恍如隔世

王松

前 言

秦汉交接之际，是一个风云多变的时代，用司马迁《史记》中的一句话说：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这句话大致是说：五年间，中央政权三次易手，自从建立了统治机制以来，从来没碰上这种破事儿！

正是因为那个时代的多变与巨大的转折，使得那段历史到今天还被人们津津乐道。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唐末的宦官专权，但一定知道赵高导演的指鹿为马，可能有很多人对南北朝的历史知之甚少，但一定知道项羽与刘邦因为“竞争上岗”而上演的楚汉争霸。

自秦始皇开始，中国开启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自此泱泱大国，只皇帝一个人说了算。这使得秦汉之际的三个君王人物，掌握着那个时代的走向。

本文将以《史记》为基础，以普通读者的视角为基调，来讲述秦始皇、楚霸王、汉高祖三位帝王的事迹。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精彩绝伦的史书，可是据我所知90后一代，或者说年轻一代，很少有人有耐心去读这部史诗巨作。

如果我的描述能让我们年轻一代，更多人愿意去了解《史记》，或者有几个人能因此一读，那是我的造化。即便只是当个故事来看，这三个帝王的事迹，也是很精彩的。

1.“富二代”秦始皇

说秦始皇嬴政是“富二代”多少有些不贴切，如果从被舜赐姓“赢”的大费说起，到嬴政的时代都不知道过了多少代了。又或者从被封到秦地的秦赢（非子）说起，到嬴政的时代也已经很久远了。即便从称霸的秦穆公开始算起，到嬴政都是个“富十几代”，从变法的秦孝公算起的话，嬴政也是个“富六代”。

秦国到嬴政手里的时候，国力已经彻底压倒山东六国，他能统一华夏好像并不那么困难，他如果没有统一才是个脓包。嬴政一亲政就摆脱了脓包的嫌疑，他干掉了嫪毐，并趁机将吕不韦免职。曾经风光一时的长信侯和文信侯，就这样领了盒饭。

肃清了内部的政治敌人后，嬴政以一个大三学生的年纪，就独揽了一个国家的军政大权。除了嬴政的个人能力突出，主要原因是由于他的王位是继承来的，如果嬴政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即便他再优秀，也不可能在这个年纪，就成为一国之王。如此说来，称嬴政是“富二代”，又很贴切。

当然，嬴政也很争气地去跟大家印象中的富二代对号入座，干过许多肆意妄为的事。比如说焚书坑儒，这使得古时候对嬴政基本上是一片谩骂之声。单说焚书的话，倒还不会招来这么多骂名，毕竟这是法家的一个愚民政策，嬴政只是执行者。他的焚书，造成了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断层的巨大罪行，其实没多少人关心。

但是嬴政的“坑儒”，就完全是捅了马蜂窝。他可能做梦都没有想到，之后的两千多年里，在先秦时代就过时的“王道思想”，摇身一变成为主流的政治、文化思想。而这个思想的传播和运用者，正是儒生，掌握了话语权的儒生们，自然不会去歌颂嬴政。

想来后世儒家对嬴政，乃至整个秦国的评说，在很多方面完全扭曲了事实，或者故意进行抹黑。比如有野史说吕不韦是嬴政的亲爹这一点，就有待商榷，现代很多学者认为，在那个注重血统的年代，如果嬴政的血统有问题，是很难继承王位的。

孙皓晖老师在《大秦帝国》的序中有这样一句话：悲剧（指人们一直以来对秦的偏见）的深远阴影正在随着历史的进步而逐渐淡化，儒家式的恶毒咒骂也已经大体终止了。

孙老师所说的“恶毒咒骂”可能有点过了，但是故意抹黑是一定存在的，因为这样做很符合统治者的利益。就像现代人，即便自己不太道德，但如果树立一个更不道德的标靶，那就显得自己好像很道德了。

这是一种一直存在的，只追求下限，而忽略了上限的自欺欺人的行为。不管是后世的统治者，还是后世的儒生们，也大多是残暴的，但是他们如果把嬴政包装成一个更鲁莽残暴的人物，是不是就显得自己还是很“仁义礼智信”？

即便嬴政是被刻意地抹黑过，可是他焚书坑儒是事实，只是并不能因此说他就是个鲁莽嗜杀的角色，只能说他是个暴君，而不是昏君。造成嬴政时代暴政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来秦国完全是“罢黜百家，独尊法家”，秦国的政治氛围必定是残暴的；二来嬴政的偏执，跟他童年、青年时期的遭遇，可能有很大关系。

