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神话与人性史诗

袁恒雷

作家李佩甫先生自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以来，勤于躬耕，佳作迭出，不仅创作出了《羊的门》《生命册》《平原客》这样辨识度极高的“平原三部曲”，更有散文集《写给北中原的情书》这样直抒心灵的幽微告白。多年来，李佩甫不贪求题材的广泛，他只书写故乡——中原大地，而中原大地也得益于他数年来的精耕细作，吸引海内外的诸多读者把目光投向崛起中的中部神州。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李佩甫喜用三个字做书名，这是因为“三生万物”，易学对其创作的影响常常出现。李佩甫的最新长篇小说《河洛图》也是受易学思想影响下的创作，在40余万字的丰沛体量里，我们随着现代易学大师陈麦子的眼睛一次次穿越三百年，去见证河洛康家百年财富神话的兴衰起伏，在作者铺设的浩瀚的人性史诗中感慨万千。

一.《河洛图》的题旨与内容梗概

李佩甫先生是一名具有深厚學养的作家，早年即打通东西方经典文学名著之间的壁垒，但其自言西方经典文学名著里面的创作思想不适合他，传统的中国文化给予了他丰富的滋养，以至于他将其运用得格外自如。于是，他在创作中积极融入了大量的中华传统文化元素，如《河洛图》中的典籍、算盘、测字、石窟佛像、中医药方、豫剧、易学风水等等，这些文化元素不仅大大丰富了文本的内涵，而且丝毫不因它们的加入而影响小说的流畅度与故事性张力，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些元素的必要支撑才让小说得以顺利展开，它们是《河洛图》丰富完满不可或缺的要素。

在展开分析小说具体内容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明确的是何谓“河洛图”？“河洛图”的原始提法是“河图”与“洛书”。这两幅从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神秘图案，源自天上星宿，蕴含着深奥的宇宙星象密码，被誉为“宇宙魔方”，历来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河图”的这个“河”，其实指的是星河、银河。二十八星宿也是从银河里面出来的，但“河图”不是黄河出土，而是星宿从星河里出来。河图最初的原型是一条白色旋转的龙，将银河画成白龙，围绕着中点运转，而这个中点是北极星。这幅图后来演变成了一黑一白两条龙，逐渐成为了今人熟悉的太极阴阳图。河图与洛书是中华文化、阴阳五行术数之源，汉代儒士认为，河图就是八卦，而洛书就是《尚书》中的《洪范九畴》。河洛之辞，最早见于《尚书·顾命》：“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又见于《论语·子罕》：“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又见于《周易·系辞上》：“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可见，河图洛书被认为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渊源。2014年12月，由河南省洛阳市申报的河图与洛书传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我们在探究完河图洛书文化的典籍渊源时，恰如冥冥中自有天意印证一样，一则发生于河洛地区的最新考古发现，有力地证明了河洛文化的历史渊源，切实实现了文本与遗址的双向互证。2020年5月7日，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阶段性重大考古成果：双槐树遗址性质为5300年前古国时代的一处都邑遗址，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专家将该都邑遗址命名为“河洛古国”。北京大学教授、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介绍说，在河洛镇发现的这个遗址，契合《易经》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这个“河”指黄河，“洛”就是洛河，而河洛镇正是洛河汇入黄河的地方，从地点上讲，称其为“河洛古国”没问题。

泰戈尔在《飞鸟集》曾言：“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已飞过。”“河洛古国”的往日繁华早已成过眼云烟，但我们梳理出如此颇具史料价值的河洛文化渊源，正是要说明：以河洛地区为中心地带的广大中原地区是中华灿烂文明的肇始之地，河洛地区在明清时期能够诞生康家这样的财富家族，其偶然性中蕴含着必然性。实际上，《河洛图》的作者李佩甫正是运用其丰富扎实的易学思想，将河图洛书文化贯穿全书，以颇具阴阳眼的现代易学大师陈麦子为线索人物，观照整个康家的兴衰演变，其中又渗透着丰富的哲学、经济学、医学、建筑学等人文思想。如此，“河图洛书”便与整本小说的书写紧密结合，内容时时扣题，情节环环相扣，成为无法分割的有机整体。

