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刀断水

杨永磊

我从小就没有过生日的习惯，一个人在外求学后也没给自己过过一个生日。小时候，一天中午，等我放学到家，母亲对毫无防备的我说，今天是你生日，但也只是吃个鸡蛋、吃碗面而已。

不光是我，父母也没有过生日的意识。尤其是父亲，生日过去几天了才说，面对我们的惋惜，父亲说过什么生日啊。年复一年，父母的生日就这样一次次错过，以至于我都记不清了。

越长大，越不想过生日，因为每过一个生日，就长大一岁，也就变老一岁，而我不想长大，更不想变老。我很小就意识到，有两件事情是极其残酷且无法改变的，那就是衰老和死亡，帝王将相到凡夫俗子，任谁都无法改变。所以古今中外的神话传说和文学作品，才会有那么多长生不老和返老还童的故事。我虽然喜欢看《西游记》，但却从来不相信长生不老这回事。

老家倒是有几个长寿老人。

留根伯，九十三岁了，走路还不用拐杖，耳聪目明，喜欢吃肉饺子，有事没事到集上割二斤肉，回家自己包饺子。

更须伯的老父亲，须发皆白，越老越像活神仙。一年四季，一身对襟衣裳，深陷的脸颊总是微笑着，颇有仙风道骨的气韵。

我外公的母亲，也就是我的老外婆。老人家慈眉善目，行坐都端端正正的。九十多岁时，脑子还一点儿也不糊涂。小学时，我每次去，老外婆必定把我揽在怀里，一下一下摩挲着我的圆脑袋。

再高寿，也有离去的一天。留根伯活了九十五，在生命的最后两年，身体说垮就垮了。更须伯的老父亲活了九十六岁，无疾而终，在睡梦中安详离世。老外婆活了九十八岁，离去的时候也很平静。

这几位长辈，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人无论活多大岁数，终究也要离开这个世界。一位朋友曾说，她大概七八岁的时候就知道了人一定是要死的，因此她难过了一天，捂着被子哭，我当时也体会到了一点儿。

但真正感受到死亡的残酷，是我十一二岁的时候。当时，三爷病得很重了。他没有成家，跟着我家过。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三爷完全不能进食，大小便失禁，喉咙眼里积满了痰。他想说话，但只能发出呜呜的杂音，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父母在一旁垂泪，我哭着握住三爷的手。三爷死死盯着我，拼命抓着我的手，可三爷的手已经没有一点儿力气和弹性了。

此时，人们反复说着三爷年轻时候的风光，说他别提有多英俊和潇洒，电影明星一般，头发梳得油亮，一身板正的中山装，走路带风，每次回家从不多待，在祖宗牌位前站一会儿，喝口水，在桌子上放下几块银元就走，只顾一心在外奔忙。

我在家人的讲述中，想象着三爷年轻时的模样，可看着病榻上奄奄一息的三爷，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的残酷。我体会到万念俱灰和回天无力的无助与痛苦。三爷去世后，我很长一段时间沉浸在悲伤和忧郁中。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突然想当一名作家，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表达出来，并让很多人知道——这真是一件特别幸福又特别厉害的事情。

于是，我在闲暇之余，都恨不得思接千载、神游万里，与古往今来的那些大作家对话，想象他们的世界。潜意识里，我发现时空是那么的浩瀚无垠，而人类又是那么渺小苍白，我努力学习，让每一天的光阴都踏踏实实的，我天真地以为，也许这样，就能阻止时间的脚步，让它慢下来。

只要我在家，父母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乖娃，赶紧出去玩吧，让眼睛歇歇，再看书真成书呆子了，以后连媳妇都找不来。我充耳不闻，依然手不释卷，让时间在玩耍中溜走，我觉得是极大的浪费。

思来想去，我感觉只有写作，才能给茫茫岁月留下印记。这样的想法，贯穿了我整个的中学时代。那时候，我以为自己洞悉了时间和生命的最大秘密，我感觉自己非常了不起，但当读到冯骥才先生的《夕阳照进书房》，才发现自己是那么可笑。

先生在文章中说：“怎样的事物才能真正地永存？阿房宫和华清池都已片瓦不留，李杜的名句和老庄的格言却一字不误地镌刻在每个华人的心里。世上绵延最久的还是非物质的——思想与精神。能够准确地记忆思想的只有文字。所以说，文字是我们的生命。”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简直想跳起来，仿佛在茫茫人海找到了知音，在漆黑的大海找了航灯。

很快我发现了自己这种想法的幼稚和局限性，因为老师给我们讲述了人生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我发现自己想通过著书立说的方法来过完一生的根本目的是想追求“不朽”，即所谓的生命的意义。让生命有意义有很多种方式，著书立说或者说“立言”只是其中的一种。而且著书立说从根本上来说是不能留住时间的，时间照样会在著书立说的过程中悄悄地、坚定地溜走。任何想让时间停住或者变慢的做法都无异于抽刀断水，注定是徒劳的，好比河流只会永远向前，即使在河流上修筑一座堤坝，河水也会改道或者漫过堤坝继续向前流去。

