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述历史的方式

刘宏志

田中禾的新作《塔特达里亚芦苇》以第一人称叙事完成，叙述了被母亲称作“二模糊” 的二哥的充满悲剧意味的一生。小说把目光对准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把二哥在这个时代曲折而压抑的生命历程呈现了出来，完整地叙述了一个风华正茂、充满理想的大学生从备受欢迎到沦落为不断被侮辱被损害的贱民的过程。《塔特达里亚芦苇》在结构安排上非常独特，小说是以故事中套故事的方式，完成了全部故事的讲述。小说的上半部，知名作家，叙事者“我”收到了一份神秘包裹，里面是一份小说手稿。小说的上半部就是这份手稿的内容，讲述了主人公章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生经历。小说的下半部分，是叙事者“我”对章明当年生活过的地方的探访，对上半部小说中当事人的探访。正是这种独特的结构模式，让这部小说超越了一般的痛斥历史伤痕的模式，让小说蕴含了更为复杂的韵味。

一.作为现实一部分的历史

小说上半部从章明刚到库尔喀拉开始，此时的章明，虽然是因为“犯错误”而被安排到了这个偏僻的地方，但是，他依然是骄傲的、意气风发的，而且是被各方女性青睐的。在小说叙述中，作家选取了一个有趣的个人价值评判标准，即以女性的选择作为对男性价值的评判标准。初到库尔喀拉的章明，虽然犯了错误，但是依然有远在家乡的妻子李梅深爱着自己，有新同事宋丽英对他暗自倾心，有上海知青陈招娣和他志趣相投。换言之，初到库尔喀拉的章明，虽然背上了历史错误的包袱，但是在女性眼中依然是富有魅力的。接着，各种持续不断的打击接踵而至，这些打击不但在影响着章明的工作环境，而且，也直接表现在他吸引女性的魅力的失去。他的两任妻子，李梅以及曾经为了他冒着危险单人跑到新疆的小六都先后背叛了他，围绕在他身边的女性一一散去，他最后只有孤身一人消失在大漠之中。小说的上半部，也即小说一开始提到神秘包裹中的小说手稿，表现的便是章明几十年生命历程中所经历的被侮辱与被打击，以及被多个女性所背叛的过程。在这一部分，小说写出了一个曾经前途光明志向高远的青年一路向下、生命价值不断消失的过程。在这部分叙述中，田中禾充分显现出他作为一个著名作家的笔力，把产生爱情，但是又因为伦理禁忌、政治禁忌而想要抗拒这爱情的青年女性的矛盾心理生动地呈现了出來，也把章明的人生蹉跎写得让人感慨唏嘘。客观而言，这一部分的叙事，基本表达主旨和上世纪80年代的反思文学比较接近，是对通过一个个体生命的悲剧性历程，表达了对这个特殊时代的反思和批判。

新时期伊始，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大量出现，对刚刚过去的文化大革命，以及之前的极左政治进行批判和反思，这些小说在那个时代的出现有着必然性和合理性，不过，在今天，如何重新反思极左政治，至少是作家应该思考的问题。正如《塔特达里亚芦苇》这部小说一开始所言：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善于忘记的民族，那么，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文化大革命、极左历史，对于当下的年轻人来说，似乎已经是遥远的不可触摸的过往，即便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恐怕也早已把那个时代远远地抛到了身后。在这种语境下，如何重述那段历史，其实是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因为它很容易让读者产生隔膜。在这部小说中，作家采用的是让历史和现实印证。《塔特达里亚芦苇》的下半部，是叙事者“我”对小说上半部中章明所走过的地方的重新探访，是对章明生命历程中的重要人物的重新探访。因为叙事者“我”对这部讲述章明的小说手稿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认为：这部小说手稿极有可能是“我”失踪的二哥——即小说中章明的原型所写，于是，早已被有意无意掩盖、湮没的关于二哥的往事重新浮现出来，“我”决定走一趟小说中所提到的那些地方，跟随小说中章明的足迹，去寻找失踪的二哥。小说的下半部是叙事者“我”在新疆的探访过程。通过“我”在新疆的寻找，上半部小说中出现的地名，出现过的人物，在当下都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在小说中。此时，因为下半部叙事者“我”的探访，小说上半部的故事讲述也获得了特殊的价值——上半部小说所呈现的故事已经不仅仅是过去的事情，而是和当下是紧密勾连的，某种程度上也是现实的一部分，只不过是我们原来有意或者无意地遗忘了这二者的关联而已。二哥就是叙事者“我”家族历史上的一块伤疤，伤疤从来就没有好，只不过被时间掩盖了，现在，通过这部远方来稿，历史的伤疤又重新揭开了。通过“我”对二哥所走过的地方的探访，一路上，“我”又揭开了更多人的所不愿意面对的历史伤疤，比如曾经的二嫂小六对她自己和二哥历史的隐瞒，等等。显然，对于很多人来说，历史的伤疤一直都存在。这些人是带着历史的伤疤生活的，他们只是故意掩盖了这个伤疤而已，但是伤疤并未消失。这样，通过叙事者“我”对二哥足迹的追寻，历史与现实勾连在了一起。此时，小说上半部分的历史反思已经不仅仅是历史了，而是和每一个人生命有关的往事，这些往事，在很大程度上还在影响着当下人的存在方式。这样，历史就不仅仅是历史，不是死去的、僵化的历史，而是活着的、和当下人勾连的伤疤，它只不过是被时间遮盖了而已。这样，伤痕历史重新获得了生命。

