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侯乙编钟的事

刘益善

湖北有个随州市，现在是地级市，上世纪七十年代叫随县，属襄阳地区管辖。随县县城西边两公里处，有个山包，叫擂鼓墩。为什么叫擂鼓墩？是说春秋战国时期楚庄王带兵在此与叛军交战，亲自擂鼓助威，因此得名擂鼓墩。1977年，驻扎在随县擂鼓墩代号为九四五六九部队的武汉空军雷达修理所扩建厂房，在擂鼓墩山坡上破土平整土地，要削去山坡土石10多米。部队请了些民工前来挖土放炮运土石，负责现场施工的是雷达修理所的副所长王家贵。民工们在打了炮眼，放了炸药，放炮炸松了土石后，再将土石运走。他们下挖时，一直是坚硬的红砂岩土质，突然有一天，他们挖出了松软的褐色土层，有个农民还在附近土层中挖出了一些青铜罐子。雷达修理所的所长副所长们，当时看过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尸的纪录片，就跑到随县文化馆里去报告。文化馆里的人没有理会，说，那地方哪里会有什么古墓？擂鼓墩上民工挖了不久又挖出了白膏泥，部队又派人向文化馆报告，文化馆就派了两个人到现场，这两个人一个是管理图书的，武汉大学图书馆系毕业，一个是搞音乐的，现在的武汉音乐学院毕业。两个人到现场看了看，说没有古墓。雷修所副所长王家贵就继续指挥民工打眼放炮，但让炮眼打浅些，炸药放少些。过了两天，竟然挖出了一块块有规律的石板。王家贵叫大家停工，这底下一定有名堂。他亲自骑自行车到随县，这次他不找文化馆，直接找随县文化局。局长一听，就派了个曾经参加过省里文物培训班的人到工地查看。此人到工地一看，说，地下有古墓，他立刻报告襄阳地区博物馆和湖北省博物馆。当时检查打了炮眼装了炸药的地方，炮眼底部离古墓盖板只有六十厘米。如果听了文化馆专家们的话，一炮炸了，擂鼓墩文物就毁了。

湖北省博物馆派了副馆长兼考古队长谭维四带人立即赶到随县。

我要介绍谭维四这个人物，他是湖北考古界不可缺少的一个人。

谭维四出身在湖南望城一个书香人家，“维四”典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他1949年由湖南到湖北，先在文工团工作，后上革大，1952年调入省人民政府搞文物考古工作，一辈子献给了湖北的考古事业，在湖北省博物馆馆长任上离休。此人一辈子参与主持发掘考古遗址无数，但最辉煌的莫过于三大考古发现。

第一大考古发现是1965年冬，荆州地区漳河水库渠道工程开工。大雪纷飞，条件艰苦，住工棚，睡地铺，谭维四是考古队长，他们在江陵纪南城西北7公里的望山1号墓中发掘出了越王勾践剑，剑身刻有8字铭文：“越王勾践自作用剑”。这把剑被郭沫若鉴定为是卧薪尝胆，终于灭了吴国的勾践的自用剑，被誉为天下第一剑，现藏湖北省博物馆，为镇馆之宝之一。勾践剑剑长55.6厘米，剑宽5厘米，剑身寒光闪闪，锋芒逼人，叠纸20层试之，剑过纸断。

第二大考古发现是1975年3月，武汉空军雷达部队在江陵凤凰山营区扩建雷达站，发现了一批古墓。谭维四带着考古队到达，确定其167、168、169号墓为重点。谭维四确定发掘168号墓，在这座古墓里，出土了一具与长沙马王堆女尸同时代的一具男尸。当时省委管文教的书记韩宁夫在现场，问谭维四这里面有古尸么？谭维四回答：百分之八十有。当墓打开时，积水132厘米，是个水洞子。旁边的人说谭维四吹牛这回可不好交代了，即使有尸体，也被水泡烂了。但谭维四坚守现场，从水中吊出棺材，拖到荆州地区博物馆，凌晨开馆，出土了凤凰男尸，震惊全国。

第三大考古发现就是1978年3月，他带着队伍到随县发掘的曾侯乙墓，出土了1.5万多件文物，而其中出土的曾侯乙编钟，更是震惊中外的中华瑰宝了。谭维四是1978年3月19日到的随县擂鼓墩，他们在部队军营中安扎下来，就开始了日夜不停地工作。

