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两篇

张品成

浙大西迁过上饶

在遵义湄潭，你到处能看到浙江大学的痕迹。旧址且不说，似乎空气中的味道也充满了学究的气味。有人问我那是种什么味儿？我说可能是茶香吧？那人点点头，说：文人和学究永远离不开茶呀。我想，他应是误解了我的话。我想说的是，若不是浙江大学那些茶人学究当年的存在，今天湄潭能有“天下第一壶”的美誉？

在湄潭的文庙参观“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其中有关浙大和江西的部分吸引了我，我来海南前，一直在江西生活和工作。那些地名我很熟悉，其中提到上饶吉安和泰和。

我当年写过长篇小说《可爱的中国》和《少年方志敏》，因此对上饶许多地方较为熟悉。上饶一个叫广丰的小县，曾经也是赣东北根据地的一部分。那儿有个湖丰镇，自古盛产夏布和棕绳。夏布是上饶一带的特产，而棕绳是一种劳动工具，用于箩绳及捆扎货物，其“盛产”可见当年湖丰镇生意的繁华。

我依稀记得我是去过这个叫湖丰的地方的，但没想到当年浙大的西迁，却与这个镇子有着紧密关联。

一九三七年八月，“淞沪战役”失利，民国政府西迁陪都重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火弥浸中华半壁河山。地处杭州即将面临战火的浙大开始了西迁。

浙大师生的西迁，不仅要保护诸多的“精英”，且携带着国宝《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官修丛书，总汇了先秦至清代中期的传世经典文献，堪称“千古巨制”，被国际学术界誉为“中国文化的万里长城”。《四库全书》编成后总共缮发了七部，在历史变迁中屡遭厄运，尤其是藏于南方的三部，扬州文汇阁和镇江文宗阁的两部都焚毁于战火，唯独藏于杭州圣因寺文澜阁的一部得以幸存，成了南方唯一的孤本。

这当然引起了日军的特别关注，上海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下令，阻止浙大师生“西逃”，将其在浙境内消灭。情况就相当严重了。日军战机昼夜不停地从笕桥机场起飞，对上饶、玉山进行轮番轰炸。情况危急，时任浙大教务长的苏步青找到同乡，浙江龙游一乡绅请求支援。该乡绅去信他的朋友湖丰籍的富商林和顺，请他帮助西迁的浙大师生。

近两千人的吃喝住行不是小事，但林和顺没考虑太多，欣然应允并星夜赶回老家，动员亲友，腾出屋宇房舍，筹集粮米……不日，师生陆续抵达，林和顺杀猪招待，让师生们饱餐一顿。次日，又送米油蔬菜上门，并联系私塾房舍供师生们上课，林和顺与苏步青商量安置事宜，并提供学习和生活用品，请郎中为患病师生诊治。

当晚林和顺设宴，准备欢送师生继续前行，但当竺可桢校长拿着当时国民党行政院的手令，找到国民党军第三战区长官，联络火车事宜，没想到却吃了闭门羹。

又是林和顺出面，千方百计地解决西进的车皮，从而使浙大师生在上饶安然度过西迁途中危机四伏的十一天。

其实抗战时期，作为第三战区司令部长期驻扎地的上饶，当地人民付出了许多的牺牲，也有着许多感人的故事。如当年著名的“杜立特行动”，美军十六架B-25轰炸机从中国起飞，轰炸东京。执行任务的八十名机组人员，因油料耗尽，迫降时有六十四人在中国军民的救助下安全脱险。其中在上饶被救的美国飞行员有数十人之多。其后，日军对救助美国飞行员的中国军民展开了疯狂的报复。总共有十万间房屋被焚毁，被屠杀的中国军民总数超过了二十五万，其中，上饶人民就有数万。

关于“杜立特行动”，相邻的浙江衢州把文章做足，建有“杜立特行动纪念馆”，并举办相关活动，有人进行专门研究。大做特做、做好做足了这篇“文章”，对促进其地方旅游的宣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上饶，这些历史却被“尘封”，我知道其皮毛，也是远在湄潭的这座文庙。

想想，也许是上饶这地方珍贵的历史“富矿”太多，如方志敏和由他领导的赣东北根据地，如上饶集中营，所到之处，遍山“红”透，那些碎屑，也就根本不在眼里了。

如果真是这样，很不好，太缺乏远见。

浙大西迁过泰和大多人对泰和的印象，是那里的乌鸡。这是一种骨头乌黑的于妇女食后有益身体的鸡种。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泰和曾经在抗战时期有过几年的辉煌。一九三八年始，国家和省里的一些重要部门陆续迁往泰和。当时的江西省政府各部门，一些重工厂和学校，都往那地方迁。我的母校江西师范大学的前身国立中正大学等，就是在这时期迁往泰和的。

