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形广场》中的后现代历史书写

李英华

2015年5月10日，在耶路撒冷举行的“大爱无疆——犹太难民在上海”画展上，两名头戴起帕（犹太小帽）的犹太人观看油画作品《中国春节》（新华社记者李睿摄）。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此次展览以系列油画的形式讲述犹太难民在中国上海避难的故事。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纳粹分子在欧洲疯狂迫害杀戮犹太人，但中国上海向犹太人敞开怀抱。1933年至1941年，先后有数万名犹太人赴上海避难或寻求中转。

摘要：帕特里克·莫迪亚诺于2014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对法国20世纪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贡献。国内外学者对他作品的后现代性多从含混、神秘等视角入手，本文从历史书写角度对这篇文章进行分析，探讨后现代戏仿手法、创伤叙事在文中巧妙运用，力图为研究莫迪亚诺的小说、研究法国后现代文学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关键词：莫迪亚诺星形广场 后现代历史书写

一. 引言

2014年10月，瑞典文学院把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法国籍犹太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Patrick Modiano，1945—），授予他的颁奖词为：“他（莫迪亚诺）用记忆的艺术，召唤最难把握的人类命运，揭露了占领时期的生活世界。”①仅从这段颁奖词就可以看出，莫迪亚诺的小说是以二战时期法国被德军占领这段历史为背景进行创作的，他小说里涉及的记忆与追寻主题都是在二战的背景下开展。莫迪亚诺的小说多以二战时期巴黎沦陷后犹太人的经历为创作对象，进行艺术加工；他的书大部分都与记忆有关，寻找、查询、探求是他永恒的主题，这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但1945年出生的莫迪亚诺并非二战的亲历者，因此他对二战的了解是经过历史学家、小说家以及亲历者加工过的历史，因此莫迪亚诺说：“我未出生便有了记忆。”[1]莫迪亚诺用后现代叙事方法把历史揉进小说创作，这一独特的手法使他在人才辈出的法国后现代文学创作中据有一席之地。

加拿大女性学者、著名文学批评家琳达·哈琴认为：“后现代是一个矛盾的现象，它对自己所要挑战的诸种观念既使用又滥用、先确立而后又推翻。”[2]后现代已经影响到了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有不少学者从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对后现代性做了专门研究，本文尝试以哈琴的“后现代主义诗学”理论主张出发，以历史书写为切入点谈谈对《星形广场》的理解。

二.琳达·哈琴的后现代诗学

哈琴后现代诗学的核心是悖谬说或者自相矛盾，这也是她对后现代主义总体特征的把握和界定。她对戏仿和互文给出了独到见解，她的理论纠正了不少论者对后现代小说纯属于“文字游戏”“没有意义”和“价值中立”等的片面看法，对我们分析理解后现代语境下的小说有重要指导意义。她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悖论，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和美学都无法摆脱它所想要推翻的那一个体系，挑战了西方传统的自由主义，但是并没有替代它。哈琴认为后现代的悖谬在文学艺术领域尤为明显，文学中最能体现这种悖谬的就是戏仿的运用。哈琴宽泛地把戏仿定义为“反讽式的引用、拼凑、借用或互文性”[3]，是“带有批判距離的重复，他能从相似的核心表现反讽性的差异”[4]。哈琴认为后现代小说是“编史元小说”，那些广为人知的通俗小说，它们既有强烈的自我指涉性却又悖谬地关注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编史元小说把对历史和小说是人为构建的这一理论上的自我意识，变为它对传统形式和内容进行反思和重构的依据，她列举了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等。也就是说，编史元小说的最大特点就是既包含现实主义小说的通俗性，又融入了元小说的语言游戏，因此呈现出雅俗共赏的效果。这类小说就是哈琴谓之的“历史书写元小说”。这些作品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它们在关注写作、阅读和理解的过程时表现出明显的元小说倾向，不仅自觉表露出自身的虚构性，同时又公开关注阅读和写作历史以及小说时的行为（及结果）。换言之，在这些小说中，“审美创造与社会现实、现世与历史都成了不可分割的内容”[5]。

