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选择的延续

王松

前 言

西周时期建立的一系列制度，被后来的孔子理论化、实用化，其中很多东西一直沿用到了晚清、民国时期。这种现象，全世界绝无仅有。这些制度的长命，并不全是那些维护者的功劳，而是它本身太适用于一个农业社会。

到先秦时代，农耕的普及化，使原先的人际关系面临着巨大挑战。资源突然变得紧张起来，竞争意识充斥在个人到各国（指当时的各诸侯国）之间，战争越发地频繁，人与人之间越来越不信任。古老的东方那些“轴心时代”的智者们，在不断地摸索中，终于找到了一条在当时比较适用的外儒内法的道路，利用强权和礼乐暂时缓解、压制了人与人之间激烈地竞争。

至汉武帝时期，华夏文明完成了第一次大转型，并在之后两千年的时间里，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社会构架和制度。仔细咀嚼这段历史，会给处在第二次大转型的我们，带来许多新启发。所谓“知古鉴今”，虽然那段历史无法立即给出一个未来的模型，但好歹是个不错的参考。

本文以《史记》为纲，同时加入了一些现代史学家的观点，以及笔者一点点浅见。

1.周人的逆袭

首先讲三个故事。

话说齐桓公二十三年（公元前662年），山戎（匈奴的一支）攻击燕国，燕庄公向齐国求救。齐桓公带兵把山戎揍得屁滚尿流，燕庄公很感激齐桓公，一直把齐桓公送到齐国境内。

齐桓公说：“我不是天子，诸侯相送不能出境，我不能对燕国无礼。”于是齐桓公把燕庄公所至的齐国国土割给了燕国。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晋、楚两国的第二次争霸战：邲之战（公元前597年），也叫两棠之役。此战晋军因为上级将领意见不合，被楚军击败，战斗中小将知罃被楚军俘虏。虽然晋军战败，但知罃的父亲为了救儿子，杀了个回马枪俘虏了楚国一名王子。

后来晋、楚关系不再那么紧张，两国交换俘虏。楚共王为知罃送行，他问知罃：“先生回国后，打算怎么报答我？”

知罃回答说：“如果不幸再次与贵军相遇，下臣会拼死作战，绝不三心二意。这是下臣能报答王上的。”

楚共王肃然起敬。

第三个故事，发生在三家分晋的时候。到了春秋末期，晋国被六个家族架空，六家在瓜分晋国的过程中逐渐出现了对立，其中范氏和中行氏最先领了盒饭。剩下的四家里，知氏势力最大，就是前面说到的知罃的家族。知氏的族长被称为智伯，那时候知和智是通假字。

智伯以恢复晋国国力为由，向其他三家索要土地，魏、韩都给了，就赵氏硬气，寸土不让。于是智伯率领魏、韩攻击赵氏，赵军不敌，只能退守晋阳。这场内战，打成了消耗战，智、魏、韩围了晋阳一年多，还放水淹了晋阳，一直未能将晋阳攻克。

晋阳内的赵军也不好过，因为地上有水，他们只能到房顶上做饭，而且已经到了“易子而食”的地步，就是互相交换孩子吃。可见赵军已经被逼到了绝境。

此时赵氏的当家人是赵襄子，他眼看晋阳要被攻破，便派人出城策反魏、韩。刚好魏、韩也担心，灭了赵襄子，智伯会再拿他们开刀。于是三家里应外合，干掉了智伯。

赵襄子恨极了智伯，把智伯的头颅做成了酒具。智伯有个叫豫让的属下，觉得赵襄子这么做实在太过分，智伯败了是败了，但是死后不至于被赵襄子如此侮辱。于是豫让改名换姓，假扮成劳役犯人，到赵襄子的住处粉刷厕所，伺机刺杀赵襄子。

赵襄子也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他在上厕所的时候，注意到了豫让的杀意，命令卫兵逮捕了豫让。得知了豫让的身份和目的后，赵襄子觉得这是个义士，就把他给放了。

可是豫让并没有放弃刺杀赵襄子，为了不让赵襄子认出来，他毁了容，又吞碳把嗓子烧哑，最后连他妻子都认不出他来。做了这些准备工作后，豫让再次去刺杀赵襄子。

就在豫让要动手的时候，为赵襄子拉车的马突然惊了，那些马估计也是战马，感受到了豫让身上的杀气。豫让再次被抓，赵襄子实在没有想到，豫让为了刺杀自己能做到这个份儿上，他问：“知氏已经灭亡了，你这是何苦呢？”

豫让回答说：“士为知己者死。智伯把臣当做国士，臣自然要像国士那样去报答他。”

赵襄子大为感动，准备让豫让光荣地战死。

豫让却请求能在死前刺赵襄子的外衣。

赵襄子没有拒绝，挑起自己的外衣让豫让刺。

豫让拔出剑，一边刺一邊哭道：“老天啊老天，我终于可以报答智伯了。”三剑过后，豫让自刎。

赵人为豫让痛哭。

这三个故事，发生在“春秋无义战”的春秋时期，以及春秋与战国之间的时期。它们就是天子与诸侯、诸侯与诸侯、诸侯与大夫、大夫与家臣，这些关系的真实写照。齐桓公割地维持“礼”，知罃把自己的义务和责任看得无比神圣，豫让可以置生死于度外。

此时周天子早已经龟缩到洛阳，自从齐桓公称霸之后，周天子的实力已经沦落到二流国家的地步。在周天子失势的情况下，是什么依旧让国家和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是周创建的制度。

周代替殷商，是农业文明取代商业文明的过程，是封建国家制度取代部落联盟制度的过程。之所以从古到今，称买卖人为商人，是因为殷商时期商业比较发达。那个时候之所以商业发达，是因为当时人们眼中的世界还太小，当时的政治制度又是部落联盟制，不管是中原的各部落，还是中原周边的蛮荒部落，互相交换有无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

后来商业被一再压制，不是统治者不够开放，而是经商的利润太大，人们都去经商了，就没人务农，整个国家的基础就会垮掉。如果中国古代的交通有现在的一半便利，估计从周到清商业都不会被如此压抑。周作为农业部落，能战胜比它强大得多的殷商，恰恰说明，那时候商业的力量是干不过农业的。

周的逆袭，可谓是农业社会发展的范本。周的始祖叫弃，在尧舜时代，弃的部族就以农业发达著称。在夏部落执政后期，周人放弃了老本行，迁徙到西北，做了游牧民族。因为在当时，务农并不是华夏文明的主流，当时自然资源丰富，大多数部落还是以采猎为生。而务农太辛苦，当时庄稼的产量又低，所以周人在主流文化圈根本混不下去。

务农跟打猎不一样，全看天吃饭。中华文明区降雨的时间相对集中，下得少了就是旱，下得多了就是涝。所以务农者要比那些狩猎者顾虑更多，即便是丰年，也要考虑存下粮食应付灾年。

另一方面，务农需要水利设施，需要摸索提高产量的方法，观察时节的变化。这些东西都需要人们互相协作才能完成，所以务农者所组成的社会，更具有凝聚力。一直到现在，农业文明也比商业文明更具有凝聚力和忧患意识。

后来周人找到了一块“风水宝地”，那就是岐山之下的周原。周原在泾水和渭水之间，这里土地肥沃，很适合耕种，周人才重操旧业。其实周人一直没有放弃农耕，只不过之前是一边放牧，一边农耕，现在是偏重于农耕了。

周人有农耕的底子，势力很快壮大起来，为了拓展势力，周人还进行了一次有组织地大迁徙。此时周族的势力进一步扩大，他们的首领亶父便打起了中原文明的主意。亶父的继承者叫季历，季历的继承者是文王，文王的继承者是武王。

武王时期，周人只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打败了殷商，与其说是一次政权更替的战争，不如说是一场冲突。武王为什么胜得干净利落？胜得这么轻而易举？