脱胎于电视剧《河洛康家》的小说《河洛图》，不仅故事较之电视剧更加丰富完满，而且以“清明上河图”式的工笔细描，展示了洛河水上的商业画轴和生活图景。而且，两个家族彼此独立又相互连接的兴亡盛衰，是对阴阳辨证观念的又一重书写。《河洛图》描写了清朝康熙末年，河洛镇以经营柿饼的周家和读书求仕的康家最为令人尊崇。周家靠着经营霜糖柿饼渐成河洛镇富户。康家三代，一次次变卖家产，一心只为供儿孙读书求学，终于功成名就，一门竟出了两个进士。两家相比，周家不免气短，周家有钱，但缺了字墨。字墨是河洛地区人共同尊崇的文化传统，本来周家大家长周广田想以孙女周亭兰与康秀才的孙子康咏凡结亲，以实现优势互补，但虽贫穷却倨傲的康家竟嫌弃周家是商户而不予理睬。康家没有料到的是，周亭兰绝非等闲之辈，而是一名饱读诗书的女中豪杰，年纪轻轻便把婚姻大事以伶牙俐齿赢回来了，令康秀才极其佩服她的有理有据有节。周亭兰嫁入康家后，进京与夫婿康咏凡生活，只是美好的生活刚刚开始，担任河务侍郎的公公康国栋为堵决口以身殉国，却遭奸人排挤而不得谥号，康咏凡以死谏的形式为父鸣冤，头触龙庭而死。转眼之间，康家从一门两进士成了一门两丧事。康秀才与康家遭受重大打击，但不幸中的万幸是，周亭兰怀上了康咏凡的遗腹子，康秀才绝了读书求取功名的念头，而给曾孙起名康悔文，并把家里的大事小情主管权交由周亭兰打理。在教育子孙上，康秀才得到了周亭兰大力支持，周亭兰强调：“要活得好，心里就得有一盏灯。书就是点在心里的灯，它是照路的……书里有尺子，那是量人的……得让你的重孙子做一个明白事理的人。”[1]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之下，康秀才充分运用儒家思想，习圣人之言，教育子孙经世致用，让他们在物质上懂得人情练达，在精神上有安身立命的超越。这种物质与精神的双向教育线索，同时在本书女主角周亭兰身上得到了汇合——一方面，她受命于危难之际，在康家最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担负光宗耀祖、复兴康家大业的重任；另一方面，在具体到教育儿子康悔文、孙子康有恒的时候，周亭兰与爷爷康秀才配合默契，在理论与实践上都让这两位康家未来的掌门人得到了充分的锻炼。这便与前文提到的河图洛书文化相印证了——“河图为体，洛书为用；河图主常，洛书主变”，物质与精神相生相伴、相荣共生，辩证地将历史向前推进，自然也推动着河洛康家一步步奋勇前进。

虽然河南地区是传统的农业大省，但出身于商业世家的周亭兰脑子里却有商业经，她在河洛码头开的康家店以“霜糖豆腐”为镇店之宝，吸引了大量食客，康家一步步走向振兴。在康秀才和周亭兰的精心培养下，康悔文的成长伴随着康家事业的兴起，这其中，精于财务的仓爷颜守志、武艺超群颇具侠气的马从龙、船老大泡爷等重要角色，成为康悔文的授业恩师，并为康家的一步步发展壮大立下了汗马功劳。于是，康家把生意一步步做到了山东、江苏、陕西等诸多省份，终成中原巨富。同时，伴随着康家的崛起，封建朝廷重农抑商传统观念对康家的压制，以至于官衙压榨、兵匪祸害时常困扰着康家的成长。在重重危机中，康家铭记“仁义礼智信”与“留余”的理念，对内注重家族的团结一致与子孙教育，对外注重为国家为百姓谋福祉，因而在巩固家族兴旺的同时化解了诸多不利因素。这保证了康家从明末到民国初年整整4百余年的绵延发展，小说讲述的是发生在康熙雍正年间康家发展的情况。

二.中原文化的对比书写

数千年来，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孕育了璀璨多姿的文明成果。黃河流域的中间部分被称为河洛地区，其东接齐鲁，西承陕甘，南可达江宁府，北到山西、河北，幅员数千里之广袤。而我们平常所说的“中原”，是一个典型的文化地理概念，广义上的地理指向是以洛阳至开封一带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狭义上主要就是指今天的河南省。之所以说中原是个典型的文化地理概念，是因为当中原与外族对应称谓时，中原又泛指中国，本意“天下至中的原野”，因为这一地带在我国古代又被称为华夏、中土、中州，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所谓“逐鹿中原”是也，掌握中原地区自然也就意味着掌握了天下。

李佩甫作为深爱中原文化的作家，可谓极其熟稔中原文明的来龙去脉，他在接受《文学报》采访时说：“历朝历代，中原都遭遇过各种劫难。经历过漫长的时间以后，世世代代的老百姓就养成了一种骨头被打断，但又能粘起来的生命状态。它还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百折不挠、生生不息。”[2]实际上确实是这样，中原地区不仅多次遭受兵伐人祸，还伴有黄河泛滥的天灾，属于黄泛区。因而，生活在这样地区的人们其性格便也有了醒目的标识，李佩甫经过多年的观察体会，他总结道：“从形而上说，在平原上生活是没有依托的。可平原人又是活精神的。那日子是撑出来的，是‘以气作骨的。”[3]而李佩甫多年来的写作正是一一印证了他的观点，他敏锐的洞察力和宽广的视野，逐步揭示出了中原文化中的极致忍耐与韧性超拔，凸显出了生活在黄泛区的广大中原百姓无愧于这片苍茫大地的厚土深情，是无垠的广博，是坚定的毅力，是辽远的生命力。而长篇小说《河洛图》正是对他多年体会的集中书写。

在本书当中，李佩甫呈现出了中原文化的宽厚与深邃，不过他并不是一马平川式地单写中原，而是以小说主人公康悔文东奔西走地开拓商业版图为契机，对比书写了所到之处的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特色异质性。如此，读者对中原文化的印象更加立体直观，小说的文本内涵也大大拓展了。

下面，为了具体说明李佩甫在小说中运用的对比书写手法，笔者主要以中原地区的建筑、美食、戏曲等文化形式，和齐鲁、江南、陕西等地的这些文化进行对比，以看出这些对比书写在小说文本当中呈现的诸多裨益。

