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金莲小说创作中女性意识的嬗变

庞雅月

作为一名女性作家，马金莲对于女性有着天然的关怀，其小说创作也多使用女性视角。坚守现实主义道路的她一直密切注意着当下女性的生活和命运。从早期的乡土书写到近期的都市书写，塑造了一系列鲜活的女性形象。以时间为维度，马金莲的女性意识呈现出一条明显的变化轨迹，从最初对命运逆来顺受、无意识地接受男权社会封建压迫的农村回族女性，到企图掌握自己命运、争取幸福的农村回族少女，再到对都市女性的生存状态的反思，马金莲的女性意识在创作中逐渐觉醒、发展并走向成熟。

一、对封建压迫的无意识接受

马金莲的创作是紧紧扎根于大地与生活的，因此她的小说创作大多都是围绕自己所生活的农村，即她笔下的扇子湾。马金莲早期的乡土小说创作中直面了回族农村妇女的苦难，细致描摹了生活中对于女性的种种压迫，以及在生活压力之下农村回族女性内心的血泪。马金莲在小说中塑造了一批典型的回族农村女性形象，这些农村回族女性缺乏独立的人格，在乡村封建伦理道德和宗教思想的压迫下蜷缩于逼仄的一角，艰难地生存。她们勤劳、能干，却思想保守，安于当下，即便心怀忧虑，也没有勇气反抗，不敢挑战陋习。她们选择留守在家庭，为家庭牺牲自己的一切。

首先，独立人格的缺乏，在小说中主要表现在婚姻自主的缺乏与教育权的剥夺。在马金莲早期乡土小说中，女性需要依托男性获得自身存在的意义，以及在农村社会中安身立命。婚姻对于农村女性而言是一生的头等大事，这片乡土大地上女性的婚姻仍旧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主导。这些青春洋溢的少女对爱情有着朦胧的理解与期待，但她们不被允许追求爱情，甚至是表达自己的情感。《尕师兄》里姑姑、姐姐和“我”都对尕师兄心怀好感，但受制于乡村道德规范对女性的约束，无论是姑姑、姐姐还是“我”自始至终也没有表达自己的心意，三个女孩的婚事由爷爷全权定夺。最终姑姑被爷爷嫁给了一个从未见过的男人，姐姐则如愿被嫁给了尕师兄。

对于农村的这些回族少女而言，有情人终成眷属终究是少数。她们更多的是带着恐惧与忧虑，被父母或是兄嫂嫁给一个从未见过面的男人。《离娘水》中，海澈25岁还没有嫁出去，成为一个“说出去都丢人”的大龄剩女。她与跛子的儿子在打水的时候互生情愫，在跛子的儿子定亲之后，她的这份恋情也无疾而终。最终，海澈被自己的哥哥和嫂子以3万彩礼的价格，嫁到远离家乡的贫穷张家川。《绣鸳鸯》中姑姑和卖货郎产生了爱情，姑姑甚至怀了他们爱情的结晶，但随着卖货郎的不辞而别，姑姑也不得不面对未婚先孕的事实，最终姑姑将孩子生下，对外宣称是嫂嫂的孩子，自己则被嫁给了跑了女人的王天福。

同时，受到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大多数人还持有女儿读书无用的想法，这些农村少女也往往轻而易举地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马兰花开》中的马兰，《四儿妹子》里的四儿，《金花大姐》中的金花，她们都在农村临近适嫁的年纪辍学。然而这些少女多少还受过教育，扇子湾中还有许多少女仍处于文盲的状态。文化的缺失使得她们没有任何想法和能力去摆脱自己的困境。即便这些少女明白自己接下来的命运，内心有着无限的纠葛、苦闷与对未来的惴惴不安，但她们仍和自己的奶奶与母亲一样不会选择反抗，而是带着满心的苦涩忧愁，与父母定下的男人定亲结婚，无法逃离命运的牢笼。

