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文学的发生、隐匿与归来

刘小波

摘要：先锋文学是当代文学史极为重要的流派，在一段时期的喧嚣之后逐渐隐匿转型，但其在文学史上的功绩不可抹去。本文以先锋文学代表人物马原为个案分析，通过对其早期作品和近期作品《姑娘寨》的阅读梳理，指出其创作历程印证着先锋文学的发生、隐匿和复归的脉络，进而指出，文学的先锋性一直未曾消逝，始终存在于文学大潮中，潜移默化影响着作家们的创作，先锋性是作家们对文学的形式追求，更是对艺术性的坚守。

关键词：先锋文学 马原 姑娘寨

先锋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流派，这一流派的创作既充当了文学技法更新的排头兵，也掀起了思想的解放运动，全方位启迪了当时的文学界和思想界人士。先锋文学既是当时一系列新思潮的产物，也是进一步巩固这些新思潮的基石。马原是这一流派极为重要的一员，提及马原一定与先锋二字挂钩，与其一同出场的，还有余华、苏童、格非、莫言、残雪等人。虽然很多人的作品比马原先出来，但是当他在作品中喊出“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的时候，一场堪称文学革命的运动才真正拉开了序幕。

任何文学流派都有其固有的生命周期，在市场经济大潮下，文学陷入世俗化的泥沼，先锋文学也开始式微，直至隐匿。其实，文学的先锋性并没有随之完全消逝，而是以另外的方式隐藏在作品中。先锋作家们退场后的写作仍然延续着某种先锋气质。如格非后来进行的中国革命书写仍夹杂着大量的先锋书写，对革命史和个体生命史进行双重反思，大量的书写仍是从感觉、记忆、非理性的一面来展开，不乏超验书写。又如余华的《第七天》中的亡灵与地狱书写仍有先锋因子。除开余华、格非这些人自觉地开始转型写作，更瞩目的是新一批青年作家愈加激进地形成了新的先锋流派。20世紀90年代，文学界意识到了新的危机感，青年作家也在寻找断裂的机会。[1]由此观之，先锋气质一直贯穿着当代文学。马原的后期创作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纵观其创作履历，可以清晰地勾勒出一条先锋文学发生、隐匿、复归的巡回之路。

马原是先锋文学的一员大将，他早期的《虚构》《冈底斯的诱惑》《西海无帆船》等作品被反复提及，早已进入文学史范畴。先锋的发生与西方文学的引入关系密切。作为先锋派文学的开拓者之一，马原著名的“叙述圈套”开创了中国小说界“以形式为内容”的风气，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叙述圈套正是西方作家阿兰·罗布-格里耶惯用的手法。如今回过头再去看这些作品，西方痕迹太过明显，其他先锋作家亦是如此，格非对博尔赫斯的模仿，莫言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效仿，余华对川端康成的移植等。不过，马原的在地性更突出，因为他的先锋气质更多来源于藏地经验。对他来说，他的“文学观”源于奇幻的藏地经验，他在麻风村中的精神漫游与其构筑的异想世界，都与特殊的地域密切相关。

和他一起步入文坛的一批作家形成了先锋文学的流派，这些作家基本形成了一套共通的创作手法。当时的小说创作并没有太出格的技法，基本囿于元小说的范畴，马原小说中作者不断跳出来的技法，格非作为精神病学的“元小说”[2]等，都是元小说而已。但是在那样一个伤痕、反思、寻根等控诉文学占主导的时期，在文学被过分社会意识形态化的时候，这些作品从小说本身出发，从形式出发，无疑具有一定的颠覆性和冲击性。

先锋文学是一股向西方文学资源汲取营养的年轻力量，随着时间的流逝与社会大背景的变化，先锋文学开始转型，这一转型也成为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现象。余华、格非等同期的先锋作家们纷纷转向对现实的深度描摹，马原之后也因为种种原因一度停止了创作。近年来马原再度出山，新作不断，也明显呈现出先锋文学转型的态势，但是他骨子里的先锋性仍然延续着，这种文学的先锋性或可谓一种文学创作的有机财富。

马原归来之后的《牛鬼蛇神》是历史反思之作，但也糅合了很多解构、反讽、象征等先锋手法，小说开始便用歌曲《牛鬼蛇神》定下了行文基调。《牛鬼蛇神》歌是文化大革命流行歌曲中最为荒唐的一首，是专供“牛鬼蛇神”们唱的《嚎歌》。历史过去多年，当小说中再次引用这首《嚎歌》，除了再现历史，难道不该有些许的反思？这也是作者的高明之处。他是经历过荒诞年代的人，在小说篇首引用这样令人发聩的歌曲，让小说历史性、真实性加分，也多了一些现实的警示意味。在小说的回忆中，这首歌曲是当时必备项目之一，一般都要集体合唱，而且必须大声合唱，谁的声音不够洪亮，会被点名出列，一个人重唱，直到被众人认可为止。而合唱歌曲的时候却是大伙最开心的时候，人民用一种自己的狂欢方式来应对荒诞的革命。