因为从亶父执政开始，周人就在为夺取殷商的统治地位开始布局，一直到武王，整整四代人才达到了目的，真可谓是“世纪之局”。

先从亶父说起，他的儿子除了继承人季历，还有太伯和虞仲。据史料上说，这两位是为了表示放弃继承权，让更贤明的季历继位，才逃到了当时还未开化的东南吴越之地。可是这个说法说不通，一般父辈选定继承人之后，继承人的兄弟都会辅佐继承人。就像武王成为继承人之后，周公佐武王一样。

考虑到殷商的部族来自中原地区的东方，此举很可能是亶父派太伯和虞仲“打入敌人内部”。亶父时期，周人跟殷商的实力天差地别，他不得不小心行事。所以他只是在外围活动，组织周人大迁徙，以及派自己儿子到东南，这都不会太引起殷商的注意。

到季历的时代，他也没闲着，广泛地联络仇视殷商的部落。其实周人也并不是那么势单力薄，比如他们有个铁杆盟友：姜族。这两族可能在群婚制的年代就走到了一起，之后的岁月里，两族一直保持着合作关系。周人文王、武王时期的姜尚，就是姜族的首领，后来周天子的分封，那些好地方的国王不是姓姬就是姓姜。

姜太公用直钩钓鱼，结果把周文王钓来的故事，纯属杜撰。就像一个公司要找个经理，总不会在河边找个疯老头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吧。不过这个故事编得很精彩，笔者到现在都还记得，小时候爷爷讲到这个故事时眉飞色舞，笔者则听得津津有味。有时候编撰能带来更多的向往和快乐，因为它是想象力的产物。

到了周文王时代，周人终于开始动手了，趁着殷商无暇西顾之际，周文王干掉了殷商的几个属国。虽然叫属国，但是那时候的属国，跟后来的属国的概念还不大一样。当时殷商的政治体系核心是王族部落，据说有十个王族部落，十个部落的首领轮流执政。

王族的外围是跟王族部落联盟的部落，他们才是殷商各行各业的主体。再外围是依附殷商的部落，这些部落依附殷商各有各的目的，有的是被迫，有的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殷商对他们也不太客气，所以他们当中，不免有离心离德者。

周文王灭掉的应该就是那种依附殷商的部落，而殷商之所以无法西顾，是因为东夷、南蛮、羌族，这些中原文明圈外围的部落轮流造反。殷商在祭祀的时候，会杀害大量的奴隶。如果只杀自己人，用不了几次祭祀，殷商就自己把自己给杀光了。

所以殷商就利用他的“现代化部队”，去周边的蛮荒之族抢人。殷商的部队，有当时最先进的青铜武器，跟周围还在使用石器武器的部落比起来，他们的先进程度就如同今天的步枪大炮与大刀长矛的区别差不多。

殷商晚期，他们与周边各部落的关系非常紧张，可能殷商也知道周人的野心，据说季历和文王还都被殷商囚禁过。但是跟那些要报血仇的部落比起来，周人的隐患可以暂且放一放，毕竟周人不会对殷商恨之入骨。

即便到武王的时代，周人的军事力量跟殷商比起来还相差甚远。不过此时殷商也不好过，他们的主力部队跟周边各族一战再战，兵力大减。

终于，武王抓住机会，趁殷商的主力部队在外作战，他联合跟殷商有仇的各部落，攻击朝歌。结果只用了一个多月，周人就控制了局面。殷商人蒙了，中原各部落蒙了，连周人自己都蒙了。

武王取得胜利后，一直如履薄冰，他扶持了傀儡武庚做殷商的领袖，又让三个弟弟带兵盯着殷商。但是武王还是不放心，因为即便周人控制了局面，殷商的势力还要比周人更强大。不停地担忧和考虑出路，让武王耗尽了心力，但是武王终究都没能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武王在忧愁中死去，殷商人立即造反。

2.封建制度的建立

君主成王年少，东部地区的东夷造反，殷商的遗老遗少造反，甚至成王的叔叔，也跟着造反。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武王的弟弟周公很头疼。可是头疼归头疼，还是要尽最大的努力，保住周朝数代人辛辛苦苦才建立的政权。

周公开始了为期数年的平叛战争，最终总算是平定了叛乱。但是当年武王的忧愁，变成了“摄政王”周公的忧愁。周人禁不起这样的叛乱了，必须从根源上解决殷商这个隐患，必须让中原各部落、中原周边各部落，承认周人的统治地位。

我们离周公的时代太久远，也不知道周公是早就想好了办法，还是一边做一边想到的办法。总之，周公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他建立了“天子”的概念。

之前不管是尧、舜、禹的时代、夏族的时代、殷商的时代，作为那时候的统治者，他們都没有太强的统治观念。或者说那时候还没有统治天下的概念，只要自身的部落联盟壮大了就好了，至于周边的其它部落，要么跟他们打仗，要么他们来依附自己，要么跟自己毫不相关。

到了周公这里，才有了统治天下的概念。这是因为此时的世界，已经比殷商、夏族、尧舜的时代“小了”。周公的时代，中原地区已经是主文化圈，周边的部落或是因为战争，或是因为贸易，周公也或多或少地知道他们的一些情况。没有了之前那些未知和未开拓，所以世界“小了”。

对世界有了笼统的概念，自然就有了统治世界的想法。“天子”就是上天派下来统治世界的人，这在当时是个全新的概念，就跟达尔文的演化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样，完全颠覆了之前的世界观。在“天子”概念提出之前，人们都是信奉“祖先神”，而且对天也并不怎么尊重，毕竟那时候还不是靠天吃饭，殷商人甚至还有一种叫“射天”的游戏。

到了周人这里就不同了，要想有好收成，就得风调雨顺。这些东西都是天在运行，人力无法左右，所以周人对“天”格外敬畏。周人的王，就是上天派来统治大家的，把天压在人们的肩头，谁敢不服？

“天子”概念的提出，既是对内又是对外。对内，以免周人再窝里反。对外，各族要承认周天子的合法性。那么其他部落，跟周人的世界观又不一样，他们会接受这套理论？

没关系，周公的办法多得是。紧接着，周公建立了封建制。封建制跟之前的部落联盟制完全不同，之前各部落的族人和土地是“天生”的，他们就是从那片土地上一点点建立起了自己的部落，所以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当然是属于他们的。

即便是部落联盟的首领，也必须尊重这一点。只有用战争手段，去兼并一个部落的土地和人民，否则没有任何政治手段可以剥夺一个部落的土地和人民。

封建制就不同了，周天子可以把土地和人民封给他的兄弟、子侄、功臣。那么说这么做在当时是不是太霸道了？其他各部落能服从么？

这时候显示出了周公的政治智慧，首先他将最让人放心不下的殷商各部落，分封给殷商王族的后裔，以及武王的弟弟们。前者就是纣王的兄弟微子，周公把微子封在宋国，而且给了微子“公”的爵位，跟周公、召公平起平坐。

这一点很重要，周人在取得政權之后，从来没有大规模屠杀殷商人。不管这是一种德治的表现，还是如一些学者所说，周人是在作秀，是为了软化、同化殷商人，周人没有屠杀殷商人是事实，仅这一点周人就比殷商人强一万倍。而是否是周人发自内心的德治还是作秀，其实没必要那么太较真，因为我们的历史观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

之前在那个德治的时代，人们看待这段历史，觉得周人的行为就是德治的一种表现。现在大家都崇尚阴谋论，所以阴谋在各个角落滋生，史上的那些名人自然也都是些大阴谋家。再过些年，当我们找到了抑制现在激烈竞争的方法，阴谋论不再吃香，或许现在的历史观又能为之一变。

周人不仅没有屠杀殷商人，还对殷商人有许多像是“少数民族政策”类似的特殊照顾。翻一翻往后的史书，每次改朝换代，前朝的王族有几个能免于屠杀？只看周人对殷商人以及殷商人王族的态度，这份胸怀就令人佩服。

不过周公毕竟是周人的周公，同时他也是一名优秀的政治家，要维护周人的统治地位，就必须要用一些手段。如果单说周公是德治鼻祖，好像有点虚假，如果只说周公是个阴谋家，也让人觉得有点失真。他既有广阔的胸怀，又有政治手段，这才有点政治人物的样子。

