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的焦虑与身份的确认（评论）

◎辛泊平

读李鹏鹏的《以后我们就分开旅行吧》，我突然想起了中外文学画廊中的“零余人”形象。在屠格涅夫、莱蒙托夫笔下，在郁达夫笔下，那种游离于社会中心之外的人物，他们的内心极为敏感和丰富，他们对人生和社会有自己的感知方式和情感态度，然而，他们却不去正面表达，更不会努力去改变，他们只是那样淡然地活着，受伤地活着，无奈地活着，在观念中构建风暴，在心灵里预设审判，对人生也对社会。你可以说他们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你也可以说他们是观念的存在，但你无法忽略他们。因为，这些敏感而又高傲的灵魂，不是天外来客，而是生命存在的一种形态，也是灵魂对人生困境的自然回应。它不是孤零零的存在，而是我们所有人内心深处的一部分。

小说从武南的梦开始。在梦中，武南和女朋友千珊的关系渐行渐远，然而，他却没有太多的感伤，更没有痛苦。而这并不是隐喻，而是他们现实状态的表现。这是一种让人难堪的情感状态——他们的内心已经波澜不起。在这里，武南没有说爱情，只是说他们的无疾而终的两性关系。而读者，则尽可以在这种超然的叙述中感受到一种游离于人生之外的生命呼吸——一切都无可无不可，一切都无所谓。按照正常的人伦常理，年轻人的爱情即使没有海枯石烂、地老天荒的誓言，但最起码不应该是局外人似的“无所谓”。在世俗的价值谱系中，武南在私企，千珊在学校，两个人的身份是对等的，不存在那种门不当户不对的矛盾；在情感的维度上，两个人也的确一度把自己交给了对方。然而，没有任何征兆，也没有不可开交的争吵，两个人就这样疏远了。直到千珊出现了幻觉，再次和武南住在一起。

从表面上看，千珊的性格是外向人格，在学校，她深受学生喜爱，在工作之外，她喜欢跳舞，喜欢那种被人关注、被人追求的明星感觉。而武南似乎恰好相反，他不喜欢舞厅那种杂乱的场所，工作之余，他更愿意到幽静的地方走一走。然而，当我们把这些表面现象剥开以后，却发现，这两个人其实都有一种对人生的不确定性，有一种隐藏于内心深处的焦虑感。千珊的工作是成功的，但那是普通人的看法，她并没有从这个职业中得到心灵的慰藉和满足，所以，她才期待另一个世界里隐含的无限可能。武南没有提起他的工作，但他的生活轨迹告诉我们，他在那里并没有获得价值感。如果一个人在外面不愿说自己的工作单位，从来不和同事在一起娱乐，那么，我们基本可以判断，他的工作并没有给他带来他预期的荣耀。这不是心理难题，而是生活常识。

可以这样说，千珊一次次走入舞厅，一次次获得不同男人的追逐，又一次次逃离那里，这恰恰是她对人生的不确认的极端体现，在灵魂上，她是孤独的，是渴望归宿的。但现实让她不安，让她对生命和意义都有一种不信任感。所以，她才会一次次幻觉她被人跟踪，一次次在那种幻觉中把自己逼到人生的边缘。而武南，作为她生命中可以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却无法从心灵深处改变这一切，他只是作为一种形式上的生命存在，在尘世的琐碎中，帮着她确认这尘世的琐碎——一起吃饭，一起下棋，一起分析那似是而非的人生意外。是的，武南无法进入千珊的心灵，他不仅是千珊人生的局外人，也是自己生活的局外人。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两个从来没有进入彼此心灵的局外人，他们的交集注定不是我们喜欢的好事多磨，而是一种相互猜测的人生裹挟。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武南和千珊都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意义和人生归宿，他们都是零余人。他们和生活，和对方，和自己，都没有找到最佳的切入点和落脚点，所以，躲避也是追寻，追寻也是躲避，在他们为自己选择的道路上，只能和最初的意愿南辕北辙。这是一种悖论，却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人生常态。在小说的最后，为了逃避那种幻觉中的跟踪，两人却遭遇了一个现实的打劫，而在打劫之后，千珊似乎终于从那种观念的惊恐中走了出来，“坚定”地“甩动着胳膊，独自大步流星地走起来。她好像什么都不在乎了，不在乎有人跟踪，不在乎夜色沉沉，不在乎生前身后。她的目光中透露出不可阻挡的勇敢与自信。她走在大地之上，走在繁星之下，走在时代之中。”

从结构上看，小说的这种结局也算是对标题和开头的一个呼应——两个人各自开启了自己的人生旅程；从主题上看，这样处理似乎也很合适——一个人必须有了对自己、对社会、对时代有了清晰的确认，有了身份意识，才会从那种庸人自扰式的焦虑中解放出来，才能勇敢地直面未来的一切。似乎一切都很圆满。然而，恰恰是这种从结构到主题都圆满的处理，让我感到了作者在写作上的刻意与用力，也让我感到了遗憾——这篇小说原本可以写得更好。在我看来，这篇小说的叙事和节奏都很出色，它不追求那种线性情节、层层推进的写作模式，而是一种发散的叙事，有推进，有延宕，也有回望，也正是在这种叙事中，心理的情节而不是故事的情节最大限度地铺开，心灵的冲突而不是现实的冲突最大限度地呈现。而这种近乎无事的心理冲突自带的节奏，与现实的随意与琐碎相得益彰。而结尾的加速度，则破坏了前面叙事与节奏营造的沉稳与从容。

我当然愿意理解作者的用意——让故事迎合大多数读者的阅读期待，让主题切合现实的需要。但我依旧无法释怀，因为，这种从众的意愿，不符合写作的伦理。作品中的人物属于作者，但又不完全属于作者，它也是社会的，人生的，时间的。人物必须与他所处的环境平行，不能贬低，更不能拔高。所以，让人物自身发声而不是作者替他发声，这应该是写作者的自觉选择。就这篇小说而言，以主人公被打劫的经历结束故事，让我想起了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但它却没有《十八岁出门远行》的荒诞铺垫，所以，显得生硬。如果贴着人物写，让他们自己书写自己，我相信，武南和千珊的故事一定会呈现不同的命运轨迹，凸显更为深刻的生命关照与社会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