作者还用爱情来解构革命。在那段年月，爱情极为有趣。无论是闹革命还是闹爱情，也都与歌曲不无关系。“歌声是生活际遇中的调剂，有时它可以使你忘记，有时它可以使你再一次回忆起。”闹革命的歌曲一般都是毛主席语录歌，闹爱情则是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大元闹恋爱首先就是无意中听到林琪唱这首歌曲，林琪唱这样的歌曲是源于她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就是这样一首歌曲，让两人之间有了纽带，大元也由此闹上了恋爱。这种戏谑历史的笔法仍可看作是一种先锋文学的姿态。紧接着马原创作的《纠缠》关注遗产纠纷这一现实问题，但是小说无论从人物的命名、复杂的关系，还是让读者疑窦丛生的细节减法，都是一种先锋文学的延续。即便是他近年创作的多部儿童文学，也有很多超验的书写，明显可看出先锋文学的影子。由此观之，先锋文学并没有真正退场，而是以更加隐秘的方式渗透进作者的创作中去了。

虽然马原推出的《纠缠》《黄棠一家》等小说被冠以现实书写力作，但是先锋性仍未消逝，甚至可以说是他创作的主线。同时，西藏的书写曾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的参照在马原的作品中呈现，他近期的创作将地域转向云南，这也是一块奇特的土地，无论是自然气候还是风土人情，都有一种特别的韵味。最近出版的《姑娘寨》便是这样一部先锋回归，以云南为描写对象的作品。《姑娘寨》是马原的一部精神自传体小说，具有先锋小说的传承和延续，是典型的先锋归来之作。小说开启多线叙事模式，既有重塑神话的举动，与民族英雄隔空对话，也立足现实，显示出一种对都市生活的厌倦，对生活在别处的期许，体现出一种逃离书写。

小说讲述了主人公在姑娘寨隐居时的奇异故事，比如在原始森林中与帕亚玛的相遇，为猴子举行送葬大典的祭司与巫师及其后代的故事，救了哈尼族人的英雄刚拉的故事等。总体是现实与幻想的交织，有很多书写是正常的书写，比如叙述者与朋友们在云南正常的生活，诗人的集会，朋友为婚礼借钱，搅局者罕布被有关部门处理，关于贝玛和马莉雅相亲一节的书写等，都是正常的世俗生活书写。同时小说又有很多超现实的书写，如叙述者“我”与帕亚玛的相遇，别样吾与贝玛的故事、马莉雅奶奶羽化成仙等，现实与幻想彼此分割却又在姑娘寨那片神奇的土地上交织。

在技法层面，《姑娘寨》中马原的“叙述圈套”还在延续，比如他曾在《虚构》中采用的时间方面的误差来瓦解叙述，以及在《冈底斯的诱惑》中用“我”“你”“他”这样的交叉讲述视角瓦解叙事的手段在《姑娘寨》中有所延续，他用儿子关于帕亚玛的叙述消解了“我”从头至尾关于帕亚玛的叙述。就连帕亚玛的身份作者也进行了瓦解，究竟是哈尼族，还是僾尼族，究竟是帕亚玛还是帕雅玛也不得而知。叙述空缺也在延续，比如开篇作者便说茶品在他之后的生活中会充当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是后文再无与之相关的叙述；又比如关于帕亚玛的故事也戛然而止，再无下文，这些都是先锋文学技法叙述空缺的表现。

《姑娘寨》是一部元小说，融进了大量的真实事件，与很多文本互文，比如《西双版纳哈尼族简史》，这种互文本的插入是一种神话重塑的努力。此外，《姑娘寨》还不断与马原早期的《冈底斯的诱惑》等作品互文。再比如关于他的儿子走上文学的道路，关于他的疾病，他的籍贯，他在上海做教师的经历等，作者希望让小说变得更为真实，不过这仍是一种掩饰，无论如何，小说是虚构的。元小说实际上仍是叙述主体的问题，在视角选择上，小说有不同的叙述者，比如关于尊盘风的故事，他自己是讲述者，除此还有他人作为叙述者叙述他的故事。关于和帕亚玛的相遇，有“我”的叙述，“我”儿子的叙述，针对同一件事，二人的叙述完全不同，一个在建构，一个则在解构。不同的视角是为了让叙事变得更可靠，很明显，这些所谓的“我”都不是作者本人，背后仍然有一個隐含叙述者。

叙述身份在小说中至关重要，叙述主体是叙述研究的重要方面，马原的小说中，叙述主体有多个，不断跳跃，作家的真实身份、叙述者的身份、幻化出来的身份。非自然叙事的流行正是这种敬畏感消失之后的替代补偿。关于民族的东西书写也较多，提到不少的少数民族，可谓民族神话的重述，用隔空对话的方式与民族英雄帕亚玛对话，虽然最终帕亚玛不复存在，是儿子眼中的幻觉，但是没遇见不意味着不存在。中西方民族神话都有涉及，西方人头马、马莉雅与西方圣母玛利亚。关于灵异和神秘的事物书写比比皆是，与帕亚玛的相遇，松鼠会与人对话，贝玛拥有三项超能力，马莉雅怀胎三月便产下男婴等等。

