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内功 练硬功 得真经

吴雨航

摘要：中国戏曲作为中国形象的一个重要象征性符号，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近些年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方世界长期以来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偏差。艺术是国际通用语言，那么“以歌舞演故事”为特点的中国戏曲艺术应该成为向世界说明中国的重要载体和手段。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全球化的发展，以戏曲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对外交往已发展成为公共外交活动之一。本文通过“场上实践”与“案头理论”的相互结合，“主观能动”与“客观环境”互相协调的角度，试图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走出去”探索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旨在让海外的受众通过中国戏曲，更直观、更全面、更系统地了解中国经典、熟悉中国传统、把握中国情感、感悟中国故事，从而改变长期形成的对中国形象的误读，以减少对中国印象的不公平、不公正等论断。

关键词：戏曲 传播 中国形象

一.传统中国形象的认知偏差

西方人对中国的认知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形象标准，往往是偏颇且略带成见的。在西方的文化视野中，中国的意义不仅仅是东方的一个国家，更是一片充满神秘色彩的古老区域。在人类信息、传媒、通讯手段相对落后的过去，国与国之间的交流甚少，外国对于中国的了解大多通过旅行日记或者从传教士的口中获得。长久以来，各国形形色色的唐人街（China Town）是西方人了解中国最直接、最生动的窗口之一，但是比起中国国内的蓬勃发展，海外那拥挤狭窄、破败不堪的“华埠”给中国形象的塑造造成了很大程度上的消极影响。很多未到过中国的西方人，只能根据媒介提供的零散的信息把中国想象成他们认为应该如此的样子，在这种想象中，负面往往大于正面，虚假往往取代真实，由此对中国的形象的认知自然与真实的中国有所偏差。[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间官方往来和民间交往日益增多，渠道和方式也多种多样，互联网的发展更是缩短了各民族之间的心理距离。传统纸媒、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大众媒介将开放自信的中国的形象逐渐渗入到西方社会中，虽使中国形象得以逐渐明晰，但仍不明确。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不断地演绎变化，错综复杂且变幻莫测，没有规律可循。中国形象对外输出多年来一直由官方主导，多以政治任务为主，民间交流薄弱，手段单一且缺乏系统性、可信性，极少出现“现象级”的影响。这种现状可能直接导致西方媒体对中国形象的理解带有抵触情绪，因此极容易产生主观判断失衡等因素。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一定程度上与没有找到较为理想的传播载体和没有弄清楚受众的需求规律有关。中国古老而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西方人深入了解中国的难度。西方人在观察中国时，本能上他们本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决定了他们会优先了解看似熟悉的内容，欣赏这些内容，并赋予这些内容以某种意义。

反观国内，在西方文化输入的强力冲击下，相当多的国人漠视本国传统文化，甚至对传统文化嗤之以鼻，将精华视为糟粕。这种社会现状及其引发的传统文化市场萧条，严重打击了国民对本国传统文化的自信。更有甚者，出现“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状况，这很大程度上都是源于我们内部对传统文化自信心的缺乏，才导致了文化产品的对外输出难以接续，从而呈现数量、种类的严重不足和整体质量的低下。人们对传统文化自信心的重建，对本国形象的自觉性、习惯性塑造，都需要强有力、全方位、长期的提倡和引导。

现阶段，随着传播技术的多样性发展，给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格局划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与国际影响力的日益增强，中国的媒体正试图通过各种渠道向全球受众传递有关中国的信息，极力塑造长期以来被定格的中国形象。那么，如何把信息最有效地传播到目标受众？如何制定全球传播战略？如何向世界客观展示当今中国形象？这些都将成为传播学研究者与实践探索者们共同面临的重要课题。

二.中国戏曲承载中国形象的历史源流

2014年10月，***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京剧、民乐、书法、国画等都是我国文化瑰宝，都是外国人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戏曲艺术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因此向海外传播推广戏曲艺术、不断扩大中国戏曲的海外影响力，不仅是传统文化在当代发展中需要面临的重要课题，更是中国实现文化强国战略、提升文化软实力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2010年11月16日，京剧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作为我国的国粹和重要文化符号，京剧既属于中国，更属于世界，京剧艺术不仅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深受世界人民的广泛喜爱，是中国传统戏剧艺术中的突出代表。在近现代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进程中，京剧曾扮演了先驱角色，多次承担了对外文化交往的重任，新中国成立后，京剧依然在60多年的时间里继续承担着对外传播的重要任务，并取得了卓越的成效。

