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的呼唤

王松

前 言

司马迁说：五帝、三代之记，尚矣。他说：五帝和三代的时代，实在是太久远了。司马迁都这么说，对于距他两千多年后的我们来说，五帝和三代的时期，更是“尚之尚矣”。

所谓的五帝，是指黄帝、颛顼、喾、尧、舜，早在司马迁的时代，五帝时期的事迹就几乎无法考证了。然而模糊的五帝时代，却像是一条连接着炎黄子孫们心灵的线，让我们有一个集体的归属感。直到今天，炎黄子孙的自我认知，也是全球华人的共识。

所谓的三代，自然是指夏、商、周。据说周王朝的图书馆里有不少夏、商时期的文献，可惜都被秦始皇烧了。本来我们对这三代的了解，肯定不如司马迁知道得多。谁曾想在1899年发现了甲骨文，使得我们现代人掌握的殷商文献，反而比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更多。

在那个华夏文明衰败的时代发现了甲骨文，仿佛是华夏文明来自远古的呼唤，它呼唤炎黄子孙去振兴华夏文明，激励着炎黄子孙渡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直到今天，华夏文明终于重新跟上了世界的步伐。

那声呼唤是如此地透彻，使得我们对那个模糊的时代突然清晰了，使得我们跟那个模糊时代的距离突然拉近了。本文将以《史记》为纲，以一个现代人的视角去看一看那个远古的时代，去听一听那一声远古的呼唤，去感受一下那个模糊时代的博大。

1 .远古时代的联合国秘书长

人类文明刚刚发迹的时候，都是以采猎为生，那是个被《圣经》称作伊甸园的时代，吃喝穿戴都由大自然供给。那时候人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虽然日子过得艰辛，却是真正天人合一的时代。

直到有一天，在东亚内陆的一处平原上，有些部族的人发现，地上的狗尾巴草日益茂盛，草种子竟然也能成为食物来源之一。冰河时代结束时，人的大脑结构就已经跟现代人的大脑结构相差无几，高度发达的大脑，需要消耗大量的葡萄糖。无巧不成书，一些植物的种子七成以上是由淀粉构成，而淀粉很容易被分解为葡萄糖。由于身体的需要，在吃到成熟的草种子的时候，会有一种好吃的概念。

更让人振奋的是，狗尾巴草的生长就像是树上结出的果实一样，生长和成熟的时间段有一定的规律，而且这些草种子，比果实存放的时间更长。于是这些部族在草种子成熟后，会像采摘野果一样，采摘和储存草种子。

又度过了漫长的岁月，有个人偶然注意到，狗尾巴草的种子掉到地上，就可以长出很多颗狗尾巴草。他想，为什么不去把草种子洒满目之所及的土地上，到时候就能收割更多的草种子了。

可以想象，第一个“播种”的人，他的行为还不能叫播种，因为他没有农具，也没有除草、施肥、改良品种这类的想法，甚至他的做法根本不被大多数人看好。但是很快人们就发现，这样做可以收获更多的草种子，于是播种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也许在刚开始的时候，还会有这样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举动，他觉得烤好的草种子吃起来比较香，那干脆就往地里撒烤好的草种子好了，那样长出来的草种子不用烤就可以直接吃了。有人觉得肉比草种子更好吃，于是就播种肉，并期待收获更多的肉。

那个时代，是伏羲氏、燧人氏的传说时代。

直到有个叫神农氏的部族，大力发展撒种子事业，他们拥有了更多的食物，可以养活更多的族人，这使得神农氏成为了一个强盛的部落。其他部族也纷纷效仿，一时间许多部族都进行撒种子的行动。《史记》的故事，就从这个时候开始讲起。

可以想象，人们依靠采猎所得的食物有限，而播种（为了方便描述，称之为播种，当时应该只出现了撒种子的概念，而并没有出现“耕种”的概念）可以提供更多的食物。有了充足的食物后，首先人口数量会激增，接着人们需要更多的土地，养活突然增加的人口。之前各部族之间很少进行交流，现在由于各部族都在大范围播种，使各部族之间原本模糊的领地界线渐渐清晰起来。

随之，领地的重要性被凸显出来，于是两个相邻的部族之间，很容易因为领地问题发生争执。《史记·五帝本纪》中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黄帝的时代，作为天子的神农氏部落衰落。各诸侯互相侵犯，胜利的那一方，残暴地虐待失败的那一方的百姓，而神农氏除了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对诸侯的所作所为束手无策。

不可否认，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可是在他那个时代，还没有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概念。前面说过，神农氏可能是最先利用撒种子强大起来的部落，此时神农氏可能根本没有做天子的概念，所以说诸侯之间互相侵犯，神农氏压根就没有去讨伐和统治的想法，而并非是束手无策。

至于那些所谓的诸侯，可能就跟现在的张家村、李家店是同一个概念。可以试想一下，如果现在各村之间没有中央政府的概念，当各村之间发生矛盾，进而发生械斗的时候，其中一个村的村干部干掉了另一个村的村干部，胜利的一方肯定不会对失败的一方的村民手下留情。

这个过程，可能产生了第一批奴隶。当然，那个时候失败的一方大多数会选择迁徙，即便是胜利的一方，也还没有彻底消灭一个部落的想法。毕竟当时发动战争是为了抢地，而非抢人。

神农氏之所以会被认为是“天子”，很可能是因为神农氏是其中一个强大部落联盟的首领。部落联盟制度是出现领地问题后的和平机制，而不同于之前所说的“诸侯”互相侵犯的战争机制。这个机制就跟现在的联合国差不多，有谁见过联合国的秘书长亲自挂帅，去征讨联合国成员国以外的“诸侯”？

