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文学创作的“舒适区”

摘要：《省府前街》是南飞雁自2008年起整整10年中短篇小说创作之后第一部长篇力作。小说表现的是1838—1954年间开封这座千年古都的近现代史，南飞雁既用细节的真实描绘开封城的社会风俗史，又不断介入民国史和新中国史的宏大叙事之中。《省府前街》在历史叙事中以沈奕雯为纽带塑造了两个类型的人物，通过沈奕雯和这两类人物，显示了共产党胜利的历史必然性。《省府前街》从创作题材、叙事手法、结构营造、语言特色诸方面都是对此前创作风格的突破，创作风格的突破显示了南飞雁“意想不到的创造力”。

关键词：南飞雁 《省府前街》 历史叙事 风格突破

从叙事文类上说，小说与历史是最具有亲缘性的叙事性文体，小说家总是把小说当作历史来写。如巴尔扎克就立志把他的《人间喜剧》写成一部“历史家忘记了写的那部历史，就是说风俗史”[1]。左拉给他的作品总集《卢贡-玛卡尔家族》以一个副标题：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批评家总是以史的标准来衡量小说，金圣叹反复称赞施耐庵有良史之才，第五才子书尽得“史迁笔法”。河南作家南飞雁的新作《省府前街》于2019年3月出版，南飞雁也是在通过一部小说写一座城的历史，那就是千年古都开封城从1938年到1954年的历史，他说“一个城，有一个城的命，一条街，有一条街的命”[2]。他要写的就是开封城的命，就是开封城省府前街的命。批评家何弘也说：南飞雁的《省府前街》是一部以开封特定时段的历史“揭示历史必然”的“有大格局”[3]的小说。笔者把豫籍80后作家南飞雁与巴尔扎克、左拉、施耐庵相提并论，似乎有过誉之嫌，但有一点不能否认，讨论《省府前街》是不能越过小说的城市场域的，《省府前街》从创作题材、叙事手法、结构营造、语言特色诸方面都突破了南飞雁前期创作的风格，同时坚守了城市场域的书写，只是由城市场域的当代书写进入到历史书写之中，这里边蕴含着南飞雁创作风格的“变”与“不变”，蕴含着继续创作的更大的可能空间。

一

南飞雁要写开封城的冲动在十年前就有了，小说是作者十年磨一剑的结晶。在《省府前街》后记里，南飞雁用了“养”和“筑”两个字概括小说创作的历程，“养”的过程就是凝神静气不断沉思的过程，就是一次次走进这座城市，追寻其历史、体验其文化以把握其精神血脉的过程；“筑”的过程就是在脑海里把这座城的一砖一瓦、一庭一院、一店一铺、一街一景构筑再现出来的过程，其实，“养”的过程和“筑”的过程都是艺术独创的过程，是创造一个“可然世界”的过程。一切不违反排中律和矛盾律的可能世界，都属于可然世界，每一种可然世界都可以成为真实世界，但无限多样的可然世界只有一种最后成为真实世界。文学虚构世界和历史世界都是可然世界的一个子集，两者可以有或多或少的交集，在艺术世界里，与历史真实世界交集的多少决定了小说的风格，“虚构的可能世界与实在世界，通达关系数量越大，两者距离越近，虚构叙述的‘现实性’越强”[4]，历史真实感就越强，从本体论意义上说，南飞雁的《省府前街》构筑的只是一个可能的世界，它并不是开封城的近现代史，但这个可然世界里包含有如此多的历史世界的因素，因而这个可然世界是可以而且必然预示着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的。

