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陈清华

***总书记强调，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中医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典型代表，强调“道法自然、天人合一”“阴阳平衡、调和致中”“以人为本、悬壶济世”，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内核。中医药还提倡“三因制宜、辨证论治”“固本培元、壮筋续骨”“大医精诚、仁心仁术”，更丰富了中华文化内涵，为中华民族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有益启迪。

2019年8月10日，据《大河报》大河客户端报道：“医圣”张仲景将被拍纪录片，河南影视要发力。记者获悉，六集大型系列纪录片《国医之魂——张仲景》即将开拍，这是河南影视公司路人甲影业和中宣部五洲传播中心联合出品的作品，将用影视剧的表现手法，呈现张仲景以及仲景文化，传播中医药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路人甲影业公司创始人卢启博在该公司2019—2022泛娱乐化战略布局发布会上介绍，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典型代表，中医药越来越显示出独特价值，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关注。中医药是中华文化伟大复兴先行者，是一把“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也是一把中国走向世界的钥匙。在中医药全球热的背景下，本公司将以“弘扬仲景文化，传承大医精神，传播中医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为宗旨，以大型系列纪录片为载体，依托先进而富于感染力的表现手法，借助多元化传播平台，全方位、深度传播张仲景“医圣”文化。

纪录片《国医之魂——张仲景》出品方介绍，摄制组将走进张仲景的出生地南阳。据介绍，南阳有全国中医药文化教育基地，占地面积12030平方米。1988年南阳医圣祠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医圣张仲景祭祀”，作为中国祭祀文化的典型代表，被公布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授予“全国中医药文化教育基地”。

前几年，河南省曲剧团新编历史剧《医圣传奇》是一个突破。不仅在题材上首次挑战高难度的医疗领域，领衔主演杨帅学更是一改往日的“丑角”风范，挑战饰演生角张仲景，融化行当，一反常态，把张仲景拿捏得有情有义有形有神。杨帅学是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国家一级演员，在塑造了很多鲜活的丑角舞台人物形象后，塑造了儒雅、淳朴的医圣张仲景。在这场由丑变庄的华丽转身中，杨帅学将张仲景心系百姓的情怀淋漓尽致地表达，收获了专家的一致好评。

——题记

1.不读张仲景的书籍，如同儒家不读孔子的“六经”

南阳人杰地灵，多出圣人。张仲景便是南阳五圣之一。作为“医圣”后裔，南阳人自古以来信中医、爱中医、用中医，用博大精深的中医中药呵护健康，繁衍生息。

作为“医圣”，张仲景的声誉远远超越了国界，特别是在日本、朝鲜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影响很大。今天日本的汉方处方和成药制剂中，大部分仍是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及《金匮要略》中的经方。1993年国际权威医史研究机构英国伦敦维尔康医史研究所，把张机列入29位世界医史伟人名单。

清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南阳府丞张三异重修医圣祠时立碑曰：“先生讳机字仲景……谥医圣，南阳人。”

“善德善心善行尤缘善医至善，名山名水名胜更因名人而名”，这是医圣祠大殿的一副对联。金代成无己《注解伤寒论》严器之序云：“医之道源自炎黄……后汉张仲景，又广《汤液经》，为《伤寒杂病论》十数卷，然后医方大备。”成无己《伤寒明理论》云：“惟张仲景方一部，最为众方之祖……实乃大圣之所作也。”王肯堂《伤寒准绳序》曰：“黄岐犹羲文也，仲景其孔子乎。”张志聪在《伤寒论宗印序》中说：“医学始乎轩岐，立方立法，原于仲景本论，故曰，仲景犹孔子，岂臆说哉！”清代医学家陈修园说：“医门之仲景，儒门之孔子也。”

前有扁鵲、华佗，后有孙思邈、李时珍等名医，惟张仲景被国人尊为“医圣”。这是为什么呢？读完这篇文章，就能解开这个谜底。

张仲景，名机，字仲景，从小嗜好医学，“博通群书，潜乐道术”。《何颙别传》云：“同郡张仲景，总角造颙，谓曰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卒如其言。颙先识独觉，言无虚发。”《后汉书·党锢别传》言何颙为后汉南阳郡襄乡人。李濂《医史·张仲景补传》：“少时与同郡何颙客游洛阳，颙深知其学，谓人曰，仲景之术精于伯祖，起病之验，虽鬼神莫能知之，真一世之神医也。”“同郡张仲景”，这说明张仲景是南阳人，具体是南阳哪里人呢？1981年，南阳张仲景研究会成立暨学术交流大会在南阳市举行，与会研究者宣读论文，确认涅阳（今河南省邓州市穰东镇张寨村）为仲景出生地。至于生卒，北京中医学院主编《中国医学史》将其生年确定为公元150年，卒年确定为公元219年，享年69岁。

张仲景生在东汉末年，东汉王朝政治腐败、宦官专横、战乱频繁、政局动荡、群雄割据。“大兵之后，必有大灾”。战争导致疫疠流行。建安年间，瘟疫大流行，前后达5次之多，百姓流离失所，哀鸿遍野，一些市镇变成了空城，曹操在 《蒿里行》 诗中写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当时，有一种被称作伤寒的流行病，有很强的传染性。伤寒，全然不同于普通的发热性疾病，医生束手无策，病人不治而亡。十室九空，许多地方连棺材都卖空了。

据《续汉书·五行志》载，汉灵帝时有5次大疫，尤以南阳、洛阳、会嵇一带更为严重，“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魏文帝曹丕在给吴质的一封信中说，当时著名的“建安七子”中，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四人，都因伤寒而死。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说，自己家族原有200多人，从建安初年（公元196年）起，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死了三分之二，其中有十分之七死于伤寒病。“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

人世间的灾难，莫过于疾病。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家族中死于伤寒者甚众，而那些庸医水平太一般了，须臾便处汤药，草菅人命屡屡发生，怎么办？张仲景看不下去了，“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他以天下为己任，终生忧道而不忧贫。他不是三人成虎、人云亦云。他是有天赋的大医，他不是一般人，是天才。他不是凭空冒出来的，而是以《汤液经》为蓝本，结合上古医经《内经》《难经》等书及民间流传验方，也结合自己临证经验，逐一验证，效及不效、统统记录，联合六经内容整理成册，有唯理的方面，也有经验的部分，是两种的综合。

这是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我们现在使用《伤寒杂病论》的方剂，治好了会说经方确实神效，难免三人成虎；治不好会认为自己掌握得不好，没有用对，因为毕竟据说有人擅用经方，屡起重症。其实，这里面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是否真正掌握了张仲景的“六经”（三阴三阳）理论？是否理解了张仲景哲学思想？

“六经”（三阴三阳）怎么来的？源头还在《易经》。《伤寒杂病论》三阴三阳六经之名导源于《易经》，完善于《内经》。《伤寒杂病论》是在《内经》将《易经》三阴三阳哲学概念引人医学领域，用以精确地区分阴阳能量的多少盛衰，分析自然界的种种气象变化，说明人体的许多生理和病理变化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成就的启发下，并继承和发展了《内经》的上述成就。首次把三阴三阳应用到临床医学的，是张仲景。《素问·至真要大论》说：“阳明何谓？”“两阳合明也。”“厥阴何也？”“两阴交尽也。”一分为二变成了一分为三，这是张仲景哲学的一大贡献，重视中间过程，不光有两个极端，也存在中间地带；不光存在福祸，也同时存在更多的平平淡淡；不光存在表里，半表半里更为重要。少陽不内不外，是《伤寒杂病论》中医传统一分为三理论在辨证论治中的使用，充分发扬了这一理论，也是对哲学的补充和贡献。这比“中庸”讲得还要深刻。

张仲景从史书上看到扁鹊望诊齐桓侯的故事，对扁鹊高超的医术非常钦佩，“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

大疫流行期间，张仲景叔父张伯祖医术高明、救死扶伤，张仲景“始学医于同郡张伯祖”，拜伯祖为师，跟随伯祖研习医术。张伯祖对仲景说：“但凡名医，不在乎天分有多高，都离不开八个字‘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据《何颙别传》记载：“识用精微过于师。”“名在京师为名医。”经历颇多苦难，张仲景从一个少年逐渐成长为医术高超的神医。

话说何颙是个长史，他善于看相，简直可以说料事如神。《太平御览》说他“先识独觉，言无虚发”。《后汉书·何颙传》记载了何颙其人，说他“显名于太学”。他见了曹操，就说：“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安天下的必定是这个人。果然不出所料。见了张仲景，何颙则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意思是说：你这个人官运不行，但是思维缜密，定会成名医。“卒如其言”，果不其然，张仲景成了医中翘楚，成为第一个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理论体系的专家，辨证规范、治法森严、组方严谨、处治灵活、效若桴鼓。“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张仲景是第一个将中医学的基础理论、治病方法、博采众长药物用法融为一体，并切实用于临床的医家，被后世尊为“医中之圣”“众方之祖”。南宋医学家许叔微说：不读仲景的书籍，如同儒家不读孔子的“六经”。

河南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梁华龙根据何颙和张仲景两人见面的时间来推论，仲景大约生于公元151年，卒于公元219年，享年51岁至68岁。

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中医史上第一部理、法、方、药具备的经典，被后人尊奉为“医圣”。唐代房玄龄编修《晋书》时，在《皇甫谧传》中记载：“华佗存精于独识，仲景垂妙于定方。”

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说，《伤寒杂病论》可谓中医界的“葵花宝典”，欲学中医，必练此功，必读此书。《伤寒杂病论》创立了汤方辨证论治的独特理论体系。仲景融哲理于医理之中，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确立了三部六病的辨证方法，制定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的治疗原则，成为千古不易之法。何秀山说：“病变无常，不出六经之外，《伤寒论》之六经，乃百病之六经，非伤寒所独有。”柯韵伯说：“原无仲景之六经，为百病立法，不失为伤寒一科，伤寒杂病，治无二理，咸收六经之节制，六经各有伤寒，非伤寒中独有六经也。”《伤寒论》所创理法方药揭示了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有普遍适应性。所谓病位不出三部，病理不越六病。正如俞根初所言：“以六经铃百病，为确定之总诀。”