这些学校中最为出名的，当然是浙江大学。

一九三七年年底，已經迁到浙江建德的浙大迫于日军的逼近，不得不再次西迁。他们选择了江西的泰和。

浙江建德距江西泰和仅七百余公里，但浙大的师生们却走了近一个月。二十五天里，每天只能行进不到三十公里，时舟时陆，舟车劳顿，步履艰辛。那是战乱之中，头顶时忽有敌机轰炸，天公并不作美，寒冬腊月，风雪交加。数百教职员工携家带小、背沉负重不说，七百多箱图书和仪器，一直和师生们在一起。当时，一所大学在路上，荒野随处都是教室，他们甚至在颠沛流离中进行考试。我想象不出那种“考场”的样子，也想象不出在警报和隐约枪炮声里，学生是如何答题、教师是如何改卷的。当年，中国很多大学都在路上，而且是战火硝烟的路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他们由北往南，经长沙而到昆明，最后合并成西南联大。浙大、同济等大学则西迁到滇黔桂。

但不能将一切耽搁在路上，风餐露宿不说，轰炸和疫病威胁着师生的安全。为尽快结束迁徙，校长竺可桢四处求援，在江西上饶，好不容易找到可以搭乘的火车，让一批师生先行出发。可中途遇敌机轰炸，车厢竟被甩在江西乡间的向塘，一周后，大家才会合到了一起。大部分师生则沿铁路一路向西，饱受风雪泥泞，饥寒交迫。就是这么个境况中，师生们竟然能有教有学，中国的士大夫总有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支撑着他们，让他们坚不可摧。孔子是他们的榜样，当年孔子周游列国，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蓬头垢面，饥色憔容。然而，圣人照样抚琴而歌，侃侃而言。困厄之地，弦歌不绝。

一九三八年的正月，校长竺可桢率领拖家带小的教师和疲惫不堪的学生，经过近一个月的艰难跋涉，到了吉安境内，但这并不是他们此行的最终目的地，他们的目的地是离吉安几十公里外的泰和。但那里紧锣密鼓建设中的校舍尚未完工，师生们不愿意坐等，便利用白鹭洲中的那所中学洽逢寒假的机会，浙大的师生取消了这一年的寒假，上了两周的课程并进行了考试。

一切按部就班，泰和办学地址一经修缮完成，师生分水陆两路入驻离县城不远的上田村和黄冈村。这里的大原书院、华阳书院、趣园、遐观楼、肖氏庄园、肖氏祠堂等，便成了浙大的教室和宿舍。不得不赞叹选址者的眼光，这里无论风光、风水还是传统都和这所大学相匹配。

显然竺可桢校长对这里的一切心满意足，那些告别了流离的教授们也兴高采烈。他们洗拂了尘土，理发剃须，面容一新地走进了教室。在他们看来，这处陌生的地方，是他们借以容身栖息之地，他们预料，待在此地的日子不会很短暂。战争处于僵持状态，回杭州的日子遥遥无期。中国士大夫们也具另一种品德，即来之则安之，不计环境，在任何艰苦中皆能静心于事业，他们十分乐观。既然来了，就投身于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

那些日子，乡人总会看到些奇异的情形，穿西装的先生，带学生在上田的野外奔走。田塍，堤岸，树林，草地……傍晚，黄昏，晴天，雨日……，一个教授带一群学生在那些地方跑来跑去，乡童游玩般“疯颠放肆”，捉那些飞虫蝇蝶……乡人当然不知道这些杭州来的老少秀才们在干些什么。白天风里雨里捉虫捕蝶，夜里就拿着一只铁筒一个劲地看。乡人不知道那叫显微镜，也不知道从那铁筒里能看出个什么。乡人更不知道的是，就靠了“疯颠放肆”和晚上铁筒下的观察。这个叫谈家桢的遗传学家，在那样的条件下，不仅自己致力研究学问，成为遗传学泰斗，还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遗传学的学者专家，成为了国际公认的精英。