南飞雁努力用细节的真实描绘开封城的社会风俗史。他自称是“一个考据癖成瘾的人”，他要努力做到“历史事件、真实人物、用度器具、饮食男女、世情秩序，都经得起推敲、考据和调查”[5]，南飞雁相信无数次的实地考证和田野调查、大量的文史志书和图文资料，使自己的小说可以经受实证主义的推敲，开封的大街小巷他如数家珍，开封的（民国的）政府机构他了如指掌，开封的市井民俗他信手拈来。读《省府前街》，我们似乎感到有一个知识渊博、风趣幽默、语言俏皮的导游，把我们带到了20世纪中期开封的大街小巷，于是我们知道开封的省府前街原来叫行宫角；南北土街在宋代叫土市子街，明代叫土街，民国叫共和中街；我们知道省农商银行总行除行长外还下设“协理二人，襄理三人，总行有文书、会计、营业、出纳、金库五科，调查、信托、铜圆三部”[6]；我们知道做开封热汤面要下三个功夫：一是和面时只用蛋清不用蛋黄，手上还要抹上荤油；二是炝锅时姜蒜切碎，“葱用兴化小香葱，热油起烟时下锅”；三是面汤分下，“另寻一锅，烧至水沸，面条氽了六分熟，再捞起入在炝锅里，一落滚便可盛碗上桌”[7]；我们还知道开封人清早喜欢到寺门老店喝羊肉汤，喝汤时必定伴随着喷空，不知不觉喷空演变成抬扛（斗嘴），善于抬扛的人叫扛精，喝汤喝得满头大汗，抬扛抬得面红耳赤；我们还知道旧时风俗，兄弟两人中若一人早亡，另一人可娶两位正妻，其中一位是代亡者而娶，是为“兼祧两房”，赵贻海的正妻赵康氏正是以此名分为丈夫迎娶了沈奕雯；我们还知道民国恶俗，该死之人可以拿钱买命，穷人被人糊里糊涂骗去替人偿命，这叫“拉马骡”，船工大方和小方的父母就是这样成了沈奕雯的姐妹崔静姝和叔父沈徴慕的替死鬼。这样的文字在《省府前街》随处可见，为当代的读者描绘了一幅幅民国时期豫省省会的风俗画、风情画，正是这样的文字让我们走进了开封的历史，历史上开封的街与区，走进了开封作为千年古都的城市灵魂。

南飞雁不断介入民国史和新中国史的宏大叙事之中。小说叙事与历史叙事都是对可然世界的叙事，小说叙事是作家创造性想象的结果，是一种虚构叙事，不具有和实存世界相一致的“真值性”，不能进入到历史叙事之中，但小说叙事又追求虚构之中的真实，为了达到真实，小说叙事允许历史叙事的“僭越”，历史叙事可以越界进入小说叙事之中。《省府前街》是小说，《省府前街》的叙事是小说叙事，在小说叙事之中南飞雁不断引入具有“真值”价值的历史叙事。

南飞雁历史叙事的策略有二。策略之一是在小说中清晰地叙述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时间节点。主要的节点有：民国二十六年，“中日两国在卢沟桥开战，不到半年平、津、宁皆丢，国民政府迁到了重庆”[8]；“民国二十七年，花园口决堤，黄泛区汪洋一片，敌我两军隔河对峙三年”[9]；民国三十三年夏天，日军在河南“战事骤起”，省政府先是迁往鲁山县，后迁往内乡县丹水镇，最后迁到卢氏县朱阳关镇；民国三十四年阳历八月底，省政府回迁开封；民国三十五年阳历六月二十五日，“国共双方签订《汉口协议》，国民党下达‘六月停战令’”[10]；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六月，开封第一次解放，“1948年10月24日，解放军进了开封城，开封第二次解放”[11]；1949年六月，黄河开封段迎来解放后第一次伏汛；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954年10月，省政府由开封迁往郑州。历史叙事的策略之二是大量运用类文本叙事。类文本由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最早提出并进行深入研究，许德金在热奈特的基础上明确了类文本的定义、研究了类文本的范畴、类型和批评框架。类文本是一种跨文本现象，从要素上说，类文本包括正文之外的版权信息、前言、扉页上的献词与引用、封面上的他人的书评、致谢、目录、文本后的附录、出版商的推介性文字、文本内的括号，对文本进行的脚注等[12]。在《省府前街》里，除文本前的地图、目录，文本后的后记、内容提要外，最主要的类文本是正文本下的大量注释，注释又分两类，一类是对风俗、地名、称谓、诗词章句、报刊文章等的解释，另一类是对历史事件的说明，这是数量最多、对阅读小说起重要提示的类文本，仅举一例：“1938年6月9日，花园口决堤，黄河从花园口南下，花园口以西的河南境内黄河为老黄河防线，即广武、荥阳、汜水、巩县、偃师一线的防务和对日作战。1940—1944年，该段防务由第四集团军负责，總司令为孙蔚如，总司令部驻地初为偃师，后为巩县和义沟。”[13]