哈琴认为后现代编史元小说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质疑一切形式的中心观念”[6]，如果中心不复存在，那么就要“为边缘欢呼”[7]。现代主义的历史是“一元化”的，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以往根据种族、性别、性取向、族裔、出生情况、阶级差异被界定为沉默的群体被载入历史”[8]。莫迪亚诺笔下的什勒米洛维奇作为法国犹太人，传统上处于法国社会中心之外，因此我们就可以以哈琴的理论来对这个人物进行分析。莫迪亚诺在创作时采用多重视角，《星形广场》主要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的方法，使读者了解什勒米洛维奇作为犹太人在二战后承受的精神压力和生存状况。在文本的后半部分，在讲述什勒米洛维奇和法国女贵族之间的情事时加入了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视角。在什勒米洛维奇回到以色列的故乡时，又以第三人称的上帝视角来描述犹太青年第一次踏上以色列国土时的激动之情。莫迪亚诺使用了多重视角，打破了单一的叙事方式，这样的多元叙事可以帮助读者多维度了解历史。莫迪亚诺的书写风格与内容，恰可与哈琴的后现代诗学理论加以印证。虽然哈琴的很多理论还有待商榷之处，但是对于我们理解莫迪亚诺的《星形广场》确实大有裨益。

三.《星形广场》中的戏仿策略

1. 文本戏仿

哈琴后现代诗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对后现代戏仿的重新审视和定义。她反对詹明信（Jameson）对戏仿和互文的贬抑指责，她认为如果把后现代戏仿之作贬为轻浮通俗的粗劣品，则无疑是在用观察18世纪艺术品的思维来审视后现代艺术，后现代戏仿不再被认为是卖弄知识、拼贴游戏制作，而是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和价值。戏仿在形式上类似于过去和现在的对话，它是一种保持距离的重复性行为，使得作品能以反讽的语气显示出貌似相似性中的差异。

文中多次提到普鲁斯特，颇有向普鲁斯特致敬的意味，如同莫迪亚诺所说：“我觉得只有普鲁斯特的本领和坦率才能去完成对过往的追忆。”[9]普鲁斯特的存在如影随形，作者提到他的代表作《追忆似水年华》，提到作品中的人物斯万，甚至以色列军人为什勒米洛维奇起的名字就是“马塞尔·普鲁斯特”。一方面，这种互文体现了后现代作家对德里达“文本之外无他物”的某种认可，并揭示了自己只能在前人文本的基础上进行创作的事实；另一方面，这种互文也是对已存在的文本进行一种批判式的重读。戏仿策略自始至终贯穿于《星形广场》的创作之中，莫迪亚诺丰富的阅读经验使他对历史人物、文学文本以及历史事件的戏仿信手拈来。

2. 戏仿性的重复书写

《星形广场》中第二个故事围绕什勒米洛维奇和他自美国归来的父亲展开。

甫一登场的父亲，其着装颇为引人注目：

“我的父亲身穿一套尼罗河蓝羊驼毛呢服装，一件绿条衬衣，扎一条红领带，脚下一双毛羔皮鞋。”[10]

接下来，“我的父亲不再穿那身淡绿色的衣服，换下那条粉红色麂皮领带、那件苏格兰衬衣、那只金戒指，以及那双有毛羔皮护套的皮鞋。”[11]

“走在圣卡特琳街，行人都纷纷回头看我们。想必是由于我父亲那套紫色衣服、那件肯塔基树绿衬衣，以及他那一成不变的毛羔皮护套的皮鞋。”[12]

父亲离开时“穿上了旅行服装：头戴一顶红丝绒鸭舌帽，身穿毛羔皮袄，脚穿蓝色轻便鳄鱼皮鞋。”[13]

莫迪亚诺在作品中反复强調父亲的着装，反复给予读者视觉冲击，在这种连续的冲击下，读者就会牢记着装风格仿若戏剧舞台上小丑形象的父亲。那么对这种着装详尽地、重复描写的意义何在？其实莫迪亚诺在父亲这个人物出现之前已经预告了答案：“千万注意，您不要像平时那样穿威尼斯商人夏洛克式的服装，或者苏斯那样的犹太服。”[14] “夏洛克”是谁？什么是“夏洛克式的服装呢”？夏洛克是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的犹太高利贷商人，他贪婪、吝啬、丑陋，他是西方反犹主义者塑造的典型犹太人，莫迪亚诺故意让父亲的着装戏仿夏洛克的着装风格。这样就符合了法国传统头脑中的犹太人形象，并进而产生认同感，借助于这种回忆，人们对原本陌生的父亲的形象就有了熟悉的感觉。但犹太人真的如此着装吗？《圣经》中有专门章节对着装做了严格要求，事实上，正统犹太人穿戴大多非常庄重。读者因而会产生疑问，为什么我们日常见到的犹太人和文学作品中甚至我们心目中的犹太人是不同的呢？