当时各部族之间的协作方向，跟司马迁时代的想法，甚至跟现代人的想法，完全是另一个方向。神农氏为“天子”的时代，各部落为了防止近亲生育，都在沿用群婚制的生育方式。

群婚制可以这样理解，白天部族的成员在外劳作，晚上的时候，一个部族的男性都会去往另一个部族寻找女性玩耍。而另一个部族的男性此时也都不在族群里，他们到其他部族寻找其他部族的女性去了。

所以说部落联盟的一个很大作用，是繁衍后代，或是互相协作，战胜险恶的自然环境。而由强大部落统治弱小部落的理念，应该还没有正式形成。司马迁的时代，已经完成了从封建制度到君主专制制度的转型，他距离群婚制的时代已经很久远，群婚制的理念自然也已经不被人所熟知。

当然现代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对那个远古时代的认识，也只不过是更客观、更理性地推测，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还不得而知。不过理论上来说，群婚制比司马迁的“天子、诸侯制”更可信。因为群婚制产生了一个对司马迁，也是对现代人来说啼笑皆非的现象：连孩子他妈都不知道孩子他爹是谁。

司马迁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在《史记·三代世表》中借用张夫子之口发问：为什么契（殷商的祖先）和后稷（周的祖先）的父亲无法考证？

接着司马迁又借诸先生之口，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夫布衣匹夫安能无故而起王天下乎？其有天命然。就是说，契和后稷没有父亲，是因为他们是获得了天命才降生的，这是他们后代之所以“王天下”，之所以与“布衣”有区别的根本原因所在。

相比天命说，群婚制似乎更可靠一点。

再以《史记·殷本纪》为例：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

可见从契开始，就开始以父系的传承为准，还有后稷、大业（秦的祖先），他们都是尧、舜时代的人物，同时他们也是商、周、秦可以追溯到最久远的男性祖先。根据这些蛛丝马迹，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猜测：尧、舜之前，还是以群婚制为主，尧、舜之后，就演化出了配偶婚制了。

在配偶婚制中，父亲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孩子是谁，进而能把自己的财产继承给孩子。所以从接下来的禹之后，“王位”开始了继承式的家天下传承。

2 .远古的改革者

黄帝与炎帝之间的战争，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新兴的部落联盟，与一个老牌的部落联盟之间的战争。两军在板泉多次交战，最终黄帝获胜。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炎帝，被迫下野，更有力、更激进的黄帝时代来临。

当然，那时候可能还没有“军”的概念，所谓的“军队”应该非常散乱，甚至根本就没有队形可言，两军交战看上去就跟打群架差不多。黄帝和炎帝指挥作战基本靠喊，每次打完仗，估计两人的嗓子都要哑好几天。那时候也没有军服，为了避免出现自己人打自己人的现象，只能在脸上或是身上涂一些图案做标记。如果某士兵出汗太多，把标记弄得模糊了，那么他很可能会成为双方共同的攻击对象。

黄帝取代炎帝，接任了“联合国秘书长”之后，蚩尤所领导的部落联盟，又威胁到“联合国”的安危。于是黄帝发起了他执政生涯的的第二场著名战役，与蚩尤在涿鹿发生激战，最终蚩尤战败。

黄帝在与蚩尤交战的时候，曾经“乃征师诸侯”，就是说黄帝把跟他联盟的各“村”的“村长”叫到一起，给他们开一个战前动员大会。黄帝对他们说：蚩尤这颗老鼠屎，不只是我们“村”的敌人，也是所有“村”的共同敌人。现在我要跟蚩尤打仗了，大家有人出人，有力出力。

换言之，当时蚩尤可能挺强大，把黄帝搞得很狼狈，黄帝为了取胜，只能在与他联盟的其他部落强行大范围征兵。部落联盟制度并非是后来中央与地方的制度，黄帝征兵令的执行程度可想而知。黄帝战胜蚩尤后，不禁想到，应该加强部落之间的凝聚力，以应对日益纷杂的局面。

当时部落联盟的领导层，是各部落的首领，权力机构则是首领们组成的“议会”，黄帝是“议长”。“议会”的作用是调节各部落之间，因为领地等原因出现的矛盾，而此时的“议长”并没有决策权，可能只有召开和主持会议的权利。

黄帝应该通过一些武力或怀柔的手段，加强了“议长”的权利，于是：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

就是说各部落的首领都接受了“议长”的改革，当然可能也有人反对，也有部落脱离了黄帝的部落联盟，不过黄帝的改革大体上是成功的。加强了部落联盟的凝聚力之后，黄帝开始发起对外战争。《史记·五帝本纪》中是这么说的：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

可以尝试着猜测一下司马迁写下这句话的用意，在他看来，甚至是在我们看来，华夏文明的历史上，肯定存在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王。只有有了第一个王，才有第二个、第三个，不管怎么說，肯定有第一个王存在。

在司马迁之前，对五帝的人员组成有很多说法，比如《战国策》与《吕氏春秋》的五帝名单跟《史记》中就不一样，两者都把伏羲氏和炎帝加了进去。司马迁一点点地往上捋，他经过理智对比，认为黄帝所做的事，更像是一个统治者所做的事，是当之无愧的“中华第一王”。于是司马迁确立了黄帝是“五帝之首”的地位。

当然司马迁的看法，之所以跟战国时期的看法不一样，很可能是因为司马迁的时代已经独尊儒教。所以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更注重王位的血统，而非是有谁曾经对华夏文明做出过重要的贡献。