就策略一来说，这不仅仅是时间节点的罗列，也是对开封城近现代史的精微叙述，也是河南史、中国史的精微叙述；就策略二来说，每一个类文本实际上都是一个潜在的大文本，它与主文本形成“互文性”关系，类文本一方面是主文本的注释，另一方面作为潜文本构成一个暗叙事或故事外叙事，它可以让读者走进更宏大的历史叙事之中。在近代的中国，没有哪一条街的命运、哪一个城的命运以及这街、这城中的人的命运能离开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而独立存在，“小说是最吃细节的文体”[14]，但细节叙事也需置于宏大的历史洪流之中才更显意义，这或许就是何弘所说的《省府前街》的“大格局”，开封城在短短的20年内遭受了一次重大的“历史磨难”，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历史变迁”，也是“这么一个宏阔的历史背景和一系列重大事件，为作品格局的宏大奠定了基础”[15]。

二

《省府前街》叙述的是一座城的命，一座街的命，“城的命，街的命，其实就是人的命”[16]。小说叙述了一个家族五代人的兴衰，以这个家族中的沈奕雯为纽带塑造了两个类型的人物，通过沈奕雯和这两类人物，显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第一类是旧时代、旧政权中的所谓精英，如沈徵茹、赵贻海，但实际上他们必然成为时代的落伍者。沈徵茹祖籍密县，生于郑县，从曾祖父尚得公始，数代人耕读传家，几多兴衰。满清亡，民国兴，父亲圣衍公送子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银行经济，归国后“一边在河南预校任教，一边在豫泉银钱局兼职顾问”[17]，后走入仕途，亦商亦官，先任河南农商银行总行行长，后兼任省政府副秘书长。沈徵茹身上兼具旧式书生、新式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僚的多重气质：一方面留洋美国，擅长经济，熟悉金融，具有民主平等意识，另一方面又迫于父亲强势干预，回到旧式家庭，娶并不爱的文惠蕤为妻；一方面乐善好施，广结善缘，资助贫困家庭，提携后进，另一方面又欲壑难填，贪污受贿，投机钻营，中饱私囊；一方面在官场左右逢源、八面玲珑，河南省主席换了五位，农商银行行长的职位始终姓沈，另一方面政治靠山刘峙失势后树倒猢狲散，被人揭发，罪行败露，身陷囹圄。沈徵茹落得如此下场，固然与他用人不察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橘生淮北”使然，当此之时，国民党政府内部裙带复杂，贪污成风，贿赂盛行，沈徵茹的贪腐行为往往有“国民党政府财政部、中央银行及各商业银行高级人员、洋商洋行经理店员、公债买办、黄金掮客、黑市商人”[18]参与，即便沈徵茹能做到洁身自好，他也无力阻止其他人贪污纳贿，国民政府已经成了一只巨大的染缸，置身于这样的染缸，唯一能走的路是自甘沉沦堕落，国民政府完全失去了自我净化的能力。

被染缸染黑的还有赵贻海，赵早年“在北平念了两年大学，赶上‘九一八’，便脑子一热，弃学进了南京的中央军校”[19]。赵贻海也曾有过赤子情、爱国志，也曾到过战场、杀过敌军，屡立战功、身居高位。但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吟风弄月的情场浪子形象，拿着党国的经费与汪逆特务小周周旋，小周死后与被困家中的冯氏行一夜贪欢，刚与康氏行过夫妻之礼就离家去和沈奕雯幽会，在曲觞新馆遇到戏子葛春玉致其怀孕，糊里糊涂把春玉娶到家中又对沈奕雯念念不忘，娶了心爱的女子又在送国立河南大学学生去吴县的途中与小秀同居致其怀孕。有感于命运多舛、世事难料、人生无常，他与小秀逃港后，发出一声声对奕雯的思恋与忏悔，对家国的无奈与感慨：“如今政府之官员无人不贪腐，国军之将士无人不惜命，民心丧尽，世人思变，……（国）无险可守，无人可依，无处可逃。”“民国将要亡了”，“亡的不止一国，连同我见你一面，也一并亡掉了。”[20]这是对自己并不纯洁的爱情哀叹，是对个人命运无常的哀叹，也是对即将终结其历史的中华民国的哀叹。丧钟已经敲响，旧时代将要终结。