自从莎士比亚以来，西方反犹主义者着意塑造出夸张的犹太人形象，他们“穿戴五颜六色”[15]，以期引人注目，仿佛马戏团小丑的父亲形象迎合了传统排犹主义者的观感，因为“在西方，犹太人不被看做有灵魂、有意愿、有情绪的单个人，相反它们被视作无固定形态、无差别的团体”[16]。莫迪亚诺以文学作品中极尽夸张的人物服装对比生活中犹太人的朴素，这种矛盾性为作品增添了荒诞意味。

作为生活在后大屠杀时代的犹太作家，莫迪亚诺以戏仿的视角对西方的反犹主义进行了揭露。莫迪亚诺借文中犹太青年的行为，使读者得以追溯犹太的历史、犹太的艺术成就，借助互文性写作，幻觉与现实的冲突得到加强。作者以这种方式建立起和普鲁斯特、塞利纳、卡夫卡等知名犹太作家的联系，亦即建立起二战后迷惘的犹太青年和历史演变过程中犹太思想流变的关系。小说中重复出现普鲁斯特的名字、普鲁斯特的作品、普鲁斯特笔下的人物，乃至普鲁斯特的思想，这显然是在运用饱和的“重复”冲击读者的视野，进而影响读者的阅读感受。莫迪亚诺在《星形广场》中运用“重复”的写作方法，揭示了人类情感中“怪异”的一面。传统小说中重复出现的某个事物、某种意象、某个人物情节往往是为了强调，加深读者的印象。莫迪亚诺的重复写作却反其道而行之，借助重复反而使读者产生了疏离感，他们对熟悉事物生发出陌生感，进而会去审视、怀疑自己的固有认知。这种“差异性的重复”并非一味标新立异、追求怪诞，而是对占据主流的意识形态的控诉和揭露，作品因而充满了张力。

莫迪亚诺采用的互文性的戏仿的写作策略是后现代写作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对父亲着装的重复描写，同时打破了读者的双重预设：前一种是固定思维模式，被现实打破；后一种是熟悉的日常事物，因为文学作品的形象塑造而被打破了。在莫迪亚诺的引导下，读者打破传统的思维模式，重新定义固化的犹太人形象，重塑对犹太人的认知，使读者从自以为是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莫迪亚诺并非是要描写一个癫狂的犹太青年，而是通过对他狂悖行为的描写，揭示固化思维加诸在他身上的桎梏，希望世人打破对犹太人的种种观念和看法。作者借以色列军官之口告诉世人：“我们（犹太人）再也不愿意听人提起犹太人的批判精神、犹太人的聪明、犹太人的怀疑主义、犹太人的装腔作势、犹太人的屈辱、犹太人的不幸……我们可是强悍的人，我们是开拓者……，（以色列）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朝气蓬勃，很有活力。”[17]

莫迪亚诺借此进一步表现出了人们认知的荒诞性、非理性。法国著名哲学家、文学家萨特在《关于犹太人问题的反思》一文中曾有过著名论断：“犹太人并不存在，是反犹主义者创造了他们。”[18]犹太人是由反犹者创造出来的，犹太人就是被别人所看待的犹太人。但是夏洛克这个形象仅仅是舞台剧中所塑造的戏剧人物，并非实际存在的人物。人类对犹太人的习以为常、约定俗成的看法，其源头根本就是一种想象，缺乏某种范式或者原型作为基础。既然源头本身就是荒唐的，源自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舞台形象，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参照物，那么所有加注在犹太人身上的想法自然也就荒谬之至了。莫迪亚诺通过重复用夸张的手法来展现人们对犹太人看法的可笑，起到了反讽的效果。

莫迪亚诺在写作时采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有鲜明的人物、相对完整的故事情节，甚至还加入了侦探小说的悬疑设置，这些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迎合了读者的审美趣味。但同时采用的戏仿、多视角叙述、不可靠叙事等历史书写的手段，破坏现实性，戳穿了传统的虚幻本质，重构了小说和现实世界的关系。莫迪亚诺小说中后现代戏仿手法的使用，表明了自己与同时期从正面刻画犹太人的传统现实主义作家的区别，对自己剖析犹太文化中的负面因素的反传统的后现代小说创作进行了有力的辩护。而且增加了文本的可读性，把历史性和现代感紧密结合起来，丰富了文章的内涵，扩展了文章的外延，这是莫迪亚诺可以在文学殿堂占据一席之地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文学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学性