其次，这些女性只能在传统的压迫以及他人的凝视下隐忍默泣。马金莲笔下的女性不存在自身独立的个性，她们的个体被掩盖与消失在传统伦理所规定的“好女人”形象之下。《马兰花开》中，马兰来到婆家，处处留心，时刻谨记母亲对自己的教导，生怕弄出笑话，惹得婆家脸上无光，娘家遭到耻笑。《碎媳妇》中雪花新婚第二天便早早起来四处洒扫，“向无数的眼睛显示自己是一个勤快能干的媳妇”。雪花在面临生产时，仔细洒扫自己的房间，因为女人生孩子就是走鬼门关，万一在生产过程中不幸去世，那么附近的人都会来“送埋体”，所有的人都会看着她生活过的地方，一旦房间脏乱，就会成为笑柄。马兰和雪花出嫁后在行为上如出一辙，展现出父权社会对女性行为的强力规训。

傳宗接代的压力更是让这些农村女性在精神上备受折磨。对于以血脉维系关系的农村而言，儿子意味着血脉与家族的延续。在马金莲的小说中，女性往往需要依靠生儿子来确定自己在家庭中的位置与价值。《碎媳妇》中雪花头胎生下了女儿，这也意味着她在婆家再也无力撼动一连生了两个男娃的嫂子的位置。《赛麦的院子》中赛麦的母亲一连生了七个女儿，从而沦为全村人的笑柄，只会生女儿不能生儿子给夫家传宗接代的女人，那就“不算女人”，是丢人的“丑事”，因此被所有人嫌弃、谈论。而母亲只能独自一人在黑夜里哭泣：“母亲的哭声像夜半游荡的孤魂，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悄然响起。”

在这些作品中，马金莲认可这些农村回族女性面对生活苦难时所表现出的勤恳、隐忍与坚忍，对她们的苦难流露出深切的同情，但与此同时她并没有摆出批判的姿态，也没有提出质疑。《碎媳妇》中雪花对于习俗的遵守，对于城市以及违背传统的女性的鄙弃也无不证明马金莲对于回族传统习俗与文化的一种认可。与其说这是对这封建思想的一种主动的默许或是赞同，不如说是对于民族文化的一种潜意识里的朴素认同。此时的马金莲刚登文坛不久，在创作方面仍旧处于摸索阶段，这段时期她更倾向于描摹自身周围的世界。因此，她在访谈中也承认：“无论如何都不会成熟到去考虑自己拿起笔写点文字的初衷，和需要承载的意义，我更对文学没有产生过什么宏大的梦想。……不是写苦难有什么过错，问题在于我的笔触不够深入，远远没有挖掘出苦难背后的东西，仅仅浮于讲故事的层面，情节深处那些人性中闪光的鳞片，或者需要批判反思的病垢，都是需要往更深处开拓挖掘的。”

二、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发展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前进，以及自身所处环境的变化，马金莲的小说背景不再是单纯且封闭的农村。她本能且敏锐地察觉到现代生活对于乡土社会的侵袭，并开始书写经济发展下农村大地的震荡。如果说一些“80后”作家是直面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之后城市的光怪陆离，那么马金莲笔下的则是在城市与现代化浪潮的一波波冲击下，传统农村社会的分崩离析。眼界的拓展与生活阅历的增加，让马金莲在延续早期对回族农村女性的苦难关注的同时，开始产生对于回族农村女性的生存状态产生了质疑。在这一阶段，马金莲笔下的女性不再是一味地遵循古老传统，无怨无悔地为家庭奉献一生，而是尝试改变既定的命运，寻求转变。BE581818-7CF3-4D50-8033-C7AA6A86228E

女性意识的萌发让马金莲塑造了一些具有“娜拉”意味的女性形象。《舍舍》中舍舍在经历了丈夫意外亡故、娘家和婆家争抢丈夫的赔偿金之后，没有选择为了孩子忍气吞声，继续留在婆家，而是毅然决然地抛下孩子离开农村前往城市。《离娘水》中的圆女，她的命运同前人一样，草草地上过几天学，就辍学回家务农，17岁就被家人嫁给一个比她大11岁的男人。圆女的丈夫是个窝囊男人，被欺负也不敢找人理论，圆女一家的日子越过越糟，因此圆女撺掇丈夫一起去新疆，在新疆将丈夫和孩子扔下，一个人独自离开。