“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2]中国戏曲对外交往历史悠久，从13世紀开始，中国戏曲先后在欧洲、美洲及东南亚进行传播，与当地文化艺术尤其是戏剧艺术交流融合。自15世纪起，中国和西方人文交流更加频繁，中国戏曲和演员被介绍到欧洲，出现在欧洲舞台，西方人开始领略中国戏曲艺术的独特魅力。20世纪前半期，由于五四运动对旧文化的批判，传统戏曲一度失语，成了被批判对象和被遗废的对象，戏曲界和大多数国人对传统戏曲的文化价值已无法定位，形成文化自卑心理。此时梅兰芳访日、访美、访苏等一系列交流活动的成功，得到西方世界的肯定，让国人重新认识了戏曲的价值，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文化自卑心理。梅兰芳成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国形象的代表性人物，成为中国戏曲对外传播的典范，这是世界第一次通过戏曲艺术了解中国文化之美。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期间，由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戏曲艺术的对外交流在新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起到了巩固国家间关系、发挥了开路先锋和外交先行官的作用，成为西方社会主义国家和少数敌对资本主义国家了解新中国形象的窗口。以戏曲为载体的中国形象对外传播迎来了继梅兰芳时代后第二个高潮。

“文革”后，中央重新贯彻“双百”方针，使我国文化趋于复苏，与外界交流日益增加，中国戏曲各剧种纷纷走出国门，与世界进行交流接触，相互学习借鉴。此阶段涌现出一大批脍炙人口的戏曲电影，如京剧电影《李慧娘》《铁弓缘》、豫剧电影《七品芝麻官》、越剧电影《五女拜寿》等，这些电影不但加速了国内南北方文化互相了解融合，更成为对外传播最便捷的媒介。可以说此阶段，以中国戏曲为载体的中国形象对外输出正在掀起第三次传播热潮。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戏曲对外传播工作发展相对减慢，处于停滞状态，可此时中国戏曲已经不仅是海外华人思乡之情的寄托，正逐渐成为中国形象的代表性符号特征。随着传统文化的回归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推进，中国戏曲也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登上世界著名艺术殿堂：青春版《牡丹亭》的海外巡回演出、北京京剧院赴美国“双甲之约”演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故宫畅音阁观看京剧演出等现象，无不彰显了戏曲正又一次作为有效载体，向西方世界介绍当今中国形象。与此同时，在此期间还有一批外国学者在北京大学、中国戏曲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等高校从事中国戏曲史理论学习。他们不仅学习戏曲表演，还通过对史论的研究，更深层次了解中国戏曲发展及嬗变。这些学者们，用除了表演之外的方式完成对戏曲二次传播和海外分众传播，其传播效果和意义如大海中的暗涌般不容小觑。

当今中央政策支持，国内传统文化日趋复兴，文化对外输出频繁，这是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心的绝佳时机；又是中国社会在经济建设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重新自我认知的内在需要；更是在国际舞台上重新树立中国形象的大势所趋。

那么究竟该如何利用戏曲艺术这一载体，激发民族文化自觉性，从本能上发现自我文化的内在美，积极修炼“内功”，从而在世界上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呢？如何利用戏曲艺术这一载体，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凝聚力，恪守文化底线，扎扎实实练“硬功”呢？如何利用好现代化资源，多手段、多渠道地在国际上树立当代民族形象、用中国智慧讲好中国故事、增强文化国防建设等一系列问题，最终取得“和而不同”的“真经”呢？

三.“官退民进”趋势的来临

中央推行多年的“文化走出去”政策，近年来已经初见成效。无论是政府层面开设的“孔子学院”，还是落实到具体个人的“文化公共外交”活动，都收获了较高的评价。随着信息全球化，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壁垒正在逐渐消除，因此由官方主导的传播效能正逐渐被个人力量所产生的传播效能所代替，“官退民进”的状态正逐渐趋于主流。