周公的政治手段颇为巧妙，首先他把殷商的王族迁到东都洛阳，同时整编了殷商的军队，把这些能造反的人和力量都监视起来。然后把殷商的六个部落分给召公，然后让召公之子姬克去北部建立燕国。当时的燕国之地还是一片荒芜，而且跟中原相隔甚远，为什么要把一个周王族的嫡系，放到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

因为据说武王攻陷朝歌后，有很多殷商人逃到了辽东、朝鲜，甚至有史学家说，他们穿过了白令海峡，逃到了美洲。反正那批人是第一批“闯关东”的人，让召公之子镇守北方，就是去抵挡那批殷商人有可能会发动的反击。

然后周公分到了殷商六个部落，把他们迁到了鲁地。原先殷商的地盘分给了武王的弟弟姬封（康叔），同时分给他七个殷商部落。最后殷商还剩下九个部落，一股脑封给了成王的弟弟姬虞，封地在唐。

偌大的殷商，被周公拆得七零八落，这回总算不怕他们再惦记着跟周人一较长短了。至于中原周边的各部落，周公也做了安排，首先周公自己的封地鲁，以及姜太公的封地齐，这两个地方都是东夷的老窝。

据说姜太公赶到封地的时候，莱国正在抢他的封地，姜太公把他们赶走，才建立了齐国。恐怕事实是，姜太公到了东夷的地盘建立齐国，莱族不服气，他们心说：你一个外来户，凭什么到我们的地盘撒野？

于是莱族攻击姜太公，结果被姜太公的“现代化部队”打跑，齐国得以在东夷之地建立。不过姜太公也不好做得太过分，所以在齐国，并没有像鲁国那样，完全改变当地人的风俗习惯，只要当地人承认齐国的统治就行。

对于南方，那时候南方还是片不毛之地，周公鞭长莫及。那也有办法，只要他们承认周天子的统治地位，那就大大方方给他们爵位，从此以后，他们都由周天子“罩着”。周天子不像殷商到处抓人，只要他们接受爵位，还给他们赏赐，不少部落当然很乐意得到爵位。楚和陈等国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了合法地位，虽然他们的爵位不高，但是他们这爵位“得来全不费工夫”，关键是他们在主文明区有了一席之地，不再是蛮族了（虽然中原各国不这么认为）。

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天下基本上都承认了周天子的统治地位，即便是他们不认“天子”的概念，也得受限于封建制度。

这一招实在高明，完全在潜移默化中，把部落里土地和人民原先“土生土长”的产权，变成了必须要有周天子承认，才是合法产权。也就是说在本质上，部落的概念消失了，由天子授权的国家建立了。

当然除了这些高明的招数，周人也的确要比殷商更令人信服。比如周人反对人殉，这完全是人心所向。周的封建制度，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比起之前的部落联盟制，它更加先进，更加有凝聚力。可是，封建制度里，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3.礼坏乐崩

封建制度用井田制支撑封建政府的财政运作，用礼乐维系社会的秩序。而受封的级别和地位都是世袭的，这就很容易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犯难，所以后来又用宗法制选择继承人。

也可以把宗法制看成是当时的“继承法”，首先有优先继承权的是嫡长子，如果嫡长子夭折，那就选择其他嫡子。如果没有嫡子，那就长庶子继承，长庶子夭折，就找其他庶子。如果倒霉到一个儿子也没有，那就从家族的旁支里面选择继承人。这一套下来要还找不到继承人，那就几乎是断子绝孙的局面了。

宗法制有个好处，继承人从一落生就拥有了继承权，别人就别惦记了。当然没做成继承人也没关系，还有其它的好职位等着他们。比如周天子是天下的王，他的领地最大，是周人的直属领地。周天子的兄弟做不了天子，可以做诸侯，就是公、侯一级，管着一大片地盘，也是逍遥又自在。

公、侯那些做不了继承人的儿子，可以做大夫。大夫是有采邑的，虽然地盘不大，却也还有地有人。大夫那些做不成继承人的儿子，可以去帮着继承人管理采邑，毕竟经营家里的产业，自然要用家里人自己经营。

封建、宗法就这么一层套一层，井然有序。公、侯对周天子忠诚，大夫对诸侯忠诚，负责管理采邑的家臣对大夫忠诚。就像开篇所讲的那三个故事一样，齐桓公要对天子忠诚，知罃要对晋君效忠，豫让要效忠智伯。

不光齐桓公要对天子忠诚，鲁君、晋君都要对天子忠诚。知罃不仅要对晋君效忠，对楚君、齐君也要客客气气。豫让不仅要效忠智伯，对其他大夫也不能失礼。即便豫让要刺杀赵襄子，他在行刺过程中，依然在赵襄子面前称自己为“臣”，而且没有一上来就把赵襄子的祖宗十八代问候一遍，这在当时是一种基本的尊重。

这就是礼乐的核心，说白了就是一种秩序。这种秩序跟后来的君主专制时期，或者现代的秩序完全不一样。

在当时，这种秩序是深入骨髓的东西。话说在晋、楚的第三场争霸战，鄢陵之战中，楚共王亲自督战，楚共王就是前文中跟知罃对话的那位。双方交战正酣时，晋国大夫郤至遇到楚共王，郤至立即弃车，并脱下头盔跑步作战，以表示对楚共王的礼数。战后楚共王派使者慰问郤至，担心郤至在战争中因为突然弃车而受伤。

这事儿要搁到战国，或者以后的什么时代，见了对方的国王，巴不得赶紧驾车把对方的国王抓回来。而现在的特种部队，是专门攻击敌方指挥部或者首脑的一支部队。由此可见，人们总说人心不古，的确有那么回事儿。

周的制度在当时深入骨髓，为什么后来崩溃了呢？

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话说鲁国的季孙氏有个叫南蒯的家臣，季孙氏让南蒯管理费邑（地名）。后来季孙氏跟鲁国国君不对付，南蒯支持国君，反对季孙氏。按后来的道理说：大夫造反，家臣忠于国君反对大夫造反，这是大义。但是南蒯却被驱逐出鲁国，季孙氏肯定不喜欢这样的白眼狼，但是费邑的人也不喜欢他，甚至鲁国国君也不喜欢他。因为南蒯的行为是一种僭越，直到现在人们也很不喜欢僭越的行为。

周的制度，诸侯对天子绝对忠诚，大夫对诸侯绝对忠诚，家臣对大夫绝对忠诚。那么，万一周天子失势，或者周天子昏庸无道，诸侯不再对天子忠诚了，大夫却还对诸侯绝对忠诚。如此，周天子便丧失了对整个诸侯国的控制。

当武王、成王的后代，渐渐被太平岁月消磨了斗志，并丧失了亶父、季历、文王那种兢兢业业的创业精神的时候，周天子就离失势不远了。后来周幽王被杀，平王东迁，好像是顺理成章的事。

周天子失势后，诸侯虽然不效忠天子了，但是大夫们还效忠诸侯，于是诸侯开始争霸。而当诸侯势力失控、君主肆意妄为的时候，他们离失国也就不远了。

春秋时期的争霸战还正热闹的时候，各诸侯国就有点不对劲了，首先是各诸侯国的君主死亡率颇高，君主变成了个高危职业。刚开始弑君的人基本上都是各国的公子，后来就变成了大夫。

所谓的“礼坏乐崩”，就是秩序的混乱，诸侯不尊重周天子，大夫开始弑君，家臣开始架空大夫。造成这个原因的，正是宗法制和封建制的弊端。各国的公子之所以弑君，是因为宗法制，而家臣的弑君，是封建制造成的。

前文中说过，宗法制就是当时的继承法，嫡长子有最优先的继承权。但如果嫡长子昏庸无道，其他嫡子却是大贤，理论上说，贤明的嫡子、庶子不管君主怎么无道，都要尽心辅佐太子、君主。可是贤能者真的会甘心居于下位？

同样前文中也说过，宗法制就是讓继承者一落生就是继承者，其他公子就早早地死了这份心。可是人心不足，都是一个妈生的，即便不是一个妈也是同一个爹，凭什么早生几年就能继承偌大的家业，晚生几年就只能唯唯诺诺地做臣子？谁都想跟继承人竞争一番，但是他们又没有合法的继承权，那么只有杀掉法定继承人这一条路可走了。