《伤寒杂病论》不仅是中医学的宝库之一，而且398条原文中蕴藏着丰富的唯物辨证法则。我们学哲学的时候，老师都会讲到抓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比方说，第101条：“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这就是抓主要矛盾的辩证法思想。其狭义可说是指少阳病，但见口苦或咽干或目眩即可视为少阳病或称之为柴胡证；广义之意则是以《伤寒杂病论》中六经（病）如何辨证抓住病机为主要矛盾的指导性总纲。如果几种矛盾同时出现，要先抓主要矛盾，比如说，“证象阳旦，按法治之而增剧，厥逆，咽中干，两胫拘急而谵语”，首先抓住“厥逆，咽中干，烦躁”的主要矛盾，用什么方呢？张仲景说：用“甘草干姜汤”，使已亡之阳得以恢复，故“夜半阳气还，两足当热”。此时，矛盾又转变了，以“胫尚微拘急”为主要矛盾，怎么办呢？“重与芍药甘草汤，尔乃胫伸”。再如第91条，“伤寒，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疼痛者”，此时以里之下清谷为主要矛盾，故“急当救里”“后身疼痛，清便自调者”说的是在救里之后身痛，二便正常时，其在表的身疼痛为主要矛盾，所以“急当救表”。张仲景多次告诫后世学者：要“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常须识此，勿令误也”。

有一点，中医和西医一样，就是说，你可以把人当生物来看，也可以把人当生灵来看。

从文化学视角来看，张仲景文化，把人当生灵来看，他建立了一个整体的辨证体系，具备了文化应具有的创造性、继承性、民族性、价值性等基本特征。从社会发展应用方面考量，张仲景文化涵盖历史人文价值、现代应用价值和社会传承价值三大方面。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作为经典，其魅力在于：第一，《伤寒论》基于唯物思想而成，书中只字未提鬼神、巫术之事，而以“如见鬼状”等文字描述当时被认为撞鬼的病人，从哲学观上来说，这在那个“医巫一家”的时代是难能可贵的。原著文本对中医学理论和临床具有长期深远、普遍确切的指导意义。第二，思想智慧的传承启迪。《伤寒杂病论》秉承《内经》《难经》等古医书思想，认为阴阳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书中论外感伤寒的一部分，因其开创辨证论治方法，历来被视为中医学的奠基之作，从古至今，中医界的大师级人物无一例外皆会深入研读《伤寒杂病论》，可见其影响之大，除了其中经方临床疗效确切、治则治法颇具指导意义之外，其中蕴含的哲学思想也耐人寻味。如第97条：“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与正气相搏”，就明确指出了正邪相争的结果决定了发病。若正气强，可自汗出愈，如“冒家自汗出愈”。若正虚邪盛，则邪气入里。在正邪斗争的过程中，主张抓住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故其方药绝大多数“单方重剂”可收意想不到的效果。《伤寒杂病论》激发、激励、激活了后世医家对原著文本的深入思索、深刻理解和深度阐述，其包含的思辨精神概括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特征和哲学特性。第三，《伤寒杂病论》中体现出仲景“医者易也”的变化观，认为疾病发展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的，变化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遵从的，不同阶段要使用不同的治疗方法，方可收效，在六经传变中表现最为透彻。另外，也是《伤寒杂病论》不同于前期其他医书的地方，仲景的认识论，建立在疾病可知可治基础上，完全立足于临床实践，所选方药皆由证而出，看上去凌乱不堪，无规律可循，但又精准地反映出疾病的本质和辨证论治的精髓，无一主观臆测之私见，是现在所认为的一种科学的认识观。

《伤寒杂病论》是由《汤液经》论广而成的，故直接吸收和借鉴了《汤液经》。它在古代朴素的辨证法、二分法、阴阳观等哲学理论的指导下创立了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八纲辨证方法；在八纲的基础上，发展为六经的辨证方法体系。如“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是阴阳观、寒热观。“当先解其外，外解已，乃可攻里”是表里观。“脉浮紧者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迟者，不可发汗”“脉浮、热甚，而反灸之，此为实，实以虚治，因火而动，必咽燥、吐血”是虚实观。阴阳、寒热、虚实是病性，表里是病位，《伤寒杂病论》在八纲的表里病位观的基础上发展为表、里、半表半里的病位观，这样将八纲发展为六经以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六经从何而来呢？三阴三阳首先是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导源于《易经》。《易经》根据“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的原理，把宇宙间万事万物归纳为阴阳两大类，又根据阴阳的消长转化规律，把阴阳分为老阴老阳、少阴少阳。少为物之初，老为物之极并将向相反方向转化。但又认识到阴阳双方从少至老必有一壮，总是经历着初生、壮盛、衰老的消长转化过程，单用老、少的概念不能说明事物的全部规律，于是在一分为二的前提下，又产生了一分为三，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因此用三爻组成八卦，以推演事物运动的规律。八卦相互重迭，变为六十四重卦，用来解释宇宙万事万物的变化规律。《内经》是最早接受《易经》哲学思想指导的医学理论巨著。张仲景把《易经》中三阴三阳的哲学概念引入医学领域，结合五行学说加以发挥充实。首先是确定三阴三阳的名称，在沿袭《易经》少阴、少阳之名的同时，又将老阴、老阳改为太阴、太阳，以太、少分别表示阴阳多少的阶段，并补充了阳明、厥阴分别作为太阳至少阳之间阳气隆盛的阶段和两阴交尽向阳方转化的阶段。

看到这里，你是否和我一样，很想发自内心地对张仲景说：如果不是有这样一个你，我的人生将多么浅薄。自从读了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看待周围的人和事，态度转变了，看问题由“一分为二变为一分为三”了，视野更宽了，变得平和了，不太计较了，人生不拧巴了，顺了，“从此无心爱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楼”。就连人们在酒宴上的说祝酒辞，也不再说“祝你发财”“祝你成功”“越来越好”“一切都好”了，而是改为“顺”。简单，就一个“顺”字，那感觉比“吉祥如意”好多了。这个“顺”字，网络流行语叫“666”。因为人生不可能完美无缺，不可能“一切都好”，但可以“顺”——“顺”应自然天地之气，不和周围逆着来。

范仲淹以古代医圣张仲景为榜样，做官不忘行医，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付诸实践。仅见于他本人文字记载的，就有不少这类事例。比如他的好友尹洙生病，他亲手配制花蛇散，连同药方和服法一并寄去；其兄长范仲温等人生病，他不仅寄送药物，还一再叮嘱如何调养；听说苏州瘟疫流行，他赶快写信告知各界，“用术入井中浸之，可以辟瘟”等等。他一生身体力行，堪称“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典范。

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提出了外感热病（包括温疫等传染病）的诊治原则和方法，论述了内伤杂病的病因、病证、诊法、治疗、预防等辨证规律和原则，确立了辨证论治的理论和方法体系。

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说：仲景寻求方药难而又难，“余早慕方技，长崇医道，偶逢一法，岂惜千金？遂使名方异术，莫能隐秘。”“至于仲景，特有神功，寻思旨趣，莫测其致。”

张仲景所说：“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中医在扶正固本和平衡阴阳的前提下，根据“症”所传递的信息，可达到“察外形以知内变，从现象以求本质”，进而达到“综合治理”的目的。

在《金匮要略》中，张仲景提出了内养正气，外慎风邪的养生基本方针。

张仲景重视天地阴阳变化、寒暑消长对人的影响，主张人应该顺应四时阴阳以养生，而不可逆之，否則便会产生疾病。如《伤寒论·伤寒例》说：“君子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顺天地之刚柔也。”

宋·陈元靓说：“养生以不损为延命之术，不损以有补为卫生之经。居安思危，防未萌邪。不以小恶为无害而不去，不以小善为无益而不为。”

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说：“客气邪风，中人多死。”要避免伤于邪风。“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便能防病于未萌。

《论语·雍也》及《孔记·中庸》中均记载孔子关于‘仁者寿” 的观点。中医认为：气滞血瘀多由情志不遂，或外邪侵袭，导致肝气久郁不解所引起。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是这个道理，胸肺开张才能元气充盈，进而笑迎周围人，反之，孤立封闭可能导致肝气郁滞。

《黄帝内经》相当于古代的通俗读物，关键就是一个思维方式，你把思维方式变过来，《黄帝内经》很好读，没有那么难读，只要不断地反复地读，慢慢地你的思维方式就会跟着《黄帝内经》走，不要更多的隔阂、磕绊和固有的见解，那么你就会进入整个《黄帝内经》的语言境界，理解并能运用之。《针灸甲乙经》是皇甫谧编著的，它大量延续了《黄帝内经》的东西，并且有自己的发挥，是非常好的一本书，言简意赅。

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这是我多年研读《伤寒杂病论》的一个感觉，非常美好。

人世沧桑，弹手一挥间，我已从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不知不觉即将步入耳顺之年。回顾和总结自己学习和研究《伤寒杂病论》多年的历程，思绪万千，百感交集。

传统儒家的政治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身”“家”“国”终至“天下”，共有四个循序递进的层次。可是，现在有的人，连“身”都治不好，小小年纪，就一身毛病。《列子·黄帝》篇起首即交待黄帝养生、治“身”之事，“黄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养正命，娱耳目，供鼻口”，黄帝就用世俗的声色饮食来养身；“又十有五年，忧天下之不治，竭聪明，进智力，营百姓”。结果，“焦然肌色皯霉，昏然五情爽惑”，反而伤害了自身。由此，黄帝认识到，“养一己其患如此，治万物其患如此”，遂改变养生治国策略，“放万机，舍宫寝，去直侍，彻钟悬，减厨膳，退而闲居大庭之馆”“斋心服形，三月不亲政事”。经过数月斋戒，黄帝“昼寝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梦中，“其国无师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黄帝因梦寐而晓悟至道，用之养身治物，则天下大治，自身升仙。

至道去他，自然而已。“至道不可情求”。黄帝悟道后治下的社会，“几若华胥氏之国”。辛弃疾 《声声慢·旅次登楼作》云：“从今赏心乐事，剩安排、酒令诗筹。华胥梦，愿年年、人似旧游。”用“华胥梦”比喻登楼所见的太平中兴气象。在“梦游华胥”的传说中，养生之道与天下之道相通。

