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飞雁小说中的“世态人情”

丁子钧

南飞雁1980年出生于黄泛区的国营农场，后一直居住在河南之中的小城漯河，18岁考入郑州大学中文系，19岁写出自己的处女作——长篇小说《冰蓝世界》，书写高中时期的生活，弥漫着青春的气息。此后他又出版新历史主义小说《大瓷商》，之后进入鲁迅文学院学习，写出第一篇以“七厅八处”为故事发生场域的中篇小说《红酒》。

在此后的7年时间，南飞雁陆续发表了《暧昧》《灯泡》《空位》《天蝎》《皮婚》等5篇中短篇小说，2018年将这6篇小说集结成册，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天蝎》，真正意义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七厅八处”文学样貌。因这几篇小说以官场为核心场域，描写的是厅处级公务员的生活，多以职位斗争和暧昧情感为故事发展线索，展现的是官场生态，表现出独特的审美样貌，所以多被人贴上“官场小说”的标签，但是作者本人却不满意这样的说法，他认为如果真要贴标签的话，与其说是“官场小说”，不如说是“世情小说”。在此，笔者十分认同作家本人的观点，尽管作家以中年男性的视角，面向官场打开自己的视野，但是在叙事之中，官场只是作为社会生活的“类”，或者说是特殊的“类”，与官场之外的社会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官场中的处事规则、生存之道，置于现实社会中同样适用。所以作家只是借助“七厅八处”这个特殊场域来切入生活，展现最平凡、普通的生活，最复杂、幽微的人性。

一.原生的“世态人情”

在南飞雁的这几篇“七厅八处”小说中，最重要的是他对于世态人情的细腻描绘。南飞雁感觉，在他的个人创作中，“世态”就是一个特定的环境，是一个宏观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大家面临一些问题和困境，面临不得不去处理的人际关系以及看待人际关系的角度。而“人情”二字，则要从微观上看，讲的就是人们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如何去面对这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处理这些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他们在做这些行动时体现出来折射出来的一些内心深处的，很微妙很隐秘的东西。具体来说，所谓“世态”在这里指的就是官场，所谓“人情”指的是在面对官场中的权力斗争、互相倾轧、感情交易时，个中人物所展示出的内心世界。

南飞雁是如何建构小说中的“世态人情”的？首先在于其特殊的视角，即中年视角。从第一篇小说《红酒》开始，作者就将着眼点放在了30多岁、职位不高、婚姻失败的中年男性简方平身上。此后小说中的竺方平、穆山北、聂于川、穆成泽都是具有相同的属性。在生活中，30多岁的年龄虽不算年老，但也早已不再年轻，背负着养家的责任，已是经过社会打磨、懂得人情世故。在事業上，这个年龄的人还处在上升时期，既已不是一无所有的基层小员，又不是官大权盛的大人物，只能宦海沉浮，希望可以用尽手段再升上一级。作者选取这样的主人公来洞察官场生态，别有其精妙之处，这样的主人公是官场之中的在场者，但是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事业上都处于中间状态，也是能看到最多世态、最为苟且也最能苟且的人。在这样的视角之下，文本所展现出的世态人情更加饱满丰富、贴近现实。

其次在于七厅八处场域的设置，作者将关注的眼光放在了官场之中，又放在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区域上，这个场域处在官场的中层，既沟通着平民百姓，又联系着上层人物。在这个常常就是几个或十几个人的场域中，总是有一心谋升职的上司，只求安稳等退休的老职员，常年请假在家的病号，以及无论怎么努力都毫无成果的底层小员。七厅八处的人员构成是复杂的，正是这种复杂，才可以体现出芸芸众生的样貌。七厅八处是这些人员的活动场所，这个特殊的场域可以说是作者建构其“世态人情”的背景所在。

二.以男女之事窥官场之情

作者建构“世态人情”的方式，是以男女之事窥官场之情。《红酒》中的主人公简方平，34岁离了婚，因讨了钟副厅长的喜欢，一路从副处调升副处、正处、最后觊觎助理巡视员。这一切都与红酒分不开，红酒之于钟厅长，好象他所遇到的四个女人，刘晶莉、王雅竺、女博士、沈伊娜，既作为他谋求职位的工具，又作为他暧昧时的道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者对于人情世态描绘细致，体现在面对四个不同类型的女性时，简方平拿出的是不同的红酒。桃乐丝之于刘晶莉，是既可以体现品位，又是最惠而不费的，连这个女人在简方平眼里也是最实惠的；玛高红酒之于王雅竺，是出于简方平对其家庭背景的重视和忌惮；维斯塔娜之于女博士，是因为女博士对此并无研究，随便什么都可以糊弄过去；布内奴之于沈伊娜，代表“在一起”，是简方平发起进攻时的号角。简方平在面对四个不同女人时选择不同的红酒，展示出的其实是四种面向、四种处事方式、四种生活观念。这四种爱情里面，既有互相算计的你退我进，也有迫于压力的被逼无奈，既有各取所需的爱情交易，又在某些时刻夹杂着真心。亦真亦假，这其中蕴含着庸俗的生活智慧，也透露着为人处世的圆滑。这是中年男子必备的生存技能，无可厚非。正在于此，文本才显示出最为原生态的生活面貌，作者对此也并没有进行价值评价，只是将生活最本真的样子展现在读者面前，至于个中臧否，全靠读者自己的判断。