宗法制看上去是把非继承者所有路都堵死了，只给法定继承者留下了一条康庄大道。但是让非继承者无路可走，反而会逼着他们铤而走险，走上一条谁都不想走的兄弟相残的道路。

而封建制，是天子封诸侯，诸侯封大夫，大夫封家臣。反过来说，诸侯不忠于天子，诸侯便会失控；大夫不忠于诸侯，大夫便会失控；家臣不忠于大夫，家臣便会失控。

到了春秋末期，曾经风光过的晋、齐等国，最大的敌人不再是敌国、游牧民族，而是自己家的大夫。最后晋国被赵、魏、韩三家瓜分，齐国被一家独大的田氏取代，不大不小的鲁国也被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架空。

到这一层还没完，作为“礼乐的重症患者”，鲁国的季孙氏，也被他的家臣阳虎架空了。

此时国家和社会完全失控，天子控制不了诸侯，诸侯控制不了大夫。如果再不想办法制止，天下要完全崩溃。

于是齐、赵、魏、韩这四个大夫取代诸侯的政权先后变法，总算是遏制了家臣架空大夫的势头，这四个君王也总算是松了口气。可是变法的浪潮，并不是由这四国掀起的，郑国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4.秦的建立

郑国也曾经风光过，在春秋初期还有“小霸”之称。可是郑国这地方“风水”不大好，在地理位置上与它接壤的国家可是不少，如果郑君贤明，对外能处理好与各国之间的关系，对内能将经济民生经营好，那么郑国还勉强能图霸。

但如果碰上昏君，像郑国、宋国这样的“四战之地”，很难有时机使国家强盛。同时郑国的土地还算是肥沃，庄稼的产量也还不错，这就很容易让他国眼馋，时时准备打郑国的主意。再加上郑君无能，可谓是“屋漏又逢连夜雨”。

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自从周天子东迁后，各诸侯的国君也越来越没水平，郑国也不能免俗。郑庄公之后，郑国的国君可谓是“黄鼠狼下耗子—— 一窝不如一窝”。

这时候东方的齐桓公吹响了争霸的号角，晋国、楚国、秦国纷纷加入到争霸的行列，连宋国都企图争霸。齐桓公和秦穆公就“霸”了一代，宋襄公的想法是不错，可是宋国的国力有点勉强，只能做一做霸主梦。

争霸次数最多，也是最激烈的，还得数晋国和楚国。郑国恰恰在这两国之间，郑君站在晋国这边，楚国来打他；郑君站在楚国这边，晋国来打他；如果他不站队，两国都来打他。现在想想都觉得挺同情郑君，各代郑君十分彻底地诠释了“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后来晋国帮助吴国训练士兵，建设军队，吴国成为了楚国的心头大患，楚王无暇再到中原争霸。而晋国则被六个大夫架空，光顾着内战，也无力再顾及霸权问题。

郑国总算是有点太平日子，可是此时礼制的漏洞越来越大，除了一级一级地架空，不公正、不公平的现象时常发生，普遍对人们造成了很大的伤害。郑国也跟晋、鲁等国一样，变得很不稳定，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候，子产上台执政。

子产在执政之初，有个大夫的妹妹很漂亮，有两个公孙（郑穆公之孙）都想娶她，那大夫两边都不敢得罪，只好求助于子产。子产说：“那就让你妹妹选吧，她想嫁给谁就嫁给谁。”

于是两个公孙一起到大夫家求亲，其中的公孙黑一副翩翩公子的模样，衣着、礼节都很是得体。而公孙楚却穿着军装，闯进来拉弓射了几箭，然后跳上战车就走。大夫的妹妹说：“公孙黑虽然长得很帅，但是公孙楚更像个爷们。”

于是大夫的妹妹就嫁给了公孙楚。两人结婚后，公孙黑竟然闯进公孙楚的家，准备杀了公孙楚抢人，好在公孙黑这哥们是个花架子，反而被公孙楚刺伤。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可谓大快人心，公子黑不仅没抢到人，自己还受了伤。而且他闯到别人家里，抢夺别人妻子的做法实在令人不齿，必须要接受应有的惩罚。可是最后，却是公孙楚被驱逐，因为按照当时的宗法、礼制，公孙黑年长，而公孙楚年少。弟是不能跟兄争的，而兄总是对的。所以按照礼制，只能驱逐公孙楚。

出现这么荒唐的结果，可见当时礼制的漏洞已经大到了何种程度。此时已经有很多人，开始对荒唐的礼制愤愤不平，改政的浪潮也就顺势而来。

子产上台几年后开始改政，他限制了贵族的特权，在一定程度上由礼制改成了法治，同时在军事、经济领域也做了一系列改革。由于子产当年所立的法条已经不可考，只能推测那些改革不像后来变法那样伤筋动骨。

因为郑国并没有强大太多，或者是子产之后，又废除了子产的改政，毕竟子产的改政伤害到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不管是哪种原因，郑国后来碰上了正在崛起的韩国，在与韩国的交战中，虽然郑国也反击过，但还是没有逃过灭国的厄运。

子产之后，晋国也进行了改政，不过晋国也没有逃过被瓜分的厄运，可见当时的改政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统治阶层被架空的问题。据说赵、魏、韩瓜分晋国的时候，韩国就在打郑国的主意，后来三家自立家门后，韩国可以说是倾全国之力攻擊郑国。最终韩国将郑国纳入了自己的版图，晋级为“七雄”之一。

韩国也进行了变法，只不过是在灭掉郑国之后的事情。赵、魏、韩是大夫出身，自然明白封建制的弊端，所以这三国最先开始变法。前文中所说，那位将智伯的头颅做成酒具的赵襄子在位时，首次把土地分给了奴隶。并且赵襄子承诺，任何国家的奴隶来到赵国，都会分给他土地。奴隶制瞬间瓦解。

接着魏国的李悝变法，在农业上他鼓励开荒，并由政府出面，丰年时以平价购买粮食，荒年时以平价出售。并且李悝废除了贵族的世袭制，奖赏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从此魏国的大夫阶级无法“躺赢”，他们要为国家做出贡献才不至于丢了官位、爵位。

也就是说官员的任命从之前的以世袭任命，变成以才能任命，这是一个巨大的革新。从此大夫和家臣无法一代代在自己那一亩三分地上经营，从根本上瓦解了大夫架空诸侯、家臣架空大夫的局面，所以说李悝才是正儿八经地变法。李悝的变法使魏国迅速强盛，成为了战国初期的霸主，也第一次出现了有能力统一华夏的国家。可惜李悝的变法不够透彻，只让魏国强了两三代。

战国时的战争，已经不是争霸，而是歼灭，落后就可能会被灭国。于是韩国、秦国、齐国纷纷变法，以求在乱世中生存。其中韩国的申不害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构成了后来法家的主体的三分之二。

申不害变法是由上到下变法，集中君主的权力，使国家更有凝聚力。商鞅的变法，是由下到上变法，他从最底层入手，从根基上彻底打碎封建制、礼乐制。

两人的变法均取得了巨大的成果，韩国这个在整个战国时期打酱油的国家，也是在此时，得到了“劲韩”的称颂。而秦国的变法是最透彻的，在经济上鼓励农耕，在政治上取消了贵族世袭制，将封建制改为郡县制。在军事上，以首级论军功，而不再是以出身论军功，“虎狼之师”由此得名。

同时这两人，是士阶层、平民阶级崛起的代表。前面说过，大夫的继承人能继续做大夫，没有当成继承人的儿子可以做家臣。可是家臣的职位数量有限，大夫这一级的贵族大小老婆也不少，生一堆儿子，就那么干巴巴几个家臣的职位，有大批的贵族是做不了家臣的。而且家臣的儿子没有继承权，他们的子代怎么办？