智慧是从认识自己无知开始的。王阳明说，要在事上磨练。过去学中医的，讲究师承，老师会要求徒弟认真学《本草纲目》，看完《本草纲目》以后把每一味药都尝一遍。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是必读书。成无己是第一个给《伤寒论》做注解的人，他的注解是以经注经，不失经义。随着年头的不断地增长，这里面很多事情就能融会贯通了。读书要不断地读经，读一百本后人书也不如读一本经典，反复地读，尽量地能够背诵一本经书。把经书中很好的字句词句完全背诵下来，久而久之在你脑海里不断地回响，每天就不断地吟诵，那么时机成熟自然开花结果。研读《伤寒杂病论》的时候也是要通篇来背。《金匮要略》可以随后看。《伤寒杂病论》是一定要看的，学医没有什么捷径，因为大家原先没有这种固有的思维，你要从现在的思维转变成古人的思维，气学的思维确是要下一份苦功夫的，也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可以学出来的。现在懂中药的中医师越来越少，懂传统中医药的药剂师也越来越少。过去的中医大夫，一边望闻问切，一边药不离手，甚至常常以身试药。所以老一辈中医大夫，对每一味中药的秉性和优缺点都有极强的切身体会。他们炮制起药材来，用石头器具还是用金属器具，用酒用蜜用醋还是用沙用糠等，都极有讲究。这些心得，基本上属于“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比如炼丹炼丸制膏制散等“绝学”，则需长时间手把手教，才能入门。

大家知道，饺子是我国民间喜爱的传统食品。不过，饺子最初不是食品，而是一味药，原名叫作“娇耳”，是我国医圣张仲景发明的。

饺子，古人视之为小吃，归为“点心”类食物[1]。民间一直传，饺子原叫“娇耳”，是张仲景发明的，他最早用“祛寒娇耳汤”御寒防病。在张仲景生活的年代人们确已吃饺子，1981年从重庆忠县涂井崖墓出土了一件陶庖厨俑，俑面前的案上便有“饺子”。

但汉魏人并不把饺子称“娇耳”，而稱“馄饨”。到了宋朝，“馄饨”与“饺子”才被区别开来。根据形状，宋人将饺子称为“角儿”或“角子”，宋周密《武林旧事》中便提到了“市罗角儿”“饧角儿”等诸种饺子；因为饺子是扁状，有的地方又称之为“匾（扁）食”。

相传张仲景曾担任过长沙太守，故人们又称他为“张长沙”。张仲景毕生业医，医堂前上方悬挂有老百姓赠送的“扁鹊再世”匾额。

2017年2月15 日《南阳晚报》有一则报道，报道的标题叫《衡水“仲景村”那遥远的地方 有个美丽的传说》。报道中说：2月14日，是医圣张仲景诞辰1867年的日子。这一天，医圣祠举办了一系列隆重的纪念活动，其中“仲景村”纪念仲景匾牌捐赠仪式分外引人注目。原来，张仲景曾在河北衡水治病救人，挽救了一个村子人的生命，从此这个村改名为“仲景村”，以世世代代纪念医圣。这一次，“仲景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特意护送匾牌来到南阳医圣祠堂祭拜。

“仲景村”党支部书记司立田、村委会主任司洪群告诉记者：“仲景村”原本名叫“路马村”，东汉年间，村里发生瘟疫，村民相继离世，这时，张仲景来到村里支起大锅煎熬中药，村民经过治疗神奇地康复了。为了纪念张仲景，“路马村”改名为“仲景村”。千百年来，家家户户恭恭敬敬供奉仲景牌位，虔诚祭拜。

《衡水市地名志》这样记载：“传说，‘仲景’是历史古村。汉朝名医张仲景著有医书《伤寒论》，古时这一带瘟疫时常流行，村民依其方治好了很多人的病。作为纪念，把村名定为‘仲景’。”

不管是“仲景村”村民世世代代的口口相传，还是地方政府志书里屡经走访、调研、考证的记录，有一点可以断定，张仲景曾经在各地治病救人，足迹踏遍祖国的山山水水，他的神医妙方使数不清的病人转危为安，他的名字永永远远镌刻在了百姓的心上。

2 .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教授包德默说：“爱因斯坦创立了相对论，但张仲景早在1800年前就已经把相对论的原理运用到实践中去，张仲景是我们人类的骄傲。”

金庸先生笔下有一个医生，名叫平一指，江湖人称“杀人名医”。在他的医所中，挂着一幅大中堂：“医一人，杀一人。杀一人，医一人。医人杀人一样多，蚀本生意决不做。”这当然只是小说而已，不必当真，现实中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医生的。但是，现在中确实有庸医，临症尝试，水平不高，耽误了患者。张仲景就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难经》《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 张仲景发愿写出《伤寒杂病论》，救病人于病苦中。

一次次的临症尝试和医治疑难杂症，让张仲景渐渐地明白何为医、何为道，更是看透了世间的一切大是大非，最后隐于山林中潜心医学，花费近十年时间，将自己的研究和治病经验进行总结和梳理，反复修改十余次，留下遗作《伤寒杂病论》（后人将其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共十六卷，该书被后世推崇备至，被奉为“方书之祖”。它既是中医的经典著作，也是中医的临床指导书。《伤寒杂病论》与《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等书一起，被奉为中医学的“四大经典”。据《古琴疏》记载，仲景入桐柏山中采药，遇一人求诊，曰：“子之腕有兽脉，何也？”其人实告：“吾乃峄山老猿也。”仲景以囊中丸药与之，一服即愈。《神仙通鉴》记载，仲景应召诊治过桓帝。

张仲景被誉为“经方大师”。皇甫谧说：“汉有华佗张仲景。”（《针灸甲乙经》）孙思邈曰：“至于仲景，特有神功；寻思旨趣，莫测其致；所以医人，未能赞仰。”（《千金翼方·卷九》）喻嘉言说：（仲景的《伤寒论》）“为众方之宗、群方之祖。”成无己说：“仲景之方最为群方之祖。”张元素说：“仲景药为万世法。”王好古说：“执中汤液万世不易之法当以仲景为祖。”朱丹溪说：“仲景诸方实万世医门之规矩准绳。”李杲说：“后之医者，宗《内经》法，学仲景心，可以为师矣。”许鲁斋曰：“尝谓医方有仲景，犹儒书有六经也。必有见于此，然后可以议医。”清代医家张志聪说过：“不明四书者不可以为儒，不明本论（《伤寒论》）者不可以为医。”《中国医籍考》说：“如日月之光华，旦而复旦，万古常明。”日本尾台榕堂曰：“长沙为千古用方之鼻祖……故苟能讲习谙练以精究其意，推广其义，则万病之治可运之于掌也。”

张仲景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医学家，被人称为“医中之圣，方中之祖”。他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他所创造的“六经”辨证、中医诊断病情的阴阳、表里、虚实、寒热“八纲”和辨证施治的原则，为祖国中医学奠定了基础。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说 ：“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难经》《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留神医药，精究方术。”

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章原在2013年12月21日《东方早报》上撰文，谈“医圣”张仲景。文中说[2]：医学的发展轨迹从来都与社会的现实医疗需求密不可分，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战火绵延，大规模的疾疫多次流行，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苦难。作为医学上予以回应的代表人物，便是被后世尊为“醫圣”的张仲景。

据传张仲景曾以举孝廉的身份入仕，后来官至长沙太守，因此又被称为“张长沙”，其方也由此被称为“长沙方”。还有传言张仲景任长沙太守时，每逢初一、十五便停止办理公事，专门为百姓疗疾，但这些都并无确切的证据。

仲景师承，见于李濂《医史·张仲景补传》：“仲景学医术于同郡张伯祖，尽得其传，工于治疗，尤精经方，遂大有时誉……”而有关张伯祖的记录，则见于宋代张杲之《医说》，谓：“张伯祖，南阳人，性志沈简，笃好方术，诊处精审，疗皆十全，为当时所重。同郡张仲景异而师之，因有大誉。”张仲景年轻时曾向同郡的医家张伯祖学医，可惜的是，张伯祖的事迹也不可考。张仲景习医与其家族所遭遇的不幸有关，据他自述，其宗族原有两百多人，但在当时疾疫流行的情况下，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有三分之二的人死亡，其中十分之七的人都死于“伤寒”。在相继痛失亲人的刺激下，张仲景立志发奋钻研医学，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既十分注重吸取前人的经验，刻苦钻研《素问》《灵枢》《难经》等古代医学书籍，又广泛搜集当时医家、民间的实践医疗经验，同时又结合个人丰富的临证经历，最终凝聚成《伤寒杂病论》这样一部医学史上的经典著作。

《伤寒杂病论》原书共有十六卷，从书名可推测该书主要内容包括“伤寒”与“杂病”两部分。但乱世之中书籍保存诚为不易，该书很快便散佚不存。西晋时，王叔和对其进行了搜集整理，将与伤寒有关的内容编排整理为《伤寒论》，而杂病部分的内容却不知所终。直到宋代朝廷对医书进行大规模整理时，偶然在书库中发现一本被虫蛀了的竹简，书名《金匮玉函要略方论》，部分内容与《伤寒论》相似，其余部分则论述杂病和妇科病。于是整理者删去伤寒内容，保留杂病和妇科病，并把方剂分列各证之下整理成册，更名为《金匮要略方论》（简称《金匮要略》）刊行于世，一直流传至今。

虽然《伤寒论》《金匮要略》都经过后人编选，即便二书合为一编，也与《伤寒杂病论》原著面貌不同，但仲景学说和思想能够赖以保存，也算得上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

《伤寒论》一书十卷，计397条，全书专门论述伤寒。按中医学所说的“伤寒”并非现代医学意义上的伤寒，也并不是某一疾病的专门病名，广义上是古代对多种外感热性病（包括现代医学的多种急性传染病）的通称。《黄帝内经》中对其性质与转变过程已经有简要地论述，秦汉时期的医疗实践中也不乏相关的探讨，张仲景的贡献在于，在前人的基础上，以“六经”伤寒，即根据临床症状等的不同，将外感性疾病进程划分为三阳（太阳、阳明、少阳）和三阴（太阴、少阴、厥阴）六个阶段，三阳与三阴的名称与经络学说中的名称一致，故此称为“六经”。

