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

叶桂杰

“文学叙事”不同于“历史叙事”。所谓“历史叙事”，其使命在于记录与重拾。“历史叙事”以霸蛮的时间之线，将破碎而鲜少关联的事件串起来。在其中，客观固然难以办到，因为叙述本身就会孕育意志，而主观更不被容许，因为叙事的正义在于真实。至于真实，似乎只有在摒弃意志、做无关联的散点陈列时方能最大限度地抵达。如此费尽周章取消意义，对于一个“文学叙事者”而言，是不能理解的。以“虚构”为手段的“文学叙事”，其使命乃是从无意义的破碎事件中锻造出意义来。哪怕该意义，是对意义的解构，也在所不惜。

《穹庐》自出版以来，即受到了文学界广泛的关注。2018年11月中旬在京举办的研讨会上，批评家忙着给《穹庐》定调。批评家们认为：这是“一幅宏远的历史画卷”“一部关乎民族命运、国家兴衰、国际共运历史、战争与和平的书写”。对于小说的题材和风格，批评家认为其“雄厚新奇、地域特色十分鲜明、场面波澜壮阔，在浓墨重彩的画卷中展现爱国情怀和英雄主义”。批评家这么急着把小说放入文学史的长河中加以比对，显然是基于清晰表述的内在需求。不过批评家似乎没有意识到，从现成的批评话语库里找出一件相对合身的衣服给小说套上，固然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小说的辨识度，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反而压抑了研究者对小说做更加深入探究的热情。

以《穹庐》为例。如果我们把小说简单地划归历史小说的范畴，显然有失妥帖。我们在读历史小说时，生硬的“年代”标签和“英雄人物”的名姓，总是将我们从文本中拖离出来，以“事后诸葛亮”的视角和姿态，重新观照过往之事。而这种“抽离感”，本身便是“唏嘘”“感慨”“惋惜”的酵母。但事实上《穹庐》的作者仿佛为了特意避开源自于“俯瞰视角”的疏离感，而在文本中尽了一切的可能，剔除了“历史叙事”的痕迹，致力于对“小说”氛围的营造。在小说中明显有迹可循的年份，除了微弱的“一九一二年”“一九二零年”之外，其他时间线索，往往被语言的洪流嚼碎、吞噬。读者唯有在人物的话语、具体而微的事物中方可窥见一斑。

如果循此逻辑加以细察，不难发现《穹庐》既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历史叙事”“战争小说”，也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民族史诗”“英雄故事”。在多样融合的意义上，《穹庐》悄然拱破了艺术审美的形式史，因而急需批评家为之量身定制新的批评话语。这不仅是由《穹庐》的身板和体型决定的，更是《穹庐》的精神和气韵的呼唤。在“历史叙事”的意义上，小说刻意抹去了“历史叙事”的痕迹；在“战争小说”的标尺上，小说又尽可能削弱了枪炮的噪音；在“民族史诗”的意义上，小说无意于凸显少数民族特异的习俗；在“英雄故事”的层面上，小说对于“嘎尔迪老爹”的塑造更是近乎平易。显然，《穹庐》的诞生给批评家们带来了尴尬，因为在现成的种种文学类型中，它总是不斷地溢出。

从题材上看，“部落”与“历史”的特殊性，是造成《穹庐》不断溢出的重要原因。以“部落”而言，这是一个由于特殊的国际政治背景，而被国家“抛弃”，漂泊在“自己的异国他乡”中的民族。以“历史”而论，这是一个新旧擘裂的时代，各种主义、思潮、势力都从时代的裂缝中喷薄而出，每一个人都要在组织、思想上做出选择。在长达两百年的民族史里，他们过着“有家无国”的生活。他们既在国家的法度之外，却又忠心不二地保存着大清皇帝赐予的官衔品级和御服。他们不是国家的背叛者，却与被驱逐出境的脱序者并无二致。他们凭着深厚的游牧民族的根底，仰赖于对佛教和成吉思汗的共同信仰，在水草丰美的贝加尔湖畔度过了整整两个世纪。现在到了嘎尔迪老爹的手里，他们猛然发现整个世界都变了，而他们脚下的土地，也一夜之间成了国际多股势力争夺的要地。