不管怎么说，司马迁这个说法还是很科学的，因为他用血统为纽带，将五帝、禹，直到夏桀都串联到一起。这个做法虽然不太可靠，而且显然是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不过却很好地梳理了那段模糊的历史，使历史的脉络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结束了对司马迁用意的猜测，再以现在的视角来看黄帝的改革和征战。黄帝的改革是必然的，因为他击败了蚩尤之后，发现自己还有很多敌人。要战胜这些敌人，部落之间的合作，就要比之前更有效率。

黄帝的敌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其他的部落联盟，一种是采猎部落。在黄帝发动对外战争之前，他的势力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本来就跟黄帝联盟的部落，二是黄帝击败了炎帝之后，原来跟炎帝联盟的一些部落，三是战败的蚩尤部落联盟（据说有九个部落加入了黄帝的部落联盟，称之为九黎）。

随着播种面积的不断扩大，部落联盟之间的战争更加频繁。黄帝击败了强大的敌人炎帝和蚩尤，那么其他部落联盟应该也同时在进行抢夺耕地的战争，战争的获胜者们之间，肯定会发生进一步的交战。黄帝与他们之间的战争，在所难免。

第二种敌人，是依旧坚持以采猎为生的部落。可能有人会说，既然开始播种，谁还愿意再以采猎为生？其实并不然，播种在当时是一种新概念，就像清末有很多人对西方机械持怀疑态度，或者抵触态度。在普及播种的初期，肯定也会遇到了很多抵触的部落。

这种抵触情绪，一直持续了很久，直到春秋时代的老子，他还在提倡采猎时代时，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构想。这样解释老子的理念可能有点断章取义，可是老子的国家构想，不正是采猎时代的真实写照么！

那时候人口较少，可能一百平方公里内，只存在一个部落，而这个部落的主要活动范围可能只有四五十平方公里。于是各部落之间很少会有交集，是真正的老死不相往来。更重要的是，那时候人们不会去破坏大自然，不会去随意地伤害他人。直到现在，那都是一个令人向往的社会构架。

采猎部落与播种部落的生存方式不同，两者之间必然存在矛盾。关键是黄帝不会管采猎部落的抵抗情绪，也不会去管他们与自然有多和谐，作为播种部落联盟首领的黄帝，只会视采猎部落为异类。就像西方侵略中国时，不会关心中国多么国泰民安，也不关心中国愿不愿意被侵略，对西方人来说，攻击落后者是理所当然的事。

黄帝在发动对外战争的时候，他的部落联盟已经非常强大，其他的部落联盟已经完全不是他的对手，采猎部落更不是对手。就像滚雪球一样，黄帝的势力越来越大，最终建立了一个大大小小的部落组成的“王国”。

当然，那时候的战争还并不是很残酷，黄帝手下的兵多，可能拉着大军到处转悠一圈，敌对势力就纷纷投降了。即便真打起来，由于武器的落后，所能造成的伤亡也极其有限。

黄帝的这番征战是具有开创性的，因为在他之前，所有部落都只是在部落发祥的附近地区活动，而黄帝则是第一个走出去的首领。《史记·五帝本纪》上说，黄帝拉着他的大军：东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荤粥，合符釜山……

利用这段描述，可以大概划出了黄帝时期的势力范围，东边到了大陆东部的海岸线，考虑到当时因为地质、河流冲刷等原因水平面较高，黄帝可能只到达了现在的山东西部。西边到了现在的甘肃东部的崆峒山，南边到了长江。北方驱逐了荤粥，也就是匈奴，最后在釜山合符。

当然，司马迁给黄帝画下的势力范围可能有点夸张，不过黄帝的确是加强了各部落之间的沟通。所谓的“合符”，就是把部落联盟中，各个部落的图腾各取一部分，合成一个共同的图腾。合成的图腾，就是现在广为人知的龙图腾。也就是说，直到此时，黄帝也依旧不是“天子”，只是各部落和各部落联盟共同的首领。

直到禹的时代，建立了天子之国、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的制度，采用政治手段规范了各部落的职责。如果这项制度真的是由禹所创立，那这一招真的是非常高明，完全用政治手段，就把部落首领们捏在了手里。最重要的是明确了“天子之国”的范围，赋予了部落联盟的首领巨大的实力，外围的其他大、小部落不服也得服。

可惜这项制度，似乎不应该出现在禹的时代。那时候谁的部落实力强，谁就最有可能被推选为部落联盟的首领，所以“天子之国”是靠自己打下来的，不是谁授予的。

这时候的政治制度，与之后的天子、诸侯制度的最主要区别是，部落联盟首领跟其他参与联盟的各部落之间，没有直接的隶属或是上下级关系。按照《史记》中的说法，各部落的贡品，也只是矿石、玉石、竹筐、鸟毛，牛尾巴毛之类，只有甸服的部落才进贡粮食。

从禹的儿子启开始，部落联盟首领的职务开始世袭。这时候如果世袭的首领是位杰出的领导者，各部落自然会拥护。如果首领昏庸无能或者他所属的部落势力衰弱，各部落也照样不买账，甚至会推举出新的首领。比如禹的孙子太康在位年间，夏后氏（禹的部落）“失国”，后羿成为了部落联盟的首领。

后来人们把后羿说成是谋朝篡位，多少有点“想当然耳”，因为在那个年代还没有正儿八经的中央政治机构的概念，最高权力机构就是由各部落首领组成的“议会”。太康世袭了“议长”的职务，却没有能力处理好部落联盟之间的矛盾，自然会受到“议员”们的弹劾。

这样的局面大概持续到周公“制礼作乐”，部落联盟的首领，与各部落之间的上下级关系才彻底确立。这时候才有了司马迁，也才有了我们现代人眼中的天子与诸侯的概念。

3 .逐渐沦丧的“德”

