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能如此“被授权”

文/林 零

岂能如此“被授权”

文/林 零

2011年2月25日《文汇读书周报》以《杜月笙为何不回大陆》为题刊登一篇奇文，并以编者按语形式作了如下声明：该文摘自中国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授权”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杜月笙传》中的部分章节，并称该书“真实还原了杜月笙生平行迹”。阅读之后，深感惊骇和不解：此文如此恶意攻击我们党，捏造事实肆意诬蔑、中伤一位重要民主人士，如此文字，却被这家《周报》作为信史推荐给人们，真是达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为了弄清究竟，笔者专门找来这部正在热售中的传记拜读，果不其然，在这部为当年“十里洋场”大亨、青帮重要头子写的传记中，对历史的偏见和歪曲比比皆是，如果说这样的出版物在台湾出版尚可理解的话，令人难以相信的是，我们的这家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大概被独家授权的“荣誉”弄昏了头，它在为向广大读者推荐这部传记而写的“广告语”称：它是“最权威、最完整的杜月笙传记，再现上海滩风云与民国恢宏历史”，是“奇人奇事、厚重、流畅、大激荡、大手笔”。真可谓媚骨肉麻，莫此为甚。难道这部传记真的如这家出版社所广而告之的真实到最权威、最完整的水平和程度吗？

时至今日，大多年长的中国人对杜月笙这个名字都并不陌生。正如有的学者所描述的：在旧中国的上海滩，像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出自于流氓无产者，无恒产，甚至没有固定的职业，但可以挥金如土，一呼百诺。他们没有什么高官显爵，而那些达官贵人、军政显要，见了他们仿佛都还矮了一截，趋奉唯恐不及。他们没有一技之长，而盛名远播，威灵显赫。尤其是杜月笙，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十里洋场”上，连蒋介石、帝国主义分子、租界当局也要“买”他的“账”。同是“闻人”，虞洽卿、王晓籁出名还比杜早，但却要看杜的脸色行事，有时还要借助他的声光。这段文字，大体上画出了旧中国特有的这种流氓帮会势力的“怪胎”，画出了杜月笙这个人物的特色。为这样的人写传，在台湾方面就有过不同意见，但他们本着“只要有真实材料，肯说老实话，任何人都可以写传”行事，尚可理解。遗憾的是，杜月笙“无文”，终其一生“没有信函日记等材料遗留下来”，“几乎找不到任何真接的文字资料”，所以这部传记只是靠杜身边门徒、亲戚、故旧等的口述。我们并不否认口述的史料价值，但仅靠口述写史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这不但因为年代久远而使记忆难以准确，使其真实性和全面性都值得推敲；而且还由于这些身边人物与传主的关系，难免会为“贤”者讳而有意隐瞒事实真相，更难免由于他们的历史偏见和政治立场，会歪曲和颠倒历史。正因为这些原因，在这部传记中，把这位极其复杂、多面，但又始终如一地作威作福于上海滩的人物，竟写成了温文尔雅、乐善好施、仁民爱物的“一代人豪”。这就值得我们思考和问一个为什么了。就连为该书作序者也说，书中“遗漏的、错误的或需要修正的地方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我们这边的出版社却不顾这一切，愣是拍着胸脯保证这是一部最真实、最权威的传记，这也可算是当今社会的一个奇闻了。

值得注意的是，当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杜月笙的亲友毕集香港，口述筹编这部传记时，他们把杜月笙的一生作了这样的总体评价：“杜月笙先生的一生，出身寒微，崛起市井，而正气磅礴，大义凛然，言重季诺，行似陶居。由平淡而臻于绚烂，够得上是一位多姿多彩的传奇人物。”这是他们编撰这部传记的指导原则，他们也正是按照这个预先设定的框框，把杜月笙包装成一个“仁民爱物，薄己厚人”、“友天下士，读古人书”的“完人”。这难道符合实际吗？我们并不否认杜月笙一生也有过赈灾、济贫一类的善举；他还没有完全泯灭国家民族的观念，还有一定的爱国思想。比如，在1931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他曾和史量才等组织抗敌后援会，支援前线，救护伤兵。随后又与史量才、黄炎培等成立上海地方协会，同情抗日救国运动，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多少唱了一些反调。后来还拒绝过日本侵略者的拉拢。他在晚年也向往过新中国。对于这些，我们并没有抹杀。但就杜月笙的一生来说，其基本方面是作为黑社会的代表人物，支持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不忠实于历史实际，有意隐瞒或歪曲历史，我们能够为这样的传奇故事击节称颂吗？

