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隐喻、历史重述与权力追问

郑润良

评论杨少衡，绕不过去的话题是官场题材小说。自20世纪90年代起，官场小说就成为图书市场上的宠儿，成为许多通俗文学作家书写追逐的焦点。这也使得许多纯文学作家在面对这一题材时，内心多少有些焦虑，生怕自己的作品被混同于一般的类型小说。但我们必须明确的一点是，官场题材的庸俗化书写并不代表这一题材没有被发掘的价值。反过来，读者和通俗文学作家对这类作品的趋之若鹜，恰恰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题材的重要性。在一个官本位意识浓厚的社会中，权力如何运行，如何影响人们的现实生活，拥有权力者如何获得权力、看待权力，诸如此类的命题，引起读者的持续关注是必然的，正如近年来的反腐风暴始终牵引着人们的兴奋点。国人对政治生态建设的关注理所当然，因为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对于作家而言，尤其是秉持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作家，惟有勇敢地面对这一题材领域，为读者提供自己真正独到的发现。已经有不少论者以“新官场小说”命名杨少衡的官场题材小说，以区别于市面上流行的正邪简单对立的反腐小说或渲染官场潜规则的官场生存指南小说。当代文学史的官场题材小说创作，无法绕过杨少衡。从197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书记与司机》以来，杨少衡以其独特视角和特有的叙述语调，用他几十年的创作实践和丰硕创作成果证明了官场题材是一个挖掘不尽的富矿。

一

迄今为止，杨少衡最受关注的是他官场题材的中短篇小说作品，以《林老板的枪》《尼古丁》《古时候那头驴》《喀纳斯水怪》《蓝名单》《珠穆朗玛营地》《谁被推倒于地》《强降雨》《酒精测试》等为代表，以其幽默、深刻、犀利被读者亲切地称为“老杨制造”，屡屡被转载重刊，在文坛引起广泛关注，甚至被称为“杨少衡现象”。

杨少衡的中篇小说《古时候那头驴》[1]塑造了一个悲剧性的基层官员形象：因身有隐疾只好在即将提任之际绝然辞世的某县代县长丁海洋。丁海洋到县里任职前在市委办工作，通晓机关事务，到县里任常务副县长后固然也想有所作为，但在作风强硬的王涛书记面前一直策略性地保持低调。王涛提任本市副市长之后，丁海洋成为县长的热门人选。不料，王涛出事，把本不相干的丁海洋也卷入了一场不虞之祸。仔细考究丁海洋的悲剧，我们会发觉其中有许多意味深长的内容。

在“官本位”心理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权力通吃”成为许多负面社会现象的内在驱动力的时代，许多官场小说热衷于描述官场的种种“艳情” 或“黑幕”，但杨少衡始终把视线聚焦于试图有所作为的基层官员在官场生态环境中所遭遇的两难选择，以及由此导致的诸种发展与精神困境。他此前的作品《强降雨》[2]中的唐市长以干练有为著称，但在面对背景深厚的“林公子”承包的市防洪工程中出现的种种质量问题时，既不敢得罪林公子，又担心豆腐渣工程出问题，只好加大政府资金投入，暂缓另一险要处防洪堤七姑堤的修建工程，导致七姑堤在暴风雨中溃堤，唐市长也因之命丧黄泉。《谁被推倒于地》[3]中的副县长游胜国在尾矿坝垮塌事件中冲锋在前，为领导分忧，在县里一二把手因推卸事故责任失和时为他们极力周旋，最终自己却成了替罪羊。《古时候那头驴》中的丁海洋面临的也是一种两难选择。他面对的是要不要被动受贿的问题。王涛是沿山高铁广场工程的总指挥，丁海洋是名义上的副总指挥。丁海洋随同王涛到工地视察，开发商范秋贵往两人的轿车后备箱各放了一个资料袋，说是公司的宣传画册。丁海洋一听感觉有异，但是王涛没有表态，丁海洋只能“按一号意见办”，跟着装聋作哑，待回家后取出来一翻，才发现资料袋里装着钱。这笔钱，对于丁海洋来说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如果把钱上交组织，等于间接告发自己的顶头上司，肯定没有好果子吃。放在家里，等于受贿。最后他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让秘书以“爱心人士”为名，把这笔钱汇给市妇联。王涛出事，丁海洋虽然能够说明自己并未受贿，但也因为隐瞒组织受到牵连，县长一职因此另换人选。丁海洋遭遇的“被动受贿”问题，是中国式官场尤为令人忧心的弊病之一。当一个不想受贿的人不能不受贿时，官场生态环境的恶化可见一斑。这也是近年来反腐风暴越刮越烈的现实根由。作为一名直面现实的作家，对社会弊病的深入剖解无疑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杨少衡的官场叙述，正是其现实主义写作精神和问题意识的直接体现。