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经常把历史当作再现中极端写实的范式”[19]，美国著名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通过对历史叙述进行修辞学分析得出了结论，他认为历史叙述与文学叙述在话语结构上并无实质差别。哈琴分析了怀特的观点，认为 “作为叙事，历史不可避免具有形象性、寓言性、虚构性；它总是已经被变成文本，总是已经被人阐释。”[20]在此基础之上，哈琴发展了怀特的理论，认为后现代历史元小说既包含现实主义文学标榜的真实性，又强调了语言的“虚构性”。小说的真实和虚构历来是文学评论家探讨的重点。文学只有在现实和历史的基础上才能获取足够的营养，否则就成为无本之源、无根之木，沦落为空洞的能指；小说家抓取历史事件，在此基础之上充分发挥想象力，以微观叙述成为宏大叙事的有益补充。但历史也并不总是客观的，因为已经发生的事件具有不可再现性；既然历史总是由后人书写，那么历史文本也就有叙事性和阐释性。在《星形广场》里，犹太人的历史被以创伤性叙事的形式再现。主人公的经历既带有犹太人集体记忆，也包含了其个体的体验。这种创伤叙事只有放置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才能彰显其现实意义，借古讽今。

创伤性叙事与犹太民族的历史发展密不可分。第二圣殿被毁之后，犹太人便流落到世界各地。10世纪以来，欧洲成为犹太人历史演变的主要场所。总体来说，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的犹太人境遇悲惨。尤其是随着20世纪纳粹势力在德国兴起，反犹主义骤然升级为“最后解决”的“灭犹”趋势。在法国被占领期间，贝当政府配合希特勒大量屠杀在法犹太人，“冬赛场围捕”事件尤为令人发指。不过，在二战结束以后近30年里法国在犹太人问题上都保持缄默，避而不谈，上世纪70年代以后法兰西人与犹太人的矛盾有所缓和，但直到1995年时任法国总统的希拉克才第一次从官方的立场承认了“冬赛场围捕”事件。

莫迪亚诺在《星形广场》里讲述了扑朔迷离的犹太人故事。他通过戏仿塑造了一个患有歇斯底里症、行为癫狂的犹太青年形象；但这个青年的行为和当时重大历史事件——二战中法国被占领、维希政府配合纳粹政府对在法犹太人迫害和屠杀、以色列建国等——又都能一一对照。小说的最后这个犹太青年來到了弗洛伊德医生的诊所，虽然按照文中书写的年代弗洛伊德早已去世。众所周知，弗洛伊德是心理分析专家，他的精神创伤理论成为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创伤”（Trauma）理论在西方由来已久。1980年美国精神病协会首次把“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收入《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此后对心理、文化、历史、种族等创伤的文化书写、社会关注和学术研究蔚然成风。其理论内涵是对自然灾害和战争、种族大屠杀等暴行的心理反应，影响受创者的幻觉、梦境、思想和行为，产生遗忘、恐怖、麻木、抑郁、歇斯底里等非常态情感，使受创者无力建构正常的个体和集体文化身份。20世纪80年代，二战期间纳粹大屠杀对犹太人造成的创伤成为社会公共话语和大学人文研究的焦点，时至今日将文学文本与创伤叙事理论联合起来进行研究，依然是西方文学研究不容忽视的热门话题之一。生于战后的莫迪亚诺虽然没有直接受到大屠杀的冲击，但是作为犹太人的后代，他虽然在时空上与灾难分离，却承受着其间接影响，二战导致的战争创伤、民族和精神危机在他的作品里得到了很好的反映。

小说开篇的题记中写道：

1942年6月，一名德国军官走向一个青年，问他：

“对不起，先生，星形广场在哪儿？”

那青年指了指他的左胸。

（犹太人故事）

德国军官问的是地理意义上的“星形广场”，但“那青年指了指他的左胸”，给出了抽象意义的答案。众所周知，在二战期间，“星”具有特别的含义。1941年9月开始，希特勒规定犹太人必须佩戴“六芒星”。这是历史史实，而且作者特意点出1942年6月这个时间节点，更提醒读者去探寻犹太人在这一时期的历史处境。当时巴黎已经沦陷，臭名昭著的“冬赛场围捕”事件尚未发生，但希特勒纳粹政府大规模逮捕欧洲犹太人的“春风行动”正在酝酿。主人公什勒米洛维奇作为在纳粹暴力下丧失了反抗意志的犹太人，出场就是被诘难的对象，因为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的背叛族人的行为而广受指责。他骄奢淫逸、通敌叛国、谋杀同伴、拐卖妇女、走私毒品，几乎无恶不作。莫迪亚诺对他这种癫狂行为的描述，是以文学的方式对历史创伤发声。费尔曼认为，创伤与疯癫孪生，受现代文化的排挤打压，被禁锢在沉默的身体和缄默的心灵之中。文学与创伤和疯癫实为构成性的亲缘关系，持续地与疯癫和创伤交流，让疯癫和创伤主体自我言说表述。莫迪亚诺的创伤叙事突破传统方法、技巧和类型，使用象征戏仿，打破时间线性结构，将多条情节重叠交缠，这些都带有典型的后现代特征。