嬴政年幼的時候，在赵国做人质，在别人屋檐下过日子，应该不会怎么美好。况且当时是长平大战之后，秦、赵两国的关系紧张，一个秦国的王子在邯郸做人质，其处境可想而知。后来秦军攻下邯郸后，嬴政把之前跟自己结仇的人都杀了，可见嬴政对邯郸的恨意有多深。

而嬴政在小学四年级就登基，到大学快毕业才得以亲政。这期间所有军政要务都是吕不韦说了算，事业上不顺心也就算了，后来嫪毐又作威作福，就连嬴政的亲妈都不帮他，还给嬴政添乱，家里也乱成一团。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心理上不出问题才有鬼！

单从这个方面来看，嬴政的形象好像不应该是瞪着眼，额头上青筋老高，满脸络腮胡，或是满脸横肉，并且一脸凶恶的形象。由于嬴政年轻时代的遭遇，他很有可能是个内敛的人，起码在形象上会是一副善意的样子。因为在年幼就遇到许多挫折的人，多会伪装自己，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另一方面，嬴政统一六国是本分，击匈奴，服百越，就算是超额完成任务了。不得不说，秦朝虽短，但是国家的凝聚力，是后世任何朝代都不能比拟的。除去秦始皇陵、阿房宫（未建成）这样的奢靡工程之外，秦朝的水利工程、防御工程等等，也是后世无法比拟的。在国力的大规模调动中，足以体现嬴政的能力。

再往后说，自汉朝之后，中原地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外族入侵、内战等剧烈的战乱。面对没完没了的战争，自然有人希望出现嬴政这样的人，用武力重新统一华夏，驱逐入侵者，从而结束战乱。这让后世一些人，开始崇拜嬴政，并认为他是华夏文明血性皇帝的代表人物。

嬴政在亲政之后，的确颇有一番作为，足够让他傲视各朝皇帝，可以说他是皇帝中的“先进个人”。但是我个人认为，嬴政完全是过大于功的皇帝。他最大的过错不是暴政，而是焚书和统一。

这里的统一，并不是说“书同文、车同轨”的统一，统一度量衡等等措施，的确是方便你我他的举措。这里所说的“统一”，是思想、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统一。

焚书则让战国时期产生的思想发生了断层，丧失了很多珍贵的思脉。同时让人们普遍觉得，除了主流意识的书，其他书都是烫手山芋，是很可能会让全家人掉脑袋的东西！这几乎彻底阻断了文化上的多样性。

说白了焚书和统一思想理念，都是法家的一种愚民政策，而嬴政的目的也达到了，大众的思想和文化完全丧失了活力。后世各朝的皇帝很好地延续了嬴政这一点，只不过他们的手段温和了一些。

比如说明朝利用《永乐大典》，清朝利用《四库全书》，把符合统治者意志的书保存，并重新整理。而不符合统治者意志的书，则爱哪哪去，甚至直接销毁。

再比如不停发生的文字狱，只是后来的皇帝学会了包装自己，利用儒家思想，将压制思潮的所作所为，变成了惩奸除恶、保证文化正统的过程。

此举的弊端，依旧如附骨之疽深深地影响着生活在现代的我们。作为一个泱泱大国，我们的文化博大是博大，但又实在单调了一些，特别是在思想方面缺乏创造力，只会一味地以战国时期形成的思想为基调，能把那些思想现代化、实用化，仿佛就圆满了。

且不说将思想在日常中实用化本身，是不是正确的思维模式都有待商榷。只说现代对人们思想境界的要求远远不止于此，必须从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上发生转型，或是出现突破性的新思想，才有可能适应未来的时代。

所谓“思想在日常的实用化”，是指将一个思想直接运用在生活中。比如把老子的思想运用到为人处世当中，把西方的哲学理念运用到对生活琐事的看法中。这种做法实在太小家子气，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思想的发散性和延展性。

国人总喜欢把一切实用化，如果实用化无效，或效果不好，就认为此理念没用，是可以舍弃的。这种习惯不能说坏，但一定不好。

特别是思想或者意识形态这类抽象的东西，它们应该去影响文化以及科技、制度等等方方面面，在文化上发生变化、科技上发生进步、制度上更加合理化之后，进而才会影响到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直接将思想刻意地降级为待人接物的理念，就如同蒸馒头的时候，不等面粉发酵，也不去揉面，就用水和一下面，便扔到锅里蒸。至于能蒸出一坨什么东西来，谁也说不准，不过肯定跟平时吃的馒头不同。