2016年5月，美国查普曼大学授予中国京剧表演藝术家、文化传播者孙萍教授荣誉博士学位，这是继1930年梅兰芳先生之后，第二位在美国西部地区获此殊荣的中国京剧人。以孙萍为代表的新时期戏曲传播个体，多年来能够进行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传播活动，这与他们的传播思想有极大关系。孙萍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第一届本科班，后成为中国京剧院当家演员，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从事戏曲海外传播工作。孙萍、叶金森夫妇受文化部委派到匈牙利进行文化交流，他们首先用京剧身段结合西方戏剧形体表演，先将中国传统文学作品改编成欧洲观众熟悉的表现形式，创立了“动作戏剧”，后又将西方经典话剧移植成为中国戏曲的形式，融会贯通，在不断实践探索中寻找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类情感共鸣。

北美地区以“洋贵妃”魏丽莎为代表的西方戏曲传播者和东南亚地区以蔡曙鹏、康海玲为代表的海外华侨华人传播者，在各国都以不同的方式建立起京剧、越剧、豫剧、广东粤剧、闽剧等演出协会。以松原岗、吉川良和为代表的日本中国文化研究者，主动将中国京剧介绍到日本演出，并因地制宜加以调整，在日本形成较为深远的影响。孙萍、叶金森等在欧洲；魏丽莎等在北美；松原岗、吉川良和、友泽晶子等在日本；蔡曙鹏、黄萍、康海玲等在东南亚……像这样一批批传播个体的出现，他们的共同点是都不再单纯对外输出“技”，而是开始尝试把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思想相结合，逐渐找到人类情感契合点，以“东学西渐”的方式，开创各具特色的传播方法。

这样以个人为主、半官方的传播形式，笔者认为是一种较为切实可行的实践探索。以传统文化的“内功”为出发点，以中西方情感共鸣为支点，以全人类共通的艺术形式为切入点，力求辐射最广泛、传播最深入、反馈最真实。这种方式，相信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对外传播中信息不对等所形成的认知偏差，从而达到民间互信、民心相通的目的。

长期以来，戏曲的对外传播主要以演出形式进行，通过演出实践对京剧舞台艺术的全方位、各角度展示，使外国观众对于京剧产生直观认识，为异文化环境中的受众对京剧的初步认知与了解打下了良好基础。但随着对外传播进程的不断深入发展，单纯依靠演出实践的传播方式，已逐渐不能满足需求，全面而详细介绍京剧艺术理论的著作和剧本，且被翻译成严谨适当的外文，并在海外取得良好传播效果和普遍承认的文本匮乏，是客观存在的现实问题。[3]因此，加强对京剧相关文本的大量翻译和全面推介，实现演出与文本并重，理论与实践同步的“两条腿走路”传播模式亟待进一步构建和完善。

四.跨文化传播中的“解码器”

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中，语言往往是第一道障碍，也是最难逾越的障碍。不深入有效解决语言问题，不同文化圈内的受众欲了解剧目的基本故事情节亦不可得，则更遑论各种艺术与文化的细节，乃至艺术表现背后深层次的文化内涵。这其实是历代京剧海外传播者们一直面临的重大课题。高低语境文化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T·霍尔提出的。霍尔认为：信息在流通过程中是以符号为载体形式传播意义，这一过程既有赖于技术和物质工具，也取决于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各自的社会关系。[4]汉语语言使得中国戏曲处于特殊的“高语境”中，对于“低语境”国家形成天然沟通屏障，故此霍尔提出的“编码与解码”理论就变得至关重要，因此中国戏曲对外传播翻译工作就成为有效的解码器。

京剧艺术之所以伟大，是源于她的各个方面都是由久远的文化和艺术层累、叠加、融合、结晶而成的。目前，专论京剧剧本、表演、音乐、服饰、舞台美术的著作不可胜数，令人深感戏曲艺术之精华“尽在不言中”，可若单论剧本、唱词等无异于管中窥豹，远远不能展示这座艺术殿堂的美轮美奂。面对这样宏大的艺术体，非面面俱到不足以状其貌，却又非阐幽发微不足以道其妙，在“小而精”与“广而全”之间寻找平衡，是京剧对外传播在文本准备阶段必须要努力實现的标准。

对于中国戏曲剧本进行翻译的尝试其实早已开始，熊式一先生在20世纪上半叶将中国戏曲经典故事题材《王宝钏》以话剧形式推向了世界。其译本问世70多年来，已被翻译成上百种语言，历久弥新。这不仅反映了中国戏曲翻译和海外传播的必要性，更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戏曲剧本翻译的可行性。