不妨举例说明。我们知道，1927年当北伐战争顺利进展之时，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悍然发动“四·一二”政变，恣意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把中国人民投入血海之中。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杜月笙主动请缨，充当了蒋介石屠杀工农群众的马前卒，也正是用革命者的鲜血进一步奠定了他在上海滩的显赫地位。这时杜月笙的反共反人民的立场是自觉的、鲜明的。在当时上海各大报刊出的他同黄金荣、张啸林联合的通电，就是他们颠倒黑白为蒋介石的清共张目的自供状。它写道：“寄生于国民党中的共产分子，贪苏联赤化之金钱，贿买无知识、无教育之工人，捣乱地方，无所不用其极，士不得学，农不负锄，工不入厂，商不居肆，女不安室，动辄游行，以加薪为条件，以罢工为要挟。……视地方公正之士，无绅不劣，无豪不土，……如有出面抗衡者，以反革命头衔，加诸其身。”还说：“是可忍，孰不可忍……共产党之流行病，势将传染于大江南北，不早消灭，蔓草难图，噬脐莫及。金荣等不忍坐视，急起募集同志，揭竿而起，斩木为兵，灭此共党凶魔。”他们还联合向记者发表谈话，气焰极其嚣张。杜月笙也因反共有功获得了蒋介石的奖赏，被委以国民政府少将咨议，后又被任为海陆空总司令部顾问、禁烟委员会委员 （杜本人就是以贩卖烟土、吸食鸦片而闻名，真是莫大讽刺）等职务，俨然成为蒋家“党国要人”了。对于这样一个事实，这部传记是怎样记述的呢？它确没有回避在蒋介石指使下，被时人目为“狼虎成群”的杨虎和陈群就在杜宅一起商议对付工人纠察队事宜；也没有回避他遵照蒋介石的旨意集结流氓地痞成立“中华共进会”，血洗上海工人纠察队，并在事先采用卑鄙的手段诱骗共产党员、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指使手下暴徒残酷地将其活埋等罪行。但这一切，在这部传记中都是在“蒋总司令扭转乾坤”、“忠党爱国”、“清党救党”的名目下加以大肆渲染的。在这里，他们确是不惜笔墨，做到了“大激荡、大手笔”。如果说他们做，是他们的政治立场使然的，但作为大陆的这家出版社又怎么能够把他们这样的渲染，都涵盖在“最权威、最完整的杜月笙传记”中加以推销呢？