《河洛图》塑造了一大批个性鲜明的能人异士，洛阳的邵子涵先生就是其中一位。他不仅是洛阳当地的名医，而且精通阴阳五行，是和小说的线索人物陈麦子很类似的阴阳先生。阴阳先生属于易学大师，他的出场是带有强烈的传统文化象征性的，如果说本书中的康秀才是一位在诗书典籍、儒家文化上的硕学鸿儒的话，那么邵先生就是在易学、中医学乃至佛学上都有精深修为的名士。这位邵医生不仅学养深厚，与康家祖孙也是一见如故，因而当康家人来到洛阳拜会他的时候，小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场名士之间关于经典、关于中原地域文化的学术性对谈。首先看康悔文与邵先生参观河洛镇的南河渡，这里建有北魏的石窟寺。邵先生此前已来过数次，但寺里的佛龛造像还是让他流连不已。当然，我们也都清楚，此处流连不已的邵先生自然就是李佩甫自己，他一定是数次来到这里进行采风，下面我们通过李佩甫的笔端，看看他对此处佛龛造像的文化考察笔记：“石窟中，佛像或坐或立，或拈花微笑，或手握法器，无不法相庄严。头顶有浮雕藻井，飞天造型妙曼，衣带当风。特别是雕刻于石壁上的‘帝后礼佛图，其间有帝后，有供养人，有侍从，各个人物丰肌秀骨，神态雍容。那高耸的发髻，那典丽的服饰，那衣带的褶子柔曼地沉沉垂下，清雅高贵的气息呼之欲出。”[4]这里的南渡河石窟寺，当是以闻名海内外的龙门石窟为原型塑造的。处于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伊河两岸的龙门山与香山上的龙门石窟，在200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和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这些建于黄河流域两岸的石窟，不仅证明汉唐时期黄河流域的气候、土质、水文等相关条件特别利于开凿石窟，而且也证明在当时，黄河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是处于强势地位的，直至我国南宋时期，经济重心才转移到了长江流域。

与中原地区享誉海内外的龙门石窟进行对比时，李佩甫运用的是齐鲁地区的王羲之故居。在小说当中，康悔文等人来到山东兰水城（今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做生意。饱餐美食后，他们偶然发现了街头墙上钉一木牌：洗砚池街。在此处，康悔文还邂逅了和他有很深渊源的女子崔红，并且通过崔红确认了此处洗砚池街正是书圣王羲之故居所在地。此时属于清朝雍正年间，按照小说中的说法是洗砚池街的王羲之故居，已成了兰水城的文庙，文庙后是书圣祠。无疑，这自然又是李佩甫的文化考察对象了。那么我们也有必要简单了解下王羲之故居的相关背景知识：王羲之生于公元303年，地点是琅琊郡，也就是今天的山东省临沂市。他在这里生活了4年，公元307年，爆发了“永嘉之变”，王羲之随家族南迁到会稽山阴，就是今天的浙江省绍兴市。老宅变成了佛寺，寺名几经更迭，金朝时期被更名为普照寺，沿用至今。当时，此地琳宫梵宇，苍松古桧，林立其间。夕阳西下时，暮霭朦胧，古城沐浴于一片灰暗之中，唯普照寺内高耸的大雄宝殿的西山壁上，被夕阳余晖映射，红光熠熠，光彩夺目，堪称奇观，古琅琊八景之一的“普照夕阳”正是此景。虽为佛寺，但整体布局还是按照古典园林样式修建。接下来我们具体看看小说中康悔文等人看到的王羲之故居的景象：“走进书圣祠，上了香表，站在《兰亭集序》碑刻前，康悔文观赏良久，那王羲之字行云流水，翩若惊鸿，婉若游龙，浑然天成。漫步后院，只见院里确有一大藕池，荷已败了。时过境迁，说这是洗砚池不知真假，水倒是真有些乌青色。想那王羲之，为了把字练好，竟洗出一池墨色。看来，做什么都不易呀。”[5]在这里，李佩甫通过康悔文的所观所感表达了对王羲之故居考察的一系列想法。我们首先明确的一个着眼点是，我们读到的是李佩甫先生实地考察的诸多文化名胜古迹，但他写出来的时候又必须注意到彼时发生的人与事发生在清朝初期，按照《河洛图》的时间跨度来说，主要是在康熙末年、整个雍正年间及乾隆前期，按照小说的具体年代来看，时间大概在三四十年左右，此时康悔文来到王羲之故居拜访，发生在雍正年间。而在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60年），琅琊郡知州李希贤在右军祠内设立了琅琊书院，也就是说，康悔文此时来拜访，自然是看不到琅琊书院的。