海外汉学家对于中国戏曲翻译传播的研究同样不可忽略。早在1937年，美国人阿灵敦和英国诗人艾克敦就出版了《中国戏剧之精华》（Famous Chinese Plays）（北平法文图书馆，1937年出版），将当时中国戏曲舞台上常见的33个剧目翻译成了英文。

由此可见，对于文化的交流欲望，是相互的，而不是“一厢情愿”的。在京剧海外交流的探索过程中，无论是我国的京剧艺术工作者，还是国外的爱好者，都遇到了不同程度无法进行平顺对话的难题。几十年来，带有英译内容的京剧文献，因为条件所限，或过于简约或令人误入岔路。在近年出版的某些京剧对外传播文本中，就存在翻译过于简单或中英文表述不清的问题，如京剧《碧波仙子》译为“A Fairy”（一个仙女）或是京剧《赤桑镇》中“嫂娘”究竟该翻译成“sister-in-law”（嫂子）还是“mother”（娘亲）等。

2013年获批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中国京剧百部经典外译系列》丛书，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与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申报的科研项目，是一项构建京剧综合对外传播模式的试验。该工程的重要成果之“百部中国京剧经典剧目英译系列丛书”，计划收录一百个舞台艺术经历了多年推敲检验、至今仍有较大影响力的、具有代表性的京剧剧目，即“经典剧目”。共计划出版十辑，每辑收录十个剧目，有关每个剧目的内容独立成册。这样大的篇幅，细分起来包括剧目赏析导读、文学剧本、曲谱（含五线谱和简谱）、穿戴谱等，佐以大量剧照与图样，充分将文字说明视觉化。目前该丛书前三辑已经面世，已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评为首批200部“图书走出去基础书目”之一。此外，这套丛书已成为“国礼”被欧美数十所大学图书馆收录，其中包括美国乔治·布什、尼克松、克林顿和奥巴马四家总统图书馆，在海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与此同时，“外译丛书”将在未来实现图书与舞台演出示范录像的结合，用静态的、充分说明各种细节的文字，与动态的、全面立体的舞台艺术呈现两相参照，务使传播效果更充分细致，这也是在整体与细节之间寻找平衡的一种尝试。“外译丛书”实行对中文内容的全面英译，是依靠近百年来京剧对外传播的经验积累与外文研究界多年摸索出的对外交流规律，专为京剧有效“走出去”，进行较为充分的海外传播。这也从另一层面，对我们当今的传播学者、翻译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他们真正了解戏曲、懂得戏曲背后所蕴含的传统文化、不断提升自我认知欣赏水平，只有把“内功”修炼好，才能进行最地道、最高效、最具价值的文化传播，否则一切都无异于空谈。

五.异文化间的“最大公约数”

2015年10月21日，***主席访问英国期间，在演讲中提到他小时候读过莎士比亚剧本，也提出中国明代剧作家汤显祖被称为“东方的莎士比亚”。那么，在这个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并存的时间节点，创作出一部形式上令中西方观众都不陌生且具备传播功能属性的舞台剧，是向中西方观众展示不同文明、尤其是对外塑造中国形象的绝佳时机。让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出现在同一个舞台上，将会迸发出怎样的火花？带着这种设想，跨界融合戏剧《杜丽娘与朱丽叶》应运而生。

汤显祖是世界级的文化人物，汤显祖的“临川四梦”艺术魅力无与伦比，是中国戏曲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汤显祖对戏剧语言的传承与发展，在中国文化中一脉相承。莎士比亚被誉为欧洲“文艺复兴”的标志，他的作品可称为古典题材的“诗剧”。莎士比亚的语言采用绚丽的散文诗，创造了很多英文词汇，也一直沿用至今。汤显祖“四梦”传奇和英国莎士比亚戏剧所阐发的人生哲理异曲同工，中国与西方两位古代文化巨匠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而且今天依然活在千万人的心中，依然具有强大的文化生命力。