尧、舜的德治，一直是帝王们的标榜，两人的德行，又是普通人的榜样，而且是无法超越的标榜和榜样。

特别是舜，他家里就没一个好货，爹、后妈和弟弟都想害死他。瞽叟（舜的爹）让舜帮忙修屋顶，等舜爬到屋顶上，瞽叟撤去梯子并在屋下放火，想要烧死舜，好在舜冒险从屋顶上跳下来，才没被烧死。

瞽叟这瞎老头挺能折腾的，后来又让舜去挖井，等舜挖到深处，瞽叟和象（舜同父异母的弟弟）用土石填井，企图把舜活埋。可是人家舜是谁，这种在别人看来必死无疑的小伎俩，还能让舜着了道？

舜早就做了准备，他在挖井的同时，就挖好了逃生的密道。那边，瞽叟和象以为已经把舜害死，他们立即瓜分了舜的财产。象認为杀舜的时候自己出力最大，把舜的房子、老婆，还有尧赐给舜的琴给霸占了。

象正在舜的房子里“吃着火锅唱着歌”呢，舜突然回来了，象吓了一跳，惊慌失措地说：“哎呀，我正想念哥哥呢。”舜说：“你还真是个好弟弟啊！”《史记·五帝本纪》中虽然没有说舜此时的神情，不过舜应该是咬牙切齿或者冷笑，并带着讽刺的口气说：“哼，你还真是个好弟弟！”如果此时舜还能和颜悦色，就有点受虐狂的意思了。

瞽叟和象害了舜两次了，他就长点心吧。不，这时候才体现出舜高于常人之处：舜复事瞽叟爱弟弥谨。这是舜能成为道德标杆的根本所在，舜所表现的并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一种对家人该有的态度。

在《白鹿原》中，朱先生曾经用舜的典故，来开导白嘉轩。两人的对话我早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不过朱先生所要表达的意思我却还记得清清楚楚。他是想告诉大家，对待家人不能像法官梳理罪证一样，把家人的行为一桩桩一件件都记在“小本本”上，并清楚地判决是“有罪”或是“无罪”。对待家人，没必要那么较真，人孰能无过，即便家人犯了错，所有人都无法原谅他，但是他的家人要原谅他。

这不是姑息养奸，而是一种对亲情的诠释。

当然，要真的碰上舜的遭遇，还是要报警的。这就是关键所在，即便法律不能原谅瞽叟和象，但是舜却能原谅他们。

后来的汉文帝时期，被司马迁称之为：德至盛也。虽然表面上看着跟尧、舜没多大关系，不过那时候的帝王，应该已经用尧、舜作为标榜。汉文帝时期，有个官员贪污，汉文帝不去彻查，反而觉得自己平时的赏赐不够，才让官员有了贪污的举动。于是汉文帝赏赐了那个贪官更多的财物，使那个贪官觉得非常惭愧。这犹如舜对待瞽叟和象的翻版。

汉文帝的做法，在后世倒是颇受一些人的青睐，同时也有人说他迂腐。到了近代，世界变成了一个凶残的竞争社会，道德已经完全没有用武之地。到了当代，我们所说的道德，变成了一种社会主流的行为规范，道德榜样也降级为可以在行业中坚守、并任劳任怨的人，跟尧、舜的道德榜样已经完全是两码事。渐渐地，道德完全变成了一种噱头，甚至是装腔作势。

道德的缺席，势必要让法律来填补，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呼吁法治社会。

这真的是一种进步？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尧、舜这两个道德榜样，其实尧、舜的事迹一直备受质疑，韩非子就说是舜逼着尧让位，后来禹逼着舜让位。由于韩非子是出了名的腹黑男，所以他的说法大多数人未必会采信。

不过尧、舜、禹这几个人，的确把禅让搞得跟儿戏一样：尧死后，舜为他守丧三年，然后让位丹朱（尧的儿子），天下“诸侯”却都拜舜为“天子”。舜死后，禹为他守丧三年，禹让位商均（舜的儿子）。“诸侯”们都不理睬商均，请禹做了“天子”。

先不说禅让的事儿，舜和禹的做法，实在是在给丹朱和商均难堪。老领导刚闭眼，就让他儿子下不了台，这好像并不厚道。再后来，就让出事儿来了。禹在临终前：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

这段话是说：禹让益做接班人，益又像舜让丹朱、禹让商均一样，让位于禹的儿子启。结果启这小伙儿很靠谱，大家都愿意让他来做“天子”。

益对禅让有了心理阴影。他心说：我是按规矩办事，大家怎么不按照规矩来？

舜、禹、益的禅让总令人觉得有点虚头巴脑，这个形象宣传好像有点过了。甚至禅让在后世没有使帝王们变得多谦让，反而给篡位者提供了一条合法途径。

在这里必须跳到《史记》之外，加入一点现代史学家的观点。在《易中天中华史》中，易中天老师对尧、舜的描述就很精彩。易中天老师先说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孔子之前，从来没有人歌颂尧、舜。

接着易中天老師通过对典籍的考证，得出这样的结论：尧、舜曾经存在，但是并没有我们现在人眼里那么高的功勋。可能是孔子把这两位爷抬出来，推销他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理想的。

易中天老师笔下的尧、舜很有意思，他说：尧、舜的时代，很可能是双执政，就像现在的CEO和COO。这两位可是合伙干了不少事，不仅剿灭了混沌、穷奇、梼杌、饕餮，还干掉了共工、兜、三苗、鲧。[1]