做不了家臣的贵族，以及家臣的儿子，只有个贵族身份，手里也没产业，只能做平民（国民）。往后传几代，搞不好这些落魄贵族混得还不如平民。这些落魄的贵族，就是士阶级的主体，他们一般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眼界有想法，同时他们可以从下仰望整个社会和国家的构造，这比高高在上的管理者，看得更清晰、更透彻。

可想而知，士这个阶层和平民阶层，比大夫、诸侯的群体要大得多，可是士和平民的生活却没有保障，他们也没有政治地位。他们想具有政治地位，只能靠自己争取，而战国时期恰恰给了他们这样的舞台。

不是说战国时期的士有多厉害，而是这时候各强国的国君有一个共识，治国、强国不能再靠那些大夫。在那个大争之世，大夫们光顾着发展自己采邑，在国政上却是些“温吞水”，靠他们无法使国家生存下去。而且想要使国家强盛，就必须要变法，大夫们是不会去变法的，因为变法伤害到的是大夫的利益，正常人总不能割自己身上的肉。

此时士和平民们趁虚而入，在诸侯中间掀起一层层的巨浪。商鞅使秦国迅速崛起，苏秦、张仪搅得天下人仰马翻，后来的范睢、李斯也都不是省油的灯。秦利用法制和具有优势的地理位置，终于在嬴政时期兼并六国，首次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帝国。

5.如流星一样的大秦

秦国建国的时候，也是平王东迁、周开始没落的时候。天下这就像是一个舞台，一场表演结束，下一场表演紧接着开始。

秦的位置实在太好了，虽然时常有游牧民族袭扰，但是它不像魏国、韩国那样，四面八方都是强国。秦国只要把少数民族收拾服帖了，就能完全腾出手来，全身心地跟中原各国一较长短。

魏国就不行了，赵国来打魏国一拳，魏国还没来得及骂娘呢，齐国又来踢他一脚。魏国拉开架势跟齐国干一架吧，韩国还想来打打秋风。这就把魏国忙得提溜乱转，秦国和楚国还在背地里贼着他。

所以魏国的地理位置，使他的忧患意识很强，这让他第一个进行了深彻的变法，而不再像子产那样只是改政。魏国当先强大了起来，谁也不敢再打他、踢他，可是魏惠王败家之后，魏国立即衰弱，到战国后期，甚至沦落为二流国家。

能称得上一流国家的，非秦、齐、赵莫属。除了秦国，齐、赵两国一个在东方，一个在北方。齐国背靠大海，完全无后顾之忧，魏国就是齐国把他拽下马的，完成了变法的秦国，也在魏国背后捅了一刀子。

魏国衰落后，秦、齐两国一西一东一起强大，齐国顺势完成了变法，可惜出了个残暴又嚣张跋扈的齐湣王。此兄之败家程度，比魏惠王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好的国势葬送在他手里，乐毅率领燕军长驱直入，整个齐国只有即墨和莒城没有被攻陷。从此齐国也走了下坡路。

赵国跟秦国的情况差不多，而且据说赵人跟秦人本是一家。单从两国都能虐游牧民族这一点来看，他们挺像是一家人。自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赵国军队的作战能力强了不少，齐国衰弱后，赵国是山东六国中唯一能跟秦国叫板的一国。

赵国可以说是秦国的心头大患，魏国、韩国此时已经疲软，挡在秦国东出道路上的只有赵国。后来双方在长平大战，结果赵国大败，从此秦国威压山东六国，奠定了大统一的基础。

难道是赵国与秦国大决于长平的时候，赵国已经软弱？已经走了下坡路么？完全不是，赵国在长平战败后，燕国见赵国的青壮年都死在了长平，孤儿还没长大，就想去赵国打打秋风，结果燕军被老幼组成的赵军打得屁滚尿流。还真是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燕国这位从西周到战国时代的“路人甲”，就只有打齐湣王的时候和荆轲刺秦的时候发了发威，后来就继续当他的路人甲去了。

秦国为什么能这么强？谁跟他掰手腕，他都能把谁的手腕掰断喽。

因为秦国的变法最透彻。商鞅的经济政策不光是“开阡陌废井田”那么简单，周建立的井田制，是把一块土地分成九块，中间那一块是公田，四周那八块是属于平民的私田。平民们除了耕种自己家的田，还要一起耕种公田。

这个经济制度在周刚刚建立的时候，是非常先进的。正是这个先进的制度，将农耕在天下推广开来，农耕普及后，人口暴涨，但是农田却没办法暴涨。也就是说资源是有限的，人口却变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然会紧张起来。

在农耕普及开来之前，人们的谋生手段以采猎为主，那时候人与人之间没有太直接的竞争关系。不在这座山上打猎，可以到另一座山上去，不在这棵树上采果子，还有其他的树。周推行井田制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农耕生产的粮食可以养活更多的人，有了更多的人就能开辟更多的耕地。直到有一天，无地可开了，同时也标志着没有了可供人们采猎的地方，人们只能通过耕种生存。

春秋跟战国不同的一点是，春秋只是争当霸主，而战国却是灭国。为什么要灭国？因为要抢地。即便是战国这样的乱世，人口也比春秋、西周时多了许多倍，人多地少当然要抢地。

同样是人多地少，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越发地激烈，私心也就越来越重。对于自己的地，大家自然是精耕细作，但公田就另说了，即便有人监督，种起来也没那么上心。而且只要种地，一辈子都要种地，子子孙孙都要种地。在田里的树荫里美滋滋的监督者，永远是监督者，永远是不劳而获。这样的情景，光想想就让人觉得没干劲。

于是商鞅破除了井田制，把田地分给个人，地里产的粮食除了交税，剩下的就全是自己的。交得多还有爵位可拿，即便做不了官儿，但可以享受官员的待遇，子孙也有摆脱种地的可能。

同样，打仗的军功不再只是“战士”的，普通人参军，照样能取得爵位，做上军官。在春秋时代，打仗是一个战士驾车，后面跟着十几个或者几十个走卒作战。有了军功是战士的，走卒就算立了再大的功劳，他的身份也还是平民或者奴隶。

所谓的“战士”，就是“士”阶层，他们是贵族，能拥有战车和走卒的贵族，自然不是落魄贵族。而走卒，就是这个士管辖的平民或者奴隶，他们只能跟在战士的后面，别说骨头，连点汤都喝不到。战士驾车，他们跑着，对方的战士来攻，他们挡着，战士被封赏，他们看着。

可以說，当时的贵族，连战功都要垄断。进入战国时期，战车与走卒的配合，渐渐被机动性更强的骑兵代替。这时候弩兵、戟兵等兵种相继出现，之前以战车和走卒为主的小团体作战，被需要突显单兵作战能力的集团化作战所代替。

如果士兵一点战斗的积极性都没有，这支军队的作战能力肯定强不到哪里去。商鞅对军事方面的改革，大大提高了士兵作战的积极性，任何士兵都可以在战后，用敌军首级兑换战功。于是秦国士兵都盼着打仗。

可以想象，秦国士兵在作战的时候，要割下对方的首级挂在腰上，然后继续作战。如果这事儿搁到现在，大街上突然出现一批人拿着武器，腰里挂着流着血的人头，大家见到这场景，肯定是能跑多远就跑多远。即便是在战场上，这样的气势也是很吓人的，仗还没打呢，山东六国的士兵在气势上已经输了。

秦国在经济上有了足够的军粮，在军事上有了不畏死的士兵，他不兼并六国才怪。可是秦国为什么又亡得那么快？他就像是流星一样，从星空中划过，转眼就什么都没有了。

跟周一样，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秦法不只是体现在经济和军事上，还体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是从严量刑。在咸阳的街道上倒個垃圾都得被抓去在脸上刻字，而且动不动就割人鼻子，以至于在秦国没鼻子是很正常的事，有鼻子的人反而很突兀。

这样的“盛况”也曾经出现在齐国，齐国不喜欢割人鼻子，喜欢砍腿、砍脚，以至于在齐国鞋子卖不出去，假肢却脱销。

秦国在兼并华夏之前，他肩负着统一的重任，用法家凝聚国力倒也无可厚非。关键是当时天下人都不想再打仗了，秦法虽严，但是秦国统一天下的举动，却是人心所向。可是天下都统一了，匈奴人也打跑了，为什么还把大家的裤腰带勒得那么紧？