众所周知，对一部传记作出“最权威、最完整”的评价，达到顶级的褒奖，起码是指它的真实性和全面性，而只有真实和全面，记述的传主才能给人以立体感和可信度。但是，在这部传记中隐恶扬善，以偏概全，颠倒是非，是不乏其例的。就以该书一再渲染杜月笙的善举来说，杜在这方面确不同于其他黑社会人物，从表面上看，他热心慈善事业，仗义疏财，出手大方，当年上海滩就有“黄金荣爱钱，张啸林爱打架，杜月笙会做人”的说法。这样一个人物是不是像该书所描述的是一个“大善士”呢？实际上，当时有人就对他热心慈善事业作过这样的评语：“既热衷于利，更醉心于名；既懂得以利求名，又善于以名贸利，利用救灾，既可以向官场四面八方伸出触须，又可以在社会扩大其影响”。真可谓入木三分。就拿他对付工潮为例，当时工人罢工斗争时有发生，如果遇到厂方和租界当局压服不了，往往就请杜月笙出来“调解”。而他的方法不外先是欺骗分化，劝说早日复工，此计不成，就假装好人，比如说，工人要求提高二元工资，资方只答应五角，他就会装出豪爽慷慨的样子：“好吧，我作主，再增加两角，这笔钱我先垫上，厂方如果不同意，我认了。”不管工人是否上当，他的“垫款”都会得到加倍偿还。事实上，在这位“大善士”外表的背后是残忍，且不说他的双手沾有革命党人的鲜血，仅举老报人徐铸成在他撰写的《杜月笙正传》中谈及的一件小事，就可说明这位“大善士”手段之狠毒，听来令人毛骨悚然：“他的第四个小老婆，家乡来了一个表兄，曾几次相会。有人向他告密，他不声不响，叫他的‘四大金刚’之一，硬把那个表兄拉到郊外，斩断了两条腿；把接送他们相会的汽车司机，用石灰弄瞎了两个眼睛；把这个四姨太幽闭在住宅顶楼一间小屋里，关了十几年。直到她的儿子1947年结婚时，经人说情，才被放了出来。被关闭时是一个青年少妇，关了近二十年，出来已是白发婆婆了。”这些在这部传记中自然都被隐去了。这位作者感叹说，这一段悲惨的故事，老上海大概都是有所闻的。我本来不想写，怕有涉及“隐私”或“人身攻击”之嫌，所以只谈了大概，要细细描写，可以写出一部十分动人的悲惨小说。作为素描，如果不简单补上这一笔，就像少画一双眼睛，少个鼻子那样，人物形象就不饱满，读者会批评我过于隐恶扬善，画面也是少立体感了。而我们的那家出版社呢，是不是也应该像这位作者一样想一想自己对读者应负的责任呢？

再看抗日战争时期的杜月笙，虽然他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也不像大陆这家出版社在出版说明中所吹嘘的那样，一味评功摆好。比如，在上海“八·一三”抗战的时候，杜月笙就和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联手合作，组织了一个所谓“上海别动总队”，后来改名为大家所熟悉的现代京剧《沙家浜》中胡司令一类的“忠义救国军”。他们借抗战之名，滋扰江南农村，后来就被利用作为在敌后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特务武装。开始，“总队”的最高统率机关，名为“军事委员会江浙行动委员会”，杜为主任委员，戴则以副主委兼书记长控制一切。杜月笙去香港后，就指定他的门徒参与其事。整个抗战时期，这支所谓的“救国军”，专门在江南敌后破坏新四军的抗日行动，祸害百姓，绑票勒索，其中一大部分先后公开投敌。像这种丑事，在这部传记中都作为杜的“业绩”加以渲染。而在大陆这家出版社的出版说明中，对此种种则讳莫如深。

前面提到的，《文汇读书周报》刊载的《杜月笙为何不回大陆》，是这部传记中最露骨地颠倒黑白、恶意中伤的文字。事实是：1949年初，章士钊作为南京政府和谈代表之一，来到北平，和谈破裂后，他毅然决定站到人民阵营一边，共襄新中国的建国大业。6月间，毛泽东、周恩来商请章士钊等南下香港，配合南方局争取程潜、陈明仁起义，实现湖南和平解放。他为此做了很好的工作，受到毛泽东的赞扬。9月，他作为民主人士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被推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像这样众所周知、明白无误的历史事实，在这部传记中却被诬蔑成对杜月笙曲意奉承，而章的行动始终受到中共方面派来的人的监视，最终以绑架方式被弄回大陆。如此不顾事实，颠倒黑白，失去了起码的做人的道德。而把这作为信史推荐给读者的这家 《周报》和对这部传记作全面肯定的这家出版社究竟又失掉了什么呢？是值得思考的。

在这家出版社的“广告语”中，认定这部传记再现了“民国恢宏历史”，这就更值得考虑了。《现代汉语词典》对“恢宏”一词的注解，是“宽广；广大；气度恢宏”，总之，是一个气势非凡的赞美词。按杜月笙从混世到发迹再到称霸一方，历经卢永祥、齐燮元、孙传芳、张宗昌、蒋介石几个不同时期，他都能一一依附，既效劳又利用，得心应手。这是旧中国最黑暗的时期，把这样的历史时期，称之为“恢宏的历史”，果真如此，中国革命又如何发生、又如何能获得胜利呢？以丧失自我来迎合他人，的确是走得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