虽然史书中都说，这些部落或部落首领都有罪，不过更有可能是作为部落联盟首领的尧、舜在排除异己。关键是干掉鲧之后，又不得不依赖鲧的儿子禹的水利技术治水，这就尴尬了。

在禹完成了治水，见到舜的时候，两个人的谈话也并不怎么愉悦。舜没有夸赞禹的功绩，禹也没有拍舜的马屁，为了缓解气氛，皋陶说了几句官话，结果禹还差点跟他掐起来。在禹的眼里舜是杀父仇人，而舜也把禹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两人的关系这么紧张，舜怎么可能让位给禹？禹又怎么可能给舜守丧？

所以禹是部落首领们选上去的，而并非是舜的禅让。至于后来益让启，而启却顺利继承了“天子位”这件事，我引用一段易中天老师的原话：

司马迁说，启这个人，其实是很优秀的。不像尧的儿子丹朱、舜的儿子商均，扶不起来。再说了，益当二把手的日子短，才干和功劳都还没来得及表现。所以酋长们都拥护启，都说我们的领袖不愧为缔造者禹的儿子啊！

好一个“吾君帝禹之子也”！扯来扯去，只有这句话说到了根本，说到了点子上。

是的。禹的儿子，这才是关键！[2]

易中天老师还分析说：在启废除禅让制之前，各部落可能早就开始世袭，所以启的继位是顺理成章的事。[3]

揭开了禅让的面纱，摘掉了尧、舜的面具，真相是更清晰了，可是却并没有使人愉悦。因为道德榜样破碎了，难免让人心里空落落的。

可是话又说回来，什么是榜样？榜样不就是一心想要达到，却很难达到的高度么？我知道榜样的方向是对的，并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不就行了，至于榜样的背后是不是不堪入目的涂鸦，真的那么重要么？

孔子需要尧、舜做榜样，是因为方便推广他的学说。易中天老师摘下尧、舜的面具，是因为想要尽最大可能地还原历史的真实性。从古到今，天下有几个思想家？有几个史学家？作为普通人，我们需要尧、舜推广思想？还是还原历史的真实性？

既然我们没有这些目的，那么尧、舜可以还是被广泛认可的榜样。

况且如果把尧、舜两个榜样推倒，那我们要以谁为榜样？在这个以竞争为美、侵略为美的时代，可以找到正确方向的榜样么？

现在会觉得尧、舜是在装腔作势，那是因为我们已经完全丧失了那些被我们传承了五千年的美德。在这个大争之世，“德”已经显得那么柔弱不堪，更让人痛心的是，它可能最终会彻底沦丧。

可能后世的老师会像讲圆明园一样讲“德”，他会说：“德”是古代的时候，人们的一种自我规范，后来随着世道险恶，这种自我规范渐渐不适用，我们只好用法律来规范自己。我们，丧失了一种美好的能力。

也可能随着时间的推延，“德”会被我们深深地埋在心底，并很难被挖掘出来。但它终究还存在，可能要历经漫长的蛰伏期，它才会重新崭露头角。

不管怎么样，尧、舜的榜样性质都需要保留下来，即便未来人看待尧、舜的行为很荒诞、很离奇，但有总比没有好。即便《史记》中的尧、舜是杜撰出来的，要不要拆穿还要看个人的需求，毕竟杜撰这些事迹的初衷，并不是为了蒙骗，而是希望人们具备更高的道德水准。

4 . 五帝、三代趣事录

在《史记·五帝本纪》和《殷本纪》中，司马迁收录了一些在当时看起来理所当然，而在现代看来很有趣的故事。请带好想象力和脑洞，让我们正儿八经地来讨论一下这些趣事。

第一桩是《史记·五帝本纪》中说：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

这很容易理解，是说黄帝有25个儿子，其中有 14个获得了姓氏。这是什么概念？就是说黄帝叫公孙轩辕，他儿子很可能叫诸葛山珍、王狗蛋、李大壮。

这不乱套了么。完全不会，因为现在对姓氏的理解，跟远古时代的理解或者说用处不一样。在群婚制的时代，姓是母亲赋予的，同姓的人不能结婚，因为同姓的人都是一个母亲所生，这是防止近亲生育的手段。

而“氏”则是另一个意思，有人说“氏”是黄帝发明的，是用来划分各部落地位的制度。前面说过，黄帝时期发动过多次远征，可以想象，他一路上遇到了很多的部落和部落联盟。总要把他们区分开吧，总不能叫他们森林边上的部落、沼泽地边上的部落、河边的部落吧。可能黄帝刚开始这样命名过，但是后来发现森林边上、沼泽地边上、河边上的部落太多，根本不能以地理环境的命名来区分。

于是黄帝找到了另一个方法，那就是以部落的拿手绝技或者图腾来命名。比如黄帝的部落后来被称为轩辕氏，又被称为有熊氏。轩辕是指黄帝的拿手绝技是造车，有熊则可能是黄帝造出车来之前，他的部族图腾是一只熊。

还有一种可能，“氏”是自发形成的，部落从以采猎为生，到开始种草种子之后，本来老死不相往来的部落，开始频频接触。这时候是战是和只在一念之间，小型的部落联盟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形成，没有联盟的则要么被灭，要么被迫迁徙。既然有了战争或者联盟的关系，那么互相之间总要有个称呼吧，氏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形成了。

部落给自己起名字的方法多了去了，如果部落图腾是一只鸟，那就叫鸟氏、神鸟氏，当然也可能叫鹌鹑氏、乌鸦氏。有的部落的领地中有很多好看的石头，那就叫石头氏。有的部落种出了好吃的芋头，那就叫芋头氏。