第二类是走向新时代、新中国的革命者和建设者，如许丛诲、崔静姝、夏昶达、何咏清、范书芃、侯然翔。他们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他们有的抱有新生活的热情，却在抗战胜利的前夕为国捐躯（许丛诲）；有的抱有矢志不渝的信念最后死在特务的枪口之下（崔静姝）；有的目睹国民政府的重重腐败深感痛惜，离开南京走向延安，哪怕遭受组织误解也必坚持革命（夏昶达）；有的为革命忍辱负重落下生理毛病，开封解放后随军南下，死在剿匪战场（何咏清）；有的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毅然决然回到祖国，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联（范书芃）；有的年纪轻轻就成为技术能手，听从国家的召唤去到大学读书（侯然翔）。他们又是一个有着共同理想信念的群体，有“积极、光明的气质，高尚、无私的情操，以及对信仰的无限忠诚”[21]，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谓，他们都是共产党员，“都一心一意為了老百姓，为了无产阶级，为了新中国，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22]。这一群体汇聚在滚滚的历史洪流之中，迎着喷薄欲出的朝阳开创一个全新时代，建设一个如初生婴儿般朝气蓬勃的新中国。

小说的主人公沈奕雯则是经历艰难的凤凰涅槃，告别旧我走向新我的新时代追逐者。这是一个秀外慧中、聪明可爱的女子，入敬宜女中读书，受盖夏姆姆教诲，知书识文，能讲英语；母亲远走国外，父亲忙于公务，独自一人把家中书房的书翻了又翻。这是一个性情刚烈、嫉恶如仇的女子，不满党国军官战事紧张时还与汪逆特工幽会，情急之下弹无虚发射杀小周和小周的丈夫老贾；保护群众为友复仇在国庆游行队伍中击杀特务老薛的两个同伙。这是一个性格泼辣、特立独行的女子，不满父亲续娶冯氏，11岁的她在婚礼上用枪打掉了继母的半个耳垂；因为误会可以和父亲行同路人，“冷战”数月；不顾父亲苦苦劝说爱上已有家室的风流军官，组成一夫三妻、两正一妾的畸形家庭。更主要的是，沈奕雯是一个能经过内心痛苦和磨难勇敢面对自我、告别过去的时代追逐者，她年纪轻轻遭受一系列家庭变故，相依为命的父亲遭人暗算身陷囹圄；为救老父违心嫁给仇人杜仲文又亲手杀了新婚丈夫；嫁给赵贻海却又因战事吃紧贻海抛妻逃港。开封解放了，留在开封的沈奕雯成了国民党贪官的女儿，逃港军官的太太，成了被改造的对象。沈奕雯变得沉静了、内敛了，她似乎在承受着如此多的哀怨、忧愁、悲愤、痛苦和迷茫。作为姐妹的静姝和作为共产党员的静姝给了沈奕雯巨大的精神力量，使她终于能够面对现实、解剖自我；告别过去、走向未来；参加工作，寻找真爱；凤凰涅槃，获得新生。

《省府前街》是一条街的史、一座城的史，也是一个省、一个国的史，生活在这条街、这座城里的每一个人，都会被打上这街、这城的深深印痕，都会在历史巨变之际，面对此街、此城的命运做出历史的选择，这是个人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选择，在这历史选择中显示的是历史进程的必然性，是“国民党失败、共产党胜利的必然性，并由此揭示了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选择的必然性”[23]。

三

无论是中篇还是长篇，南飞雁的创作总是“有一个特点始终没有变，就是擅长讲故事”[24]。南飞雁自己也说：“故事有了，如何去讲它，而且要讲好，这是门大学问。”[25]南飞雁是深得其中奥妙的作家。