嬴政死后，胡亥继位，大家翘首以盼，希望秦二世能松一松秦法这个金箍圈。可是胡亥这哥们比他爹还狠，天下人失望了，推翻秦帝国，就变成了人心所向。秦的灭亡，也就顺理成章。

6.周留下的念想

周灭商，统治者将整个天下的产权都划拉到自己的怀里，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就是说在周之前如果张三种一棵果树，这棵果树是完全属于张三的，周之后，张三再种一棵果树，天子确认这棵果树是张三的之后，这棵果树才能是张三的。如果天子不承认，这棵果树就是非法的。

这种行径是不是有点空手套白狼的意思？是又不是。

这种做法对不对？对又不对。

想明白以上这两个问答，必须得抛开浅层意义上的辩证论思维。大多数人最常用的一种思考方式是这样的：一件事如果不对，它就是错的；一件事如果是错的，它就是不对的。

这是一种很野蛮、很容易产生偏见的思考方式。比如张三种果树这个问题，乍一看天子剥夺了张三种出的果树那种土生土长的产权，天子完全是在空手套白狼。可是如果李四来抢张三的果树，张三没打过李四，如果在周之前，张三能再把果树抢回来还好，如果抢不回来，果树易手，变成了李四的财产。

如果在周之后，天子都承认果树是张三的了，李四还要来抢，这是跟天子作对，李四会受到处罚。此时张三如果是弱者，他好歹还有个说理的地方。反过来说，张三种果树上瘾，把果树种到王二麻子家的院子里，如果王二麻子够横，他还能把张三的果树砍了；如果王二麻子打不过张三，他就得任由张三把果树种满自家的院子。

由此可以看出，天子不是在空手套白狼，是在保护弱者。这中间有对有错么？其实很多事根本就没有对错，是看待问题的视角，决定了它的对错。所以有很多事是对又是错，非对又非错，决不能用简单的辩证法，野蛮地做判断。

再回到主题，说天子是在保护弱者，可是天子发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是压榨弱者的一种手段。一方面果树是自己的，但是别人可能会来抢；另一方面果树的产权需要天子承认，不怕被人来抢，只要果子熟了之后，交出几个果子做“保护费”就行。好像后者更有安全感，于是人们纷纷选择了后者。

可是这里面隐藏了一个巨大的隐患，如果天子没办法再保护张三的果树，或者维护天子权威的人，干脆把属于张三的果树判给了李四，再或者张三要把树上一大半的果子都收去做保护费。这时候秩序便遭到了破坏，有人会站出来重新梳理秩序，这就是后来的改朝换代。

秦取代周，跟后世的改朝换代还不一样。秦是以法律崛起的，它跟周的不同在于，周天子并不会管一棵果树这样的琐事，他会把一个大地区的治权给诸侯，诸侯又把一个小地区的治权给大夫，大夫又把一个村的治权给家臣。

所以张三那棵果树到底属于谁，其实是家臣说了算，如果李四找家臣商量：把张三的果树给我，结了果子我分给你一半。家臣要是讲理还好，要是个喜欢吃果子还又不讲理的，他肯定得想方设法把那棵果树给李四，或者干脆把果树占为己有。

法律出现之后，就“有章可循”了，李四要是抢张三的果树，李四这叫抢劫。地方官要是把本该属于张三的果树，判给了李四，这叫误判或者受贿。

也就是说，法律是贯通上下的一种手段。天子虽然还是委派地方官做基层管理，但是他给了地方官一条准绳，天子的意志可以通过这条准绳直达基层。

那么说我们应该热烈欢迎法治社会？也不尽然，首先中国的法家，跟西方的法律体系完全不一样。前者注重统治，后者注重民主。不管哪种法律体系，都有一系列的致命缺点，比如钻法律空子、玩文字游戏等等，但这还不是多大的缺陷。

法律最大的缺点，早在春秋时期的孔子就看明白了：法律所明令禁止的，人们都不会去触犯，但是法律没有提到的，即便再败德也会去做。

比如现在的人情体系，我们都知道如果动手打人，这叫故意伤害，严重了会坐牢。为什么会坐牢？因为让另一个人受到了伤害，必须要受到惩罚。而有人利用人情关系，取得了竞争的成功，同样会使他人受到伤害，而且还有可能受到比被打更大的伤害。打人被法律禁止，所以我们不会打人，可是法律却没有禁止人情体系，所以我们习以为常。

即便习以为常，大部分人如果在生活中被人情体系伤害，都会感到愤怒，甚至比被人打还要愤怒。因为人情体系会使人与人之间变得不平等，如果把人打残废了，打人者会坐牢，可是利用人情对他人造成伤害的人，却不用负任何法律责任。

再以张三和李四为例，现在两个人都在一个果园工作。两个人种的果树都不错，不同的是李四懂得跟上司搞好关系，所以在上司眼里，李四种的果树，就比张三种得好。如果李四跟张三还有竞争关系，那李四会趁机排挤张三，上司也会站在李四这边，甚至会找机会把张三赶出果园。

丢了工作的张三即便很快再找到工作，他也会有一些经济损失，这些损失李四不用负任何责任。如果张三一家从此过得穷困潦倒，跟李四也没有任何关系。在当代，还会有人嘲笑张三不会搞好跟上司之间的关系，是啊，关系就是人情，大家只顾着讲人情，却忘记了张三的工作是种果树，而并不是讲人情。

为什么这种事屡见不鲜？因为到现在为止，资源依旧很紧张。为了取得更好的资源，肯定有人会打歪主意。有人很反感这样的人情体系，有人却讽刺那些反感的人说：谁让你不会跟上司搞好关系。

谁对谁错？

从道德的观点来说，前者是对的，后者也不全错。从法律的观点来说，没有对错，因为只要不构成犯罪，法律根本就不管这些东西。这就是法律的局限性，所以自汉朝以来，中国都是用德治补充法律天生的不足。

可是道德又是个两边跑的东西，还是以在果园里工作的张三和李四为例，如果张三在果园里遭遇了不公平待遇，他肯定说这家企业不讲理。可是又有人说了，这果园就是张三上司家的，他想把好处给谁就给谁，谁能管得着？

谁有理？谁也有理谁也没理，这就是道德的两边跑。

说到这里，道德、人情体系，还有渐渐重新出现的子弟体系，是不是看着很眼熟？没错，这些东西，都是周给我们留下的“念想”。人们常说，华夏文明经久不衰，文明的优势不衰，同时文明中的糟粕，也没衰。

比如国人的护短，只要跟自己亲近的人跟他人起争执，不管谁对谁错，一定要一致对外。如果这时候站出来说句公道话，损害了自己亲人的利益，这叫向外，是会遭到家人唾弃的。所以在我们的意识里，对错并不是那么重要。

再比如虚伪，人们几乎不会拿它当面来形容另一个人，由此可见有多虚伪。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周的经营方式，就是家族式经营。天子的兄弟是诸侯，诸侯的兄弟是大夫，大夫的兄弟是家臣，说到底，这不就是一家人？

不光统治者这样，平民也是如此，别说那时候，就是现代到农村里，随便摘出一个人来，他都能跟全村人论亲，只不过有的是近亲，有的是远亲。由于土地是有限的，临近的人都具有竞争关系，但是大家都是亲戚，竞争起来又不能撕破脸，还不就得表面上一套，背地里一套。

这个“一家亲”的社会，又培养出了国人的奴性。可以想象，村里的人都是张三的亲戚，不管他们是真的处处回护张三，还是装模作样地回护张三，张三的成长都在村里得到了很好地照顾。同时张三的行动也被严格地限制，只要有一点出轨的地方，就会被立即制止。

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没有奴性才怪。所以想要去除国人的奴性，首先要从把孩子养大开始。因为即使到现代，大家也不喜欢把孩子养大，上学父母要管，工作父母要操心，买房、买车都是父母的事。结果一代又一代，都是大号婴儿，婴儿遇到困难的时候，一定会退缩或妥协，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