同时，一些农村女性也开始尝试争取婚姻的自主权并主动追求幸福。《花姨娘》中的花姨娘在村里出了名的俊，自她17岁开始，提亲的人络绎不绝，其中不乏传统观念里的“金龟婿”。但是花姨娘没有听从父母的安排，而是顶住压力，选择和没钱、没本事的孤儿喜喜子在一起。出嫁前夜，花姨娘询问自己的三个姐姐：“你们对自家的男人满意吗，他们是你们心里一直想要的那个人吗？”花姨娘对于幸福的追求并不止步于对婚姻的自主。当喜喜子意外瘫痪，花姨娘选择离婚离开农村。为了追求想要的生活，她反复结婚、离婚。花姨娘在迷茫中义无反顾地探索着一条之前的女性从未走过的道路，但代价同样是惨痛的。花姨娘的做法在封闭保守的农村可谓惊世骇俗，气死了自己的父亲，不被亲人理解，被乡里乡亲所指责。最后在三次失败的婚姻之后，花姨娘精神失常，最终死在家中。花姨娘的遭遇无疑是一次失败的出逃，觉醒的自我意识和反叛精神让花姨娘有勇气改变命运，但却仍然无法摆脱父权社会的压迫，她的逃离只是从一个牢笼进入另一个牢笼。

此外，在现代化的影响下农村社会的结构逐渐被破坏，与此相匹配的农村传统伦理关系同样也开始瓦解。在马金莲早期的小说中，农村的家庭结构依旧是“男主外，女主内”，男性外出打工，而女性留在家里打理家务。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使维系乡村的人情伦理关系开始逐渐被金钱关系所取代。但在此空隙间，农村女性也逐渐有了出去工作、争取经济独立的可能。经济独立是女性追求人格独立的重要前提，鲁迅曾在《娜拉走后怎样》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女性获得经济独立权的重要性。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认为：“我们过去所见降临在女人身上的咒言是她们没有在社会中从事任何事业……她一步步地计划去具体证实她的独立地位，在追求的过程中她开始尝试去感觉所负的责任和握有的财产权利。”

《人妻》中腊冬梅一家到青草镇做生意。出去做生意挣钱的主意并非来自腊冬梅的丈夫苏龙，而是腊冬梅极力争取而来。腊冬梅的馒头铺是她一手撑起来的，也是腊冬梅家唯一的经济来源。对经济权的掌握让腊冬梅在家中逐渐获得了主导权。苏龙开始事事征求腊冬梅的意见，不敢大声和她争辩。当腊冬梅发现丈夫出轨之后，可以冷静且理智地选择离婚，并分割孩子和财产。在《人妻》中，腊冬梅希望丈夫能帮自己分担一些工作，并心想：“好像我们女人就应该伺候你们男人，你大男人戴着围裙帮女人上锅灶咋啦？难道把你男子汉的身份给降低了？”这无疑是对一直以来主宰家庭的夫权的一种否定。