显然，田中禾用这种叙事结构方式告诉我们，历史从未消失，只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存在于当下。

二.复调历史的呈现

《塔特达里亚芦苇》的上半部叙述的是章明被打成右派，以及人生不断贬值的过程。当叙事者“我”读到这部书稿的时候，“我”首先便怀疑，这部书稿的作者，应该就是小说中章明的原型，“我”的失踪的二哥张书铭，因为，没有人比张书铭自己更熟悉他自己的生活了。所以，小说应该是张书铭写自己的。当然，“我”的怀疑，显然也和这部书稿的叙事立场有关。从这部书稿的叙事看，书稿一方面是紧密围绕章明的生活历程展开，另一方面，从叙事者的情感上，也是完全站在了章明的立场上，对于章明人生的不断贬值，叙事者是以批判、谴责的语调，叙述着这个过程中的每一个当事人。事实上，这种叙事立场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中也经常可以看到，当作家书写一段历史伤痕的时候，所有和伤痕有关的人，都被简单地戴上了反面人物的面具。但是，历史是否就真的如此黑白分明？在这部小说中，作家用小说下半部的实地探访，给我们提供了上半部历史叙事中的另外一面。

在小说上半部的这个书稿中，对于章明人生来说，最为沉重的打击莫过于两任妻子先后都背叛他，离他而去。小说中的李梅是章明的第一任妻子，她千里迢迢，從老家河南来到了库尔喀拉，和章明生活在一起。但是，很快，她和章明的裂痕便越来越大，最后，她和章明离婚，嫁给了一直打击章明的领导老耿。小六是章明的第二任妻子。她在认识章明并爱上章明的时候，章明已经处于人生的低谷——自己被打成右派，进入了劳改营，妻子也离他而去。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小六还是义无反顾地爱上了章明，而且，为了和章明在一起，小六一个人冒着各种风险到新疆来找章明。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小六的出现，曾经给章明晦暗的生活带来了亮色。但是，她和章明的婚姻也没有持续下去。在和章明生了两个孩子后，在章明右派改正前夕，她却出轨了盲流老陶，这也导致了他们婚姻的解体。小说是从章明的角度叙述他的这两次婚姻的，至少从章明的角度，我们会发现，章明似乎并没有做错什么事情，或许，他最大的问题，也只不过是稍微任性了一些，表现出在那个年代难得的勇气。这样，他的两任妻子的先后离他而去，也就更让我们无法理解。无论是李梅和章明离婚，转而嫁给一直针对、打击章明的上司老耿，还是小六的出轨，显然都是让站在章明立场的读者愤怒的事情。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章明最后的结局，有历史的因素，也和这些女人对他的背叛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是，在叙事者“我”对章明历程的探访过程中，小说关于这段历史，关于这两个女人先后离章明而去，又给出了另外的解释。小说手稿中李梅的原型，叙事者“我”的嫂子李春梅，当年之所以揭发二哥张书铭，并且和二哥离婚，其实也有她的苦衷。在单位的运动中，张书铭不听李春梅的劝告，书生意气，导致这个家庭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李春梅自身有她的问题，她的父亲解放前曾经出任过伪职，这在当时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二哥任性的行动，有可能让她的父母陷入到非常危险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李春梅才急于和二哥张书铭解除关系。而且，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李梅其实也并不是如第一部分小说手稿中所呈现的那样，对章明恩断义绝。在叙事者“我”寻访的过程中，得到了一些资料，这些资料表明，在二哥困难的时期，还曾经向李春梅求救。李春梅虽然没有能力完全解决二哥的问题，但是，也曾经给与了他自己力所能及的帮助。对于小六对章明的背叛，整部小说，其实是给出了三种原因。在第一部分以完全站在章明立场的小说叙述中，小六对于章明的背叛是突如其来的，也是让人无法忍受的。但是，在小说第二部分中，叙事者“我”找到了小说中小六的原型叶玉珍，找到了历史当事人。对于自己对二哥的背叛，叶玉珍的解释是，二哥太没有能力，做什么都做不成，家里的事情，甚至粗活重活，他都做不成，需要叶玉珍来做。在工作单位，不断受欺负，甚至还需要叶玉珍出面替他解决问题。而且，二哥对叶玉珍以及几个孩子，也没有能力照顾，甚至需要叶玉珍挺着大肚子出去寻找食物。所以，叶玉珍做出了出轨的选择。不过，毫无疑问，叶玉珍是小说中的同一个故事的故事内叙述者，她的讲述对于这部小说来说，是缺乏权威性的，因为她在这个事件中，有自己的利害关系考量。所以，我们显然不能对叶玉珍的话完全相信。于是，叙事者“我”对于叶玉珍的出轨也作出了分析，“我”指出，叶玉珍既然做出了背叛二哥的事情，那么，她必须为自己曾经的背叛找到充分的理由。“我”也认为，叶玉珍所说的那些，都是有道理的，因为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叶玉珍出轨的那个人出面，替叶玉珍干重活儿，让她们母女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但是，“我”认为，这些都不是最根本的理由，最根本的原因应该是二哥常年不在家，是她出轨的那个人消除了她的寂寞，使她孤独的长夜变得激情澎湃，这才是影响她和二哥婚姻的关键点。它压倒一切理性，压倒所有道理。某种程度上，叙事者“我”的分析，似乎更加客观、理性，而且，“我”似乎也脱离了整个事件的利害关系，是在几十年后，重新回望当年二哥的生活，做出相对理性地评述。不过，即便如此，我们显然也不能认为叙事者“我”的评述就一定是正确的。“我”不是历史当事人，不了解具体情况下具体人物的具体心境，所以，所有的这些，只是一种推理和分析而已。不过，显然，无论事情真相如何，当小说叙事行进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显然已经无法对小说上半部中小六的出轨耿耿于怀了。在历史的多个当事人纷纷出面陈述自己的时候，事件的复杂性也呈现出来。