另外，论及中原美食与江南美食的对比时，本小说还突出了注重汤的营造，汤在宴会上有的地方是最先上的，作为开胃用，但在《河洛图》里却是最后呈现。这确实体现了地域文化区别，北方宴会一般最后一道菜上的是鱼——取年年有余、吉庆有余的口彩，而南方宴会一般最后一道菜上的汤起到的是润心醒酒的效果。我们看晚香端上的这道汤：“最后，晚香让人端上桌的，是一道颜色碧绿青翠的汤。她取新鲜蔬菜的汁液煮沸，加入切得薄如蝉翼的黄瓜片。汤中不放其他任何调料，只撒几粒盐，一小勺醋。”[10]那么如同我们提到《美食家》里“吃”对于小说起到的作用一样，李佩甫为什么要给晚香设计成一个具有如此高超烹饪技巧的女子呢？要知道，她出身于秦淮河的青楼，平时露面很少，普通人想见她的面都很难，恰如苏小小之类的只卖艺不卖身的名妓。那么，作为如此高端的风尘女子，按说她是不太可能接触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但实际上，她却比普通民女还要深谙生活之道，当得起“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贤惠媳妇。作者之所以如此塑造，显然基于以下考虑：晚香出身于风尘，别说嫁入普通民家都非常困难，嫁入河洛镇首富康家，更是难上加难，事实上也是如此，康家大奶奶周亭兰在相当长时期内没有给过她好脸色。这是符合女性角色心理的，周亭兰刚刚告别高贵贤惠的前任儿媳妇朱念念，内心伤痛还未复原，如今却来了个出身于青楼的女子做自己的儿媳妇。周亭兰在河洛镇早已是名声在外的女强人，极其注重家族名声，因而产生强烈的排斥心理是完全合理的，所以她直接告诉康悔文，青楼出身的儿媳，是入不了老坟的。再加上，康家一众老少虽然没有周亭兰反应这样强烈，但他们也在观望，这新入门的少奶奶有何本事能够服众。于是，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征服大家的胃，进而也就征服了大家的心。通过一席家宴，康家老少心服口服，都被强烈的美食征服了，大家纷纷发表了品尝美食后的感言：“老爷子素来不太当众夸人，这天吃得高兴，连声夸道：做菜好吃不难，做菜保留菜蔬的口感也不难，最难的是既好吃又保留菜蔬原来的滋味。他说，这是多年来，他吃得最尽兴的一顿饭。”[11]连老爷子都这么表态了，其他人自不必说，包括周亭兰，都正式接纳了晚香。也就是说，美食文化在这里起到了帮助新角色晚香迅速融入康家大家庭的积极效果。

在小说《河洛图》里，晚香出场穿着西洋细白纱，内衬着褪红的绸子，如此着装打扮显得极其出众打眼。她的这一装扮，有商业广告作用，从家庭内部角度讲，晚香通过给周亭兰缝制的大红彩绣礼服裙和给康秀才缝制的礼服彻底赢得了康家长辈的认可；从外部角度来说，那就是康悔文运用晚香赶出的十余套白纱细绸，大大丰富了康家货栈的货品层次，有两位康家大相公在观摩了样品后这样评论：“刺裾入密虮无痕，太漂亮了！”“锦绣工鲜，无不妍巧！”[12]可见，江南丝织业的融入，在推动康家日益兴盛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小说的视野也愈加开阔，从中原大地到江南水乡，读者感到了淋漓的水汽迷蒙，非常契合以水利发家致富的河洛康家的气质。另外，由于在南宋末年我国经济重心实现了南移，长江中下游流域的经济文化成为强势，古老的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渐渐式微，但《河洛图》在书写到秦淮文化兴盛的同时，却通过小说中人物晚香的好姐妹小玉与康悔文两个角色的交流，带给读者一次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的直接面对面碰撞。虽然二者并没有全面展开与深入探讨，但确实带给读者一次很有益的探求，那就是由于江南地带的富庶，人们已对中原故乡有了偏见。实际上，作者如此构筑这个细节正是有一定的批判反思色彩，因为我们熟悉中国古代文史的都知道，中原大地在三国两晋南北朝与隋唐宋时期的近千年里，既出现了封建社会发展巅峰时期的隋唐盛世，可也出现了相当长时期的战乱频繁、改朝换代、五胡乱华、安史之乱等一系列严重破坏北方生产力发展的事件，因而我国黄河流域的大量人口向长江流域南迁，进而导致经济文化重心南移。这些人口的南迁，让江南本就有一定基础的农业、手工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加之江南气候温和、河湖密布、鱼米之乡，长江流域经济文化后来者居上便显得很是自然了。但通过笔者的梳理可以看出，相当多的江南人民的故土是在中原大地的，甚至很可能就是来源于河南老家，只是经历了近千年的繁衍之后，早已淡化了这种故乡情结。如前所述，小玉作为晚香在江宁府最亲近的姐妹，她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自然是舍不得晚香远嫁千里之外，因为那毕竟是个陌生的去处，她考虑到的婆媳关系、风俗文化、饮食习惯等，都属于很自然的娘家人要顾及到的生活隐患，但在强大的爱情动力面前，这些又算不了什么。但小玉和康悔文的正面交流却为中原文化再次正名——再次告诫小玉等江南富庶后的人氏不可忽视中原大地璀璨的文化，这更是一种不可忘却伟大中华文化之本的谆谆劝导。我们具体看下二者是如何交流的，小玉首先想到的是康家是生意人，于是她摆出了艺妓嫁商人的失败案例“杜十娘和白居易《长恨歌》”中“老大嫁作商人妇”为论据劝说，但晚香由于几日来观察与照顾康悔文，而知道此人是可以托付终身的，坚信康家是一好人家。小玉见劝不动晚香，于是直接找康悔文说话：“中原这个地方，我虽没去过，可听说过，穷乡僻壤，盗匪出没。姐姐呀，若是再碰上一个恶婆婆，到时候，只怕哭都来不及了。”[13]面对这种对老家民风具有偏见的言行，康悔文当然要有理有据地反驳，也正是通過他呈现出的这段论述，带领广大读者再次重温了辉煌的中原文化：“关于中原人，岳飞你总知道吧？岳飞，岳鹏举，中原人也。大诗人杜甫你总知道吧？杜甫，杜子美，中原人也。李商隐，‘相见时难别亦难你一定总知道吧？也是中原人……远的，我就不说了，且说你们江宁，有一双忠祠，你知道吗……这双忠祠供奉的正是中原人，一个叫刘鼐，一个叫张鳌。宋建炎三年，金兵攻入江宁，满城人吓得躲的躲，逃的逃，不敢迎战。唯独这二人拒敌于城门之外，战死沙场。至今供奉在双忠祠里，得吴人年年烧香敬拜，香火极盛。”[14]因为这一系列雄辩的论证，无论哪里的人们都得对中原大地心生敬意了，而且康悔文所说的这众多杰出人才都可以上升到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意义的高度，那是全体中华儿女共有的民族骄傲。因而，晚香能够嫁入到出现如此杰出人物的中原大地，那自然是非常良好的去处。可见，李佩甫在40余万字的鸿篇巨制里，并没有刻意地去探讨中华大地的各处情状，只是让主人公康悔文以河洛为基点去四处开拓商业版图，但所到之处的饮食、建筑、民情、人文、名胜古迹、山川河流等等都得到了依次呈现，阐释出如此丰沛的文化体量。我们通过小说的阅读得到了大量中华传统文化的“补课式”与普及性学习，阅读之后，我们以身为中国人而自豪，瞬间产生出强烈的文化自信，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文化复兴必将极其璀璨夺目。