总之，“氏”是用来区分不同部落的，黄帝有14个儿子获得姓氏，很可能是有14个儿子建立了自己的部落，或者是有14个儿子闹分家，把黄帝的部落给分了。如果这14个儿子只是得了“姓”，而不是“姓氏”的话，那只是说他们是黄帝和14个不同的女子所生，他们的姓都来自母亲。

第二桩是《史记·殷本纪》中说的伊尹囚禁太甲帝三年的故事。这个故事相信大家都听说過，说太甲帝继位的时候，很顽皮，把政务搞得乱七八糟，于是作为托孤大臣的伊尹把他关起来，让他自己反省。太甲反省了三年，终于大彻大悟……当然他没有遁入空门，而是被伊尹接回去接着做“皇帝”。

有很多人质疑此事的真实性，伊尹真的能把帝位归还？那个时候普通人的心机还不是很重，但是这些政治人物，应该已经有些政治头脑了，到手的“皇帝位”为什么还要还回去？

这种想法又有点“想当然耳”，商朝的政治制度，还是部落联盟制度，只是比之前的制度规模更大、更系统化了。而联盟的首领除了推选以及家族内世袭之外，还加了一层“神授”的光环。神授跟之后的天子有很大的区别，天子还得注意自己的道德规范，还得注意这，还得注意那，天子无德还会面临下台的危险。而神授没这么多规矩，神只要看好谁，就会一直让谁的子孙后代做首领，谁不听话，神还会把他带走。

伊尹自然知道殷商的神，不会“保佑”他，所以他不会冒这个险。况且那个时候的官职是世袭，只要伊尹的部落不出现衰败，伊尹的后代腰杆子硬，就能继续做部落联盟的二把手，似乎伊尹没必要犯险“篡位”。

证据就是后来出现的伊陟这个人物，这应该就是伊尹的后代，而且伊陟就是太戊时期的二把手。这里就引出了三桩趣事，《史记·殷本纪》中说：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有棵桑树和楮树合生在朝堂上，一夜就长到两手合抱那么粗。这个神奇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当时太戊帝吓了一跳，就去问伊陟是怎么回事。伊陟说：“因为你缺德才发生这样的异象！”

伊陟的回答一看就是后来人杜撰的，因为殷商的时候，根本就不崇尚德治。伊陟可能也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不过还是硬着头皮说：这是不是神在提醒你，你做了什么欠考虑的事。

这种话鬼都不会信！

可是太戊信了，还真去自我检讨了一番。结果那颗怪树果然枯萎了。

很神奇吧！

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那颗怪树是不是某种蘑菇？比如说是在院子里一颗桑树上长出来一个大蘑菇。而且殷商时代的宫殿，对建筑木材的防腐技术很有限，肯定也没有混凝土的地面，甚至有没有石板铺地都还是个未知数。那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会不会在宫殿的某处突然长出了一个大蘑菇？

如果是蘑菇的话就说得通了，只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它的菌柄完全有可能在一夜之间长到很粗，而且这也解释了之后为什么会自行枯萎。不过殷商时代的人虽然对大自然的认识有限，但是蘑菇和树总分得清吧。

那么事情会不会是这样的，当时在太戊的住处，随便哪个地方，殿堂内、绿化带里都行。总之从某处长出了一个大蘑菇，一般的蘑菇最多也不过巴掌大小，这蘑菇不得了，长得又粗又高，从没有人见过那么大的蘑菇。

当时的人没有生物学的概念，不过他们可以肯定，一切的反常都是天、神，或者是哪位先人给出的启示。这种例子非常多，有那种中间分叉的谷子，都被视作是祥瑞。

太戊旁边的一些人大拍马屁，说这肯定是祥瑞，哪知道“祥瑞”很快就枯萎了。太戊有点害怕了：这祥瑞也太任性了，怎么说没就没，这意思是不是说，神不愿意让我长久地拥有祥瑞？

一旁的伊陟心说：谁家的蘑菇不都是一见太阳就枯萎？大惊小怪。

不过场面话还是要说的，于是伊陟才说：这蘑菇不是祥瑞，是不祥的妖魔，不过首领治政有方，让妖魔无处遁藏，所以它枯萎了。太戊心想：还是二把手有水平，死的都能被他说成活的。这种送到手里的形象宣传哪能浪费，必须得广为流传开来！

可能在举行“记者发布会”的时候，根本就没说长出来的是蘑菇，只是说长了不祥的东西，而且它的体积被夸大了。我不知道殷商时期是不是把桑树看做不祥，不过肯定有人把不祥的东西理解成为了桑树。那时候又没有媒体、没有互联网，可以要求发图进行求证，就算是有了媒体和互联网的当代，睁着眼說瞎话的人也大有人在。

最终产生了在《史记·殷本纪》中看到的这个故事，司马迁觉得这故事挺有寓意的，就收录到了《史记》当中。

第三桩趣事，是“武丁梦圣人”。这个故事是说，武丁刚继位的时候，殷商部落已经有些衰败，他就想着匡扶社稷、重整朝纲。可惜武丁身边没有贤良的大臣辅佐，这事儿还有点难办。于是武丁三年没有参政，把国家大事都交给官员们处理。

有一天武丁梦到了一个叫“说”的贤人，他认为这是某神给出的启示，就把大小官员都叫来，可是在官员当中，并没有找到跟梦里的贤人长相相似的人。武丁就发下“皇榜”，去寻找“说”，后来在一个叫傅险的地方找到了“说”。

“说”是个犯人，正在傅险筑城。武丁见到“说”，一拍大腿：我梦到的就是这货！他跟“说”谈了一番，发现“说”果然是个栋梁之才，于是就让“说”做了二把手，并赐姓傅，这就是傅说。