乡人也看见，有先生带着一群男女学生走村串户，了解民情，一路引吭高歌。那先生竟然是当时全国有名的国学大师马一浮。西迁时一路的艰难行走，竟然成为这位大师最好的教学“实践”。“多难兴邦”之时，倡导“攘夷明义”之大义，以标榜中华民族的哲学思想和儒家文化，成就其著作《泰和会语》。由其书名可知，此著作是在泰和完成的。也是在泰和，马一浮写下了气势磅礴、意蕴深远的浙大校歌歌词。

这首歌，一直在浙大人口里传唱。

更应该谈到的是时任校长的竺可桢。

可以想象，初到泰和的竺可桢和浙大的师生，都坚信他们会在这个因“地产嘉禾，和气所生”而名的泰和小城待上些日子。然后等待前线将士的捷报，重返杭州。即来之则安之。不仅安之，士大夫心中所系，为国为民。也是在泰和，浙大送走了抗战中的第一批毕业生。毕业典礼上，校长竺可桢勉励学生：“不求地位之高，不谋报酬之厚，不惮地方的遥远和困苦，凡是吾人分内所应该做的事就得去做，现在救国的责任已在诸君身上，希望大家能担当起来。”

这确实是一群有责任、有担当的莘莘学子。竺校长办学的理念，是师生皆要“竭尽智能”，为民生服务。“凡所以为生计，皆吾人之责任”。于是组织浙大师生努力承办大学为社会服务的实事。这在中国的大学史上，是首开先河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危难之中尚不忘造福于民，这是怎样的胸襟和情怀？

在泰和的九个月里，他们为当地百姓做了很多事情，有三件是值得一提的。

浙大所在的上田村，赣江主流流经此地，泥沙淤积，河道不畅。一遇大雨，洪水泛滥，当地村民苦不堪言。

竺可桢校长和师生们为此忧心，决定修筑防洪堤。没钱，就游说地方。当时，江西省临时省会亦设在泰和，很方便就能找着“政府”。竺可桢跟管水利的官员说：你们出钱，民众出力，我们出技术。但官员含糊其辞。竺可桢校长没顾及那么多，自己干自己的！于是。浙大动员了全部技术力量倾心项工作，组成堤工委员会，校长竺可桢亲自担任该委员会主任，工学院院长胡刚复牵头，率土木系师生测量水位和堤基，指导筑堤工程。大堤建成，上田人民免遭洪涝之苦。这道堤初名“刚堤”，但当地民众感恩浙大，感称为“浙大堤”。除了浙大堤，还有浙大码头。为方便水运，浙江大学还在原麂山码头的基础上，修筑了新码头，当时改称“浙大码头”。多年后，赣水冲击，该码头早已淹没在江心，但当地人仍称之为“浙大码头”，可见其深入民心。

上田虽然临近县城，但教育落后，让竺可桢等觉得惊诧。一来觉得乡里孩童无学可上，二来因为浙大教职工中亦有适龄孩童要解决就读的问题。他们决定利用浙大的资源，在这里办一所学校。浙大推选四位教授组成校董会，没有教师，学生们自告奋勇当老师，使当地的农村儿童和搬迁中的浙大教职工的子女在兵荒马乱的岁月，仍然得到良好的教育。赣江流经泰和的这一段又叫澄江，这所学校以此为名，叫澄江学校。

地处赣抚平原中，赣江穿流而过，地产嘉禾的泰和，时逢战乱，不少难民涌入。而且，江西省政府及相关部门也迁到了泰和。陡增的人口，让粮食成为一大难题。浙大的师生，开垦荒地六百余亩，建立了沙村示范垦殖场，安置了一百余名战区难民，这些难民垦荒耕种，不仅自给自足，且有余粮供給他人。我在想，竺可桢为什么将这称作示范，他们是有想法的。前不久，我才去了湄潭，浙大的师生们西迁的最后落脚地的湄潭，他们在那待了七年之久，有足够的时间“竭尽智能”，服务民生。在湄潭，和在泰和一样，浙大人“竭尽智能”建湄江大桥，疏河筑坝。建立实验农场，教会农民精耕细作，培育水稻等农作物的新品种推广，尤其是在湄潭开发和推广茶叶，研发出可以与龙井茶媲美的“湄红茶”等品种，至今对湄潭的经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要不是一九三八年的六月，日军攻占了九江马当要塞入侵江西，就不会有浙大的继续西迁。如果浙大师生留在泰和继续“竭尽智能”，泰和的发展肯定也不是今天这么个样子。

当然，历史没有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