嬴政看似轻描淡写地焚书，统一意识形态，所造成的恶劣后果是不可估量的。意识形态的统一，并不能使民族更有凝聚力，相反这样做很容易使人们对意识形态产生质疑，会使得民族更加地松散。意识形态所达到的高度，才决定一个民族的凝聚力。

嬴政的做法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既做了意识形态的统一，又阻止意识形态的提高，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河。这一个大过，足可抵消十个长城，或是十个灵渠，再或是十次在全国推行郡县制这类巨大的制度改革。

我们已经离嬴政的年代很久远，他的功过只能任由我们来评说，如果不把嬴政看成是一个皇帝，而是一个普通人，就没必要那么严肃地站在华夏5千年的高台上了。毕竟任何人都是一个矛盾体，嬴政也不例外。之前用富二代来形容嬴政，这个形容再贴切不过。

由于生活在优渥的环境中，富二代们的见识和能力普遍比普通人出众，也掌握着更多的资源，所以富二代们很容易有所成就。只不过大家普遍认为：即便富二代的能力强一些，心理上也肯定会有些问题，毕竟他们成长的环境缺少限制，这种环境很容易使人肆意妄为。即便他们心理上没问题，所谓的能力强也是外强中干，人脉、资源都是从父辈那里继承来的，而不是他们自己打拼而来的，这不作数。

其实有这样的想法，完全是因为人们在潜意识里，希望将“富二代”这个标签划到贬义当中。看看嬴政的形象，多么像人们心目中的富二代！他能力出众，但却毫无节制，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话说：秦王足己不问，遂过而不变。这句活大致是说：嬴政自恋得认为自己的政治手段很好很强大，根本不用去审察政治得失，而且把错误贯彻到底。

可以说嬴政自恋，也可以说他自我陶醉，而我个人则更倾向于是由于嬴政的心理问题，所引发的执拗或偏激、偏见，使得秦朝根本没有进行从打天下到治天下的轉型。当然可能嬴政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毕竟华夏第一次完成了大统一，放谁身上谁都得当一回“丈二和尚”。另一个巨大因素是法家的政治理念已经深入秦国的骨髓，再想转型应该是很困难的。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还有对嬴政的另一段描绘，这段描绘更有意思：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

侯生和卢生这两个方士，好像道出了嬴政自恋倾向的原因，可问题来了，是谁记录了两个方士对嬴政的诽谤？侯生和卢生两个人总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诽谤嬴政吧，那样的话估计两个人也逃不了了。也许两个方士之间的“相与谋”，只是这么说的：眼看咱俩这瞎话也编不下去了，嬴政也不傻，怕是会被拆穿，要不咱们颠儿吧！

于是两人一拍即合，亡命天涯去了。

这俩人一跑，嬴政就说，这俩臭小子敢诽谤我，来人！把咸阳的儒生都埋了！

嬴政这个脑回路也是无敌了，方士诽谤他，竟然去杀儒生。很可能是他已经忍儒生们很久了，只是找了个由头收拾他们。

也可能某儒生遇到了逃命的侯生和卢生，而两人对嬴政的确颇有怨言，儒生们便添油加醋地抹黑嬴政。不过这个可能性不大，毕竟侯生和卢生是两个准备逃命的人，不可能有闲心在咸阳喝茶聊天。

这段描述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此，也许侯生和卢生两人对嬴政的评价，被别人偷听到了，并报告给了嬴政。即便如此，两人的对话也不大可能正儿八经地被记录下来。所以两人此处的对话，很有可能是司马迁老师杜撰的。

这正是《史记》精彩的地方，司马迁为很多历史人物塑造了生动的形象，使得这些历史人物活灵活现，甚至有很多段落完全可以当成小说来看。而且司马迁对历史的评价也非常扎实，《史记》中对秦朝的灭亡，就做了详细地分析。

虽然那些分析很精彩，但是对于现代人来说，秦朝已经离我们太久远，我们已经感受不到秦朝的兴盛与灭亡，所产生的裂变。可是这些裂变，就像嬴政焚书和统一一样，恰恰又依旧影响着我们。

2.楚霸王是个直男癌晚期

楚霸王项羽的名言，除了那句“力拔山兮气盖世”，就当属“富贵不归故乡，如锦衣夜行，谁知之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哥们发达了不回家乡显摆显摆，就算达到了人生的高潮也未免有点美中不足。