小说突破了时空、记忆和历史的界限，痛苦、恐怖的过去与现在的“再记忆”交互镶嵌，创伤性的历史记忆主宰了主人公。什勒米洛维奇在作恶的过程中也想要改过自新，他与母亲和解，寻找素未谋面的父亲，但二人最终仍然分道扬镳；他来到外省进入学校学习，希望可以出人头地，但被迫退学；他来到小镇，被神父感化，希望改恶从善，却依然拐卖了天真的女孩儿；他幻想和侯爵夫人发展爱情，对方却是一个道德败坏之人；他希望回到以色列，找寻自我，却被送去警局，遭受酷刑；最后，他想被弗洛伊德医生治疗，后者却率先崩溃。这一切痛苦的根源都在于他是“无国籍的犹太小子”，作为犹太人的什勒米洛维奇始终想要谋求社会认同和身份归属，可是最终只能是化为泡影。正如法国哲学家保尔·利科（Paul Ricoeur）所言，只有在叙事中我们才可以完整地感知时间，将多样、分散的事件组合，将前后断裂的历史经验参照融合。犹太民族的过往以多种形态反复重演，似乎永远主宰了意识和记忆，过去的经历和现实的经验重叠交缠，疯癫的什勒米洛维奇揭开了犹太人集体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深处的创伤。

结语

从历史书写的角度看，莫迪亚诺确实是在写历史，但是他在书写时刻意模糊了历史与文学的界限，通过“万花筒”把历史以碎片化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哈琴认为在历史书写过程中，不是否认过去和历史的存在，只是告诉人们，作为一种叙事和历史书写，从来不存在唯一的真实，只存在多元的真实。莫迪亚诺在《星形广场》里采用了多声部叙述方式、互文戏仿的写作方法，随时随地发生的时空移位使整部小说笼罩在虚幻气氛中。这种后现代历史书写手法体现了记忆的不稳定性，历史的不确定性，以此确认了历史的文本性，论证了历史的阐释性；莫迪亚诺通过对无国籍的犹太小子什勒米洛维奇这一边缘人物、弱势群体的刻画，思考大屠杀后时代犹太人的生存困境。

莫迪亚诺在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中说：“一个作家的出生时间和那个年代是他永久的标记。如果他写诗，诗句就表明着他所处的时代，也永远不可能在其他的时代里写成。”在《星形广场》这部作品里，莫迪亚诺采取后现代历史书写方法，把犹太人真实的经历和虚构融为一体，从历史记载中提取写作素材，却又不拘泥于历史原材料，用文学叙事的方式，将犹太民族的集体记忆和个体创伤融进小说之中；小说中对二战历史的重提，既不是为了否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真相，更不是质疑二战中犹太人的惨痛遭遇，他的目的正是为了讽刺整场战争的恐怖与荒谬。他用后现代的戏仿对历史和历史人物反复调用起到了借古喻今的效果，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历史、传统、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注释：

① http：//culture.people.com.cn/n/2014/1010/ c172318-25801942.html， 2014年莫迪亚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

参考文献：

[1]莫迪亚诺著. 李玉民译. 家谱[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2][3][4][5][6][7][8][9][20][21]琳达·哈琴著. 李杨，李锋译. 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3，20，26，29，79，80，61，21，179.

[9]莫迪亚诺. 黄小涂译.莫迪亚诺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演讲稿【N】.[法国]世界报.2014.

[10][11][12][13][14][15][16][18] 莫迪亚诺著.李玉民译. 星形广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35，40，45，49，31，45，140.

[17] 西蒙·威森塔尔著. 陈德中译. 宽恕[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5.

[19] 让-保罗·萨特. 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思考[M].巴黎 ：伽利玛出版社，1954 ：14.（所引文献为作者自译）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外语学院

本文为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后现代语境下莫迪亚诺占领时期三部曲历史书写研究”（项目编号：2019-ZDJH-46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