周为什么能給我们留下这么多“念想”？因为孔子将周的制度理论化、实用化，那些抽象的制度经过孔子之手，变得很容易传播。为什么这些东西现在过时了？因为城市成为了社会的主体。我们已经很难在一个城市中遇到至亲的人，所以那种“一家亲”的社会不再适用。

城市为什么会出现？因为工商业文明取代了农业文明，这是文明的前进方向。农业文明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肯定会产生工商业文明，比如地区与地区之间交换特产的情况，比如有的地方今年遭了灾要买粮食，有的地方丰收要卖粮食，交易便由此产生。

就像张三手里那棵果树，结了果子他也吃不完，与其烂在树上，不如用果子换点粮食，这就是商业的萌芽。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加入到工商业的体系当中，但是这对我们来说很难，因为周给我们留下的那些“念想”，使我们被人情和关系所困。而工商业文明不讲人情，也不讲关系，他们讲契约。

在很多人眼里，契约远没有人情牢靠。由于没有契约概念的约束，在当今的工商业时代，人情变得功利化，并且丧失了原先的道德约束。这是我们现在遇到的难题，大家都不大相信契约，之前人们依仗的人情又变得很糟。两边都靠不住，所以大家迷茫了。

这种迷茫是在所难免的，因为我们的情况比较特殊，况且现在我们整个文明都处在一个迷茫的时期。旧的的文明正在崩塌，新的文明却还遥遥无期。道德已经跟现在的观念有点格格不入，法律的缺陷也越来越明显，下一步我们要发明什么文明制度，来更好地约束我们自己？

其实我们有“文明”这个概念的时间并不长，可以这么说，当我们建立了文明，才意识到了文明是什么。这就像是一个人在摆弄一堆木头，摆弄着摆弄着竟然做出了一张桌子。那个人很奇怪，我怎么做出来这么个东西？桌子也很奇怪，我怎么就被做出来了？

为什么会有这种怪事？

7.文明选择

现在对“文明”的理解有很多，比如说随地吐痰，这叫不文明行为，再比如说华夏文明，是伟大的文明。对文明还有许多其他的解释，不一一列举。笔者认为，文明的概念很简单，它就是规则。比如东方文明跟西方文明有很大差别，这个差别的根本在于，两个文明为自己勾画出的规则不一样。

文明要跟文化区分开，文化是一种生存活动中的表现形式。比如东方文化比较谦和，那是因为在农耕的时候，要互相协作才能生存下去，如果对别人不客气，别人就不帮你。西方人的攻击性比较强，那是因为他们很早就要到陌生的地方经商，周围人生地不熟的，如果是个软蛋，很难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

而文明是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才产生的规则，文明可以包括文化，但文化不能包括文明。比如周建立的制度，是为了周人能更好地统治天下，没有那些制度周人也照样能生存，但是有了这些制度，周人就能代替殷商的统治地位，获得更优越的生存环境。

所以文明是人们设计出来的规则，而文化多是自发形成的。不过文明看似是人们设计出来的，但却是走到这一步了，不设计出来就没办法继续发展。再以周建立制度为例，如果他只是想在西北边陲种地，他是没必要设计这些规则的。可是当周人打败了殷商，要治理天下的时候，他就必须设计出那些制度。

简而言之，周人为什么要建立封建制度？

为了统治，为了发展。

为什么要统治？为什么要发展？

因为发展是生物的本性，生育和扩大族群的想法，是写在我们基因里的。当族群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需要统治，而统治就需要一些手段。

这是文明的主要特征，它是由本性孵演出来的产物。（孵演：笔者才疏学浅，实在没有找到一个达意的词，此处要表达的大意是：在原先基础上孵化、演化，创造出了跟原先完全不同的产物。并不是单纯的“附生”之类的含义。）

所以文明对生物来说，不是必需品，但是生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却肯定会建立文明。之所以在文明建立之初，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文明的建立，而到了现在颇具规模了，我们才意识到了文明的存在，是因为时至今日，我们终于感受到文明正在越来越多地伤害我们的本性。

在开篇讲到的那个豫让的故事，距今两千多年，那时候的人好像更像人，他们会根据自己的性情、喜好做事。而现在我们更加文明了，自然不能像他们那样“任性”，可是我们在看到他们的故事的时候，会觉得非常向往。因为那时候的人更能表现自己的本性，而现在我们束手束脚，已经没办法表现那些本性了。

比如爱情对于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种情感，是那种相爱的愉悦感驱使着男女互相靠近。可是如今我们寻找伴侣，更多的是考虑对方的财产、地位等等东西。我们创造出来的这些文明产物，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真正的情感。

大多数人已经丧失了寻找伴侣的愉悦感，只为了一些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的文明产物决定自己的伴侣。渐渐地，我们丧失了人类该有的真挚情感，我们变得越来越不像人，或者说越来越不像生物。

比如一直以来，“人性本善”是大家的共识，也是人与兽之所以区分开来的关键。可是这样的观点早已经过时，因为人是从兽演化而来的，只要演化论不被推翻，人和獸就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所以“人性本善”不成立，人性本善、恶才成立，善恶共存才是人的本性。而“人性本善”这样的知识概念却在思想层面掩盖了真正的本性，到演化论已经被普遍接受的今天，还是有很多人没有看透这一点。

这个过程会继续下去，直到我们完全丧失本性，完全不再是生物意义上的人类。可是我们不做人类我们要做什么？在纵容文明束缚本性的同时，我们为什么又那么向往散发本性的时代？这些问题，以及未来的方向，整个银河系都找不到可参考的经验或答案。这是前文中我所提到的，现代文明正处在迷茫期的根本原因所在。

文明掩盖了一些本性，同时又凸显了另一些本性。比如周在亶父的时代，周人的族群已经发展到了一定规模，周人为什么一心想要发展？因为不发展其他部落会来攻击周人。这是为了求存？不对，是竞争。如果只是单纯求存的话，怎么不能生存？在周人部落里能生存，在殷商的部落里也能生存。但是想要更好地生存，就必须要竞争！

再如秦孝公重用商鞅变法，这就是在提高竞争力。在那个大争之世的竞争中，国家的礼仪和信誉可以完全抛弃。秦国在竞争过程中，把整个国家都变成了战争机器，在法家眼中，民众就是粮食生产者和兵源，他们只是君主铸造帝国的原材料。

一般人认为，从周到秦，是文明的一个巨大进步。可是越是进步，人性恶劣的部分越是会被文明放大。“文明进步”这个词是否是褒义词，实在是有待于商榷。

文明不光在约束和调整我们的本性，同时它还在暗地里给我们做出了取舍。这些取舍从古到今从来没有停止过，比如周的时代，甚至在那之前的殷商时代，奴隶很容易丧命，杀他的可能是贵族，可能是同伴，可能是野兽。不管他是因何而死，都是被当时的制度所杀害。因为如果当时不是奉行奴隶制，奴隶的处境不会那么糟糕，他也不会那么轻易地被杀死。所以那个时候，奴隶是被淘汰者。

秦之后的君主专治制度，王族之间因为政治斗争互相淘汰，但是他们毕竟有优越的生存环境。而被统治者当做敛财、战争等工具的平民，他们的生存环境，只是比奴隶好了一点点而已。比起王族，平民一直是被淘汰的对象。

到了现代，这个淘汰一直在继续，只不过由原先的奴隶制淘汰模式，君王淘汰模式，变成了经济淘汰模式。比如现代的生活成本提高，使得养育后代的成本极高，一个中产家庭养个孩子都很费劲。生孩子已经不是像原来那样想生就生，而是要在生孩子之前先考虑一下怎么养孩子。所以没钱养孩子的人，变成了被淘汰的对象。

可以看得出来，文明，其实就是一个人淘汰人的过程。而且这个淘汰越来越恶劣，越来越触动整个族群的根本。周的时代，贵族不分好人坏人，奴隶不分好人坏人，他们只是单纯用出身确定被淘汰者。秦的时代就不同了，必须是恶人统治好人，好人或者善人是无法操作那些邪恶的统治手段的，所以那时候开始由恶人淘汰好人。