我想在这个故事的一开始，大家就应该能看出其中的猫腻儿。武丁刚继位的头三年，恐怕不是他自己不参政，可能是“议长”的权利被“议员”们架空了。也可能是武丁跟“议员”们不大对付，总而言之，武丁想来一次政治大洗牌。

当时的“议员”都是世袭，他们背后都有一个部落做后盾，这种情况下想进行政治洗牌很困难，弄不好自己还会被他们联合起来干掉。武丁能当上“议长”，自然不是泛泛之辈，他就想既然吐故有些难度，可以先纳新啊。经过调查，武丁发现傅险或者傅这个部落的首领“说”挺靠谱，于是就派人去联系“说”，两人很快就建立了政治联盟关系。

那时候很难在程序上，添加一个“最高议会”的“议员”席位，武丁这才想到了“梦贤”这个主意。最终武丁与傅说联手，完成了政治大洗牌，这个过程肯定发生了很多流血事件，这可能就是武丁中的“武”的由来。

至于说傅说是罪犯或者奴隶，几乎可以肯定是后人杜撰的。前面说过，殷商时期沿用了部落联盟制度，只有一些有实力的大部落首领，才能进入“最高议会”，而且“议员”所属部落的实力，直接决定了他在“最高议会”中的地位。一个奴隶或罪犯，是绝不可能进入到“最高议会”当中的，即便是“议长”的命令也不好使。

还有传说，说伊尹也是以家奴或者奴隶的身份，受到成汤的重用，这也是不可能的。很有可能的是成汤在跟夏桀打仗的时候，伊尹的部落给予了成汤很大的支持。而且《史记》中说：（伊尹）既丑有夏，复归于亳。

这是说伊尹曾经去过夏，觉得夏桀实在是个昏君，他才回到了成汤的都城亳。很可能伊尹的部落就是夏桀的部落联盟中的一员，成汤带领着他的部落联盟来攻击夏桀，伊尹就“择主而侍”了。

5 .三个失国之君

夏、商、周三代开国之君的事迹，可谓广为流传，禹是众人皆知的神话人物自不必说，成汤与伊尹的故事也可谓千古佳话，后来一部《封神演义》，使得姬昌、姬发完全变成了帝王中的明星人物。

不管是成汤攻夏，还是武王伐纣，都是由有道代无道，起码后世的改朝换代都是打着这个旗号。可是在夏、商那个部落联盟的时代，“君主”的权利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夏桀和纣王真的能做出那么多荒唐事？

先说夏桀和成汤，当时成汤说夏桀政治腐败，残暴不仁。可是殷商的整个时代，可都是处在残暴不仁当中！自从殷商建立之后，奴隶真正的苦日子就来了，在夏的时代，他们主要是从事繁重的劳动，可是到了殷商，他们就变成了祭品、陪葬品。

据说殷商的一次大型祭祀，就要屠杀几千上万个奴隶，关键他们经常进行祭祀。奴隶如果不够用，他们甚至会对贵族下手，只不过一个贵族就能顶几千个奴隶。

而夏崇尚简朴，当然也可能是那个时候的生产力低下，只能过着新一年旧一年缝缝补补又一年的日子。就算他们也是用奴隶祭祀和殉葬，估计也不会有殷商时期的大手笔。

那么成汤攻夏，八九成是夏桀时期，夏后氏所建立的部落联盟的力量已经衰落。成汤看准机会，将夏桀击败，从此殷商成为了势力最大的部落联盟，这显然是由强胜弱的战争。

而殷商的残忍，绝不是从纣王才开始的，武王能轻而易举地击败纣王，完全说明殷商早已经不得人心。

武王的英明就在于此，他看到了殷商的不得人心，而且趁着殷商的主力部队东征，突袭朝歌，最终杀死了殷商的“议长”，殷商“最高议会”的“议员”，也几乎全被武王控制。武王的正义性也在于此，他结束了残暴的殷商时代，但也仅仅如此，武王伐纣并不是为天下讨伐，而是为周而伐。

而纣王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只是他倒霉而已，恰好在他那一代，周有了攻击殷商的实力。纣王叫辛，有现代学者说，殷商部落联盟的领导层由十个主要部落组成，他们分别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可以这样理解，当时有许多个部落联盟组成了殷商，其中的核心部落联盟是以上十个部落组成。这十个部落轮流执政，当然这已经不同于黄帝、尧、舜时期的“公天下”，因为这十个部落之间肯定互相通婚，不管是哪个部落的首领当上了“议长”，对其他九个首领来说都是堂兄弟、表兄弟、子侄、外甥这类的近亲。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商朝“君王”的“帝号”，都带有甲乙丙丁等十个字之一。比如前面说过的太戊、武丁、太甲，还有什么小乙、武庚等等。用到哪个字，就说明是哪个部落首领在担任“议长”。

纣王叫辛，这时候恰好是辛部落在当政。那时候“议长”的权利有限，要是他真想造酒池肉林，估计立即会受到其他九族首领的弹劾。而纣王因为宠幸妲己，杀害贤臣失国，很明显都是后来一些“想当然耳”的人杜撰出来的。

后来的周幽王失国，才是正儿八经地失国。周的制度比夏、商先进了一个级别。当时的国家首脑，已经由神授的部落联盟首领变成“天子”。

从周公开始，逐步建立了井田制、封建制、宗法制，来维系天子的权威。这套严密的理论体系，除了使周王朝和周天子的统治具备了合法性，还使得君王越来越不受限制。此后的几千年里，中原王朝始终面临这样的问题：君主贤能，则举国上下一起欣欣向荣。君主昏庸、残暴，则举国上下备受迫害，举国上下一起跟着窝囊。

