲到陕北后也为该刊写稿。刊物每期印5000份，畅销西安、兰州，大力宣传团结抗日，张学良很满意。

刘鼎在帮助张学良工作的同时，还负责中共在西安的通讯交通工作。他首先加强了西安到苏区的秘密交通线，为方便交通，还购置了一辆大轿车。东北军援助陕北红军调拨的一些军用物资，刘鼎接收后，由这条交通线运往苏区。叶剑英、潘汉年等党的干部和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马海德等国际友人，都曾经过这条交通线出入苏区，刘鼎则以张学良身边工作人员的身份给予安排关照，保证安全。

刘鼎还在西安的七贤庄一号建立了中共的秘密交通站 (后为八路军办事处)。这个秘密交通站公开名义是张学良牙医的诊所，并以诊所名义接收史沫特莱、艾黎等人从上海购买的大批药品和医疗器械，再由这里运往苏区。共产党员、邓中夏烈士的夫人夏明以护士的名义在这里协助刘鼎工作。还在七贤庄秘密交通站地下室安装了大功率电台，可将中共中央在保安的红中社广播接收来再转播到全国去，甚至远至苏联、日本、新加坡都能收听到。

8月底，国民党CC派直接控制的省党部特务猖狂活动，悍然逮捕东北军中积极抗日的宋黎、马绍周、关思润、刘澜波等，张学良将这些人营救出来。同时，张学良了解到国民党特务已注意到刘鼎，担心刘鼎的安全，提出派卫兵保护他。刘鼎说，不需要，那样工作反倒不方便。

张说：“你带上手枪，遇到情况，你先开枪，只要不被他们抓去，我就可以保护你。”

刘鼎有在中央特科秘密工作的经验，有在白色恐怖下斗争的锻炼，虽然古城西安空气骤然紧张，他仍从容自若地奔波于大街小巷，进行着各项工作。

同年9月，张学良从东北军情报系统中获悉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到达甘南后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便及时向刘鼎通报，还通过刘鼎向中共中央提议，红军二、四方面军行动方向应从甘南向北穿过西兰公路到陕北，以避开陇东的胡宗南中央军；可尽量向东北军于学忠防区即兰州附近靠拢，相机夺路，张学良已令于学忠军坚守城池，不阻拦红军。

张学良、杨虎城劝蒋抗日碰壁反受其掣肘，被迫举行兵谋，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双十二事变”。12 月11日深夜，张学良在公馆客厅部署抓蒋后，已过12点，他将这一决定告诉刘鼎并要刘立刻向中共中央通报西安的行动。12日凌晨2时，报务员接通保安中共中央电台。蒋介石抓到后，张学良又让刘鼎和应德田共同起草电报给中共中央，说明蒋已被扣，八大主张已公布，请中共中央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中共中央复电，三日后派人由保安启程。17日，刘鼎去肤施迎接，这时周恩来一行正骑马绕肤施县城向西南走，见空中有飞机来，遂折向县城。

刘鼎在飞机上向周恩来等详细汇报了事变过程和事变以来的情况，包括张、杨两将军对蒋介石的态度和蒋的反应，南京方面动向，东北军、西北军内部主张杀蒋和放蒋的争执，全国各地对事变的态度，英美等国的态度，张学良盼望中共中央来人协助处理的焦急心情，等等。刘鼎的汇报，对周恩来等了解全面情况，准备与张、杨商谈，有着重要价值。

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刘鼎参加中共代表团，在周恩来领导下常常是通宵达旦地工作，既要保卫中共代表的安全，又要联络和协调各方面关系。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回到南京就背信弃义把张学良扣押起来。从此，刘鼎与张学良天涯海角，彼此之间都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和眷恋。但他们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正如毛泽东同志曾评价说的：“刘鼎在国难日亟，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以共产党人的责任感和爱国心，毅然赴西安帮助张学良联共抗日，与学良同志结下了深厚情谊；又作为中共驻东北军代表，积极而忠实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直接参与演出了中国近代革命史上重要的一幕——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