《暧昧》更是将男女之间你进我退的感情纠葛描写得淋漓尽致，徐佩蓉与聂于川，一个离婚、一个丧偶，聂于川想借助于徐佩蓉的背景再官升一级，徐佩蓉想借助聂于川这个自己在学生时代暗恋过的人来填补空虚，这本就是一段不平等的关系，两人各怀心事，所以就注定这爱情不能是正大光明地恋爱，而是遮遮掩掩、欲盖弥彰的暧昧。暧昧最大的好处就在于谁也不用负责，“他跟她暧昧，最大的优惠是她的幕后，而最大的障碍也是。在世俗生活面前，他的前途、未来、能力、品格全是狗屎，只能估算而无法折现。眼前这个猫戏鼠、鼠戏猫的忧思，本就不平等，多亏他是高手，懂得把握，善于经营，才保持了相对平均的态势，才不至于让她太有优越感。”爱情成了高手过招的游戏，感情不过是权力斗争中的砝码，作者告诉我们，这就是最真实的生活，爱情到最后不是轰轰烈烈，是因为合适，是各取所需。你无奈也好，唏嘘也罢，都无法改变这样的事实。但作家又往往在这悲凉底色上给读者一丝希望，作品中的人物大多最后都升迁、结婚，或得到自己想要的。或许这就是作家所理解的生活，兜兜转转还是要向前发展的。

《空位》讲的是关系户的小蒙和小沈为争一个正式编制，各自使出十八般武艺。不仅是两人在斗争，而且是两位背后的家长在斗争，更是有权力和没实权的利益方斗争。小蒙使了坏心思将小沈拉下来，最后却也抵不过权力的大腿，又将到手的编制送入他人口中。生活就是这样，于无声处又起波澜，而官场更是如此，没有板上钉钉的事，谁也说不准。生活在其中的人，时刻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而当真正有了走出去的机会时，却又贪恋这围城的安逸。这正是当下所有人的生活状态，焦虑、迷茫以及巨大的生存压力，让人人难以自安，但卻没有人愿意放弃工作。透过官场的小世界，见出的是官场外的大世界。

《天蝎》延续了以男女之情窥官场之事的传统，天蝎是星座里面的一种，竺射手在脱离了杜天蝎的掌控之后，又进入了丁天蝎的牢笼之中。在这场暧昧之中，竺方平因为地位身份一直受丁婧蓉的掌控，看似是被动，但因一次车祸被厅长夫人张姨撞了之后，意外地获得平等的身份。丁婧蓉看似是掌握主动权的那方，但老丁倒台，也只能将希望寄托于面前的这个男人。主动与被动之间的转换，有时就是这么地出人意料和奇妙。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有什么事情发生，就改变了整个局势的走向。且因为老丁的意外倒台，两人之间蓦然多了些惺惺相惜的真情在。故事结尾丁婧蓉揽着竺方平的胳膊，竺方平幸福地边走边想，等儿子长大了一定要告诉儿子：“找老婆要找个天蝎座的女人，就像你妈。”平凡而又普通的温情一瞬间就充溢在整个故事之中，冲淡了这对夫妻在婚姻之前的蝇营狗苟。《皮婚》更是烟火气十足，无非是办公室暧昧与家庭婚姻生活之间的羁绊，主人公穆成泽在两个女人之间飘忽不定，这两个女人之于他好似红玫瑰与白玫瑰，最后却也看懂其中道理，回归到婚姻生活中去。没有波澜起伏的情节、没有突如其来的转换，生活就像流水一般裹挟着人向前，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这就是生活本身。

至于《灯泡》则是一篇稍显不同的小说，主人公是一位以“黑嘴”著称的小公务员，“小穆22岁扎根七厅，是个办事员；如今42岁，官至副科长。20年里共换了五个处室，跟四位科长反目成仇，和多个同事打架，三次被考核为‘不称职’，诫勉谈话可以忽略，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其实，这里的所谓“黑嘴”，不过就是多说几句狠话、真话而已。这样一位主人公，是体制内的边缘人物，但是在官场中这样的人物并不讨喜，所以几十年了得不到提拔，妻子又下了岗，家里经济情况惨淡。而要想改变现状，主人公首先要改掉黑嘴的毛病，让灯泡不再亮。连妻子都知道猪肉不注水就没钱可赚的道理，那自己再不融入体制，自然仕途无望。从反抗体制到融入体制成为其中的一员，显示出人到中年在生活重压下的无奈。这种转变虽耐人寻味，但是他并没有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成为利欲熏心的恶臭之人，而是更加深知如何适应和利用规则，“嘴该黑的时候，坚决要黑，灯该亮的时候，坚决要亮”。只是何时该黑、何时该亮，心中早已有数。当柴米油盐渗入文本之后，官场的一切都显得难以言说，要作者做出尖锐的批判是不可能的，因为生活本身并非非黑即白，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分子，谁又可以免于俗套？就好像南飞雁在《天蝎》的封底里写道：“大家不过是丛林里的众生，男男女女，一眼狼藉；深情如海，鸡毛蒜皮；烦扰后有欢愉、落魄中有坚定、彷徨间有从容、冷眼里有悲悯，这是我们熟悉却未能言明的凡俗日子。”作者所要做的，正是将这未能言明的凡俗日子呈现在读者面前。