一个政治人物能说出这样的话，多少有些单纯。不过每个人都有衣锦还乡的想法，在楚汉角逐中取得胜利的刘邦，击败了英布后，也回到沛县，并深情演唱了当时的流行歌曲《大风歌》。

可见并不是项羽太单纯，而是他身处在一个需要谨言慎行的位置，却毫不犹豫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显得他太单纯了而已。用现在的话来形容就是“直男”，再看看项羽的生平，完全是演绎了一个直男癌患者的作死人生。

从项羽在革命胜利后主持分封列国开始说起，他根本不考虑各股政治势力的利益，单以自己的喜恶来分封。结果，没多久，天下重新陷入混乱。

接着项羽在打击齐国田荣的时候，展现了他惊人的战斗力。可是齐国人都投降了，项羽还要去抢人家的老婆孩子，还要去坑杀人家的男人，这就太狂妄了！

而且一旦有人惹项羽不高兴，那这个人算完了，在家里好好洗洗澡，并早些往身上涂点食盐、香料之类，等着项羽来烹杀吧！

这还不算，高潮是楚、汉两军对峙的时候，项羽竟然提出要跟刘邦单挑，这颇有些小学生打架的风范。

在古往今来的政治人物当中，项羽这种性格还是不多见的。我想造成项羽小哥性格乖张的原因，可能跟他年幼时，没有接受到得当的教育有很大关系。

《史记·项羽本纪》中说 ：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

可见项羽小时候是学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的主儿。关键项梁这个监护人也有问题，项羽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项梁只是“大怒”，却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

接着项羽说要学“万人敌”，结果：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

项羽放出豪言要当“万人敌”，这应该就像问现在的小朋友：“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小朋友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想当科学家！”之类的问答无异。估计项羽学了一阵“万人敌”后，又没有兴趣了，就不想当“科学家”了。

而且项羽年少时，项梁因为犯了事儿，被官府通缉，项羽免不了要跟着亡命天涯一番。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项羽，他的人生观和性格，肯定会有缺失，或者有扭曲。

再有，项羽是贵族，特别是当时那种世袭的贵族，不会去考虑普通人的想法和感受。项羽自命不凡的身份，使他在天下间为所欲为，无人能控制他的暴虐。这可能也是在鸿门宴上，项羽放过刘邦的原因之一，在那之前，天下的主宰从来都是贵族，刘邦一介小民，不足为虑。

最终，项羽因直男癌晚期的绝症，使他的人生成为了一个悲剧。

现在有人要给项羽“平反”，说他当年没有在鸿门宴上杀死刘邦，是出于整体政治格局的考虑，项羽不应该再继续背“妇人之仁”的黑锅。而且项羽做事不拖泥带水，在现代颇受一些人的青睐。

这个锅不给项羽背倒也罢，但绝不能使项羽成为“正面人物”，因为他坑杀20万秦兵，并多次屠城，这样的残暴如果我们都能容忍，还有什么是我们不能容忍的？

也有人歌颂项羽跟虞姬之间的爱情，可是《史记·项羽本纪》中只是说：有美人名虞，常幸从。我想之所以令人觉得，项羽爱虞姬，是因为有那个“从”字的缘故，这表明虞姬说的话，在项羽那儿很好使，而不是简单的“常宠幸”。

可是那个“常”字又把项羽给出卖了，这只是说经常跟虞姬玩耍的意思，并不是身边就虞姬一个女人。而且项羽多次在打了胜仗后，下令抢女人，以他这尿性，想来在感情上也不会是专一的人。所以项羽不仅是直男癌晚期，还很有可能是只大猪蹄子。

在现代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也经常会遇到些直男，只不过普通直男没有直男君王这么大的破坏力。有很多人，特别是心思细腻的人，很反感直男，认为他们是把不会说话当成耿直。

诚然，会说话俨然是一项必备的生活技能，可是这也造成了普遍存在的言而不尽，以及普遍存在的互相有所保留的尴尬局面，并使人认为这才是该有的社会风气。特别是在个人主义弥漫的今天，人为地剥夺语言的交流作用，是造成人与人之间普遍互不信任的主要原因之一。

试想，我们不都是希望谈话的对象能有什么说什么，却不允许自己太过耿直么？

前者是因为我们心里都清楚，语言的本质是用来交流的。如果说话遮遮掩掩，达不到有效的交流，就造成了语言作用的人为缺失。而后者，则完全是因为社会主流意识对个人的影响，因为在社会的中流砥柱们看来，嘴上没把门的，是不成熟的表现。