他们把曾侯乙墓称为擂鼓墩1号墓。此墓在挖去填土，揭开麻石板，打开椁盖板后，发现了一个直径约1米的盗洞。盗洞的出现，给考古队心头压下了一块石头。墓内还有文物么？盗墓贼是不是把文物都盗走了？我们劳神费力地发掘，最后只剩一座空墓，不是无效劳动么？

盗墓贼们盗墓，手段高超，他们走遍全国，只要有古墓，他们就想尽办法，铤而走险进行盗挖。

《中国盗墓史》的作者王子今先生，对中国盗墓的历史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他统计过，陕西凤翔1号大墓，有247个盗洞，像密密麻麻的筛子。

擂鼓墩1号墓有盗洞，谭维四仔细地查看墓地的形状，面积很大。这个盗洞到底挖到墓里没有，是否盗走了文物，都不能确定。在驻军部队的配合下，在有些人低沉的情绪甚至说出种种风凉话的情况下，他不怕挫折，最终把满坑的浊水抽尽。他们发现了墓宫分東室、西室、北室、中室，埋藏了无数瑰宝，中室出土的65件套的曾侯乙编钟，可为顶级。

谭维四带领考古人员，每天小心谨慎地工作着，采取了一切可能的安全措施，一直到6月12日，才将65件钟体和横梁以及各种构件全部安全取出墓坑。

至此，规模宏大、气势磅礴、造型精美、数量众多的曾侯乙编钟，巍然屹立在地面之上。

曾侯乙编钟钟架呈曲尺形，分长短两架。长架长7.48米、高2.65米；短架长3.35米、高2.73米。每架分上、中、下三层。中、下两层呈垂直方向相交。小编钟全为钮钟，分三组，三组互不相连，即南架上有一组，西架上有两组。小编钟钟架形似足球门，上为横梁悬挂小编钟，两端用圆木柱支撑。南架上一组为六件；西架上两组，一组为六件，一组为七件。

在中、下层横梁的两端和长、短横梁相交处端部，各有一铜人武士顶托，西架长，在其上下两层的中部又加了一根铜立柱支撑。

铜人武士，腰佩宝剑，威武雄壮，双手托举，表情肃穆。他们力举千斤，忠于职守，裙带飘逸，风采斐然。

中层编钟共有33件，全部为甬钟，分无枚钟、短枚钟、长枚钟三种。

下层全部为大钟，共13件，除西架当中一件为镈钟外，其余均为长柄甬钟。这些大钟，最大的超过200公斤，最小的超过60公斤。全套编钟，重达4.4吨。

谭维四领着考古队到达随县擂鼓墩时，只知道这是座大型古墓，什么年代？墓主是谁？哪个国家（地方）的人？都得发掘后才能弄得清楚。

当墓室打开，文物出土之后，云集在考古现场的专家根据出土文物进行了考证研究，得出结论是：这是春秋晚期曾国国君的墓，墓主叫曾侯乙，下葬年代是楚惠王五十六年（公元前433年）之后，离现在有两千四百多年。

曾国在哪里？春秋时代，全国被周天子分封的有170多个有记载的诸侯国，还有许多无法统计的小国家，有上千个。当时的大国有郑国、齐国、楚国、晋国、燕国、赵国、秦国、吴国等等，小国最小的叫州国，在今湖北监利附近，面积很小，只相当于现在的一个乡镇。

从出土文物的丰富和曾侯乙编钟规模大、件数多、铸造精美来看，曾國应该是大国富国。但历史上，在随州枣阳一带，有记载的只有一个随国。周天子把姬姓兄弟叔侄分封到淮水上游和汉水中游地区，建立了随、唐、蔡、应、息等数十个国家，史称“汉阳诸侯”，据《左传》记载：“汉东之国随为大”。有关随国的记载在史书上很多，但史书上却没有一个曾国。根据地域及人文资料考证，先是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提出了“曾随为同一国家”的论点。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李学勤在《光明日报》“文物与考古”副刊发表文章，也论证了“曾随一国”的观点。他说当时的诸侯国有两个国名的不少，如河南南阳附近的吕国又称为甫国，山东安丘的州国又称淳于国。