周涛先生在《捉不住的鼬鼠——时间片论》中曾对时间有过精彩的论述：“我一出世就沉没在时间里了，时间如水我如鱼。那是烟、雾、空气的包围，浑然不觉，如影相随。我几乎不能明确，是我拥有了它还是我正被它裹挟……有位诗人曾经妄图正视它，结果那位诗人哭了。他突然发现了一种强大力量的隔离，感到面对着一圈无形的墙壁无法穿越的痛苦。”饶是如此，我仍然想用具体的行为和事物去标记时间、度量时间，把时间打上自己特有的色彩和印记。记日记就是一种方式，尽管我知道这是自欺欺人，但我仍然乐此不疲。翻阅之前的日记，时光像会倒流，过去的日子仿佛重新过了一遍。我在小学的时候零星记过几年日记，上高中后开始一天不落地写日记，每天的心情，做了什么，听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都记得很详细，一天的日记往往有好几百字，相当于一篇小作文，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上大学。

想方设法增加生命的长度，也是对抗时间的一种方法——时间顶多能对抗，永远无法阻挡。但这种想法很容易让自己变成一个生命至上主义者。于是你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如何增加生命的长度上，到头来会发现，你除了让自己的生命长度增加了一点之外，几乎什么都没做。几年前我不明白这个道理。我生活的全部目的都在如何让自己保持最大程度的健康上，从而最大可能地增加生命的长度。我不抽烟，不喝酒，不吃油炸食品，不喝碳酸饮料，少熬夜，不动怒，每天运动，营养均衡，连大声说话都不敢——怕对心脑血管不好。时间一长，我发现自己正朝着神经质的方向一路狂奔。我有一万个“不敢”，没有一个“敢”，我变得像老鼠一样畏首畏尾。

当然，适度的“生命至上”还是有好处的，至少可以增加生命的长度，让自己多看一些风景，也就是说，多占有一些时间。占有的时间太少，无论如何是不成功，不圆满的。况且，不同的年岁有不同的眼界，可以看到人生不同的风景。追忆往昔，觉得很多时候的自己可爱又可笑。15 岁的少年，热衷于立志，“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经常想象自己眼前有千军万马在征战杀伐，而自己傲视群雄，睥睨天下。读大学后，开始做人生规划，豪言要在25 岁取得怎样的成就，30 岁达到什么样的高度。转眼间自己的25 岁到了，才发现几乎什么都没做，人生的四分之一就过去了，顿时有一种“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的感慨。想着自己接下来的几个四分之一也必然会不紧不慢地流走，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不禁悲从中来。

无论怎样打量时间，岁月毕竟不饶人。我第一次发现自己头上白发越来越多是在2017 年，当时我29 岁。过年回家，父母见到我，惊呼：你头上怎么这么多白发？上次回来的时候还没这么多！我说没办法，上夜班上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了。母亲给我拔了几根，看到白发太多，索性不再拔了。而我每次回家，都会看到父母比之前老了一些，脸上的皱纹越来越深，一言一行都透着老态。父亲比我大30 岁，母亲比我大26 岁，记得四五岁的时候父亲见到一棵树，纵身跃,就能摘下一片树叶。那时候父亲真年轻呀，身轻如燕，又孔武有力。想到这些，心里面的苍凉感无以名状。

真正的焦虑出现在2018 年，那一年，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三十岁了。三十而立，可我既未成家，也未立业，自己钟爱的写作事业也毫无起色，眼看着同龄人一个个发表了大量的好作品，心中的焦虑愈演愈烈。

白头发之外，我发现自己的额头开始出现细密的皱纹。在灯光下看不清，但在阳光下很明显。日常照镜子，或者走在路上，打量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发现自己跟他们确实不一样了。他们青春洋溢、朝气蓬勃，活力满满，在我眼中甚至带着一股稚气。而自己身上的赘肉越来越多，不努力锻炼根本减不掉。每年体检的时候，总有几项指标不正常，尽管自己已经很努力地控制饮食，并尽量保持规律作息。从2017 年体检的时候，医生说我有脂肪肝，以后每年都会说：小伙子，年龄越来越大了，饮食要越来越清淡啊！

35 岁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龄，可以说是人生上的一个分水岭，狭义上的青年与中年的分界线。而我明年就35岁了。很多的大人物都是35 岁之前就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奠定了一生事业的基础：巴金写出“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家》的时候，才27 岁；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时候35 岁；李政道更年轻，与杨振宁一起获奖时，才31 岁。看看自己，想想他们，心中常常会涌起无力感。但无力过后，又激发起无限的奋起直追的勇毅。

胡安·鲁尔福说过一句让我印象很深刻的话：“夹在一大群人中间赶路，我从没感觉到生命流动得这样慢，人生是如此残酷；我们就像一大团层叠在烈日下的虫子，在这尘烟中扭动着身躯。这尘烟把我们所有人困在同一条道上，胁迫着我们前行。”我们每个人都处在时间和历史的尘烟中，处在芸芸众生中，无法挣脱。即使到了外太空，仍然处在时间和历史的裹挟之下，就算这样，我们也不能停下追逐理想、信任的脚步，唯有如此，人生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