新时期以来，经过“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历史主义小说等创作潮流，当代作家在对20世纪中80年代以前的历史的书写方面，已经取得了较为辉煌的成就，这种成就事实上也已经得到了世界文坛的某种认可，比如莫言的获奖。但在对于80年代以来的当代现实的正面强攻方面，我们的作家虽然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包括曾经创作出《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杰出作品的先锋派主力余华，当他将视线转向当代后创作的作品《兄弟》《第七天》等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批评声音。80年代以来的当代现实及其所包含的中国问题无疑非常复杂，这是国内外不同领域学者所公认的。作家们面对现实发言的欲望空前高涨，都力图为急剧变化、转型中的中国提供自己的观察与思考。这是“五四”以来“文学为人生”的现实主义脉流的凸显，无疑是好事。但同时，作家们也面临着新的课题，正如评论家霍俊明所言：“吊诡的是，我們看似对离我们更切近的‘现实’要更有把握，也看似真理在握，但是当这种‘日常化的现实’被转化成文学现实时，就会出现程度不同的问题。因为文学的现实感所要求的，是作家一定程度上重新发现‘现实’的能力，要求的甚至是超拔于‘现实’的能力。” 在政治泛化和权力泛化的时代，“重新发现现实”的当代中国作家们，要面对的最严峻课题无疑是当下的官场生态。官场生态的好坏，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风气。官场叙述因此成为最引人注目也最具内在难度的叙述。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回归、社会转型过程中反腐力度的持续强化等诸多因素，促发了官场小说的繁荣。王跃文、张平、阎真、陆天明等作家的名字因为与官场小说的关联，变得格外引人注目。当下的官场叙述主要有两大类，一是“主旋律派”，以张平、陆天明、周梅森等为代表；二是“官场写实派”，以王跃文、阎真、王晓方等为代表。从现状来看，官场小说在经历了十多年的热潮后，正在陷入日渐同质化、模式化的疲软状态。主旋律派习惯诉诸清官来解决矛盾，显得过于理想化过于简单。官场写实派也出现了批判意向过于显露、故事黑幕化、关系香艳化等不良倾向。这些问题的诞生，归根结底是因为作品脱离现实，作家跟风创作。从总体的创作倾向而言，杨少衡也当归入“官场写实派”。但他基于自身丰富的行政任职经验、对官场问题持续多年的关注与深入思考，使其作品在日益同质化、模式化的官场小说中独树一帜。评论家张陵认为：对杨少衡来说，不幸的是，他的作品被淹没在现在流行的“官场小说”的汪洋大海之中。更不幸的是，我们的许多评论家，把他的小说归入“官场小说”之中。但如果客观地看待“官场小说”这个概念，反过来也可以说，强烈的问题意识、犀利的批判性思考，使他的官场题材小说尤其是中篇官场小说达到了同类题材前所未有的深度，使“官场小说”获得其应有的份量与尊严。