曾随一国，我们在曾随乙墓出土的曾侯乙编钟上来找。

曾侯乙编钟出土的65件钟体，下层的大件中间，有一件镈钟，是楚惠王五十六年（公元前433年）赠送的。楚王镈钟上有铭文：佳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熊酓，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其永持用享。这铭文的意思是，楚惠王五十六年，从西阳返回，楚惠王熊章，制作送给曾侯乙宗室，存放于西阳，永远纪念。

楚国在南方是大国，为什么要给比他小的弱的曾国送镈钟，这是很重的礼物啊！

我们从东周列国志等史书来寻找原因。

楚平王时期，费无忌得宠，谗言陷害忠良之臣伍奢与大儿子伍尚，小儿子伍子胥得以脱逃。经过千辛万苦到了吴国，伍子胥取得吴王信任，带兵攻打楚国，破了楚国都城郢都。伍子胥为报父兄之仇，掘开了楚平王的坟墓，鞭尸三百，以泄心头之愤。郢都破了之后，楚昭王四处逃亡，是随国的国君把他秘密隐藏起来。后来，楚国大夫申包胥到秦国搬来救兵，打走了吴国军队，楚昭王重建楚国。楚昭王记住随侯救命之恩，对随国友好。楚昭王死后，楚惠王即位，送镈钟给随侯以记友好。而这镈钟出现在曾候乙墓的编钟组中，这说明曾国就是随国，曾随是一个国家的两种叫法。后来，随州、枣阳等古墓中又出土了不少曾国铭文的文物，也是证明。

曾侯乙编钟出土后，各路专家们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关于中国编钟的起源、发展、铸造、种类等等，那是要写几本书才能说明白的。这里我只说一钟双音的事。

我先说一个人，他叫黄翔鹏，是一位抗战时期就参加共产党的老音乐专家，担任过中国音乐研究所所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导。曾侯乙编钟出土后，黄翔鹏和李纯一、王湘就到了随县。他们是在随县文化馆那简陋的陈列厅中测出了曾侯乙编钟是一钟双音的。这是个石破天惊的结论，令中外音乐界震惊。所谓一钟双音，就是一件编钟，能敲出两个不同的音来。这是两千四百多年前，中国的铸钟工匠们利用编钟不同的面，通过打磨钟体，掌握其厚薄而发出不同的声音。黄翔鹏教授其实于1977年在甘、陕、晋、豫四省调查时，接触了不少的先奏编钟，当时他就测出了中国的一钟双音，提出了一钟双音的见解。但遭到音乐界人士的质疑，大家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无法想象。连黄翔鹏的前辈音乐大家杨荫浏先生，也持相反态度。黄翔鹏写的一钟双音的论文，投给了《音乐论丛》杂志，《音乐论丛》杂志以太长了为理由，只发表了上半部分，对一钟双音结论的下半部分压下没发。曾侯乙编钟出土后，一钟双音被测出，音乐界人人都是一钟双音派，而对黄翔鹏是第一个发现一钟双音的事，无人提及，黄翔鹏自己也没在任何场合提及此事。他去世后，才有人写文章谈这一事情。

一钟双音的发明和应用，是中国古代乐工乐师们对世界音乐宝库的重要贡献。

武汉音乐学院副院长李幼平，在给外国听众主办的中国古典音乐讲座上，讲到在古代，世界各地都有钟，但它们都没有成为乐器，为什么曾侯乙编钟成了乐器，而且是一钟双音时，是这样解开奥秘的。

他说，外国人造的钟都是圆的，声音持续时间长，所以只能作为钟，而不能为乐器。唯独中国的编钟像两片瓦合在一起，声音的衰减较快，所以能编列成组，作为乐器使用。

他说，曾侯乙编钟在一个钟上能敲出两个准确的音乐，这个现象一度使人感到困惑。经声学检测发现，编钟能发双音，在于它的合瓦形状。当敲击钟的正面时，侧面的振幅为零，敲击侧面时，正面的振幅为零。这样双音共存一体，又不会互相干扰。

李幼平教授也是音乐考古学家，他的讲解简明扼要。

但是多年以来，人们很自然地认为先秦编钟，一钟只发一个音高乐音，这个多年，多至两千余年时间。在这两千多年里，从古代铸钟、演奏实践，到现代科学考察、研究，无不以一钟一音的认识为基础。

如果把这一认识比作水面的话，那么用“水平似镜”来形容两千多年来这一状态之毫无变化，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在第九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上，来自中、英、法、德、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的二百多位学者与会。