身为展现中原文明如此丰富信息量的长篇小说巨制，豫剧当然是《河洛图》无法绕开并且要细致书写的重要内容。如前所述，本书在书写豫剧的时候塑造的最重要角色自然是一品红，但真正引入豫剧文化的是仓爷颜守志。他在去陕西帮助康家开拓生意版图的时候，感受到了陕地秦人与豫地豫人在民风民情上的不同，导致产生了秦腔和豫剧这两种戏剧。在仓爷——当然就是作者李佩甫看来，两地一为中、一为西，原本都曾是首善之区、繁华之地；又同在朝代更替时，遭刀兵多次戕伐。坡上的草早已被鲜血染过，骨头也曾被砍断过多次。所以，两地人也都是以气做骨，那咽喉处自然就是命门了。不同的是，秦人终究是要喊出来的。秦人走出家门，八百里秦川，一荡荡峁峁梁梁，起起伏伏。塬和塬之间，看着离得不远，却又隔着深沟大壑。人心也就有了起伏，当硬则硬，当软则软。越是人烟稀少处，越要野野地、长长地喊上两嗓子。那是给自己壮胆呢。于是这里就成了一处歌地。一代代传下去，则为秦腔。而豫人呢，大多居一马平川，鸡犬相闻，人烟稠密。人多言杂，言多有失，则只好咽下去。那吼声在九曲回肠里闷着，一个个修成了金刚不坏的躯壳，内里却是柔柔的。分明在等着一个牵象的人，而后就是跟着他走。因那吼闷在心里，喊出来就炸了。李佩甫从两地共同的历史遭遇与不同的人文地理出发，对比出了缘何会产生秦腔与豫剧，角度新颖别致，令人信服。因此，有人将《河洛图》与陈忠实名作《白鹿原》进行了对比，李佩甫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我写的都是平原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东西，平原上的老百姓只有忍和韧，也没什么革命性。我和陈忠实写的也不一样，因为历史状况不同，写的地域也不同，他写的八百里秦川，站在黄土高原上是可以大声喊出来的，但在河南这块土地上，很多东西都是得咽下去的，所以我是写隐忍的。这样的隐忍靠一口气来支撑，很苦啊。但用‘忍和‘韧这两个字来概括中原文化是最准确的。我有时候觉得，河南老百姓就像土地一样沉默，那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他们就靠一口气，一代代存活了下来。”[15]