从某种意义上说，使杨少衡的中篇官场小说独具特色的是“疾病的发现”和“疾病的隐喻”。2010年，杨少衡在《收获》第3期发表了中篇小说《无可逃遁》[4]。小说生动刻画了一个深陷家庭、工作的诸种困境而罹患抑郁症几度试图自杀的官员叶家福的形象，以官员的身心之病隐喻官场生态环境之病，令人耳目一新。有评论者敏感地指出：“ 《无可逃遁》释放新可能，在‘抑郁症’的隐喻下，超越个人经验反观官员生活，批判官场生态，呈现最生动、真实、鲜活的中国式官员经验，贡献新的开掘疆域与审美向度，是对官场文学的发展与丰富。”[5]在我看来，这一论断是极为切当的。《古时候那头驴》中的丁海洋同样病得不轻，他腦颅里长了东西，已被医生判为不治之症。丁海洋所遭遇的被动受贿和因此带来的升职困境无疑令他非常焦虑、纠结。他感觉到命运的不公，却找不到抱怨的对象，只能郁积于心，就像他发病时“头痛欲裂，摔在办公室地上人事不省”，却不能公之于众，因为身体不健康将使他在组织面前失去最后的机会。从叶家福到丁海洋，身体的疾患与他们在官场遭遇的种种本不应有的工作以外的压力直接相关。包括唐市长的牺牲、游胜国的受伤，官员个体在身心上的受创因此成为官场生态问题的隐喻。他的另外一些作品比如《亚健康》《喀纳斯水怪》等都指向了同样的题旨倾向。

在我看来，另外一个意味深长的变化发生在杨少衡新近的作品《海湾三千亩》中。某市副市长季东升出身寒门，当他发现自己负责接待的女商人欧阳琳身世显赫，可能为自己今后的“东升”带来便利时，他打算牺牲本市人民的部分利益，难得糊涂地送出海湾三千亩成就她的“钛合金项目”。但在项目谈判时，欧阳琳的合作者蔡政贪得无厌，连赔青款也不付，完全暴露出“空手套白狼”者的无耻面目。恰在此时，季东升的老父亲为省几块钱自己上老屋“抓漏”，摔成重伤。老父亲的举动让季东升猛然警醒，意识到自己做人做事应该有个底线。最终，凭借季东升几次在欧阳琳发病时，出手相救建立的私人情感，“钛合金项目”顺利流产。 这篇小说让我感觉意味深长的是欧阳琳这个形象的塑造。欧阳琳出身显赫，外表光艳照人，却是一个患癫痫、抑郁诸症的病人。她前夫生活腐化终因腐败被抓恐怕也是她病情加重的主要原因。她的“绝症”令我联想到《红楼梦》中诸多贵胄子女的身体上的“先天不足”与外在显赫家世之间的鲜明对比。在这些大家族中，不管是男性的放荡腐化抑或女性的身有“暗疾”，其实都是家族病的某种象征。这部作品中隐疾在身的不是官员，而是背景深厚的“官二代”欧阳琳。欧阳琳并非官员，但其一言一行对于季东升这样的基层官员而言，却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从季东升这样期望有所荫庇又纠结于内心准则的草根官员到身有隐疾、门第森严的欧阳琳，再到戴一顶国际商人帽子、狐假虎威到处招摇撞骗的蔡政，小说展示了更为复杂深广的社会图景。在我看来，这或许是杨少衡官场小说未来可以继续大力发掘的空间所在。

二

虽然有过几部长篇作品，但在当代文坛杨少衡主要以官场题材小说的中短篇创作著称，2016年杨少衡长篇小说作品《风口浪尖》的推出，对于杨少衡个人而言，应该算是一个新的突破。凭借其扎实的现实主义品格以及尖锐的问题意识，《风口浪尖》将在新官场小说的长篇方阵中占有一个醒目的位置。