题材的特殊性很可能使小说成为风云激荡、纵横捭阖的传奇之作，但作者对此似无大兴趣。或许作者认为，一个传奇的故事，在魔幻迭起的当代社会里只能博一时之热，而在时间的长河里很快就会沉没到底。在小说里，作者所要着力表现的乃是特殊时代背景、特殊地理位置、特殊民族种群下的思想大交锋。揆诸文本，如果我们把嘎尔迪、谢尔盖、基柯夫、班扎尔、拉西、萨瓦博士、色旺、卡捷林娃、三丫这一长串名字并置而论，则我们将会被他们巨大的差异所震惊。如果我们不能理解一个与嘎尔迪老爹非亲非故，动辄被骂作“蠢货斯基”的奴仆，竟死心塌地地跟从他的老爷而毫无叛逆之心；那么我们就更无法理解，与嘎尔迪有着血缘关系的班扎尔少爷，竟会成为一个如此坚决地以杀掉父亲为“神圣使命”的“忤逆之子”。如此看来，在《穹庐》里，作者真正在意的是对无穷的人性矿藏的深掘。

无疑，作者非常漂亮地完成了他的叙事任务。在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里，《穹庐》贡献了一个又一个丰满、立体、鲜活、生动、现实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的个性，由于岁月的颠簸摇晃而愈发鲜明，由于布尔什维主义、哥萨克匪帮、日本帝国主义等多股政治势力的介入而更显真实。作者一定深谙其中玄奥，因此他在详略的安排上，在内与外、新与旧、动与静的处理上，都是那样用心良苦。这一点，小说结构上的匠心独运便是明证。总计43个章节30万字的长篇小说，作者没有把叙事的重心落在布里亚特民族东迁的艰难历程上，却集中了整整40个章节27万字的巨大篇幅，来铺叙迁徙前各种复杂而深刻的矛盾纠葛。这种大开大阖的架构，有大胸襟、大情怀、大智慧者方能有所为。而即便是在前40个章节中，作者真正用在正面描写战争上的笔墨，也并不算多。作者心里想必非常清楚，只有或坚韧或脆弱的人性才能穿透冷兵器时代、热兵器时代，抵达时空和后人灵魂的深处。

小说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进步与保守、封建与开明的混杂。这种混杂，不仅表现在器物层面，也表现在制度层面，更表现在思想层面。当我们得知小说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初，我们首先想到的便是大清王朝的没落的关键词：保皇党、革命派、慈禧太后、八国联军，以及大红轿子、枪炮舰艇、北洋水师、鸦片等等。也就是说，即便从中国本土来看，这也是一个波谲云诡、急剧变幻的年代。但相比于中国本土，布里亚特民族所在的贝加尔湖畔这片土地，早在《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便成了一块“飞地”：一方面，它与它的祖国彻底失去了联系，因此在物质条件和思想文化上总是落后一拍；另一方面，它又地处沙俄的远东地区、西伯利亚的腹地，所以也很难与莫斯科、彼得堡保持相同的时代步调。就在这样一片几乎与世界脱轨的土地上，竟有了“小天使”。

“小天使”是小说中对预防性病的安全套的讳称。它是嘎尔迪老爹从莫斯科引进的。这位对莫斯科充满了仇恨的布里亚特部落族长，搁置民族仇恨，斥巨资引进欧洲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措施，彰显出了他豁达大度的一面。但我们很难想象，正是这位族长，在一气之下，将犯了小错的女仆金达耶娃嫁给了一只鹿皮奶桶，使其只得与桶孤寂相伴终生。可见嘎尔迪老爹的开明与保守、进步与落后、通达与残酷都是相对的。事实上，他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个坚定不移的草原伦理秩序的维护者。在不破坏草原秩序、不突破草原伦理底线的前提下，他可以容忍一切，接受一切。这也难怪，他在可以把来自莫斯科的医学博士萨瓦先生奉若神明的同时，同样可以用一把火将“离经叛道”的儿子班扎尔送上天堂——尽管他对儿子爱得深沉。

确实，嘎尔迪老爹是小说中塑造得最复杂、最深刻的人物。因为这个人物的成功塑造，小说也变得丰满厚重起来。但我们不要忘记，这样的人物只有在上文所述特殊的时代背景、地理位置、民族种群条件下才能诞生。而作者肖亦农为其树碑立传，就不仅是对“历史叙事”的补充，更是对“文学叙事”的拓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