大会主席程贞一在开幕式上说：“我们所拥有的关于古代中国文明和古代中国在科学技术上的贡献方面的知识，由于近几十年来的令人震惊的考古发现而得到进一步的丰富。我们会议书籍封面照片展示了从曾侯乙墓中发掘出的公元前五世纪的双音青铜编钟。而封底则展示了编钟的专业术语，这些编钟不单纯是反映从古代世界发现的又一套青铜编钟，因为在此编钟中还包含了精确的声学、和声学、冶金学和精密铸造技术方面的科技知识。”

程贞一在列出了一些世界科技发明有影响的人名后，指出：“曾侯乙生于毕达哥拉斯死后约20年，毕达哥拉斯被看作是发现音乐和声学、音律学的学者，因此被誉为‘声学之父。曾侯乙编钟的发现修正了我们对声学史的看法，这一编钟排列超过几个八度，并雕刻有音（半音）阶，还有音名和音乐相同调号关系的铭文。”

程贞一的发言，可以理解成曾侯乙编钟提供的中国古人在声学上的成就，是可以怀疑毕达哥拉斯是否是世界上的“声学之父”这一说法的？

曾侯乙编钟出土后，黄翔鹏等专家经过测音试验，确定都能发出准确的乐音，其音阶音量等，与现代的钢琴相差不大。專家们和考古队员们十分兴奋，他们决定用出土的编钟举办一次演奏会。黄翔鹏等音乐专家们当导演，选择演奏的曲子，谭维四从省博物馆找了几个讲解员，随县驻军文艺宣传队调了几个年轻队员，一个临时组织起来的编钟演奏乐团成立了。1978年8月1日，在随县某驻军的礼堂里，从地底下出土的二千四百年前的编钟按在地宫里的原样架设在舞台上，巍峨雄浑。黄翔鹏指挥编钟乐队的演奏开始，第一曲是《东方红》，当即清脆洪亮的钟声响起，优美动听的旋律像春风一样拂遍了礼堂的上千名听众的耳膜，注入了大家心田。这一天编钟乐队还演奏了《欢乐颂》，美国电影插曲《一路平安》，日本歌曲《樱花》，中国民歌《草原上升起了不落的太阳》《浏阳河》，还有古典《楚商》。演出获得巨大成功，山洪爆发般的掌声响起。

两千四百多年前的曾侯乙编钟演奏古今中外的乐曲，创下了亘古的奇迹。曾侯乙编钟的乐声经过传播，震惊世界。编钟成了中国音乐的象征，中国音乐界的最高奖就是编钟奖。编钟热一下在中国掀起。

曾侯乙编钟运到武汉，在武汉东湖之滨的湖北省博物馆落户。省博物馆建了编钟馆，原件编钟陈列在馆中，成了国宝，成了镇馆之宝。

为保护文物，编钟原件不能再让人敲了，不能再演奏了。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湖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武汉机械工艺研究所、广东佛山球墨铸铁研究所、武汉工学院、哈尔滨科技大学联合成立了编钟复制研究组。

1984年8月，经过6年的科技攻关，终于完成了全套曾侯乙编钟的复制研究工作。

世界著名歌唱家帕瓦罗蒂听完编钟演奏的《欢乐颂》后，朝着编钟喊：音乐万岁！

世界音乐大师梅纽团说：“古希腊乐器都是木器，没能保存到今天，我们听不到古希腊的乐器能有什么样的声音。只有中国的编钟，还能把两千四百多年前的乐音再现在我们面前。”

曾侯乙编钟能够演奏出现代钢琴上所有黑白键的音响，它比钢琴早诞生两千多年。

音乐家谭盾，用曾侯乙编钟演奏庆祝香港回归的序曲《交响曲·1997》。

湖北省博物馆每年接待观众160多万人次。40多年来，曾侯乙编钟作为文化使者，已经使世界十分之一的人口领略了她的风采，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听过她的演奏。

曾侯乙编钟出土之后，随着它的声音的传播，它的传奇经历、它的声名已扬声海内外，震动寰宇。它的文化历史意义是深远而多重的，我们还可以进行多方面的发掘。说曾侯乙编钟是世界第八大奇迹，一点也不虚。它的一钟双音的创造，绝对是可以和古代中国四大发明媲美的第五大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