只是在人们眼中的“成熟”，似乎只是一种道德束缚，而并不是一个非要遵守的规定。

要我说，“直男” 并不是毫無可取之处，起码不能完全把他当成贬义词来用。如果直男成为了贬义词，那么也完全否定了与之意思相仿的“耿直”。

真到了那一步，我们的道德将会被我们败坏成什么样？

3. 白手起家的汉高祖

古时候的人们很注重天命论，认为皇帝的人选是上天选定的。而上天选定皇帝的手法也很特殊，比如《史记·秦本纪》中，对嬴政先祖源头的记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舜赐姓嬴氏。

这是说嬴政的祖源是五帝中的颛顼，颛顼的孙女吃了颗玄鸟蛋，就生了大业。大业娶了女华，生了儿子大费。大费跟随大禹治水，成功后，大费被舜赐姓“赢”。

女脩因为吃了颗鸟蛋就生了大业，这一看就是在胡说八道。很可能是司马迁的年代离大业的年代太过久远，谁也说不清女脩的丈夫是谁。大家心里琢磨，此子肯定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关键是后人那么有能耐！干脆啊，来个神迹，噗呲一下就生了大业。这小子肯定是接受过天命的，不然，他打哪来的？

到了项羽那里，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说 ：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

这个意思是说：我跟周生唠嗑的时候听他说 ：“舜的眼睛是双瞳。”又听说项羽的眼睛也是双瞳。难道项羽是舜的后代？不然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当上了“总统”？

项氏一族起源于中原文化圈边缘的楚越，那时候对那个地区的记载并不多，没机会给项氏的祖源安排吃鸟蛋的传说。可是这就没道理了，一个没有接受过天命的人，怎么可能会成为天下的君主？没办法，只好从一些旁枝末节推断，项羽是舜的后代。别说，这就一下子说得通了。

到了汉高祖刘邦的时代，对司马迁来说就等于是近代的事情了，刘邦也是突然发迹的，他的祖上更不可考，怎么给他安排神迹？

这一点儿也难不倒他们，《史记·高祖本纪》中一上来，就赶紧交代：高祖……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於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给刘邦做形象宣传的人，已经不满足于吃鸟蛋、名帝之后这样的神迹，干脆请蛟龙来帮忙。只是不知道刘邦头上有没有长犄角，身后有没有尾巴，有没有很多小秘密，而且还就不告诉你。

之后对于刘邦的形象宣传就有点过了，说吕公一见到刘邦，就说：你小子将来会是个人物，不行，我得把女儿嫁给你。

吕公是有多讨厌自己的女儿？这么急着想把她嫁出去。

当然相面之说，也还有一定的依据，比如我们所说的“红脸”和“白脸”，有些人喝了酒，脸容易涨红，一般红脸的人性格都比较温和宽厚。而有些人喝了酒脸发白，一般酒后脸白的人都不大好交往。

其实酒后脸红和脸白，是毛细血管在遇到酒精后发生的不同反应。有人的毛细血管遇到酒精后会发生闭合，所以他们喝酒后脸发白。有人的毛细血管遇到酒精后会扩张，所以他们喝酒后脸发红。毛细血管的生理反应不同，是由基因决定的。

另一方面基因在一个人的性格方面，也起到很大的作用，用基因的概念将外貌特征与性格串联起来，两者就有了一定的联系。进而从一个人的外表，似乎就能得到一些此人性格方面的信息。这就是所谓的相面。

古代人虽然没有基因的概念，但是他们也能通过处世的经验，将两者联系到一起。就像现代在人力部门工作出色的老员工，他们通过跟他人简单谈话，就能从他人的语气、表情、神态等方面，得到很多他人性情方面的信息。你要让他们去说明是如何得到这些信息的，他们也能说出个一二三来，但让人云里雾里，不足以使人信服。

其实他们多是靠待人接物多了，所产生的敏锐感觉，从而得到了一些猜测性的信息。这种感觉运用得越多，他们的猜测就越接近实际情况。而感觉这种东西，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与其说是感觉，倒不如说是一种来自远古的出于本能的反应。

相面者所持有的就是这样一套模糊的理论体系，而性格还有后天养成这个重要因素，这一点却无法通过简单地接触能得以了解。所以即便再厉害的相面者，也只能是对他人有一个模糊的认识。

后来刘邦和吕后又碰上了一个相面者，那个相面者说得就玄乎了：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过请饮，吕后因餔（哺）之。老父相吕后曰：“夫人天下贵人。”令相两子，见孝惠，曰：“夫人所以贵者，乃此男也。”相鲁元，亦皆贵。