在这一时期的创作，马金莲的女性意识觉醒并呈现出一种逐渐发展又摇摆不定的态势。一方面她笔下的女性不再是顺从的玩偶，尝试逐渐掌握自己的命运，并开始与男权世界对抗。但另一方面从马金莲仍旧处于一个比较迷惘的状态。《花姨娘》里面对疯掉的花姨娘，她借由“我”之口问道：“可是，真的是报应吗？这样的报应，凭什么要降临？花姨娘她凭什么要被报应？这一路走来，她除了挑选想要的男人和生活，她没有多坏呀，她有错吗？难道一个人选择自己渴望的生活方式，就错了？”受传统思想以及宗教思想的影响，马金莲对于女性婚姻的态度依旧偏向保守，《人妻》里腊冬梅在提出离婚之后想：“自己呢？带着娃娃过，日子会好过吗？要是再往前一步，谁知道遇上的男人又是啥样的？……难道还能再离婚，再嫁？”同时對于女性走出家庭之后会如何，马金莲也缺乏认识，小说往往在这些女性离开家庭后戛然而止，而没有再具体描写她们离开家庭之后的境遇。这些脱离农村的女性也并非走向真正的独立自主，她们大多是“换了一个有钱的婆家”，实际上仍旧是处于男权社会的思想牢笼中。同时在思想上马金莲仍未摆脱传统的影响。尽管她肯定了这些女性的行为，但在此时期她还是展现出了向传统生活靠拢的倾向。

三、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反思

近几年来，马金莲的小说创作焦点逐渐从焦苦的乡土大地转移至高楼林立的都市大厦，并在创作上呈现出一种转向。随着现代化与城市化步伐的加快，曾经的山村正慢慢消失，农村人口也随着政策逐步搬迁至城市居住。马金莲深刻地意识到乡村的衰落以及城市文明对农村文明侵蚀的不可逆转。故土的消失和环境的变化让马金莲不论是在客观上还是主观上都必须寻求改变。这段时期马金莲对于女性的关注呈现新的特点：她开始聚焦于女性的内心世界，并对当下女性的生存状况进行反思。

在马金莲近期的创作中，视角已然从童女转变为成年女性。在她的早期创作中，童女视角占据绝大部分。但随着马金莲在创作上的不断拓展，童女视角越来越难以满足马金莲日益增加的写作需求。成年女性视角的使用，让马金莲对于女性内心的挖掘，姿态从他者的观察转变为自我的审视。《良家妇女》书写了一个已婚妇女一次隐秘且无疾而终的精神出轨。苏于因女儿的生病而住进医院陪护，在与三床的男人交谈的过程中，苏于逐渐被男人所吸引，但很快她便察觉到了自己的状态并尝试把心收回来，做一个“局外人”。但当苏于发现男人调转目标开始讨好二床的女人时，却忍不住吃起醋来。在冷眼旁观男人与二床女人的互动时，苏于的内心在欲望和道德之间反复拉扯，她欣赏这个男人，他的气质、身材都激起了苏于早已埋藏在心底对于爱情的幻想。但理智又将她从危险的边缘拉回来。最终，苏于守住了自己的底线。《雾》中的“她”已经是个年过四十的女人，身为“中年女人”的自觉，让“她”在外在的行动上保持一种从容和气度，而其隐秘的内心却始终因思念自己曾经的恋人而备受煎熬。马金莲在小说中尝试剖析与揭露已婚妇女的内心世界，展示出在平淡的生活与外表下，她们内心怀着对美好爱情热烈的渴望与追求。BE581818-7CF3-4D50-8033-C7AA6A86228E

在马金莲近期的创作中，小说温情的外壳有所碎裂，露出了其残酷的内核。有学者认为，马金莲的创作主题已然转为“伤害”文学主题的表达。马金莲在关注女性内心的同时，也在观察着女性生存的环境与生存困境。