确定以六经论伤寒的意义不言自明，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类外感性疾病，医家可以据此来分析疾病症状证候，根据六经病症表里、阴阳、虚实、寒热等不同情况来确定治疗原则，表证用汗法，里证用下法，虚证则用补法，实证则用泻法等，也就是后世所说的“辨证论治”。比如说太阳病阶段，为伤寒的第一阶段，病邪尚浅，主要症状包括恶寒发热、头项强痛、脉浮等。治疗上如果表虚有汗，则可用桂枝汤解肌；如果表实无汗，则宜用麻黄汤发汗等。

与《伤寒论》相比，《金匮要略》则专论内科、外科、妇科等杂病，其中又以内科杂病为主。该书同样也遵循了辨证论治的精神，只是其分证并不以六经划分，而是以病症分篇，以脏腑论杂病，依据病机相同、证候相似或病位相近者数病为一篇，这实际上确立了中医脏腑辨证论治的原则，在医学史上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金匮要略》对于病因的分析也很精到，认为纵使千般疾病，其因不外三条：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因；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是外因；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为不内外因。后来南宋医家陈言所提出的“三因学说”，便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概括而成。

善弈者，谋局。《伤寒杂病论》还被称为“方书之祖”，这一评价很好地体现出了张仲景对于方剂学的卓越贡献。《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中均保存了大量行之有效的方剂，除重复的药方外，两书共载方269首，使用药物达214味，基本上涵盖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如桂枝汤、麻黄汤、大青龙汤、小青龙汤、白虎汤、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大柴胡汤、小柴胡汤等均是代表性名方。除了存留之功外，这些方剂大多严格遵循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法度严谨，同时又能根据病情变化有所加减，体现了高度的灵活性，在临床实践中疗效可靠。《伤寒杂病论》中所载药方经历代医家反复应用而长盛不衰，体现出了极强的生命力，因此又被尊之为“经方”，医家中宗其方在学术观点上自成一派者便被称为“经方派”。《伤寒杂病论》中包含丰富的哲学思想，研究《伤寒杂病论》的人，可能已注意到了这样的研究现象：《伤寒杂病论》之研究，王叔和开端于前，成无己等众注家蜂起于后，至明代形成流派，沸沸扬扬，持续至今。

总体而论，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是医学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医学经典之一，特别对于中医学的临床医学发展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为后世临床各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不仅是我国历代医家必读之书，而且还广泛流传到海外，东亚各国医界莫不将其奉为至宝加以研读，在日本的汉方医学史上，甚至还出现过专宗张仲景的“古方派”。

《伤寒论》的注家很多，如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柯韵伯的《伤寒来苏集》、尤在泾的《伤寒贯珠集》、徐大椿的《伤寒论类方》等，都是学术价值很高的范本。

成无己著有《注解伤寒论》十卷、《伤寒明理论》三卷、《伤寒药方论》一卷，是历史上最早注解医圣张仲景《伤寒论》的医学家，也是伤寒学派的主要代表医家之一。作为中医理论家，成无己《注解伤寒论》以经解论，首次将义理深奥的《伤寒论》向世人阐释，是史上注解《伤寒论》的第一人。其所著《伤寒明理药方论》是历史上首次根据君、臣、佐、使剖析组方原理的专著。

成無己的一大成就，是最早注释了《伤寒论》。张仲景的《伤寒论》文辞简略，内容深奥，后人难以系统地掌握其精神实质。成无己是注解、发挥《伤寒论》的第一人，他的著作为后人系统掌握《伤寒证》辨证论治的精髓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成无己毕生致力于仲景之学，博极研精，深造自得”，根据《素问》《灵枢》《难经》等著作对其进行阐发，“因仲景方论以辨析其理”，著出《注解伤寒论》十卷、《伤寒明理论》三卷及《药方论》一卷，“对《伤寒论》的广泛流传和后世伤寒学派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祖国医学的伤寒学研究史上举足轻重，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历史地位”。

成无己在成书于1156年的《伤寒明理论》中说：“惟张仲景方一部，最为众方之祖……实乃大圣之所作也。”

成无己是“聊摄人，宋金时期著名医学家”。生于约北宋嘉祐八年（1063），卒于约金正隆元年（1156），享年约93岁。“成无己家世儒医，性识明敏，议论赅博，术业精通，医学造诣极深，临证经验丰富，年逾九秩而治病百无一失。”

成无己是被金国掳掠过去的名中医。金代缺少医生，尤其是名医，甚至三年一次的太医考试，找不到人为试卷定等级。成无己是北宋著名的医生，自然是金国掳掠的重点对象。

《内蒙古自治区志·卫生志》中记载：“赤峰市的地方史志中就记载有辽金时期的名医韩匡嗣、成无己、赵大中等在有关京州行医的史实。”《内蒙古自治区志·卫生志》先后三次提到成无己在金代行医，其中还在“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前部分城镇有记录的从业中医表”中明确指明成无己被掳掠到临潢（曾是辽上京），90岁时为人治病，百无一失。

《伤寒杂病论》中所载的药剂类型，包括丸剂、散剂、栓剂等等。唐代时，中国传统医学传入日本，日本汉方医学主要是对 《伤寒杂病论》的传承。1976年，日本厚生劳动省批准使用《伤寒杂病论》中的210个古方生产汉方药，汉方药产业随之得到迅猛发展。

美国前总统里根的保健医生哈森博士说：“张仲景创立的学说是东方医学的宝库，也是世界医学的宝库。”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教授包德默说：“爱因斯坦创立了相对论，但张仲景早在1800年前就已经把相对论的原理运用到实践中去，张仲景是我们人类的骄傲。”

1993年国际权威医史研究机构英国伦敦维尔康医史研究所，把张仲景列入29位世界医史伟人名单，张仲景名列第5位，加以弘扬和纪念。

3.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是怎样传到今天的？这中间经历了多少艰难曲折的故事？这个故事足以拍出一部精彩的电影或者电视连续剧了。

今通行本《伤寒论》有两个版本，即宋本和成（无己）注本。宋本原刻已无，明代赵开美的复刻本，是当前张仲景《伤寒论》的标准本。

苏轼在《临江仙·送钱穆父》中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北宋南渡，政治腐败。金人兴起，而辖区反比南宋安定，于是“金人”成无己得宋本而注之，后世称为《成本伤寒论》。

成无己《注解伤寒论》的刊行，使仲景《伤寒论》原文变得通俗易懂，对《伤寒论》的广泛流传和后世伤寒学派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是怎样传到今天的？这中间经历了多少艰难曲折的故事？听完这个故事，我想，有人会说，这个故事足以拍出一部精彩的电影或者电视连续剧了。

大家知道，东汉末年，战乱纷纷，人民流离失所，疫病大爆发，老百姓治病也只能用针灸——而这仅有的针灸医术也被巫祝垄断和操控了，原本可以救命的汤药面临失传的危机。这个时候，张仲景挺身而出，一边为人看病，一边写《伤寒杂病论》。由于《伤寒杂病论》记载的方效果显著，得以广泛传抄，虽经三国、魏晋之乱，尚能觅得残本。

我们今天能有幸读到《伤寒杂病论》，首先要感谢王叔和——是他到民间收集散落的残简，整理了《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由汉末南阳张机仲景撰成于建安年间，尚未能广为流传，就屡遭兵燹，幸赖王叔和编撰、整理，我们今天才能读到。

王叔和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太医令——32岁即被选为魏国少府的太医令，足见王叔和的医术之高。他和张仲景的学生卫汛关系密切。他“收采仲景旧论，对病真方”，整理《伤寒杂病论》，署名“南阳张机·述”。在吸收了张仲景、扁鹊、华佗等人的脉诊理论学说的基础上，王叔和还写了我国第一部完整而系统的脉学专著——《脉经》。

王叔和为什么要到民间收集散落的残简呢？因为《伤寒杂病论》是写在竹简上的。由于东汉末年的疫情加上兵荒马乱，写在书简上的《伤寒杂病论》60年来散落、残缺不全，几近于失传。别说是写在竹简上的书了，即使到了印刷技术颇为流行的明代，那时候遇到一本像《伤寒杂病论》这样的书，也很容易翻烂。现在的纸张质量都很好，不大容易翻烂，但是翻多了，能把书翻黑倒是事实。

“礼失求诸野”，古籍佚失也可求诸邻。作为太医令的王叔和深知这部医学论著的伟大价值，他四处搜集散落的残简，加以编次批注，这才得以面世。可随着西晋东迁，《伤寒杂病论》到了江南诸医的手里，他们秘密保存下来。五胡、六朝之乱中，很多好东西被毁坏了，《伤寒杂病论》也不知道在哪里。隋文帝统一南北之后，派人搜集到《伤寒杂病论》十余卷。

《伤寒杂病论》成书以后，历经沧桑，几经显晦，数为变易，现存资料已非原貌。到了盛唐，出现了唐抄本《伤寒杂病论》，孙思邈将大量的伤寒方编入《千金翼方》中。说着说着，这就到了宋代。北宋高继冲将唐抄本《伤寒杂病论》进献朝廷。宋英宗召令儒臣高保衡等校理。由于宋代印刷术相当发达，唐抄本退出市场，不知流入何人之手。《伤寒杂病论》版本之争，转而成了唐本、宋本之辩。

《伤寒杂病论》底本是《汤液经》三十二卷，魏晋王叔和整理编次之，刘宋元徽元年《秘阁四部书目录》著录《辨伤寒》《杂病方》，东晋末刘宋初陈延之《小品方》著录《辨伤寒》九卷《杂病方》八卷，南朝梁阮孝绪《七录》著录《辨伤寒》十卷，明代赵开美本传于清代，递传至今。

著名医史文献学家钱超尘教授历时数十年，考证了《伤寒论》赵开美本、台湾故宫本、日本内阁本、安政本，并进行了细致地比较研究。首次确证台湾故宫本是赵开美目睹手抚之工作本，有“东海仙蠹室藏”朱章为证；确证日本内阁丈库本不是赵本原刻本而是据赵本首刻本之翻印本，且讹误甚多；日本安政本据内阁本翻刻，改其大量讹字，惜改误未尽，但安政本对中国《伤寒论》版本流传影响巨大。所谓“安政本”，指的是日本安政三年（1856）丹波元坚弟子堀川济据内阁文库本翻刻的《伤寒论》。