所以周幽王的失国，已经不是成汤攻夏、武王伐纣那般以强击弱，而纯碎是他个人的过失，才导致失国。縱观古今，每个失国的国君身边，好像都有个漂亮的小姐姐，纣王身边有妲己，周幽王身边有褒姒。这好像是标配，就跟失国之君身边如果没有那个女人，就不会失国一样。

妲己在司马迁的时代已经无法考证，所以《史记》中并没有对妲己的详细记载。前言中说过，在近代发现了大量的甲骨文，学者利用甲骨文的资料推断，妲己是殷商战胜有苏部落的战利品。

而纣王得到妲己的时候，已经是60岁左右的老爷子了。实在想象不出，一个60岁的国君，为何因为一个漂亮的小姐姐而失国。

无独有偶，褒姒也是周幽王讨伐褒国的战利品。她不爱笑，她当然不爱笑，她在成为战利品之前有自己的生活，甚至可能有自己的情郎。可是现在她却成为了跟奴隶、牲口、器物混为一谈的战利品，这事儿搁谁身上，谁能笑出来？

周幽王是个什么货色暂且不论，不过看那样子，他是真心喜欢褒姒，让她做了王后，让他们的儿子做了太子。为了引美人一笑，周幽王甚至上演了一出“烽火戏诸侯”的作死大戏。作为王，他的确很废柴，但作为情郎来说，他是能达到及格线的水准。

在《史记》中，多次说到周幽王因为褒姒，才废了原先的王后和太子宜臼。可是大家心里雪亮，从文王之前，周王室与姜姓部落就有通婚的传统。申王后是申侯（申指申国，侯是爵位）的女儿，申侯姓姜，周幽王与申王后的婚姻，八九成是一场政治婚姻。

后来宜臼气不过，就去找自己的外公申侯，并联合缯国、西戎，杀死周幽王，自立为平王。这是一起造成严重后果的“坑爹”事件，周王朝从此开始走下坡路，最终被秦所灭。

而褒姒则被西戎虏去，其后命运之多舛可想而知。但是从没有人同情褒姒，相反，一直有人在诋毁她。《史记》中对于褒姒来历的采信，就是一种诋毁，据西周的史官伯阳（伯是他的爵位，他的名字叫阳）所说，褒姒完全是一个妖孽。

伯阳说：在夏朝的时候，有两条龙降临在“夏帝”面前，“夏帝”找人饲养它们，并采集了两瓶龙的唾液。将唾液封存后，从没有人尝试着去打开它。后来夏灭亡，盛放唾液的容器传给殷商，殷商灭亡，又传给周。

终于出了个不信邪的周幽王，把封存唾液的容器打开了。唾液流到地上，不管怎么清洗都无法洗去，后来唾液的痕迹竟然化身成蜥蜴，钻入了周幽王后宫一个女童的体内。按理说杀人不过头点地，故事到这里也就行了，可是故事还没有完，那个女童并不是褒姒。

那个女童没有丈夫就生下了一个婴儿，大家以为这个孩子不祥，就把他丢弃了。后来这个弃婴被一对躲避周幽王的夫妇拾去，这对夫妻后来到了褒国。再后来周幽王攻击褒国，褒侯献出美女褒姒，褒姒就是那个弃婴。

请注意，这是《史记》里面的记载，不是《搜神记》，也不是《聊斋志异》。而且《史记》的几个本纪当中，所记载的基本上都是国君的重要讲话和事迹，能用这么大的篇幅去诋毁一个女人，实在令人不舒服。

更让人难受的是，这显然是在推卸责任。这好像在说，国君即便再胡闹，但他终究是国君。国君的失国似乎完全是因为国君身边的人无能，无法阻止其失国。除了那些死谏的人，其他人都是罪人，尤其是君王身边靠着阿谀奉承上位的小人。而失国之君身边的女人尤其是罪人中的罪人。

试问哪朝没有阿谀奉承的小人？哪朝君王的后宫没有女人？

那位叫伯阳的周王朝史官，得出的结论实在是荒唐。后世对褒姒和妲己的诋毁和谩骂，实在是荒唐。

这种荒唐的诋毁，一直到现在还非常普遍，只是他们诋毁的对象不再是女性，而是竞争对手、比自己过得更好的人，甚至是毫不相干的人。伯阳还是有失国的愤慨，才对褒姒进行诋毁，可是现在的诋毁多是出于私利，而且性质更恶毒，最令人心痛的是，有更多的人愿意采信这种恶毒的诋毁。

结 语

《史记》中对周之前的记载，多是不可采信的，司马迁也多次说过，周之前的资料实在太少。那时候又没有考古学，可以想象，司马迁是硬着头皮编写了从《五帝本纪》到《殷本纪》的内容。其中出现一些想当然耳的情节，也无可厚非。

即便有些地方不可信，但丝毫不影响《史记》与司马迁在史学上的地位。就像去了解一个人，如果以那个人的财富之类的标准对他做出评判，那就本末倒置了。这中间“人”才是本，去评判一个人，要去看他身上作为“人”的方面，而不是那些子虚乌有的东西。

同样，《史记》是一本史书，其中描绘的历史只是表象。表象之下，是不同时代的行为意识，那才是重点。如果只以个别事件的虚实，来评判一部史书，也同样本末倒置。

这里要再次感谢出土的甲骨文，这声远古的呼唤让人们渐渐了解到，那个拥有跟现代理念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的时代。但这声呼唤是如此地悠远，传到我们耳朵里的时候，只剩下了轻轻地细语。

参考文献：

[1]易中天.易中天中华史（第一卷《祖先》）[M].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169.

[2][3]易中天.易中天中华史（第一卷《国家》）[M].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179，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