这是说吕后和两个孩子在田里劳作，有个老父经过，讨碗水喝，吕后不仅给了水，还给了点吃的。这时候老父说几句客气话，那是一种礼貌，总不能吃了人家的喝了人家的，就破口大骂：你这小女子长得这么难看，生的两个孩子长大后也没出息。

老父要真这么说，之后的故事发展：老父已去，高祖適从旁舍来，吕后具言客有过，相我子母皆大贵。高祖问，曰：“未远。”乃追及，问老父。老父曰：“乡者夫人婴儿皆似君，君相贵不可言。”

估计老父之前真的破口大骂的话，刘邦听说后，就不是“乃追及，问老父”，而是“乃追及，打老父”了。那老父也是，几乎是满嘴跑火车，意思已经说得很明显：你这小伙子“贵不可言”，除了能当皇帝也干不了别的了。

这个故事不同于吕公相面，显然是有杜撰成分，或者经过夸张、加工过的。还有后来的“斩白蛇起义”，其实刘邦起义，跟有没有斩白蛇没半毛钱关系。而且他当时是“斩白蛇流窜”，那是在大山中到处流窜的狼狈时期，在那种情况下狩猎的话，杀几只野兽很正常。

不过那时候的人，好像很吃这一套，他们不仅仅是敷衍地颂扬，还是发自内心地相信这些不靠谱的传说。至于刘邦，他自己有没有头上长犄角，身后有没有尾巴，他自己还没数么？但是作为统治者，他必须去散布自己得到天命的传说。

对于这一点，作为现代人的第一反应，可能会认定那是一种愚民政策，或者是一种使自己的统治地位合法性的手段。只能说这是原因之一。刘邦是一个很特殊的皇帝，他比嬴政和项羽，更迫切地想让大家知道，自己是接受过天命的。

劉邦的特殊性在于，他是社会产生了系统化的统治机制之后，第一个平民皇帝。前面说过，在刘邦之前，天子、国王、官员都是由世袭的贵族所垄断。孔子所说的“学而优则仕”，不是针对人民群众，而是针对贵族子弟。

为什么当时的人很相信天命说？贵族们需要用天命说，长此以往地维持自己的优势地位，普通人需要用天命说来寻找心理上的平衡。陈胜、吴广曾高呼：“王侯将相竟有种乎？”倒是说明有很多普通人不乐意接受天命说，但是普通人没有办法改变主流的意识形态，为了找寻心理上的安慰，只能更加笃定地相信天命说，以此找到心理平衡。

刘邦深知这一点，所以要努力把自己包装成为接受了天命的样子，最后说着说着，他自己都相信了。在刘邦暮年病重的时候，医生告诉他，我能治你的病。刘邦却破口大骂：“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

《史记·高祖本纪》中的这段描写，仿佛让人看到了一个倔强的白发白须老头，躺在病榻上，违背常理地训斥着一个穿着长袖大衫，卑躬屈膝，能治好他的病的医生。谁也不敢违背倔强老头的旨意，他说不治了就只能不治了，他说自己的生死是天命，那一定是天命。倔强老头在训斥完医生后，眼中隐隐有一丝难以诉说的苦楚，因为他知道，刚刚自己把自己的生命终结了。好在，他给自己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刘邦死后，从吕后口中，可以多少得知那个倔老头心中的不安。《史记·高祖本纪》是这样说的：四月甲辰，高祖崩长乐宫。四日不发丧。吕后与审食其谋曰：“诸将与帝为编户民，今北面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

这段话大概是说 ：刘邦死了第四天都没有发丧，不发丧的原因是，吕后觉得跟刘邦一起打江山的那班人马，之前跟刘邦一样，都是一介草民。现在刘邦做了皇帝，其他人却只能称臣，他们肯定不高兴。刘邦在位的时候，他们还不敢怎么样，刘邦一死，他们可能会造反。

有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刘邦要杀韩信，要打压那些功臣。而后世跟刘邦情况差不多的朱元璋做得更彻底，直接大肆地杀功臣。有人认为刘邦和朱元璋都是在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同时为子孙后代祛除隐患。这又让人更加地想不明白，那些功臣中有治世能臣，也有骁勇善战的良将，把他们用好不是能使自己的统治更加牢固么？

吕后的这番话，倒是让人明白了刘邦和朱元璋的心理活动。能臣良将是不是忠心耿耿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心理上存在不平衡。这就像是一个炸弹，一颗足可以炸毁王朝根基的炸弹，所以他们一定会采取一些行动。