金代成无己称：“仲景《伤寒论》得显用于世，而不堕于地者，叔和之力也。”有人说，蔡伦不是发明了造纸术吗？没错，可是，当时造纸技术还没有推广。

不幸的是，西晋经过一场永嘉之乱而亡，东晋建立后，出现五胡十六国的大分裂局面，战乱云扰，岁无宁日，文书图籍，多成劫灰。王叔和整理的《伤寒杂病论》也几近失传。

“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是唐代医家孙思邈在撰写《千金要方》时，为见不到仲景《伤寒论》而叹惋的一句牢骚话，也是他晚年为寻求仲景要方，再编入《千金翼方》卷九、卷十的唐本《伤寒论》的动力。孙思邈著《千金要方》 三十卷，内容丰富，搜罗广博，对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的辨证处方和预防医学、急救处理、养生长寿、针灸、食疗等均有阐述。这与“江南诸师”的保守，正好形成鲜明对照。

有人提出，孙思邈早年著述《千金要方》 时，没见到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所以他抱怨“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仔细推敲，所谓“不传”，这两个字说明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存而未亡”。等到孙思邈晚年编撰《千金翼方》时，仲景《伤寒杂病论》复出，孙思邈欣喜过望，收入《千金翼方》。也有人不同意这个观点，提出疑问：孙思邈要是真的没见到仲景著作，怎么会在《千金要方》一书中有大量引文呢？任应秋先生在《中医各家学说》一书中认为：孙氏在书中曾说过：“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首先，孙思邈说的是“江南”一带的医者、学者，对“仲景要方”秘而不传，这是对江南某些保守醫者的批评，并不是说他自己没看到该书。与此相反，他看到该书后，即采用其中的重要方论，编入《千金要方》中，准备公开，以广为流传。同时，也告诉人们这些仲景方来之不易，因为“江南诸师”是秘而不传的，所以应当好好珍视它。其次，孙思邈是北方人，他批评的是“江南诸师”，由此正好可以反证，当时某些南方人保守，而北方人却并非如此。因此，孙思邈能见到仲景之书，并作了学习、应用和推广。钱超尘教授在《金匮玉函经的研究与考证》中说：“依《玉函》章节次第，与《脉经》、唐本、宋本对比考证，资料充分翔实，从考证中可以看出，孙思邈的唐本《伤寒论》是以《金匮玉函经》为底本。”

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艰难下传。到了公元960年，北宋开国之后，相继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破碎局面，并没收其各国图籍移归汴京（开封），一时京都文籍山积，于是建立崇文院以储藏。加之，当时雕版术盛行，编校刊印之风蔚然兴起，大部头类书如《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先后问世。仁宗以后更编修《崇文总目》并设局校定诸书刊印颁行。若干传世医籍尤多得以昌扬显世。自治平年间名医林亿、孙奇等人奉朝廷之命，校订《伤寒论》行世。之后，仲景之学遂为医林所重，各家著述层出，竞相发挥。如哲宗朝韩祗和的《伤寒微旨》、庞安时的《伤寒统病论》，徽宗朝朱肱的《南阳活人书》等，均足以得窥医学风气盛况。

《河南省志·卫生志》中记载，北宋时京都开封的翰林医官院中医官以分为大方脉科、风科、口齿兼咽喉科、金疮兼书禁科、针灸科、疮肿兼折疡科、产科、眼科等9科，民间也出现了诊治各种专科疾病药铺。

宋熙宁九年（1076年），太医局设熟药所，创制了糊丸、水泛丸以及化学药丸等，特别是阳炼法制作“秋石（尿甾体性激素）”。《内蒙古自治区志·卫生志》中还记载，北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北宋著名中医王唯一在受命编修针灸著作的同时，在开封主持铸造了两具针灸铜人。

北宋朝廷成立一个校正医书局，仲景的《伤寒杂病论》 得以校勘刻印。宋本 《伤寒论》 题该书作者曰 ：“汉张仲景述。”“汉张仲景述”的“述”，是“述而不作”之“述”，指遵循旧章而新创。商代的伊尹创制出汤液，开创了中药汤剂的先河。《甲乙经序》《伤寒论》林亿序均称仲景据《汤液经》而成《伤寒论》。敦煌旧藏陶弘景《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说：“汉晋以还，诸名医辈，张机、卫汛、华元化、吴普、皇甫玄晏、支法师、葛稚川、范将军等，皆当代名贤，咸师式此《汤液经》，悯救疾苦，造福含灵。”“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疗治明悉，后学咸尊奉之。”[3]著名中医训诂学家和中医文献学家钱超尘说：这些文献说明“张仲景在中国历史上最大功绩是传经之功”。

清代著名医学家费伯雄赞：“仲景立方之祖，医中之圣，伤寒、金匮诸书，开启屯蒙，学者当奉为金科玉律。”从清代起，人们奉仲景为医圣，修缮祠堂，供奉朝拜。

关于《伤寒论》的演变及版本，单单是赵开美本《伤寒论》发展演变简史，完全可以写一篇博士论文了。赵开美本《伤寒论》这样记述：“汉·张仲景述，晋·王叔和撰次，宋·林亿校正，明·赵开美校刻。”

为了传本扬学，无数人筚路蓝缕。《伤寒论》原名《伤寒杂病论》，包括“伤寒”和“杂病”两个部分。伤寒部分专论多种热病证治，即“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以及《难经》所说的“伤寒有五”的定义。杂病部分主要论述内科、妇科病治疗。杂病之“杂”，或作“卒”，盖“雜”字之缺文。

钱超尘先生在《伤寒论台湾故宫本及日本内阁本、安政本比较研究（一）——赵开美墓表与台湾故宫本伤寒论》一文中指出：宋本《伤寒论》原刻本今存5部，皆藏中国。今世宋本《伤寒论》原刻本，皆存中国，计五部。中国所藏五部原刻本，今藏台湾故宫博物院文献大楼三楼善本书室一部、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善本书室一部、上海图书馆善本书室一部、上海中医药大学善本书室一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善本书室一部。“宋本伤寒论”原指北宋治平二年（1065）刊行的大字本《伤寒论》及北宋元祜三年（1088）刊行的小字本《伤寒论》。金皇统四年（1144）成无己《注解伤寒论》刊行，注释详明，便于使用，逐渐取代北宋无注大字本、小字本。南宋及元，宋本《伤寒论》未再刊行，明代仅有元祜三年小字本《伤寒论》一线单传，为著名藏书家赵开美精勤博访而得之，翻刻于《仲景全书》，所据底本旋即亡佚。

“宋版伤寒论”之称首见赵开美序，今人通称“宋本伤寒论”。“宋本伤寒论”与“赵开美本伤寒论”是同一概念。赵刻《仲景全书》收书四部，依次是：翻刻北宋小字本《伤寒论》、成无己《注解伤寒论》、宋云公《伤寒类证》、张仲景《金匮要略》。

明万历时，虞门人赵开美翻印之《伤寒论》尚不失为宋本之旧，后世称为开美本。

赵开美（1563—1624），又名琦美，字玄度，一字如白，号清常道人，江苏常熟人，万历中以父荫授刑部郎中，官太仆丞。父用贤（1535—1596），字汝师，号定宇，万历中官至吏部左侍郎，卒谥文毅，性喜读书，精校雠，著有《赵定宇书目》。钱谦益（1582—1664）《列朝诗集小传·丁集》称用贤“强学好问，老而弥笃，午夜摊书，夹巨烛，窗户洞然，每至达旦”[4]。

《仲景全书》刻于1599年。赵开美生活于富有文化底蕴的书香之家，继父业，藏书愈富，网罗古今典籍，诠次甲乙，以期实用，见所撰《脉望馆书目》。开美校书精勤细密，一丝不苟，如万历二十七年岁次己亥（1599），始校《洛阳伽蓝记》，至万历三十四年，岁次丙午（1606）校成，历时8年，始蒇其事，终成善本[5]。

明代到了中期，风气开始败坏，那些不读书的混混就不说了，“即使喜读者，亦为寻利禄之门径，求闻达之阶梯”。

赵开美是个另类，他首先是一位藏书家，他翻刻古籍，意在“网罗古今载籍，甲乙铨次，以待后之学者”，“生不获信其志，死或困于无闻”，死后，藏书多归了赵开美的老乡钱谦益。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刘乃和教授是徐坊外孙女，写有一篇回忆徐坊藏书的文章，题名《藏书最好的归宿——陈垣书的捐献与徐坊书的散失》，文章说：徐坊（1864—1916），山东临清人。字士言，又字梧生，号矩庵，三十四岁（光绪廿三年，1897）后号蒿庵，后二年又号别画渔师、止园居士、楼亭樵客，其藏书楼名“归朴堂”，盖取反朴归真之意。藏书雄富，多罕见珍本。缪荃孙《艺风藏书记·藏书缘起》中说：“迩时谈收藏者：潘吴县师、翁常熟师、张南皮师、盛伯羲、王廉生两祭酒、王卿、徐梧生两户部，互出所藏，以相考订。”徐坊当时任户部江南司主事，故称。徐坊很少写题记，除非是珍品中之尤珍者，才偶题数字。刘乃和说：“徐坊藏书数量多，质量高，抄本善本，宋元刻版之书很多，大都价值连城，可称无价之宝。他还注意抄书，他自己刻印有‘归朴堂’的专用稿纸，每遇罕见珍本或先哲先贤手稿，不能到手，即为录副，故他藏的旧抄本、手抄本亦复不少。可惜他生前似乎未曾全面整理过自己的藏书，也没见过他的藏书目录，他考证出的内容很少在书上题跋，也很少录出结集，因此究竟这位大藏书家藏过多少书，藏过什么书，现在已很难全面了解。”

章太炎先生《伤寒论单论本题辞》云：“其书传于今者，宋开宝中高继冲所献，治平二年林亿等所校，明赵开美以宋本摹刻，与成无己本并行，至清而逸（按：赵开美《仲景全书序》先以成注《伤寒论》《金匮要略》合刻，命之名《仲景全书》，既刻已，复得宋版《伤寒论》，复并刻之，然清世所传唯成注本，而单论本则清修《四库》时，或已不可见）。后入于日本枫山秘府，安政三年丹波元坚又重摹之，由是复行于中土。”[6]