杨少衡始终把视线聚焦于试图有所作为的基层官员在官场生态环境中所遭遇的两难选择，以及由此导致的诸种发展与精神困境，其作品的最大魅力在于能够牢牢抓住笔下官员内心的纠结之处予以淋漓尽致地展现，从而牢牢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在这方面，《风口浪尖》延续了杨少衡一贯的手法与风格。对于熟悉杨少衡作品的读者而言，《风口浪尖》中的人物并不陌生。这部作品中有着作者此前中篇小说《强降雨》等作品人物的影子。但是作者重新安排人物关系及场景设置，巧妙地把几位男主人公牵扯到一场台风雨中，让他们同时经历内心与外在的强台风，人物内心冲突的激烈程度、作品的意蕴主题高度，成就了这部作品独特、丰满的艺术效果。与作者此前的作品《党校同学》相比有异曲同工之处的是，这部作品的主人公也是三个男性官员，因曾经共事并同龄属马号称“马帮”。但《党校同学》中三位男主人公的精诚团结、共渡难关多少有几分理想化的色彩。相比之下，《风口浪尖》中的三位男主人公之间有惺惺相惜，也有互相较量、攀比，这组人物关系显然更为“贴地气”，审美意蕴更为丰富。尤其是，作者抓住张子清、陈竞明、唐亚泰在重要人生关头的内心纠结，发出了时代之问，令人震撼。

在常人眼里，在位官员都是春风得意的，但杨少衡首先关注的却是他们内心的纠结与痛苦之处。许多作家笔下的官员形象往往容易走极端，要么大善，要么大恶。杨少衡则喜欢书写介于二者之间的官员形象，有理想抱负，有才干，但也有仕途上的个人考虑，有时也难免沾染官场的各种不良习气。恰恰通过这些复杂人物形象的书写，通过他们内心纠结之处的展示，他让我们看到了权力中人最真实的心态，看到有所作为者所碰触的各种体制性的困境，看到当下政治生态中一些亟需发展解决的问题。《风口浪尖》中的三位男主人公虽然出身性情人品各有差异，但也基本属于这一范畴。小说生动展现了三位男主人公在一些重要关头的内心纠结与选择。张子清出身高干家庭，走上政坛顺风顺水。他才能出众，但是或许与出身有关，他身上有几分傲气，不屑于花精力去打理各种“业余”的上下级关系，致使他在与热心政绩工程、左右逢源的李龙章竞争市长一职时败下阵来。在丝丽台风中，他被李龙章临时抽调负责关键性的梅溪三座水库。在违抗上级命令泄洪保全市人民生命安全和听从上级安排拦洪保证市区不内涝的重大选择关头，他认为李龙章等人的命令有私人意图在内，其决定是错误的，是因为害怕内涝暴露自己的政绩工程迎宾路的下水道系统问题。他冒着丢掉乌纱帽的风险，以人民利益为重，最终做出了自己的艰难选择。在官场规则、个人利益和道义良心之间，他选择了后者。从人格境界、才干等方面而言，张子清是无可指摘的，他和李龙章在官场境遇的对比，也反映了当前政治生态中的一些现实存在的问题。有意思的是，作品中的张子清身患小疾痛风，随身拿着一根拐棍。官员与疾病的联系在杨少衡的作品中并不鲜见，也格外耐人寻味（关于这一话题笔者在《疾病的隐喻》一文中有较详细分析，此处不赘述）。和张子清相反，陈竞明是善于“攀爬”的，也是胆子极大的。陈竞明的领导才能也相当出众，他渴望有更高的位置施展才华，他的攀爬从其出身、现实境遇而言，其实也有几分无奈之处。他苦心经营自己与刘副书记的关系以获得后者的支持，包括将受贿得来的“宝马”车送给刘副书记的情人，内心其实也相当纠结。因为刘副书记的落马，他最终选择了仓惶外逃之路。这部作品中最富意味的是唐亚泰的内心纠结。唐亚泰一向以干练有为著称，但在面对背景深厚的“林公子”承包的市防洪工程中出现的种种质量问题时，既不敢得罪林公子，又担心豆腐渣工程出问题，只好加大政府资金投入，暂缓另一险要处防洪堤七姑堤的修建工程，导致七姑堤在暴风雨中溃堤。对于唐亚泰而言，他面对的是几乎无解的难题：得罪林公子意味着自己在仕途上将走入困境；满足林公子的利益则不可避免地要伤害到国家利益，意味着渎职妄为。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他留给下属童健的一句话就是：“童健你去给我找这个办法。”因为，“未来几年几十年，她可能会走进市政府办公室，可能就坐在今天唐副市长坐的那个位子上。到时候她要知道自己应当怎么办”。在我看来，唐亚泰的这个疑问，是当代文学所发出的一个时代之问。这个问题的解答显然已超出了作品中人物的能力，需要现实层面的持久用力与改善。