在汉唐时期，西都长安与东都洛阳，在跨越近千年的时间里，以这两处大城为中心点的广大中原大地上，陕地与豫地确实在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上呈现出命运的休戚与共，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才有李佩甫认为的“原本都曾是首善之区、繁华之地；又同在朝代更替时，遭刀兵多次戕伐”这样的历史感慨，二者既为汉唐时期的两大国都，当然会同时遭受繁华的青睐与兵伐的交戈。本书刻画了一位豫剧大师一品红，全书围绕她书写了关于豫剧的诸多文化信息。在小说里，这位一品红是豫剧当红人物，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六省广受欢迎，被誉为“豫剧皇后”。她的成长经历也具有相当浓郁的传奇性色彩，围绕她也展现出了豫剧的一些很重要的相关内容：首先，想要学戏必须下苦功，也就是必须过“三关”，分别是“背功”“憋功”“吊功”。所谓“背功”就是背唱词。那时候学戏的大多是穷苦人家孩子，根本不识字，唱词全靠跟师傅口口相传、死记硬背。如何背下那么多唱词呢？班主想出了刁钻办法——往她们睡铺的席下泼水，夜里躺下，铺席湿漉漉的，冻得人浑身发紫发痒，根本睡不着，于是只能一边抓挠一边背词。那年月，大凡学戏的，十人九疥。唱戏多是在野地搭建的土台子上，一唱就是一两个时辰。中间内急怎么办？所以，必须得能控制住大小内急。班主用土办法练这些学员的“憋功”。早上五更天起来，喝一肚子凉水，不准尿，对着河滩练发声。凡夹不住尿的，一棍子打翻在地，半天爬不起来。而关于“吊功”指的是在夜里睡觉时，把两条腿轮番绑着吊在梁上，练腿上的功夫。一品红最初没有通过三关考验，因为她的疥疮爬满全身全脸，这对唱戏的来说是致命的，班主放弃了她，甚至抛弃了她，把她扔到了河洛镇码头。多亏周广田周亭兰祖孙搭救了她的性命，运用熬霜糖的办法祛除了她的湿毒，让她重获新生。面对救命恩人，她在告别周家出去卖艺的时候，给周广田一口气磕了九个头，拜周广田为“干爹”——这是戏班里的习惯叫法。经过周家救治的一品红脱胎换骨，几年后迅速成长为名震黄河流域的响当当名角，以至于中原乡村流传的顺口溜说：“当了牲口卖了套，也要听一品红的《上花轿》。”[16]一品红到底红到什么程度，按照小说的描写是，即便在当时的省会开封府，能请到甚至看到一品红的戏，那都是一桩值得炫耀的事情。小说之所以如此重视塑造一品红这个角色，一方面自然有弘扬豫剧文化的因素在里面，另一方面，是为了用这个角色来进一步打造本书的第一反面人物宋海平的形象与故事的需要。宋海平身为朝廷鹰犬、内务府密探，有直达天庭的特权，因而很多时候即便是河南巡抚、开封知府等地方大员都挟制不了他，因而他才能在本书当中多次找康家的麻烦，甚至一度逼死朱念念、胁迫康家船队堵决口等一系列对康家构成巨大伤害的事件。但小说塑造出的名角一品红对他有一些限制作用，特别是一品红的戏让他着迷多年，他虽然是个办案心狠手辣的人，但又是精通戏剧的行家——这也是一品红宁可搭上性命、违背内心甚至令恩人康家所不齿也要住在宋海平家的原因。在她眼里，戏比天大。剥去这些社会伦理层面的条条框框，单就豫剧来说，宋海平和一品红的结合的确是佳话。宋海平观看完一品红每次演出后都能找出优缺点，比如一品红的唱念做打等表演形式如何展开，甚至具体到剧目如何演绎，宋海平俨然是一位导演一般指导着她的眼神、步法、动作等等细微之处，令名角一品红一次次惊叹面前这位以往穷凶极恶的宋海平却还有一颗令人刮目相看的文艺心。

李佩甫在书写一品红这个角色的时候，的确带给读者诸多关于豫剧的信息，比如前面提到的戏班如何训练学子，而更多的信息就是围绕一品红的演出与排练展开。在描写一品红来到开封最大的戏院天兴茶园演出时，作者为我们展示了清朝前期当地豫剧演出的各个方面，比如戏园子的搭建、开场锣鼓、一唱一逗的丑角热场、大戏主角的排场、乃至戏唱到中场时台下嘉宾给戏班子的慷慨赠送，甚至互相叫板抬价等等，将现场的气氛烘托得极其热烈。在这里，笔者想重点论述下宋海平和一品红就开封这场大戏的演出后进行的相关讨论。宋海平是本书里的第一反面角色，办案心狠手辣至极，无数无辜人员在他的手里非死即伤。但也正是他对一品红的尊重与指导，让她一步步感叹他确实懂戏，才愿意以嫁给戏的名义住进宋府，甚至不求名分，虽然她自己也知道很可能是不归路，但戏比天大的一品红甘心情愿为戏付出一切，甚至卿卿性命。在这里我们具体看下宋海平是如何指导一品红的，他真的是如同一名资深豫剧导演一样在讲解与示范。首先，他购置了一面大西洋镜送给一品红，这对于唱戏者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唱戏讲究的是手、眼、身、法、步。只有看得到自己，才能提高！这的确瞬间给一品红带来了好感，面对镜子排练无疑省时省力。其次，宋海平直指一品红走步时走错的步态：“这演戏要装龙像龙，装虎像虎。戏台能有多大？这‘走只是一种戏法，那是要你‘演的。演戏演戏，这个‘走是要你演出来。旦角嘛，要走得轻盈，走得‘浪，要步步生莲、浪花四溅，让人看得目不暇接才是……这演戏呀，身份不同，走法也就不同。丫鬟有丫鬟的走法，小姐有小姐的走法。要是生角，一般都是八字步，但老生有老生的走法，小生有小生的走法。小生，要走得飘逸，走出那个狂劲儿。老生，要走得‘僵，走得硬，走出‘威，走出架势。”[17]这段有理有據的论述真的是令人折服的，听到他的一番妙论之后，一品红对他的称呼都改成“宋公子”了。他们关于戏剧的交流讨论有很多次，在推动小说前进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对于许多对豫剧并不熟识的读者来说，李佩甫的这些描写深入浅出，令人神往，在弘扬豫剧文化的推广上更是非常难得的戏曲课。

三.扶危济困的家国情怀

在明清历史上，出现了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商业家族与商业集团，比如明初富可敌国的苏州周庄沈万三家族，山西“乔家大院”为典型的晋商，安徽的徽商等，河洛康家的发迹史从明朝末年开始，一直绵延到清朝末期，前后兴旺发达近4百余年。李佩甫先生通过十余年的积淀梳理，再现了数百年前中原大地上康家的财富神话，在经营之道中体现出深刻的人文思想。可以说，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财富的获得中蕴涵着为人之道。