再看另一个例子，李世民得了天下后，随他打天下的那一班人马，大部分都得以善终。是李世民的心胸比刘邦、朱元璋宽广么？恐怕不尽然，应该跟李世民的贵族身份有很大关系，他可能认为自己比功臣们的身份高一个等级，功臣们肯定不敢越过这一等级。

这才是“天命说” 的真相，它的作用的确是统治者为了维系自身的统治地位，但它不是靠愚弄普通人来达到目的，而是靠产生一种比较平衡的心理关系，来达到目的。两者看似相近，却从根本上会产生不同的思维方式，前者是被迫相信，在内心肯定会有所怀疑。而后者更具有可信赖性，以及稳定性。

它的稳定性和可信赖性在于，人的命运好像是有迹可循的，但谁也无法确切地掌握命运的轨迹。正是这种普遍被认同、又非常模糊的命运之说，才让“天命说”普遍被当时的人们所认可。

以现在的视角看来，天命说纯属瞎扯。司马迁时代与现代，对天命说的不同看法，就像是古代人对时间的观念，与现代人对时间的概念有所不同。在远古时代，人们早早就有了时间的概念，甚至在动物时代就可能有了明确的时间概念。到了农耕时代，时间显得更加重要了，只有掌握了时间的规律才能种好庄稼，才能得以生存。

但由于那时候人们接触到的信息量低，根本不明白时间的流失，以及四季的变化发生的原因。在未知中，人们对时间是敬畏的。这时候有人说，这一切是神在操纵，人们马上就信了，因为神填补了他们认知上的缺失。而认知上如果有缺失的话，很容易让人惶惶不可终日，所以古时候的人们于情于理都会坚信神的存在。

到现代我们知道，是由于地球的公转才产生了四季的变化，而时间的速度是每秒30万千米，虽说这个速度可望而不可即，但我们总算更了解时间了。时间是宇宙的常态之一，时至今日我们都没有观察到它在我们的生活中出过错，可见宇宙的运行有多严谨。

那么时至今日，对我们来说在概念上依旧很模糊的命运呢？命运之说真的存在么？人类是宇宙中的一分子，那么我们的运动轨迹，也就是命运，是不是也是宇宙运行的常态之一？它是按照什么规律来运作的？

今时今日对命运之说尚且有这么多疑问，别说是信息量比现在少的古代，现在那些算卦、风水之类的东西，还颇有些人相信，估计古代人完全会笃定地相信天命说，进而从天命说中，找到了自己处在被奴役状态下的心理平衡。

想来“天命说”的起源已久，不过肯定是在刘邦这里完全被发扬光大。可能连刘邦自己都迷信天命说，认为自己真的接受到了天命。这其实也是统治者的一种心理平衡，那时候的国家领导人不像现在十年八年就一换，而是一个人做皇帝，儿子也做皇帝，到孙子还是皇帝，其他人只有干瞪眼的份儿。

特别是像刘邦这样白手起家的皇帝，本来他跟大家一起种地，革命胜利后，其他人还在种地，自己却不用劳作就衣食无忧。内心的良知，会自然而然使得刘邦有些过意不去，所以他就会逼着自己坚信天命说，从而觉得自己去剥削别人是应该的。

反观嬴政和项羽，他们的贵族身份，虽说也是天命说的产物，却又是比天命说更犀利的剥削利器，所以他们并不会在意对“天命”的经营。但他们也会坚信天命说，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内心的良知，而是因为他们要凸显自己的与众不同。这一点嬴政做得很到位，他认为自己比五帝还牛，从古到今，甚至在未来都不一定有人能超过自己。

而项羽是个狂人，他不需要嬴政那种一枝独秀的认同感，不过他也是相信天命说的，不然也不会说出“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這样的屁话。说到项羽，总是让人忍不住去拿他与刘邦做各方面的比对，在最初的时候，项羽是占绝对优势的，后来刘邦竟然得了天下，不得不说这个结果极富有戏剧性。

在读《史记》的时候，每每读到刘邦与项羽的对峙，都会为刘邦捏一把汗。特别是鸿门宴那一段，刘邦稍有不慎，就有灭顶之灾。再到后来的彭城之败，荥阳对峙，刘邦一直处于劣势。从荥阳突围后，有人形容刘邦那时候像是个输光了钱的赌徒。之后经过漫长对峙，战况渐渐发生逆转，最终项羽在垓下丧失斗志。