三

凭借其扎实的现实主义品格以及尖锐的问题意识，杨少衡确立了其现实官场题材小说鲜明的个人风格，也因此不少论者以“新官场小说”命名杨少衡的官场题材小说。评论家李敬泽称：“尽管杨少衡的所有小说都直接触及公众高度关注的重大社会主题，但同时，他在艺术上又与我们时代的一般趣味和一般思维习惯保持着一个遥远和寂寞的距离。”出乎一些读者意料的是，杨少衡的最新长篇小说处理的不是现实官场题材，而是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建国前后的肃反反特革命历史题材。事实上，这并不是杨少衡第一次处理此类题材，就长篇小说而言，此前他已出版过《海峡之痛》与《地下党》。只不过与他在现实官场题材领域取得的骄人成绩和诸多赞誉相比，他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光芒，多少被遮蔽和忽视了。但要忽视他的长篇新作《新世界》独特的美学光芒，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为什么要重新回到过往的历史，重述历史？对于杨少衡而言，有个人特别的因缘。杨少衡的父亲是“南下干部”，杨母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闽南地下党，因为特殊的家庭背景，才有了他创作小说《地下党》和《海峡之痛》等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创作冲动。杨少衡讲述历史，有自己的独特方式，他善于抓住历史人物的纠结之痛。这可以说是杨少衡一以贯之的创作秘诀。在现实官场题材小说创作时，他也是抓住这一点。在常人眼里，在位官员都是春风得意的，但杨少衡首先关注的却是他们内心的纠结与痛苦之处。在处理历史题材时，他依然以人物内心的纠结之痛为着力点。《海峡之痛》通过叙述大陆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杜荣林，先是流窜于大陆、金门、台湾之间的国民党军官、特务并曾沦为土匪，后来又成为到大陆投资的企业家罗进，这两个主人公的内心疼痛，折射出海峡两岸人民骨肉分离之痛。《地下党》也牢牢抓住台湾地下共产党人钱以未坚守地下事业与怀念家人的内心撕扯。20世纪中国的上半叶是血与火交织的年代，我们今天的和平生活无疑得益于那段历史。我们要更好地认识那段历史及历史中的先人，必须抓住历史中人物内心的那些纠结与选择。那段血与火的历史中，人们在危机时刻的选择绝不是轻松作出的；他们的每一个选择都可能关涉着个人乃至众多人的身家性命，因此注定了这种选择是极为痛苦的，20世纪中国历史的复杂变动，又增加了这种选择的艰难及其结果的戏剧性。

一部历史小说成功的关键是其能否细致入微地揣摩、传达人物在特殊历史关头内心的复杂纠结、矛盾及选择之痛，而不是其铺陈人物爱恨情仇、营造跌宕起伏的戏剧性的能力。这是《海峡之痛》《地下党》的成功之处，也是《新世界》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新世界》中的情节场景发生在建国前夕的闽南某县城，南下干部侯春生受上级任命为该县民政科长，他主动涉险、深入敌营，与特务连文正、反革命分子连文彪等展开激烈斗争，最终为了保护送粮民工和他特别关心的两个小孩，壮烈牺牲。小说着力的是主人公内心的种种纠结：侯春生在组织面前力保连文正和“女特务”徐碧彩清白与内心害怕他们果然是“坏人”的纠结、侯春生被逼选择保护一百多民工生命和保护一个小孩生命时的纠结、连文正选擇中立和选择继续为国民党卖命的纠结，等等。