钱超尘先生在《台湾故宫本、日本内阁本、安政本比较研究（二）——内阁本是赵开美本翻刻本》一文中指出：日本内阁文库本不是赵本原刻本，而是据赵本首刻本之翻印本，讹误甚多；中国所藏赵本分首刻本与修订本，中国中医科学院本、上海图书馆本、上海中医药大学本是首刻本，有讹字台湾故宫本、沈阳中国医科大学本为修订本。

如内阁本《金匮要略》卷中“太阳病，无汗而小便反少，气上冲胸，口噤不得语，欲作刚痉，葛根汤主之。葛根汤方。”其方“芍药三两”，元邓珍本《金匮要略》芍药剂量作“二两”，中国所藏五部赵开美本《金匮要略》均作“二两”，作“三两”误也。

如内阁本卷九《辨可下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一》记载：“汗出不恶寒者，此表解里未和也。属十枣汤。方三十。芫花熬赤、甘遂、大戟各等分。右三味，各异捣筛科已。”“科已”不通，“科”系讹字，故宫本、沈阳中国医科大学本、中国中医科学院本均作“秤”。

内阁本卷八《辨发汗后病脉证并治第十七》记载：“虽鞕不可攻之，须自欲大便，宜蜜煎導而通之。若土瓜根及大猪胆计，皆可为导。”句中“计”字误，当作“汁”。同条内阁本记载：“家煎方：食蜜七合。”“家”字讹，当作“蜜”。同条服法，内阁本记载：“欲可丸，倂手检作挺。”“检”宁讹，当作“捻”。在同一条竟有三个讹字。中国所藏五部均不误，即“猪胆计”作“猪胆汁”，“家煎方”作“蜜煎方”，“检作挺”作“捻怍挺”。此条是重出之条，卷五《辨阳明病脉证并治第八》第233条无讹字，与中国五部书文字皆同。经过卷五、卷八同条文字对比，证明日本内阁本是翻刻本，刊刻草率，亦未精校。又如卷七《辨不可发汗病脉证并治第十五》内阁本记载：“太阳与少阳倂病，头项强痛，或眩冒，时如结胸，心下痞鞕者，不可发汗。”句中“痞”字偏旁讹为“广”，等等。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收藏赵开美《仲景全书伤寒论》—部，1988年10月日本燎原书店影印发行。影印清晰，高度存真（简称“内阁本”）。

《明·赵开美本·伤寒论·凡例》说：“本书是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所藏明万历二十七年赵开美刊《仲景全书》（枫·10册·子四五函·十三号）。”“每半叶框廓高17.9 cm，幅约13.0 cm。”该书由日本北里研究所附属东洋医学会总和研究所医史文献研究室编辑。

研究赵开美本《伤寒论》版本问题不是小事，它除与医理、临床有关外，它彰显的是赵开美精勤不息认真负责的学术精神，正是凭惜这种精神，才为中华民族留下价值连城的医学宝典，其意义不亚于《钞校本古今杂剧》。

钱超尘先生在《台湾故宫本、日本内阁本、安政本比较研究（三）——日本安政本据内阁本翻刻》一文中指出：日本安政本《伤寒论》据内阁本翻刻，改其大量讹字，安政本对中国《伤寒论》版本流传产生巨大影响。1923年恽铁樵影印安政本伪称赵本。叶橘泉揭露之；清末杨守敬剪贴赵本伪称“影北宋本伤寒论”；1955年《重辑宋本伤寒论》、1959年《伤寒论译释》所据底本皆为恽铁樵本而非赵开美本；1991年刘渡舟《伤寒论校注》所用底本为北京国家图书馆缩微胶卷本。

安政本以内阁本为底本而未选用宽文本为底本，显示了当时日本学者具有深厚的版本学素养。安政本所据底奉本为内阁本。1924年章太炎《伤寒论单论本题辞》说：“其书传于今者，宋开宝中高继冲所献，治平二年林亿等所校，明赵开美以宋本摹刻，与成无己本并行，至清而逸。后入日本枫山秘府，安政三年，丹波元坚又重摹之，由是复行于中土。”

“至清而逸”指《仲景全书·伤寒论》至清朝已经失传。这是当时普遍的观点。安政本对内阁本的讹误作了大规模修改校勘，但尚有少数字句改误未尽。就中国现存五部赵开美本观察，台湾故宫本、沈阳中国医科大学本文字准确性高于其他三部。日本内阁文库本讹字较多，其文字正确性远不及赵本第一版次。台湾故宫本第一卷首页有清末著名藏书家徐矩庵墨笔题记，其余四部皆无，且故宫本有赵开美私人藏书章“东海仙蠹室藏”签章，他书皆无，故宫本保存的文献信息较其他四部丰富，因此本文在校勘时，多对照故宫本。清儒说：“欲免俗儒需读史。”研究中国医学史、研究《伤寒论》版本发展史，安政本是不可逾越之书。

《伤寒论》成书之际，纸张还未普及，写于竹简上的《伤寒论》惜墨如金。因此，在阅读学习《伤寒论》的时候，我们要从简略的文字中推敲出原文省略的内容。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理解条文的本义，不至于产生曲解和谬误。

治学之道，贵在得法。万事万物皆有一定的方法和规律，学习《伤寒论》亦然。历代研究《伤寒论》大家的治学精神和方法便是我们学习《伤寒论》的法门，值得借鉴。

李克绍先生在《伤寒解惑论》中写道：“读于无字处，就是说要从原文的简略处下功夫、找问题。因为古人的著作，有时略去人所共知的一面，而只写人们所不知的一面；有时只写突出的一面，而略去普通的一面；有时只写其中的某一面，而另一面由读者自己去体会。”

4.张仲景医药思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古老的农耕文明诞生了原始的中医药。

“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举世瞩目的十九大报告中，***总书记又一次对中医药工作作出指示。2016年12月25日，***签署主席令，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这是一部扶持促进发展法，充分体现了党的主张、国家的意志和人民的意愿，实现了国粹发展有国法保障。此前，国务院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年—2030年）》，中医药发展纳入国家战略。

河南是全国重要的中药材主产区，中药材品种数量、种植面积居全国前三位。据河南省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试点）不完全统计，河南省中药资源2774余种，有蕴藏量的种类236种，栽培品种99种；有河南道地大宗药材40种，其中四大怀药、禹白芷、禹南星、禹白附等14种为全国著名道地药材。

“榙柏，柏科，圆柏属。树叶药用价值：能袪风散寒，活血消肿、利尿。”“辛夷，木兰科，花蕾功能主治：散风寒、通鼻窍。”“山楂，蔷薇科，果实药用价值：开胃消食，化滞消积，活血散淤，化痰行气。”“棕榈，棕榈科，棕榈属，功能主治：收敛止血。”“女贞，木犀科，女贞属，果实功能主治：滋补肝胃，明目乌发。”……

《河南省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2016—2030年）》明确提出：“把张仲景作为我省中医药最高的旗帜、最响亮的品牌、最大的无形资产继承好、发掘好、弘扬好。”

张仲景医药思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医药文化的灵魂。河南大力弘扬仲景文化，以实际行动阐释以仲景文化为核心的河南中医药文化内涵。

在《伤寒论》的序言中，张仲景明言：“撰用《素问》《九卷》《难经》《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李克绍先生在《伤寒解惑论》中指出：“《胎胪药录》虽然不一定就是《本草经》，但是《本草经》成书在《伤寒论》之前，比起其他中药典籍要早。因此，《本草经》即使不是《胎胪药录》，但它的观点至少也是接近于《胎胪药录》的。”因此，《伤寒论》中的用药是参考了《本草经》的。

2019年6月28日，趙慎珠在《河南日报》撰文《寻觅医圣张仲景》[7]，文中说：1988年，“张仲景墓及祠”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医圣祠创建于何时，早已无从考证，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郝万山，讲述一段传奇。明崇祯元年（1628）初夏，兰阳（今开封东）读书人冯应鳌得了重病，忽冷忽热，久治不愈。一天深夜，他恍恍惚惚进入梦境，见一位老人向他走来，穿黄衣，戴黄帽，老人用手摸了一下他的全身，冯应鳌顿时浑身舒畅，便问：您是谁，为什么给我看病？那人说：我是长沙太守张仲景，今天给你看病，是有求于你。在南阳城正东4里路处，有个祠堂，祠堂后面77步，是我的墓，有人要在墓上挖井，请你去那里阻止他们。说完，老人飘然而去。

冯应鳌醒后，出了一身大汗，痊愈了，非常高兴。当年秋天，他果然在南阳城东发现了一个祠堂，祠后77步，有几个人正在打井。他一看，挖出了一块石碑，上面写着11个字：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墓。

这块石碑，今天仍然被收藏在医圣祠的东偏殿内，圆额长方，楷书阴刻，边刻双线，勾勒卷草纹，碑额刻有莲花盖。遗憾的是，石碑上没有立碑的时间，也没有立碑人的名字。

1981年，医圣祠在整修中，在发现墓碑处再向下挖，竟发现还埋着一个碑座，碑座的后面，写着“咸和五年”，即公元330年，大约是张仲景离世后的110年左右。有学者认为，墓碑确系晋代无疑。也有学者提出，从清代开始，仲景才被誉称为“医圣”，墓碑是否为晋代所记，仍有待考索。郝万山说，把神奇的传说变成梦境，刻碑纪念，再写在书里，足见后世对仲景医学成就的赞誉。

农历正月十八，相传是仲景诞辰，每年的这一天，医圣祠人如潮涌，进香的、游园的、看大戏的，好不热闹，医圣的诞辰，沿袭成了一个特殊的民间节日。

张仲景的生平，在《后汉书》等文献中少有记载。1800年来，人们对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医圣故里等等一系列问题争论不休，竟成了医学史上瞩目的悬案。《后汉书》里没有张仲景的传，这是为什么呢？按照杨青平先生的说法，原来，在汉代，医术属于方伎，方伎就是方术，方术还包括巫术、神仙术、房中术、炼丹术、占星术等等，这些方术都具有神秘色彩，入传者都是富有传奇事迹的人物。入《后汉书·方伎传》的共28人，其中具有传奇医术的有3人。如费长房，他跟一个老翁跳进葫芦里学医，葫芦也叫壶，悬壶济世这个成语就是这么来的。如华佗，能治百病，还能起死回生，料生料死。这些传奇，都不真实，而张仲景只有真实，没有传奇，或因此未入传。到了唐代，张仲景终于有了传记，但不是在官修正史里，而是在民间撰写《名医传》里。《名医传》说张仲景“官至长沙太守”。可是，已知的东汉历任长沙太守名单中没有张仲景的名字。但是据国学大师章太炎考证：张仲景出生地南阳郡和长沙郡同属荆州，张仲景和荆州牧刘表的谋士王粲是好友。在汉献帝建安五年，长沙太守病死，其子继位，但未经刘表同意，刘表就发兵打下长沙。经王粲推荐，刘表任用张仲景为长沙太守，在任大约三年。张仲景任上在衙署“坐堂行医”的传说也是可信的。