《我的姑姑纳兰花》以纳兰花侄女赛赛的视角，书写了纳兰花绚烂的生命是怎样被两个男人一步步推向深渊的过程。年轻的纳兰花因为初恋王润玉的食言，在愤怒之下嫁给了张大为。在农村人眼中，纳兰花是“飞出鸡窝的金凤凰”，村庄中所有的人，包括当时还年幼的赛赛都认为纳兰花的生活就像童话中的公主。这段婚姻表面上看起来幸福美满，实际上张大为是一个多疑善妒、武断专制的人。他一心认为纳兰花与其他男人有染，尤其是和初恋王润玉有扯不清的关系，因此日日对纳兰花语言侮辱、拳脚相加，自知辩白无用的纳兰花只能沉默着接受丈夫的暴力。王润玉的出现让纳兰花重燃了对爱情的渴望，然而王润玉为了自己的仕途，再次背叛了与纳兰花的誓言，最终将纳兰花推进了深渊。马金莲以往的创作中并非没有对家暴的描写，但在早期的小说中，故事的结尾往往会有一个温情色彩的结局。然而《我的姑姑纳兰花》却将生活中真实的残酷直接展示出来，在小说的最后，纳兰花不堪忍受这样的生活选择割腕自杀。《我的姑姑纳兰花》是马金莲在探索女性生存困境上的一次新的尝试。张大为以夫权控制着纳兰花的人身自由，用言语上的暴力摧毁她的自尊与个人意志，以肉体和性的暴力摧残她的肉体。逃离乡村和经济的独立并未让纳兰花获得自我的独立，现代文明的发展并没改变女性的生存现状，在男权社会的规则与威压下，女性根本无力反抗，家庭和婚姻依旧是束缚女性的枷锁。

如果说《我的姑姑纳兰花》表现的是实际的肉体暴力与精神摧残，那《化骨绵掌》便是描述在男权社会下对女性的精神阉割。《化骨绵掌》中的苏昔面对多年未见的老同学的邀请，欣然同意参加同学聚会。苏昔回到家，女性的爱美之心与虚荣心让她想将自己好好收拾一番再去参加聚会。然而当她的丈夫老王知道她要去参加同学聚会时，便迅速开始刨根问底，并表示反对。在两人无声间的交锋中，最终苏昔败了下来，她拒绝了邀请，并将所有的化妆品扔入垃圾桶，再也不轻易参加任何聚会。相较于《我的姑姑纳兰花》中对于家暴惊心动魄的描写，《化骨绵掌》中苏昔与老王没有任何激烈的交锋，却处处透露出窒息和压抑感。尽管老王对苏昔没有任何肢体上的暴力行为，但他仍然没有将苏昔视为一个拥有独立人格的“人”，而是理所应当地将苏昔视为自己的所有物，在无声中控制苏昔的活动。苏昔在和老王交锋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已经被老王用“笼嘴套住了”。而且不仅仅是老王，给她打电话的董同学，甚至苏昔自身都在做同样的行为。这“笼嘴”是一种无声无形的规训，它逼迫女性放弃对自身的追求和权利，心甘情愿地套入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规范标准，当一个“贤妻良母”。苏昔发现了这一事实，但苏昔没有就此屈服。在小说的结尾，当老王质问她为何要离婚时，苏昔回答道：“我是女人。”

马金莲近几年的创作中，思想的深度和题材的广度上都有了巨大突破，女性的形象也更为丰富。这段时期其笔下的女性已然拥有了自己作为女性的认知，并展现出自身的欲望与追求。同时，马金莲对当下社会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困境都有了更为深入的观察与思考，马金莲保持了她一贯温情的写作风格，她对于男性和男权并未采取一种激烈对抗的态度，而是用近乎白描的手法将女性的苦难、挣扎直白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挖掘在男权社会下女性的个体悲剧，探寻女性的出路。

四、结语

马金莲是一位有悲悯情怀的作家，她的创作自始至终都有一种温情的氛围，因而在马金莲的小说中很难看到两性间激烈的对立和反抗。她一直深切关注着女性的苦难，女性意识的觉醒，让她逐渐从经验式地描摹农村回族妇女生活中的悲苦和这悲苦之下无声的啜泣，到主动去思考、去反思当下女性的生存状况，探求造成女性苦难的原因。但无论是哪个创作时期，马金莲都关照着这些位于社会底层，无法反抗也无力反抗的女性，她们想获得自我的独立，却又无法摆脱男性的控制和对男性的依赖，马金莲以温情的目光注视着她们，书写她们当下的生活境遇与心路历程，并从自身经验出发，怀着强烈的同情探索和反思当下女性的生存道路。

（湖南大學中国语言文学学院）BE581818-7CF3-4D50-8033-C7AA6A86228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