就题材而言，《新世界》可以归入肃反反特小说，属于革命历史小说的范畴。20世纪五六十年代，肃反反特小说曾流行一时。据统计，在十七年文学期间，约有数百部肃反反特小说面世，并且有大量改编自肃反反特小说的电影取得了巨大反响，如《神秘的旅伴》改编自小说《无铃的马帮》，《山间铃响马帮来》改编自同名小说，《国庆十点钟》改编自小说《双铃马蹄表》等等。和彼时流行的红色经典一样，这些作品符合当时政治形势和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也契合了大众好奇、尚趣、寻求刺激的文化心理，带给读者超常规的情感体验，适应了广大群众的审美需求，因此颇受欢迎。但由于作品与现实政治贴得太紧、艺术性粗糙等原因，时过境迁后，往往被读者和文学史淡漠。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段历史可以被文学忘却。1994年“主旋律”工程正式启动之后，体制扶持下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再度成为国家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方式。借助影视剧的热播，《亮剑》《历史的天空》《父亲进城》等“新革命历史小说”应运而生。与传统的革命历史小说中正面人物“高大全”、反面人物被妖魔化的粗糙处理不同，新革命历史小说对于历史和人性的理解更为宽广、深厚，着力挖掘历史与人性中的幽微之处，努力呈现历史与人性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就此而言，《新世界》对历史和人物的处理手法，可以划入“新革命历史小说”的范畴。

既然是一部肃反反特题材小说，《新世界》的重头戏当然是“抓特务”。小说一开场就把我们带入峻急的历史场景中：县民政科长王拓被特务暗杀，接任的侯春生也成为特务们的第一目标，敌特们妄图谋害侯春生使之成为“王拓第二”，从而制造恐慌。偏偏这个侯春生不怕死，一次次主动涉险，进入肃反反特的第一线。小说中的特务主要分两种类型：第一种是顽固的敌特分子，以林庆为代表。这位潜伏的敌特分子到处串联、策反，最后被歼灭；第二种是从中立派滑向敌特，以连文正为代表。连文正这个形象的塑造在小说中是最出彩的。这是一个未定型的人物形象，不定型的性格丰富变化的人物形象，会给人们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连文正曾经作为国民党军官在日缅战场立下赫赫战功，被誉为“军中之鹰”，曾被我军俘虏。解放前夕在一个小县城当科长，国民党官员大批逃台时，连文正按兵不动，被怀疑是潜伏的特务。事实上，连文正只是对国民党集团心灰意冷，另外还有一个个人原因就是想留下来等候、寻找失散的妻儿。林庆上门拉连文正下水，连文正拒绝了，却也隐瞒了这一事实，导致他在日后的受审中无以自辩清白。当他获知自己的儿子“胡萝卜”已经到达县城，强烈的求生意愿以及与亲人团聚的意愿，使他出手杀害了我军保卫干部出逃，从而走上了已经日薄西山因而无所不用其极的国民党集团的不归路，成为另一个“林庆”。这并非连文正的初衷。就品性而言，连文正本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也曾多次帮助侯春生救助老百姓，使得侯春生一直不相信连文正会是一个特务，直到事实摆在面前。连文正形象的多面性不仅让我们看到人性的复杂性，也看到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小说中还塑造了一个“女特务”徐碧彩的形象。女特务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反特小说中往往是一个模板化的形象，外表艳丽，心如蛇蝎。对这一形象的设置，作者的主要用意还是一种“障眼法”，徐碧彩这个疑点重重的人物，最终揭示出来的身份其实是一个平民女子。不同人物形象的合理配置，使得小说情节错综复杂、跌宕起伏，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对于长篇小说而言，戏剧性与可读性自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更为重要的，还是要通过有分量的人物形象、有意味的关键性情节，提升作品的整体意涵。除了连文正这一作者着墨甚多的角色，小说中最具亮色的人物，应该是主人公侯春生。这一人物寄寓了作者对“新世界”的理解，也是作者重述这段历史的真正动力。