《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基础，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理、法、方、药兼备的经典医学著作，对后世医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伤寒杂病论》问世以来，注释和研究者众多，宋元以来至今不下490余家中外医学家诠注它。汉代以后，研讨《伤寒杂病论》的论著超过5百家。金元时期医学产生了许多流派，在学术上争鸣，最具代表性的有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李杲）和朱震亨，被称为金元四家。金元四家的产生与长期战乱、人民生活困苦、疫病流行有关，与宋代医学理论和实践的丰富与革新思想有关，其中成无己居功至伟。

孙思邈在整理和研究张仲景《伤寒论》后，将伤寒归为十二论，伤寒禁忌十五条，为后世研究《伤寒杂病论》提供了可循的门径，尤其对广义伤寒增加了更具体的内容。他创立了从方、证、治三方面研究《伤寒杂病论》的方法，开后世以方类证的先河。隋唐之后，人们将《伤寒论》《金匮要略》《黄帝内经》和《神医本草》合称为中国医学的“四大经典”（张仲景就占了两部）。由此，中国的中医学理论已形成完整体系。邻国日本自康平年间（相当于我国宋朝）以来，研究《伤寒论》的学者也有近二百家。此外，朝鲜、越南、印尼、新加坡、蒙古等国的医学发展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其影响及推动。目前，《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仍是我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

那么，我们今天该如何学习《伤寒杂病论》呢？刘渡舟教授在《怎样学习伤寒论》一文中说[8]：凡是学习《伤寒论》需要讲求方法，然后得其门而入，才能做到登堂入室，事半而功倍。因此，对学习来讲，就有远近之分，难易之别了。记得子贡说过：“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伤寒论》这堵墙很厚，怎样才能穿入？张仲景是神农学派的传人，所以，要想穿入《伤寒论》这堵墙，必须从方证的大门而入。

《伤寒论》的方，叫做“经方”，来源于伊尹的《汤液经》，而被西汉的太仓公淳于意和东汉的长沙太守张仲景继承而流传至今。“经方”的特点，藥少而精，出神入化，起死回生，效如桴鼓，而为方书之祖。《伤寒论》的证，又叫“证候”，乃是用以反映疾病痛痒的一个客观验证，证有客观的规律性，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它可供人分析研究、综合归纳等诸多妙用。

“证”不是捏造出来的，它是生理病理客观的产物，它同病可以分开，而又不能绝对地分开。所以证之于病，如影随形，从“取证”的意义来讲，它优于近代医学。由于病不能离开证而孑然独存，所以我不承认辨证而与辨病的距离有天渊之别。“证”的精微之处，古人则称之为“机”，凡事物初露的苗头都带有机义。

昔日张仲景见侍中王仲宣，时年二十余，谓日：君有病，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汤可免。仲宣嫌其言仵，又“贵且长也”，受汤勿服。居三日，见仲宣，谓曰：服汤否？曰：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汤之诊，君何轻命也？仲宣犹不信。后二十年，果眉落，后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终如其言。

以上的记载，反映了张仲景预知生死可谓神乎其神，但是他说出了“色候固非服汤之诊”，还是通过色脉之诊而知其必然的。

古人说的“月晕而风，础润而雨”等见微知著的本领，似乎发在机先，令人难于揣摩，如果以中医的理论衡量，实不能离开“证”的存在与反映，而机之发也不能无证。

古之医家，能通天地，决死生而百发百中，而皆善于识证知机，辨证之学岂可轻视之哉！

中医学以辨证为先，惟《伤寒论》一书，祖述岐黄之学，发明汤液之旨，对于辨证论治，独领风骚，高出人表，而为中医之魂。

《伤寒论》总结了六经辨证的规律，又厘定了主证、兼证、变证和夹杂证四个层次。

在临床辨证时，应先抓主证。主证是指决定全局而占主导地位的证候。所以主证是纲，纲举而目张，对附属于主证的兼证、变证、夹杂证等也就自然迎刃而解。例如：太阳病中风的桂枝汤主证，是以汗出、发热、恶风为主。伤寒的麻黄汤主证，是以无汗、恶寒、身痛为主。少阳病的柴胡汤主证，是以口苦、喜呕、胸胁苦满为主。

阳明病的白虎汤主证，则以烦渴欲饮、身热汗出、脉洪大为主。大承气汤的主证，则以不大便、腹满疼痛、潮热谵语为主。

太阴病理中汤主证，以吐利腹满、饮食不振为主。少阴病的四逆汤主证，则以四肢厥冷、下利清谷为主。厥阴病乌梅丸主证，则以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呕吐、下利、吐蛔为主。

六经的主证，是辨证的核心，只有先抓定主证，才能突出辨证的重点，这种宝贵的遗产是任何人都可以继承的。

至于兼证，是指附于主证的兼见之证，比如说在桂枝汤主证的前提下，而出现的“喘”，或者是“项背强几几”等证。

变证，是指医生误治之后，使原来的主证一变而成另一种证候。如误发少阳之汗而变生的谵语，误下太阳而变生的下利。

夹杂证，其来源有二：一种是人的体质不同，感邪虽一，发病则异。一种是先有宿疾，后感伤寒，则使老病与新病、标病与本病、表病与里病交叉出现。

以上介绍的《伤寒论》证候之学，千姿百态，丰富多彩。说明证候的出现是无穷的，而古人遗留辨证的东西则是有限的。所以就有一个继承与发展，创新与开拓的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

自仲景以后，后世医家在六经辨证的基础之上，涌现出脏腑辨证、三焦辨证、卫气荣血辨证等许多的辨证方法，蔚成了辨证学的大观，扩大了辨证的范围，补充了六经辨证不逮之处。

应当指出的是，中医的辨证方法，并不等于“照本宣科”，墨守成规，死气沉沉而毫无生意。古人说的“医者意也”，这个“意”字，就跳出了教条的框框，赋予了医人的独立思考，运用思维、理论、经验以及调查研究获得的材料，建立自己的“辨证观”，用自己的才智进行辨证论治，则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纵观历代的医学家多有这种人物，而显示当时的医学成就和它的伟大之处。

总的来说，认识疾病在于证，治疗疾病则在于方。方与证乃是伤寒学的关键，而为历代医家所重视，所以“方证相对论”的提出，起到了非凡的积极作用。

然而最早提出“方证相对论”的，既不是明清的“错简派”医家，也不是日本江户时代的“古方派”醫家，乃是公元682年唐朝的伟大医学家孙思邈提出来的。

孙思邈在他著的 《千金翼方·卷九》 一篇序文中说：“论曰：伤寒热病，自古有之，名贤睿哲，多所防御，至于仲景，特有神功，寻思旨趣，莫测其致，所以医人未能钻仰。

“尝见太医疗伤寒，惟大青知母诸冷物投之，极与仲景本意相反。汤药虽行，百无一效，伤其如此，遂披《伤寒大论》，鸠集要妙，以为其方，行之以来，未有不验。

“旧法方证，意义幽隐。乃令近智所迷览之者，造次难悟；中庸之士，绝而不思。故使闾里之中，岁致夭枉之痛，远想令人慨然无已。今以方证同条，比类相附，须有检讨，仓卒易知。夫寻方之大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此之三方，凡疗伤寒不出之也。”

《伤寒论》第一张方子是桂枝汤，第二张方子是麻黄汤，显示了伤寒者，乃风寒之邪伤人也。《阴阳大论》云：“从霜降以后，至春分以前，凡有触冒霜露，体中寒即病者，谓之伤寒也。”

但是，人们对伤寒的认识，在寒、温之间，见解游移不定，节外生枝，概念混淆不清，反而违背了仲景著书本意。

因此，以寒训温、指鹿为马的问题不时发生，以凉药治疗风寒则习焉不察。孙思邈痛心疾首地指出：“太医疗伤寒，惟大青、知母诸冷物投之，极与仲景本意相反，汤药虽行，百无一效。”对用寒凉之药治疗风寒之误，铿锵有力，说得淋漓尽致。

陶渊明有“今是昨非”的警句，喜用寒凉，讽毁温热，“矫枉过正者”，应引以为戒。

孙思邈对《伤寒论》众多方证之中，提纲挈领，经过认真筛选之后，他说：“夫寻方之大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

由此可见，太阳病治疗风寒之方，皆为“正对之法”，至于柴胡等诸方，皆属吐下发汗后不解之事，则非是正对之法。

太阳病确立桂枝、麻黄、青龙三方，按类立阵，如大将建旗鼓，望之各归麾下，而使方证对应井然不紊，“凡疗伤寒不出之也”。

日本江户时期的古方派医家吉益东洞所著的《类聚方》是在孙思邈的“方证相对论”启发之下而形成的。这本书的质量较高，尤以临床价值不容忽视。

作为中医四大经典名著之一，东汉医学家张仲景的《伤寒论》可谓医方之祖，但由于内容深奥，缺乏理论阐述，未得广泛传播。成无己博极精研，深造自得，引《内经》《难经》以阐发仲景诸说，也正由于成氏注解《伤寒论》的古奥原文，致使这部有很大实用价值的著作才得以广泛流传。

他对张仲景《伤寒论》进行研究，著成《注解伤寒论》十卷，成为第一个注解《伤寒论》的医家，同时又结合临床应用，明辨伤寒常见症状之理，以便于临床诊断之用，在祖国医学的伤寒学研究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后世伤寒学派诸家产生很大影响。