《姑娘寨》有作者不少的思索在里面，比如对未知的事物的一种敬畏感，但是很明显，文明社会里似乎没有未知的事物可言，更不必说那些神秘的事物了。小说写道：祭司和巫师都失去了职业，竟要为一个猴子举办一场盛大的祭祀典礼，甚至由此引发了一场巨大的瘟疫。在这样的荒诞中，作者对历史书写提出质疑。有论者指出：贾平凹、王安忆、余华、苏童、马原这一批作家，才是中国当代文学真正的起点，现代性得以真正确立的标志。关于现代性是一个长久的问题，小说对神秘边境的书写很明显带有一种现代性反思，是对存在的敬畏，对未知的敬畏也是对生命本身的敬畏。科学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陷入一种“对存在的遗忘”的状态之中，小说正是对存在的唤起。

作为50后的作家，马原的精神追求和写作目标与同代作家是一致的，追求的是19世纪的那种经典文学，这与60后、70后甚至80后等践行的20世纪小说观念是不大相同的。因此，尽管他的技法时髦而新奇，骨子里却是对经典作家的致敬与回归，是对现实生活虔诚而热切的拥抱，在现实关切方面就会更进一步。尤其是在主题的选择上，马原更有一种深切的现实关怀。他早期作品也不能完全归结于技术革命，内容上仍然有所关切，近期的作品将现实处理得更加得心应手，关于茶叶的外包装、关于借给艾札钱时的心里描述，都是值得品味的细节。再比如小说中对祭司巫师与封建迷信的关联，对政治意识形态规约的描写，甚至对特殊历史节点的提及，都蕴含了无限的深意。小说中绝无真正无意义的闲笔，一切的冗余和墨迹其实都经过作者精挑细选才得以出现在文本之中。

媒体称《姑娘寨》是先锋作家马原蛰居七年首次讲述秘境云南的故事，虽是蛰居，这几年的马原却一点不低产，有多部作品问世。《姑娘寨》似乎又回到早期的先锋手法，可这并不仅仅是简单重复，在经历社会几十年的沉浮甚至生死的考验后，马原的笔下包容的东西更为丰富和深邃。在先锋的同时，现实关注才是马原最终的落脚点。《姑娘寨》从某种意义而言是一部寓言，或者也可以称作喻世明言，他有最神秘的书写，最终指向的却是现实、社会以及每一位个体。马原近年来的创作题材不断扩充，努力实现技术与思想的双重突破。他的其他作品也可以拿来互文阅读，比如他的《黄棠一家》是一部深入现实的作品，小说反映当下中产阶层的生存状况，涉及官场、商界、疾病、婚姻等多种现实主题，是马原由先锋转向现实的作品。这部小说书写了时代震荡带给人们的伤痛，尤其反思了命运的荒诞性。无论什么样的笔法，都是马原对现实社会对人的存在的深度思索。

马原的写作也因对速度的追求使得质量有所折扣。除了《姑娘寨》，马原近年来创作了不少作品，如现实题材的《纠缠》《黄棠一家》，历史题材的《牛鬼蛇神》，儿童文学《湾格花原》《三眼叔叔和他的灰鹅》，通俗题材小说《唐·宫》等。但这些作品似乎都没有达到早期的轰动效应，按理说随着作家的成熟，作品会越来越好，但是不尽然。因为健康的原因，作家明显有与时间赛跑的意味，这种创作焦虑导致的结果就是作家的成果主要依靠量的堆积，自我重复不断，《姑娘寨》也很明显，不少的写作技法、故事情节以及所蕴含的主题，都有不同程度的自我复制。作家的产量与影响力成反比。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提及小说历史的终结问题，虽然提及具体的国家，但是却针对小说这一艺术本身。他提出小说并不会消失，小说的历史却停滞了，之后，只是重复，小说受到了简化的蛀虫的攻击。而当下有不少作家都受到这种简化的攻击，将小说的成就简化为量的积累，这种与时间赛跑的写作模式需要警惕。

当然，这种创作层面的瑕疵并不能掩盖其在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时至今日，先锋文学作为一段时期的思潮已经进入历史，渐渐消逝，但是其精神并未走远，文学的先锋性一直未曾消逝，潜移默化影响着作家的创作，即便是一些传统的作家，也会时不时挪用先锋文学的技法，因为文学说到底是艺术品，需要时时保持其艺术性，而先锋性正是作家们对文学的形式追求，更是艺术性的坚守。

参考文献：

[1]唐诗人.“恶魔性”与中国当代小说的先锋策略[J].当代文坛，2018（1）.

[2]张清华.当代小说：从精神病理学的方向看——由格非《傻瓜的诗篇》说开去[J].当代文坛，20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