“有一次帮父亲整理照片，一张三位男青年的合影引起了我的注意。”在一次访谈中杨少衡说道：“父亲告诉我，那是解放初期的南下战友，他们三人相聚在长泰县城开会，会后到照相馆合影。其中一位叫侯虎江，他在这张照片拍后第二天，在长泰坂里组织民工运粮时被土匪包围。他冲出包围，引开敌人，最终牺牲在河岸边，临终前还将枪拆卸扔到河里，防止土匪使用。”这张照片带给杨少衡很大冲击。“我在坂里教书时就对侯虎江的事迹有所耳闻，却不知道与我父亲还有一段渊源。” 很显然，这位侯虎江就是《新世界》里侯春生这个人物形象的原型。组织民工运粮被土匪包围直至牺牲这一情节包括卸枪这一细节，也被作者写入了作品中。如果说《地下党》中的人物有杨少衡母亲的影子，那么《新世界》中的共产党人形象，则有杨少衡父亲及其战友的影子。对于杨少衡而言，重述这段历史，不仅仅是还原父辈的历史、表达一种崇敬与怀念，更重要的是要寻求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这一契合点就是历代共产党人建设“新世界”的“初心”。侯春生之所以屡屡以命相搏、孤身涉险，就是因为他心中有一个美好的“新世界”，这个世界与原来的丑恶的世界截然不同，必将带给所有的老百姓、所有的孩子幸福、安康与微笑。侯春生之所以特别在意保护两个小孩“小猴子”和“胡萝卜”，也是因为他的弟弟曾经病死在他的背上，他极端厌恶那个充满战乱与饥饿的旧世界，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也要把孩子们送到光明的“新世界”。这种期求某种意义上呼应了鲁迅先生的那句“救救孩子”。

学者刘复生在《蜕变中的历史復现——从“革命历史小说”到“新革命历史小说” 》一文中指出：“饶有意味的是，新革命历史小说中的主角又从革命英雄退回到草莽英雄乃至土匪式的英雄的原点，而且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基本上没有勾勒出革命者成长的明显轨迹。他们始终保持着最初的质朴英雄本色或匪气，没有在灵魂上成为‘十七年’意义上的革命者。《亮剑》中的李云龙、《历史的天空》中的梁大牙（梁必达）和《我是太阳》中的关山林，《父亲进城》中的‘父亲’等都是具有一身匪气的革命者，这还不单是指生活习惯、性格做派等外在特征，还包括思想意识。”[6]新革命历史小说相比于传统的革命历史小说，有其艺术上的突破之处，但也有新的窠臼，需要破解。由于时代文化的变迁与叙述策略的变化，新革命历史小说中的主角塑造，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其政治诉求。杨少衡《新世界》中的侯春生则截然不同。作者强化了这一人物的理想诉求、对新世界的向往、为百姓谋幸福的初心。在去政治化、市场化、功利化的时代语境中，这一形象的意义不言而喻。同时，对于新革命历史小说而言，这一形象的文学史意义还有待有心人进一步深究。

参考文献：

[1] 杨少衡.古时候那头驴[J]. 中篇小说选刊，2015（5）.

[2]杨少衡.强降雨[J]. 中篇小说选刊，2011（2）.

[3] 杨少衡.谁被推倒于地[J]. 中篇小说选刊，2012（增刊1）.

[4]廖斌.论杨少衡“党校”小说系列：兼及近期官场小说的限度与可能[J]. 西南科技大学学报，2011（5）.

[5] 霍俊明.诗歌伦理与深入当代[J].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2007年（3）.

[6]刘复生.蜕变中的历史复现——从“革命历史小说” 到“新革命历史小说”[J]. 文学评论，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