在这两个时代，都有一种人文关怀，春秋时代的孔子开始就提出，贵族要对平民和百姓有仁爱之心。仁爱不是平等，他只是在告诫贵族不要做得太过分。一直到秦之后，这种人文关怀一直存在，比如一直以来，人们都佩服作为强者去保护弱者的人，而唾弃那种强者欺负弱者的人。

而且那时候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维系着社会的运作。那时候身边的人，基本上都是自己的亲戚，大部分强一点的亲戚即使不主动帮助弱的亲戚，也不会主动去害那些弱的亲戚。

可是在当代，这种人文关怀已经很微弱，因为我们在城市里碰到的人，已经不再是有血缘关系的亲戚。没有了血缘关系作为纽带，这个社会又处处充满了竞争，所以人们不会跟周围任何人客气。所以现在不能讲人情，因为人情已经不可靠，因为周围人都没什么善意，因为任何人都是潜在的竞争对手。

在当代的竞争环境下，大家都是在求强和求恶。现代人如果不够强势，在竞争中会处处受到中伤和攻击。又因为没有了血缘为纽带，参加竞争的人都不是亲属，所以竞争者只要不触犯法律，任何缺德事都干得出来。

相反，那些希望平和的人，因为不愿意求强和求恶，则会被强者、恶者压迫、淘汰。而且现在的舆论已经完全不会站在弱者这一边，就如之前张三与李四在同一个果园工作的例子，张三由于不会搞好跟上司的关系，而被赶出果园。除了张三一家人，人们肯定一边倒，全都在说张三的交际有问题，活该被赶出果园，很少有人会去关心张三的工作态度怎么样。

所以现在文明淘汰的恶劣程度，已经在经济上使弱者像生育后代这样，作为一个生物的根本活动都出现了问题，并在舆论上彻底否定了弱者的生存空间。而且文明的淘汰正在向多元化发展，比如在古代人们很少或者说几乎不会得癌症，可是现代癌症却变成了一个高发病。

这不是说癌细胞比之前厉害了，癌细胞是人体细胞的一种返祖现象，它还是原先的癌细胞，一成未变。变的是我们现在接触到的辐射，是远古时期的数百上千倍，我们的身体早已经吃不消了。

高度发达的工业产生了远古不存在的污染，我们普遍不再为食物发愁，我们饮酒、抽烟，吃大量的人工食品。生活看上去是更加美好了，生存环境看上去也更加理想。可是我们的身体，绝不是为了辐射、污染、食物过量、烟酒、人工食品而‘设计’的。

我们的祖先用了几百万年才直立起来，而我们却弯下腰去农耕。我们的远祖用了上万年才改造了恶劣的生存环境，而我们却把自己关在了小小的办公室里。在古代如果遇到荒年，会发生大规模饥荒，饿死大量的人。在近代，工业文明的发生，使得我们可以发动造成上亿人死亡的战争。

这样的类似举动，在自然界从未发生过，我们越文明就越远离大自然。关键的是只有我们的意识文明了，我们的身体却没有跟上文明的脚步，这使得我们的身体跟我们所处的社会越来越不匹配。

我们的身体可能要几百年、上千年，甚至是两万年，才能利用人体的演变机制，来适应这样的高辐射环境。而文明的发展，却不会等待身体去适应，所以文明越发展，文明病会越来越多。

只有可以适应文明发展速度的人，才能存活下去。再加上我们构建出的规则，对同类造成的伤害，这就是“文明选择”的主体！

文明选择是自然选择的延续，但是它比自然选择更粗暴，更残酷。我们通过了一层层地自然选择，才达到了今天万灵之长的成就，而自然选择都是足够温和的，给了我们足够的演化时间。

文明选择却不同，我们构建的文明只有几千年，它淘汰同类以及其它生物的程度和强度，已经远远超过了自然选择。更重要的是，即便文明是我们构建出来的，但是我们的命运始终没有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每次都是文明在暗地里做出了选择，我们毫无抵抗之力。

造成这么被动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自始至终，一直没有去认真地梳理文明选择，所以现在要紧的是，要梳理文明选择的发展方向和脉络，争取把握住文明选择的主动权。就如之前的人工选择一样，虽然还是以自然选择为基调，但是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更有利于我们族群的选择。

文明选择的梳理方式，只能是对我们自身进行研究。比如我在前文中所说，了解周和秦第一次社会大转型的经过，可以对处在第二次社会大转型的我们，提供一个参考。同时可以通过第一、二次社会大转型，对未来的第三次社会大转型做出预判。

比如现在可以做出这样的预判，在未来要调整贫富差距对大多数人带来的伤害，而且还要保证个体有足够的积极性。比如可以预见，在未来，华夏文明的根脉，使得我们不可能完全完成第二次社会大转型。而我们集聚力量的方式，比西方更有优势，所以我们可能在第二次大转型中完成大半时，就直接跳向第三次大转型。

这种操作不会是独一份儿，因为现代西方的政治体系，除了在欧美地区很适用，在其他地区完全“水土不服”。因为一个地区有一个地区的规则，欧美的规则强加于其他地区，会很不适用。

只有通过对文明选择的研究，才能让我们走出现在的文明迷茫时期。只是文明选择就像自然选择一样，有些东西即便我们清楚，但却无法避免。比如文明肯定是对本性的覆盖，越文明，对本性的覆盖就越多，直到有一天，未来人看待我们，就像我们看待豫让刺赵襄子一样，虽然明白那种气节，但完全不会去效仿。

甚至更未来的人看待我们，完全搞不明白我们的想法。他们可能会嘲笑我们：你看那些傻子，他们怎么建立了那么复杂没效率的社会？他们怎么会用残酷的經济体制来维系社会？他们怎么会安心地生活在那么没安全感的环境中？

希望未来人，能这么嘲笑我们，他们嘲笑得越狠，越说明他们过得比我们更好。而文明选择的不可控性，还很容易让我们越走越偏，就如人对人的淘汰一样，看似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淘汰关系缓和了、减少了，但是淘汰却是在往更根本更基础的方面展开淘汰。

换句话说，在不久的未来，如果没有解决贫富差距带来的戕害，穷人、弱者难以寻找到伴侣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那么文明就是在朝坏的方向发展，因为那个时候穷人被淘汰的事实，已经摆在了明面上。

结 语

本文主要讨论的是，第一次社会大转型的前三分之二的部分，后三分之一的部分并没有做详细讨论，那一部分将会在此系列的最后一篇《汉武大帝》中，做延伸讨论。

有很多学者早已经提出了“文明选择”类似的观点，笔者只是给那些想法起了个名字，而且在那些想法的基础上做了些思考。大多数持有此观点的学者，都认为文明是一场灾难，越文明我们族群的灾难就越大。

笔者认为：虽然人类的未来的确不太乐观，但总是对文明、对未来持消极态度，未来就肯定不大会太有希望。相反，持积极的态度，去了解文明、改造文明，未来或许就没那么不堪。当然去改造文明，肯定会引出一个比文明更残酷的东西，所以未来的人们，一定要擦亮眼睛，能不能彻底从这些规则中翻身就看他们了。

比如说如果在自然选择之初，人类就意识到了自然选择的概念，那会是怎样的情景。再比如如果在文明建立之初，就意识到了文明的本质，我们现在的文明会不会就能更好一点。

同样，当我们“制服”了文明，一个更加残酷的规则出现的时候，未来人能立即意识到，那他们是不是会少走许多弯路？当然，这么做也可能是在加快人类社会毁灭的速度。

对于我们来说，可怕之处也就在这里，因为时至今日，我们都没有看清“文明”的面貌。就像到现在我们依旧无法了解自然和宇宙的真实面貌一样。

笔者毕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只能思考到这么浅显的层面，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加入到对“文明选择”的了解和研究当中。因为不管大家是否承认，文明选择就站在那里，它冷冷地盯着我们，如果我们不按照它画下的轨迹前进，它扬起鞭子就会朝我们打过来。

参考文献：

[1][西汉]司马迁著；萧枫主编.史记[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5.9.

[2]易中天.易中天中华史[M].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

[3]王东岳.物演通论[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