刘邦是怎样完成逆袭的？

在革命胜利后，刘邦在跟属下喝酒的时候，自己总结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刘邦在知人善用方面的确有独到之处，他在病入膏肓之际，吕后问他：“陛下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戆，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

后来“安刘氏”者果然是周勃，反观项羽那边，范增就不说了，像陈平、韩信都是在项羽那里得不到重用，才投奔刘邦。可见项羽那里是留不住人才的。这两个人为什么在项羽那里只能是个小吏，而到了刘邦手里，就变成了利器？

这应该还是跟刘邦和项羽的出身有关。刘邦出身底层，一个人只有过过被人拿捏、看别人脸色的日子，才有察言观色的本事。刘邦在做了沛公、汉王之后，虽然不需要像之前那样在压迫中度日，但是他察言观色的本事，会让他去关注属下的想法和能力。

而项羽则不同，他自视甚高，虽然目睹过底层社会的状况，但并没有体验过底层社会的生活。况且项羽成功得太快，成功之后又缺乏足够的自制力，以至于他一错再错，最终失了天下。

另一方面，自西周、春秋时期，随着农耕的普及，人口暴涨，人与人之间的竞争突然激烈起来，随之道德逐渐败坏。道德规范已经无法再约束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关系，随之严苛的法律出现，以更残忍的手法约束人们的竞争关系。

现代有些人很羡慕西方的法治体系，更羡慕那种法律规范下的自律社会，并期盼国内也能尽快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其实没什么好期盼的，法律越健全，就表示一个社会的道德越败坏。就算说出花来，法律的约束也比道德规范更残酷。不过法律肯定会渐渐取代道德，因为我们对道德的败坏是全民性的，是自发性的，是不可逆转的。

秦国利用严苛的法律统一华夏，并希望用法律维系社会的持续发展。秦朝的迅速灭亡，证明当时的道德还没有败坏到需要法律全盘介入的程度。所以刘邦审时度势，用柔和的治国理念，最终找到了与当时的社会形态相符的制度，进而汉朝成功完成了从打天下到治天下的转型。

时至今日，有许多人视白手起家的刘邦为榜样，认为只要像刘邦那样坚韧不拔、审时度势、抓住机遇，就一定能成功。可是万事有得就有失，刘邦为了得天下，连父母、孩子都不要了。

《史记·项羽本纪》中说：刘邦在彭城之败的时候 ：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如是者三。

意思就是说：刘邦为了逃命，多次把自己的儿子、女儿从车上推下去，以减轻马车的重量，使马车跑得更快。试问天下父母，遇到危难的时候，有几个能把孩子扔下自己逃命？

后来楚汉两军对峙，项羽要烹杀刘邦的父亲，刘邦心里可能也很沉痛、不忍，但还是硬着心肠说出“则幸分我一杯羹”这样的话。项伯说的那句话没错：“为天下者不顾家。”

刘邦付出了亲情的代价，才一路坎坷地得了天下。作为一个普通人，能有刘邦这个决心者，估计少之又少。况且这样残忍的成功又要来做什么？这样的人又怎么可以树立为榜样？

结 语

从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文明开始了第一次社会大转型，中国社会彻底从原始的封建社会，转型到君主专制社会，直到汉武帝时期，才彻底完成了这一转型。

嬴政时代，其实是一个过渡，秦朝更是为汉朝做了炮灰。虽然嬴政创建的很多制度，沿用了两千多年，但由于秦朝存在时间太过短暂，使它在历史上丧失了文化本源的地位。

项羽在构建国家制度方面，完全是开了倒车，经历过秦朝的洗礼后，分封制已经无法再适用当时的社会。而项羽用武力构建的国家体系，也是矛盾重重，根本不足以平天下。

刘邦反思了秦朝和项羽失败的原因，才摸索出了比较符合社会形态的政治制度。

这三个人的作为，决定了那个时代的风向，嬴政过早地结束了分封制，使得华夏过早地统一，过早地建立了主流的意识形态，使得许多思脉无法发散和延续。项羽则完全提供了一个统治者的反面例子，用武力構建出的国家体系，根本没有延展性和张力。

刘邦吸取了前两者的教训，用比较柔和的道德规范、文化熏陶体系，并配合天命说、武力、法律等利器，构建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使得华夏文明进入了文化璀璨的汉朝时代，第一次社会大转型落下帷幕，社会重新稳定。

所谓沧海桑田，在极短的时间内，社会形态和个人意识形态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可谓是转眼间，恍如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