康家之所以能够历时4百余年而兴旺发达，在笔者看来，主要源于其“留余”的思想与“仁义”理念的坚持。“留余”的经营理念是《河洛图》中康家生意做大做强的王牌，康家在开拓生意版图中，多次运用这个理念，并且可以说是屡试不爽。该理念发源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由康秀才逐渐渗透给康悔文，具体来说就是给人情面就是给自己情面，给人口饭吃就是给自己留有后路，凡事留有余地、不可做绝。如前所述，康秀才在康悔文年幼时培训他的第一课是去市面上买“仁义礼智信”五个字回来，实际上，康悔文是通过撒钱救济受灾群众的方式完成的作业，这令康秀才非常满意他的做法，认为他的这种仁义之心就是留余。当康悔文娶了朱念念后的第三天，康秀才把他单独叫到了面前，正式告知他留余的理念。因为成家立业，康悔文就开始了人生全新的阶段，应该逐步成长为康家的顶梁柱。在康秀才看来，财富这东西，少了，会困顿；多了，会腐烂。会挣钱的人，要先学会撒钱，就像他小时候一样。随后，康秀才给他讲述了留余的出处，康秀才说：“我是在家里遭了大难，痛定思痛之后，才明白了这两个字的深意。‘留余二字，出自宋朝进士王博大。此人字幼学，号留耕道人。幼学先生的《四留铭》曰，‘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大凡世间，立志不难，穷其志也不难，难在‘留余。东林学士高攀龙也是在痛定思痛之后叹道，临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临财放宽一分，自有余味。撒钱之道，就是‘留余。”[18]我们最为熟悉的“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送人玫瑰，手留余香”“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等等理念无不蕴含着“留余”的思想，这些理念都从不同层面反映出了“留余”思想，只是康秀才讲述的这个“留余”思想最为全面透彻。对于经商之家来说，如果把这个“留余”思想贯彻到位后，真的能够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乃至万众归心。康家也的确是这样做的，在日后的一次次重要事件中，正是这一理念的运用，让康家做大做强起来。

康悔文第一次独自带队出门就来到山东兰水城买卖粮食，掌舵的泡爷是“水上蛟龙、陆地上赌徒”的败类。泡爷在崔福赌场遭遇全面溃败，输到出老千被人打折了腿，绑到树上示众。康悔文为了营救泡爷，不得已要走入崔福设下的圈套，但好在康悔文有已经对他产生好感的崔红暗中帮忙，加上师傅马从龙及时显露超群武艺镇住了场子，康悔文一文一武都斗胜了崔福。按照赌约，崔福要搭上整个赌场，但康悔文谨遵太爷爷康秀才的祖规，不得涉赌，之所以和崔福赌上一把，完全是为了救人而迫不得已。康悔文本来完全可以赢得一干二净，但他此时的行事风格便体现了“留余”的理念，他拿出了十两银子，让崔福在附近给租个门面，这样再来时便有了落脚的地方。而赌场照旧由崔福崔红兄妹打理。如此一来，既顾及到了崔家兄妹的颜面，又把山东一带的生意版图确定了下来，并直接培养了代理人。

康悔文在江宁府拿下玉石生意也是“留余”理念的成功应用。本来经过一系列风波后，康悔文与晚香已经彼此情投意合，在康悔文支付一定的赎金后就可以带着晚香走。但中间出来个云南来的岩先生带着一块尚未开窗的玉石，他和妓院老鸨一起作局，让康悔文参与赌局，妄想在他身上撈油水。这块玉石以二十万两银子赌给江宁府著名的珠宝店“玉麒麟”，若是康悔文赌赢了，“玉麒麟”的连老板会出重金买下，并且让他带走晚香；若是不赢，康悔文会输掉二十万两银子，但仍然可以带走晚香。于是康悔文为了晚香再次破了康家赌戒，好在最终，康悔文再次获胜。初步估算，这块罕见的大翡翠价值二百万两银子。此刻，康悔文当然是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但在他看来赢得太容易了，“留余”的经营理念再次浮现：“就拿这块玉料价做本，见者有份。岩兄占一股，连老板的加工占上一股，开一家正宗的玉器行……”[19]康悔文的大气瞬间征服在场所有的人，乃至轰动了整个江宁府。人们纷纷惊叹于这个来自中原河洛的青年商人出手如此大方、经营理念的格局如此开阔巨大。虽然，李佩甫在此塑造康悔文的一系列运气之好时，有理想主义成分在里面，按照当前影视文化的术语叫做“主角光环”的加持照耀，但必须要清楚的是，正是因为康悔文凡事礼让三分、给别人财路就是给自己财路的大气理念，才让他一次次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正所谓自助者天助是也。

另外，还需要点明的是，在李佩甫看来，“留余”的思想理念不仅仅指的是人与事，它具有更加深广的含义，叫做“以不尽之巧以还造化”。这句话是李佩甫在康百万山庄里采风时候看到的。什么是造化呢？李佩甫说：“就是大地、天空、阳光、流水，是大自然。”[20]可以看出，李佩甫的这种生态自然观的“留余”无疑是极其契合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的，也呼应我们多年来一直提倡的构建“可持续性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特别是如今我们大力倡导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等等。这当然就是“留余”，古代便有反对“竭泽而渔”等大声疾呼的理念，可以说，这些理念是非常好的生态主义思想，是利国利民的大智慧。