显然，历史不是非黑即白的，在对这一段历史的不同角度的叙述中，历史的多面性呈现出来。不仅仅现实是复杂的，历史更是复杂的。从不同角度叙说的历史，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三.不同历史语境与人性的呈现

《塔特达里亚芦苇》的副标题是，“模糊二哥的野史”。之所以称为“模糊二哥”，是因为母亲总把二哥叫二模糊。的确，从小说来看，二哥的确是有些模糊，甚至我们可以说，如果他不是这么模糊，也许，他完全可以躲过那么多的人生风浪，让自己的人生成为另一个样子的。从学校毕业之后，他是国家急需的人才。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怀着报国志向风华正茂的青年英才，在主动申请去边疆后，先是犯错误下放到小城，在小城又因为和一个女知青的正常交往而被定性为乱搞男女关系，被下放劳动；在自身难保的时候，居然还替另外一个工友出头，引发了对他的大批判，他的妻子也对他反戈一击……显然，从小说叙事来看，二哥充满悲剧意味的一生，的确都和他的某种模糊——对现实和人的认知不清有关。因为对现实认知不清，所以，他虽然抱着报国志向，却总是和时代格格不入；因为对人认知不清，所以，他的一生总是被背叛、被打击。在这个过程中，饶有意味的是，那些背叛过、打击过二哥的人的人性的呈现。小说通过这种独特的两段历史的链接，呈现了人性的复杂性，也对人性展开了反思。

小说中，对二哥打击最大的，显然是先后两个妻子的背叛。第一个妻子，选择了嫁给压制二哥、打击二哥的单位领导，并且对二哥进行了无情地揭发。第二个妻子，在二哥远离家庭下放劳动的时候，和其他人私通，并且和二哥离婚。虽然如上面所述，小说也从另外一个角度，交代了二哥两任妻子自身的苦衷，但是，无论如何，她们都是背叛二哥的人。在历史的暴风骤雨过后，伤害过别人的人，总应该对自身的行为做一些反思。但是，二哥的两任妻子都没有任何的反思。在小说的上半部分，二哥终于改正，回到原单位上班。二哥的第一任妻子专门去看二哥，她似乎依然对二哥抱有情谊，但是，却似乎也并没有请求二哥原谅她过去的行为。在小说的下半部，叙事者“我”见到了二哥的第二任妻子小六。小六对于她背叛二哥的行为，也没有任何的后悔，或者遗憾，她只是在对二哥进行强烈地批判。虽然二哥的两任妻子或许在伤害过二哥后也曾经后悔，并且试图在行为上对二哥有所补偿，比如李梅就曾经给下放劳动的二哥邮寄粮票，但是她们也并没有非常明确地对他们伤害二哥的行为表示自责。相反，从叶玉珍对二哥激烈地批判中，我们可以看到，她们并不能忘记过去，而且，她们似乎都在自己的思想中努力原谅自己。