成无己对《内经》《难经》《伤寒论》等古代经典皆有研究，尤其对于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最为推崇，著有《注解伤寒论》十卷（1144年）、《伤寒明理论》三卷（1142年）、《药方论》一卷。成无己博极精研，深造自得，以经注论，以论证经，辨证明理，为历史上注解《伤寒论》的第一人。

成无己对张仲景的辨证与方义有所阐发，辨析表里虚实亦有独到之处，首创经病腑病之说。更有《伤寒明理药方论》是历史上首次根据君臣佐使剖析组方原理的专著。也正是由于成氏注解《伤寒论》的原文，才使这部有很大临床价值的著作得以广泛流传，被后世医家所理解与重视。

据张孝忠《注解伤寒论·跋》称：成氏1156年已90余岁尚健在，可知其生于1066—1156年间。聊摄（今山东与聊城县、茌平县一带）人，靖康之变后由聊摄入金，遂为金人。出身于世医家庭，生平事迹欠详。撰有《注解伤寒论》《伤寒明理论》行世。

《茌平县志》（中华书局，2008年5月出版）第537页的人物传略中，记载了成无己的事迹，生卒是1063—1156，宋著名医学家，洪屯老成庄人，成家世代行医，无己尤精，是中国最早注释《伤寒论》的医学家。同时，成氏家谱记载：“先祖为摄国臣民，世业医。”

“成无己家世儒医，性识明敏，议论赅博，术业精通，医学造诣极深，临证经验丰富，年逾九秩而治病百无一失。”成无己不仅在医学理论研究方面造诣极深，也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成无己论述发热证，云：“发热者，谓怫怫然发于皮肤之间，熇熇然散而成热者是也。与潮热寒热若同而异，与烦躁相类而非，烦躁者在内者也。潮热之热，有时而热，不失其时。寒热之热，寒已而热，相继而发。至于发热，则无时而发也。”成氏提出发热当与潮热、寒热、烦躁之间的鉴别。他说：“有谓翕翕发热者，此则轻重不同，表里之区别尔。所谓翕翕发热者，谓合羽所覆，明其热在外也，故与桂枝汤发汗以散之。所谓蒸蒸发热者，谓若熏蒸之蒸，明其热在内也，故与调胃承气汤攻下以涤之。其发热属表者，即风寒客于皮肤，阳气怫郁所致也。其发热属里者，即阳气下陷入阴所致也。观其热所从来，而汗下之证明其辨焉。”

成无己，一个具有哲学意境的名字。他因为一部书稿奠定了医学史上的至尊地位，又因为医术高明被掳到北国，客死异乡。成无己被掠到临潢，也就是现在的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的波罗和屯。金正隆元年（1156），在远离故土数千公里之外的金国，成无己走完了一生，那一年，他93岁。

金国是靠战争、掠夺建立起来的国家，实行奴隶制度，所以被掳去的人没有人身自由。

那些被掳掠过去的人，不管是皇子皇孙，还是出自官宦人家，不分贵贱，一律作为奴隶，做最苦最累的活儿，吃最差的食物。差到什么程度？每个人一个月只能吃五斗稗子，穿的是每年五把麻，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东西了。

稗子是一种类似稻子的植物，但远没有稻子口感好，一般作为牛马羊饲料的原料。分到后自己舂成米后，五斗就变成一斗八升。五把麻，就是要自己编织成衣服，有些男子不会编织，就只能整天裸身干活，冬天也不例外，似乎回到了原始社会。更悲惨的是，冬天负责做饭的那些人，虽然靠近火源可以取暖，但要外出取柴，一冷一热，身上的皮肉就脱落了，惨死金国。而一些富贵子弟，根本不会做饭喂马，苦力活儿也干不了，就会经常遭到毒打，很快就被折磨死了。有记载，宋朝被掳掠去的20万男男女女，不到5年，活下来的人还不到十分之一。宋朝宫廷宗室妇女大多被赏赐给金国皇帝的部下和侍卫，还有很多人留洗衣院。所谓“洗衣院”，就是专供金国贵族们消遣的妓院。

不过，医生、绣工之类的待遇要好很多，平常可以坐在地上（有垫子）干本职工作。成无己作为医生，还算是有用之人。当时，北方缺医少药状况十分严重，有时候皇帝或朝廷重臣患病，就连做药引子的糖都没有，只能求助于外部力量，尤其注意学习借鉴中原王朝的医学。

成无己，他的家世代行医。第一本注解伤寒的书是成无己写的《注解伤寒论》，虽然里面有一些可待探究，但是成无己是第一个注解伤寒的，并且是以经解经的，用《黄帝内经》的一些精髓来解释《伤寒论》，解释得非常好，也是从气机的角度解释的。

成无己是伤寒学派的主要代表医家之一。十卷《注解伤寒论》和四卷《伤寒明理论》，是成无己留给后人的遗产。其所撰《注解伤寒论》，是现存最早的《伤寒论》全注本。但是，这样一位医学大家，却在正史中难觅踪迹。在传承、弘扬先贤思想，成无己之于医圣张仲景，可比儒家亚圣孟子之于至圣孔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成无己堪称医学界的“亚圣”。

温病学说未形成完整理论体系以前，伤寒是一切外感热性病的总称，伤寒病的危害使人们闻而生畏，故曰：“百病之急，无急于伤寒。”成无己写的《注解伤寒论》，为伤寒理论及诊治大法的阐发及传播推广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为什么像张仲景、成无己这样的“医圣”“亚圣”，正史中却难觅记载呢？这个原因比较复杂，简单说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原因：第一，宋以前，“医”作为一种技术性的职业，被视为“巫医乐师百工”之流，社会地位并不高。医界人物被尊崇和圣化，也几乎都是宋以后的事。“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社会的价值观深受儒业的影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是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也是社会公认的“正能量”、主流价值观，是知识分子的“正道”——言外之意，其他行业，比如从商、比如写小说、比如当医生，都是“旁门左道”，无法进入政府体系，成不了其中一员。不仅官贵民贱，职业也被分为贵贱不同等级：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而醫生则被排在四民之外，往往与巫连在一起，合称巫医，又将医、卜（算卦的）、星（占星的）、相（相面的）并列，一向为社会所轻。就连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在名篇《师说》中，也是“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如何如何。

如何才能成为“士”、从而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呢？朝廷已经设置了一个公平的科举考试，只要通过科举考试，就可以“翻身”，就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医生，从前叫“郎中”——这个词也来自官职名，其实，医生终究是医生，不过还是想借“郎中”这个名词抬高身价。这是一个原因。

其实，在汉前的百家争鸣时代，儒家学派只不过是各学派之间的一派，连儒家的嫡系传人孟轲都自承儒与墨、杨为当时学术的三大派，法家的韩非子也说“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到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评论学术思想的“六家要旨”中，儒家也只是序列于阴阳家之后的六家之一而已。汉武帝时的“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的地位从官到私显然都渐趋于“独尊”。于是“儒”字便被用来作为褒词：读书人称为儒士，有文化的将军称为儒将，读过《本草》《伤寒论》之类的医生称为儒医，一辈子只会读圣贤书的人称为纯儒，学问渊博、处世通达的读书人称为通儒，行为素质好称为儒雅，就连四民之末的商人也喜欢自我标榜“儒商”。经商致富后，也要由商入仕，想方设法谋一个读圣贤书的“儒”的身份，通过纳资、输边，换取一个“仕”的职衔。

第二，医生这个职业，在当时并不像现在这样权威，四处奔波，经常需要上门服务，患者并不太信任医生。不像现在的医生，坐在医院的办公室内，病人需要排队、挂号、扫码等待，如果想和医生争执，医院的保安会前来制止。在漫长的等待和折腾中，患者其实单单在体力方面，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哪里还有精力和智力去怀疑医生的诊断？现在的医疗体系和机构的设置，在客观上确保了医生的权威性。

第三，医生自己往往不甘心一辈子当医生，常常是一边看书、准备科举考试，一边读医书、靠行医赚点科举考试的路费。实际上，那些真正有本事的医生往往不赚钱，他们往往“性狷介，贫者招，辄徒步往，富人或聘以重金，弗顾也”。 古代士人的就业门路是很窄的。说是读书做官，其实能做上官的毕竟是少数。做不上官怎么办？除了一部分人恪守儒道，继续修身齐家、过他的耕读生活之外，多数人还有两种职业选择：一是当先生，设馆授徒或受聘私塾，教书育人，继续传承儒家薪火；其二便是当医生，悬壶济世，走上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之路。从范仲淹后来精通医术来看，想必当初他也曾做过两手准备。治国与医人，道理相通。

第四，张仲景的性格，就不是那种按照教科书套路说话的“御用”性格，属于有个性的性情中人。这样的性格很难入“正史”，就好像某文化之类的协会要编写一个某地名家的书，有一个叫张三的人，他和这个协会的主席从来不来往，也不参与他们的“哥俩好”似的研讨会，人家编书的时候自然不想让张三入围了。张仲景所处的东汉末年，社会风气日颓。士子多追名逐利而不愿意坐冷板凳。张仲景不客气地说：“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张仲景不想“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这说明他的性格与正史御用的特点，是格格不入的。张仲景还愤然说：“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陽，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

第五，“不为良相，便为名医”，不过是知识分子在官场失意之后的安慰，内心还是渴望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历史上不知道有多少名医如何时希、吴楚、黄元御等，走上行医之路并选择著术，皆因“愤族人为庸医所误，遂究心岐黄，收藏古今医家著述”。你看张仲景习医与其家族所遭遇的不幸有关，其宗族原有两百多人，在当时疾疫流行的情况下，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有三分之二的人死亡，其中十分之七的人都死于“伤寒”。张仲景立志发奋钻研医学，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你看成无己，弟兄三人，两个哥哥跟随父亲做药材生意，作为家中的老小，又聪明伶俐，父亲为他请了私塾先生，希望他能考取功名，光宗耀祖。成无己离开家乡赶赴北宋的都城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赶考，却没有如愿考取功名。成无己开始攻读医学。靖康之难爆发，成无己已是近70岁的老人。靖康二年（1127）四月，金军攻破北宋都城汴梁，宋徽宗、宋钦宗父子成了俘虏。诸科医生、教坊乐工、各种工匠也被劫掠。作为著名的医生，成无己也成为被掠夺的对象，他被带到临潢（现在的内蒙古巴林左旗），从此再也没有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