回头来看，《河洛图》中的康家起步于饭店兼旅店的康家店，经过几十年艰苦创业奋斗出赫赫扬名的商业帝国，的确是令人刮目相看，赞叹不已，其经营理念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的弘扬：“康家生长于经商的背后，是康家做人做事的披心相付，讲信修睦，与任何人的交道与往来，康悔文都始终持守着‘仁义二字。康悔文是在以船队运货，以河运经商，但与此同时也是在以他的方式传递‘仁的理念，输送‘义的精神。而这种商业经营背后的文化经纪，才是康家从无到有、由穷变富的制胜法宝。”[21]那么，白烨所说的这些“制胜法宝”具体化后，便是笔者梳理出来的以上康家财富神话后的经营之道。

除了上面提到的经营理念，不可否认的是，事业的成功，家族的兴旺，也是因缘际会的产物，是临危不乱的气势和随机应变的通达，正如河南籍作家赵瑜所评述的：“《河洛图》这部小说，最大的诚意在于作者努力地想要呈现数百年前，一个中原家族的发展图景。作为一个现代文明的受益者，作家李佩甫仔细梳理了河洛康家有别于其他商人的地方，除了精明，除了敢于冒险，而中原人的那种屡遇黄河决口而形成的灾难思维，这也是康家发达的关键处。”[22]实际上正是这样，河洛康家自早年遭逢劫难后，从一门两进士迅速堕落到遭受一门两丧乃至被抄家的悲惨境地，绝处逢生的康家走向振兴时自然抱有强烈的居安思危心理，于是才有了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才能让康家在波谲云诡的时代起伏中屹立不倒近4百年。但我们发现，事情又不仅限于此，黄河地区在古代经常泛滥决口与改道，带给当地人民强烈的忧患意识，在一次次天灾人祸面前，他们学会了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没有远虑必有近忧的忐忑，让他们时时准备应对危机，才在变化中扭转危机为转机。

同时，在自身成长起来后，也就是具备了反哺社会的能力之后，中原大地的广大人民是不会忘本的，他们也必然会爱惜与照顾生养自己的这片土地。于是，以河洛康家为代表的能者贤者，展现出扶危济困的家国情怀，便显得自然而然了。

从康悔文时代开始，康家做了很多扶危济世的大事，分别为：康悔文协同马从龙、仓爷颜守志一起揭发河洛仓的盗卖皇粮案、康悔文捐两艘粮船帮助官军剿匪、康家在河洛地区灾年烧债券赢得民心、康家每年捐十万两白银助修黄河大堤、康秀才捐银五万两帮助开设书院助学、康家凿穿粮船堵黄河决口等等。这一系列深具家国情怀又兼具饱满人性的史诗式的事件，经李佩甫一处处勾勒点染，让我们深叹于数百年前康家的大仁大义。可以说，康家的这些善举义举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舍得”能够说明的了，虽然，“有舍有得”是康家的生财之道，但从根源上来说，儒家思想中强烈的济世情怀，才是更为深处的原动力。在李佩甫看来，中原大地是受儒家文化影响最深重的地方，《河洛图》也随处可见对此的阐释，人们口耳相传的《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俯拾可见的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众多士大夫的经典诗词，让“字墨”之风贯穿全书，成为全书活的灵魂。并且，康家在经过早期的震荡之后，更是看到字的背后是人，一定要读透书，而不能再次“书把人读了”。此时的康家自然是活学活用、学以致用的典范，康秀才为首的康家老少形成的家族理念，也切实体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这种情怀的展现，小到康秀才给一帮年老者建设康家新宅的工作机会，大到前面所述的一系列令人震撼的重大事件，扶危济困的理念逐渐成为了康家的骨子里的自觉，形成了康家的文化认同，并随着康家人一代代传承下去。我很认同白烨对康家这一思想的总结评点：“豫商康家所以讲究‘字墨，崇尚儒家，正是在以他们的方式体现着建立在生命自覺和家教传承基础上的经世济民的家国情怀，这是康氏家族走向致富的最大秘诀所在，也是中原文化的根本内核所在。康氏家族的传奇故事，字里行间都蕴藏着也解说着国人特有的家国情怀，这正是这部作品的真正价值所在。”[23]

结论

通篇所看，《河洛图》的思想价值，不仅在于文本中的精神传承和文化理念，更为令人震动的是蕴涵其中的昂扬生命力，这是深植于我们中华民族骨髓的正义能量。河洛康家不仅是财富神话的缔造者，也是当地正义的体现者和守护者，从对驻扎河洛镇剿匪“黑无常”吴将军的压榨反抗，到智斗洛阳马知府的机警，从帮助朝廷劝降悍匪断指乔时赠送大量蒸馍，到一次次与朝廷鹰犬宋海平周旋直至最终铲除这股邪恶势力，一系列匡扶社会正义的事件，令我们感受到康家已经不仅仅是中原财富的象征，他们不仅以大量金银回报社会，还集合民众力量反抗朝廷黑恶势力对当地人民的盘剥，他们显然已经化身为财富与正义的双重化身，这是更为高尚道德伦理意义上的财富神话与人性史诗的彰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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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佩甫.河洛图[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9：94，261，144，51，192，335，335，335，341，323， 324，175，287，188，331.

[2][15][20]傅小平.李佩甫：中原人自有灾难思维，我看见了文化的“春风吹又生”[N].文学报， 2020-2-20.

[3]梁鸿鹰.彰显中原热土“以气作骨”的情怀[N].光明日报，2020-5-21.

[7][22]赵瑜.留余，中原文明的一个缩影——评李佩甫新作《河洛图》[N].中华读书报，2020-1-15.

[21][23]白烨.李佩甫长篇小说《河洛图》：家族传奇中的家国情怀[N].文艺报，2020-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