作者讲好一个长篇故事，首先要处理好故事时间与讲述时间的关系，《省府前街》的时间处理兼具古典与现代两种手法。前文论及《省府前街》里有多处明显的时间节点，这是小说叙事的历史化处理，也是讲述故事的清晰线索，按照时间的自然顺序，用近乎编年史的方式讲述一段故事，这是经典现实主义的手法，这种手法特别适合讲述具有历史意蕴的小说，从《省府前街》我们似乎看到《三国演义》《战争与和平》《高老头》等小说的影子。但这种时间处理方法，又容易平铺直叙式地叙述一个完整故事，让人感到单调乏味。在总体的故事框架上，《省府前街》是编年史的方式；在章节局部的叙述上，南飞雁又打破了故事的自然时间，采用了插入式和回溯式的讲述方式。如第一章开篇，先述民国二十五年沈徵茹续娶冯氏，沈奕雯开枪打掉冯氏半个耳垂的风波；后叙从曾祖尚得公开始的沈家家族史；再叙徵茹与妻子文惠蕤的无爱婚姻。第五章先叙赵贻海搬新家、燎锅底、和赵康氏云收雨住后去找奕雯，后叙之前如何与沈奕雯夜奔相爱；先叙赵贻海由赵康氏做主迎娶新妇葛春玉，后叙一个月前即燎锅底的第二天沈父如何把沈奕雯送到中牟县三叔圣传公家里。迎新妇一节，先叙开战在即赵贻海与葛春玉在郑州万年春饭店举办婚礼，再插入葛春玉的两段婚姻、一段私情及趙贻海与葛春玉在曲觞新馆的相识经历。即便是一个小小的细节，南飞雁在叙述时也总能打破故事的自然时间而不断地跳转、插入、倒叙、追叙。于故事的讲述，这是时间的变形和情节的营造；于读者，这是阅读的陌生化和审美欣赏的复杂化。南飞雁的语言是冷静的、克制的，他的叙述是娓娓道来、讲究节奏的，他能做到不温不火、云淡风清，他能把一个故事讲得摇曳多姿、近乎完美。

讲好一个长篇故事需要选择恰当的叙述人与叙事视角，《省府前街》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与第一人称有限视角的混用与自由转换。小说共十二章，其中第三、六、九、十一章采用书信体。“叙述”体与“书信”体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叙事文体，有不同的叙述者和叙事视角，承担不同的叙事功能，起到不同的叙事效果。“叙述”体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叙述者和全知的叙事视角，叙述者有不受时空限制的自由与特权，适合于公共叙事空间，唯有这样的叙述者才能纵横捭阖、游刃有余地追忆事件的来龙去脉，如沈家的家族兴衰史，开封城的历史变迁，省政府多次迁移，也唯有这样的叙述者才可以叙述复杂的事件，如赵贻海、冯氏、沈奕雯被困郑县，牛少校率军突袭日军，黄河伏汛中侯然翔与河工抢护水坝，国庆节盛大游行。全知全能的叙述者还具有较强的主观介入性，叙述者虽是一个结构性存在和“非人格化”人物，但叙述者可以介入所叙之人之事中，对所叙之人之事进行“叙述干预”。为给沈奕雯婚后争取正妻太太的身份，王妈对赵贻海和康氏一阵抢白，只说得两人面面相觑，无言以对，这时候叙述者评论道：“王妈不识字，不读书，平时也就好听个戏，不料在裉节儿上还能讲出这么一通话，细细想来，其间有进有退，有攻有守，有礼有节，有示好有威胁，意思密不透风溜光水滑，各方面都照顾到了。”[26]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者是不直接介入故事的，但“细细想来”分明是叙述者所想，叙述者直接介入到故事中，叙述主体的主观介入与前文王妈的一通言语，让一个快人快语、关爱奕雯、得礼不让人的佣人形象跃然纸上，书信体是小说惯常使用的文体，书信体小说的叙事视角受到较大限制，南飞雁是位不断追求叙事模式创新的作家，他在《省府前街》里首次尝试书信体叙述。书信体叙述者完全征用人物的话语，叙述者与人物完全合而为一，赵贻海如何把沈徵茹送到上海、如何处理假死后的沈徵茹的后事、如何和小秀逃到香港、逃港后的婚变与生活……所有这些叙述者无权告诉沈奕雯，沈奕雯知道不知道这些信息取决于她是否收到赵贻海的书信——从小说中我们看到两者之间存在永久性的信息断点，赵贻海对沈奕雯的思念、内疚和忏悔，只能成为他自己永远的自说自话了，他与沈奕雯爱情的悲剧性由于有限视角的运用而大大加深。书信体适合于个人化的私密叙事空间，叙述者把叙述的职能委托给了写信人，于是冷静克制的叙述者就由于对人物叙述者的借用，而显出浓烈的情感色彩。在范书芃写给沈奕雯的信中我们读到这样的文字：“如果你愿意给我回信，那将是我此生最幸福的事情。”[27]“不管曾经发生过什么，你在我的心中，始终是最光芒四射的女子。”[28]“亲爱的先先，我眼前的一切，我耳边的一切，都安静下来了。在如此动人心魄的静谧之中，我看到的每一点灯光，我听到的每一个呼喊，先先，都像是你在对我笑。/先先，我写不下去了。我爱你。/我从未如此深切地意识到，我爱你。”[29]这样的语言，在冷静克制的全知叙述者那里是不可能的，在书信体里则是那么自然，那么贴切。