400多年前，中国的戏台上唱着《牡丹亭》，而西方的话剧舞台上正上演着《罗密欧与朱丽叶》。400余年后的今天，汤、莎笔下的杜丽娘、朱丽叶在同一个舞台上出现，中国昆曲与西方歌舞相交织。杜丽娘游园回来后在昏昏睡梦中见一书生，两人在牡丹亭中幽会。朱丽叶和罗密欧在一次舞会上相识，两人一见钟情，在花园互诉衷肠。杜丽娘、朱丽叶分别与自己的心上人坠入了爱河。罗密欧遭到挑衅，忍无可忍刺死了朱丽叶的表兄提伯尔特后遭到放逐。杜丽娘感伤寻梦，却与书生不得复见，从此愁病加身，一病不起。朱丽叶服了神父给她的假死药来麻醉众人，杜丽娘死后葬在花园的梅树下，罗密欧误以为朱丽叶已死，就在她身边饮毒自杀……《牡丹亭》与《罗密欧与朱丽叶》 这两部作品中的情节，都体现出了 “无巧不成书”的特点。

在寻找到第一个共同点后，自古以来，“爱情”就以其无可抗拒的魅力成为一个永恒的文学话题。《杜丽娘与朱丽叶》正是以爱情为题，以古代人折射现代人的人生观、价值观、爱情观，为古代人对爱情理解注入现代人的思考。《牡丹亭》的爱情主题所要揭示的是“情”和“理”的较量，是人的内心的情感、欲望、愿望和外在的社会现实社会环境的较量。汤显祖将那种超越死生的“爱情”安排在一场带有神秘色彩的梦境之中。 《罗密欧与朱丽叶》揭示的主题是“爱”与“恨”的冲突。这是人内心的两种情感的搏斗。“爱”产生在两个本该对彼此充满“恨”的青年男女之间，他们为了捍卫自己的爱情，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经典的形象，纠结的情感，在纠缠与碰撞中，展现古往今来的情感共鸣，试图寻找揭示中西方古典极致爱情的多重味道，去还原、体味生生死死情感的震撼力量，讲述关于至情至爱的永恒哲理。

本剧采用“后设”的表现手法，以剧中人自我观看的视角，跳出剧本既定角色，重新进行自我检视。朱丽叶与杜丽娘重新解释各自的爱情经验，并试图对原始的命运提出质疑与修正。借着她们不断自我诘问的过程，澄清了两种戏剧文化的特质，让观众在观剧时有更深层次的思考。

该剧在艺术形态上大胆突破，把两部经典进行切割，用蒙太奇的方式相互穿插，打破时间超越空间、重新糅合、重新演绎。用现代戏剧的理念、现代化的舞台结构，有结构、有解构地组织这台戏，重建矛盾沖突。为了进行不同文明间有效传播，该剧采用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原文表演，多语种相互对话，昆曲与话剧同台演出。两个故事、四个人物彼此穿越，彼此对话，既在一起相互碰撞，又不相互干扰，产生类似复调的感觉。全剧模块式的展现形式，人为形成了今后传播移植的基因。

整部剧采用昆曲、现代舞和话剧的方式讲述爱情命运的故事。昆曲是静的艺术，注重形体身段，也重唱功，昆曲演员一颦一笑、一个回眸、一声低吟、婉转的唱段和优美的身段描摹出的是内心深处的细腻情感；而现代舞是动的艺术，动作直接、大胆、富有感染力；话剧是生活的艺术，用情感充沛的方式将生活搬上舞台。一动一静、阴阳结合、虚实相生，全剧用音乐将几种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串联起来，相融相交，并且配以书法和国画为背景，再加上变幻的灯光，营造出唯美且符合剧情变化的舞台效果。当莎士比亚演奏着小提琴缓缓走出，朱丽叶反手拉住莎翁的琴弓，在琴弦上拉出一个响亮的音色，此刻时光凝住，朱丽叶好似抓住了这位剧作家的笔杆，想要改写自己的命运。中国与西方艺术表现形式上的差异，加之爱情观、生命观上的不同，使这部跨界戏剧显得极富张力。

在故事的演进过程中，两个故事以双螺旋结构交织在一起，将两个故事的情节绞结为同一个剧，将四个人物融合为一对男女，最终成为一部完整的作品。新颖灵动的表演样式，戏剧魅力的极致表达，传统手段与现代手法的机巧结合，古典风韵与当下思维的奇妙穿越，整个舞台充满了灵动奇妙的色彩。充分利用舞蹈语言来讲述故事、渲染情绪、烘托气氛，使外国观众即便不懂昆曲唱腔，也能够理解剧中人物情感，更能充分展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之美。