三.“世态人情”的价值所在

南飞雁小说中所突出的原生“世态人情”，价值所在是绕开了“官场小说”中常见的权力书写，反而凸显作者自身的城市生活经验。这也就回应了作者所说的并非“官场小说”而是“世情小说”这一提法。南飞雁作为80后作家，与同代人一样，从青春写作进入文学场域。80后作家这个代际划分，带有着独特的身份与意味，提起“80后”，可以随手归纳为几个模块，青春、城市、个人化，乡土等，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大类，乡村书写与城市书写。以郭敬明、韩寒、张悦然为代表的青春文学作家，虽然创作趣味各有不同，但主要在于书写校园生活、青春的疼痛与迷茫，局限于个人狭小的感受，呈现出一种私语化的特质，受众群体定位在青年学生读者。另一类乡村书写，以李傻傻为代表，由于其乡村生活经验的模糊和不确定，将想象与虚构融入乡村生活的体验中去，使得文本呈现出某种狂欢化的状态。而南飞雁在大学时代发表的青春小说《冰蓝世界》虽走的是和韩寒、郭敬明同样的青春写作的路子，但并未备受关注，激起大量水花，反而是“七厅八处”系列进入读者和批评家的视野。

结合作家个人的身份特征，我们就可以洞悉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这里的身份一层含义指出身与社会地位，另一层主要指文化认同。南飞雁虽然出生于农场，但后来进入城市学习生活，对于农村的经验并不是很丰富，对于乡村生活的体验也并不深刻，反倒是作为一个“进城者”，逐渐适应甚至是享受城市生活。作家孙频曾在回忆同学南飞雁时就说，顶着一幅永远穿运动装的落拓外形的南飞雁，其实是一位谙熟各种品牌、衣服、表、车、红酒、香水，甚至钢笔的精致品位男。显然，作者更为认同的是城市文化，否则就无法写出《红酒》这样的小说，所以选择自己熟悉的城市生活经验作为书写对象，是南飞雁的必然选择，“七厅八处”系列小说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运而生，而原生的“世态人情”自然书写的就是作者本人真实的城市生活体验。

梁鸿曾概括了“文学豫军”的两个特征： “村庄情结”和“权力情结”，前者代表着一种地域空间的文化心理，起着“文学原乡”的精神作用，后者则是一种本雅明式的“光晕崇拜”，散发着稀罕、特权、距离与永恒“光晕”的便是福柯所研究的广义上的“权力”。不同于老一辈的作家，在写官场时极尽笔墨写权力倾轧和官场政治斗争，探究权力的运作方式，表现出对权力或鄙夷或反讽的意味，呼唤正义与真善美。南飞雁则是另辟蹊径，他笔下的官场，少了些权力崇拜，隐去了对权力运作方式的探讨，多了些生活琐碎与烟火气。生活的希望与无助，苟且与焦虑，人生的迷茫与前景问题。这些不仅是作家在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中的切身体会，同样具有普适性，是当代社会中每个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体验。如果说南飞雁的小说仅仅是在于刻画官场的生态，未免将其窄化。其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透过七厅八处的场域，按照生活本身的逻辑，实现对于城市生活经验的真实书写。这种真实带给读者的，是除了展现一种别样的职场样貌之外，还提供了精神上的警醒与反思，在生活现实背后，是人性在挣扎，是选择的两难，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生存与精神的双重困境。作者对于人性的深刻体察埋藏在真实生活经验的书写背后，读者会思考，我们是否和他们一样，在面对同样的抉择时我们是否会比他们更高尚，这些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作者不做任何价值判断，不代表作者自己没有价值判断，而南飞雁的文字就像一根绵长的针，扎在每个阅读他作品的人心中。

总之，南飞雁小说所刻画的绝非仅仅是官场这一领域，将其小说定位为官场小说难免遮蔽掉其他一些东西。或者说他虽然写官场，但不是“官场小说”，其笔下的官场，更类似于职场。其所描写的原生“世态人情”，也是真实的城市生活体验。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我们被时代裹挟向前行走，渐渐被异化却不知所以。滚滚红尘中的凡夫俗子好像默默地认定自己的命运，再也不回头张望。而南飞雁给我们提供的，就是这样的一撇，一个不大不小的场域七厅八处，一群位置不上不下的男男女女，是整个社会的缩影，他让我们停下来审视自己的生活，道出我们心中的不可言说。

（本文系河南大学文学院当代文学批评与中原批评群体创新团队项目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