讲好一个长篇故事还需要在结构和细节上下功夫。以南飞雁的理解，长篇小说的“结构关乎命运”[30]。长篇小说的结构犹如一座设计精巧的大厦，砖、瓦、木、石等建筑材料备足，接下来最重要的是按设计图纸施工，墙在哪里垒，门在哪里放，窗在哪里安，梁在哪里架，都要细加考究，既实用又美观，相得益彰。《省府前街》的结构是完美的，章与章之间，节与节之间，整体与局部之间都被安排得自然天成、恰到好处。在小说结构中更见功力的，是小说的细节安排，这就好比一座大厦，一块石头安放在什么位置，一块砖是否凹进，一根梁是否突出都有用意。如果小周及其丈夫“老贾”与赵家只是邻居；如果贾先生没有记录赵家秘事的簿子；如果赵贻海与薛长官“杀马骡”杀的不是方姓与肖姓夫妇——河工大方和小方的父母；如果夏昶达在河南预科学校读书时没有听沈徵茹的课，沈徵茹也没有送他怀表，给他写去美国读书的推荐信；如果老河工陶先生不是夏昶达的朋友；如果在香港为赵贻海与阿姐主持婚礼的，不是郑县罗家胡同为伤兵疗伤的费仁思神父；如果没有上列种种细节叙述，对整个小说的结构来说似乎没有什么影响，但一旦我们读到了这些“如果”，你就会感到《省府前街》结构安排上的精巧、绵密、细致、考究，你就会为小说结构的精妙、完美而叹为观止，这是《省府前街》艺术上的独特之处，这也是显示南飞雁小说创作深厚功力之处。

南飞雁经历了一个先长篇、再中篇、又长篇的创作历程，《省府前街》是南飞雁自2008年起整整十年中短篇小说创作之后的第一部长篇力作，对比《红酒》《灯泡》《天蝎》等中篇小说，可以看出南飞雁创作风格发生了明显变化，《省府前街》写的是1938到1954的开封和郑州，是一个家族和一座城市的近现代史，是特定时代的历史叙事，它的场域在开封。《红酒》《灯泡》《天蝎》写的是21世纪初期的郑州，是“七厅八处”[31]的“官场”和“人道”[32]，它的场域是现代都市、是某省省会。所谓风格，就是作家在长期创作中形成的，内化为创作体验，外化为某种较为显明特征的文学品质。南飞雁把风格称为作家创作的“舒适区”，并且认为“舒适区是需要突破的，需要背叛的。唯有如此，才能激发出意想不到的创造力”[33]。其实，“舒适区”的突破包含着“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南飞雁已经走出了10年前的创作“舒适区”，显示了“意想不到的创造力”，这是他创作中的“变”。不过创作的场域是需要坚守的，福克纳对“约克纳帕塔法”的坚守、陀斯妥耶夫斯基对“赤贫的彼得堡”的坚守、莫言对高密乡的坚守、刘震云对延津县的坚守……让他们各自成就了自己。从《红酒》《灯泡》《天蝎》到《省府前街》，南飞雁的突破似乎还包含着创作场域的突破，但从更高的层面上说，南飞雁也是在坚守，坚守着城市书写，坚守着河南书写，这里边蕴含着无尽的创作题材“富矿”和更广阔的写作空间，我们期待南飞雁能深挖这“富矿”，能在这空间里有更大作为，这是一个作家创作之“变”中的“不变”，这也是一个豫籍作家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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