更有意味的是小说中的赵宛民。赵宛民是二哥的同学，他们也一起懷着报国志向来到了新疆。在我寻访二哥足迹的过程中，赵宛民也给予了我许多帮助，我见到的赵宛民，也是一个慈眉善目的长者形象。这是和平时期的赵宛民形象。在赵宛民的讲述中，他和二哥的关系是良好的，他对当年的二哥也颇多溢美之词。但是，在我接下来找到的一包关于二哥的材料中，我却意外地发现了赵宛民当年对二哥的揭发信。二哥当年从学校毕业，首先分配到了交通厅。在交通厅，一群热血青年成立红山文学社。但是，他们这个文学社又很快被定性为小团体，于是，一群原本志同道合者又开始互相揭发。红山文学社事件，是二哥踏入社会之后遭遇的第一场打击，也是他接下来屡遭打击的人生旅途的开始。正是在红山文学社事件中，原本是二哥同乡、文学同伴的赵宛民开始揭发二哥。“赵宛民详细交待了文学社几次活动的内容，把责任推给了张书铭和另外一位同学。他说张书铭特别崇拜反革命集团里的作家，把某某的小说和某某的诗歌推荐给大家阅读。社友给北京的杂志投稿，都是张书铭提供地址。他为他们提供方格稿纸，帮他们到邮局寄发。”[1]显然，这里的揭发，已经不仅仅是自保的意思，而带有了通过打击别人，争取让自己立功的意味。为了能让自己立更大的功，他们甚至不惜更加猛烈地攻击自己曾经的同伴。“赵宛民材料里的一个细节让我禁不住心跳骤停：‘文学社最后一次聚会，大家传看报纸上登的反革命集团第一批材料和编者按。张书铭上厕所，把这张报纸带去擦屁股了。’”[2]对于赵宛民当年对二哥的这个揭发，叙事者“我”禁不住心跳骤停。显然，有过当年历史经验的人会知道，这个揭发是多么恶毒。事实上，我们可以说，二哥当年坎坷的遭遇，肯定和赵宛民的揭发也是有关系的。这是历史资料中的赵宛民形象。他的确曾经也是受害者，但是，他也曾经为了自保，为了立功，恶毒地攻击过别人。那么，这个历史资料中的赵宛民和现在“我” 所见到的慈眉善目的赵宛民，哪一个是真实的赵宛民？两个赵宛民，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呈现出不同的形象。这充分呈现了人性的复杂性。

赵宛民这个形象，更值得深入反思的地方在于，他反思历史的时候，却并没有反思自我。小说说道：赵宛民正在写自己的回忆录，而叙事者“我”也看到了他回忆录的第一部分。在这个回忆录的叙事中，赵宛民并没有对自身展开反思。那么，问题在于，在接下来的回忆录的书写中，在涉及到红山文学社这段历史的时候，赵宛民会书写自己曾经冷酷地检举揭发同伴么？至少，在叙事者“我”看来，是不会的。“我猜想，赵宛民正在写的回忆录里，大约不会有这些内容。人的回忆录之所以不可靠，就是因为人的记忆是有选择的。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如果说小说中二哥先后两任妻子虽然没有当面向二哥表达自责，但是在实际行动中，或多或少也都表现出了他们的愧疚的话，在赵宛民这里，我们似乎根本无法看到任何的愧疚或者自责。他很干净利索地把自己曾经构陷同伴的令人不齿的事情从自己的脑海中抹去了。在这部书的开头，叙事者说，中国人是一个善于忘记的民族。从赵宛民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善于忘记，而且是一个缺乏反思精神、缺乏自省精神的民族。在回望历史伤痕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像赵宛民这样，努力地去指责其他人，批判时代，却都忘记了反思自己，批判自我。的确，在强大力量面前，人也许如同一棵芦苇，是柔软的、无力的。但是，人毕竟是会思想的芦苇。如果思想的锋芒从来不指向自身，没有对自我的反思，那么，永远就不会有人类自身的进步。

结语

历史已经过去，历史也从未过去。对刚刚过去的历史如何反思？田中禾的《塔特达里亚芦苇》利用独特的文章结构方式，给我们呈现了一个和当下紧密关联的历史，告诉我们，历史就存在于我们当下的生活之中，历史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或许，这就是这部书最大的价值。

参考文献：

[1][2]田中禾.塔特达里亚芦苇——模糊二哥的野史.[J].中国作家，201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