通过对《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在人物性格与人物生活环境、斗争方式及故事结局等方面的比较、碰撞、消解、融合，用中西方文明间所共有的爱情观、价值观作为“最大公约数”；用全世界都能理解的舞蹈形式进行诠释，用各国语言（配以字幕翻译）进行演绎；通过对比中西方两个独具代表性的女性，分别叩问看似不同却实则相似的爱情观；全方位、立体化、多维度地展示人类情感共鸣和中国传统戏曲文化神韵；目的都旨在借助种种外部手段借古喻今，继而塑造敢爱敢恨、向往自由的当今中国人形象。

用戏曲艺术作为载体、将多种文明巧妙结合、以创作牵引研究、用交流吸引推广的演出方式，进一步探究并更好地了解中国和西方的戏剧以及中国和西方文化，从而为跨文化研究做出相应的贡献。这不仅是向海外播撒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种子，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心的极大弘扬。作为跨文化传播者，表现手段的丰富性只是为了最终的目的性而服务，要牢牢守住民族独特性这道文化的底线，只有以“不变”方可应“万变”，这不仅是文化自信的体现，更是消除误差、最真实有效地树立中国形象的“硬功夫”。

相比较中国戏曲而言，美国的舞台剧在坚持“练硬功”方面极大程度上值得我们借鉴思考。如“百老汇”音乐剧，首先，剧目本身大多都是以树立民族性或者弘扬美国精神为出发点，而且对演员整体素质要求极高，表现手段日新月异，并非一成不变。其次，多年来坚持驻场演出，即一部剧一个剧场，这部剧几十年来只在某个固定剧场上演，剧场内部结构只为该剧目“私人订制”，从外到内已然和剧情融为一体。即便到世界巡演，也会以演出季的形式在某个固定的剧场上演近百场，方可“善罢甘休”，几乎不向客观外部条件“牺牲”或“妥协”。最后，“百老汇”多年来只坚持舞台演出，只售卖原声CD，在市面上几乎看不到相关视频录像，同时保持高门槛票价，像这样“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略带高傲的文化自信，竟还能常年使全世界观众趋之若鹜，座无虚席，由此可见这样看似“顽固”强硬的背后，实质上是对本民族文化的坚持与自豪。类似情况，在日本“歌舞伎”文化活动中亦有体现。

七.结语

***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主题，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只有通过对民族文化深刻地认知、传承与传播，我们的民族才能有文化自觉，只有做到文化自觉才能实现文化自信，只有做到文化自信才能达成文化自强。

以中国戏曲艺术为载体，用民族精神的独特性和人类情感的共通性作为中西方文化契合点，用多语种为中国戏曲插上语言的翅膀，把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全球各民族人民心中，以促成西方世界在面对中国文化时，最大程度地实现真实与平等，不求全盘接受，但求互通共融。在此基础上，才能有机会更好地在国际舞台上参与国际治理、树立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这不仅是戏曲工作者的义务，也是每一个负责“把世界介绍给中国、把中国介绍给世界”的传播工作者责无旁贷的职责，更是参与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每一位中国公民的使命。

现阶段，人类社会在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后，正在进行第三次技术革命。以中国戏曲艺术为载体，利用时代所赋予我们的多种技术手段，抓住千载难逢重新塑造中国形象的绝佳时机，明确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思想精髓，了解海外观众思想接受需求，找到东西方文明差异背后的“最大公约数”，发现解构跨文化间的“解码器”，才有可能消除隔阂，实现平等认同。通过“觉自”文化之美、“和解”文化差异、“顺应”时代发展、“互联”命运共通一系列过程，兼容不同文明的冲突，苦练文化自觉的“内功”，坚守文化自信的“硬功”，最终才能在嬗变多元的世界中取得“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真经。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

参考文献：

[1]孙傲.意大利纪录片中的中国形象浅析——以《中国》为例[J].艺术科技，20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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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孙萍.寻找和构建京剧艺术对外传播的科学模式[J].艺术评论，2015（06）：27.

[4]邹威华.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