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拯救了自己的灵魂——敬悼喻权域先生

文/方闻

他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敬悼喻权域先生

文/方闻

2008年在《中华魂》杂志举办的新春座谈会上喻权域发言

有一段时间了，很少看见喻权域先生的新作。作为一个爱读他的著作，从中获得许多教益的读者，每当遇到思想界争论某些重大问题，我总不由会想，喻先生怎么没出来发表他的高见呢？后来，大约是2007年，在网上读到他的一篇文章，里面讲到，他自己已经病了一年多，一旦身体好转，还要写东西，披露历史的真相，拆穿流行的谎言。心里不禁有一种悲怆之感，同时也暗暗企盼他早日康复，健笔如昔——在医学昌明的今天，这并不是多大的奢望。没想到，2010年8月的一天，竟然传来了他过世的消息。

最早知道喻先生的名字是1995年左右，在北京大学昌平园的图书馆里，不记得由于什么样的机缘，偶然读了他的《论“三个时间差”——与两代人谈社会主义》。这类书，很容易写成八股，枯燥乏味，令人掩卷；但他的笔下，却没有丝毫教条气息，而是陈言大去，新见迭出，论证有力，加上文风生动活泼，气势淋漓酣畅，不仅益智，而且移情，一读之下，即诧为难得。更让我惊异的是，书的扉页上有北京大学老校长陆平的签名，那是他自费购买送给图书馆的。在中国，凡是了解一点“文化大革命”历史的人，恐怕都不会不知道陆平——聂元梓等人轰动全国的大字报 《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让他真的可以说是名满天下。当时心想，老校长受过那么大的冲击，晚年还如此执著于自己的理想，称得上“生死以之”了；后来，我又知道了喻先生的“右派”经历，两相联系，唏嘘不已。又过了若干年，见到带头造反的 “革命干将”聂元梓的回忆录，请来作序的人竟是自言对马克思主义早已 “从追求到幻灭”的王若水；而与晚年的喻先生对垒的，又不乏曾经 “左”得出奇并因此红得发紫的人。历史的讽刺，宁有逾于此者？

从此，我开始留意喻先生的文字。他最近20年公开发表的作品，不管是《人权问题纵横谈》这样成本的著作，还是报刊杂志上的文章，我大体都拜读过。喻先生先后供职于新华社四川分社、《半月谈》、《经济参考报》、《人民日报》、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工作变动频繁，关注的问题也颇为广泛，从新闻、经济、政治、人权到历史和法律，在众多领域，他都发表过引人瞩目的意见。喻先生自谦是“浅薄而不狂妄”的杂家，但他的文章却很少肤泛之谈，常常以独到的观点、严谨的逻辑、扎实的材料令人折服，例如《世妇会报导对新闻传播学的启示》、《俄罗斯的忧郁还漫长》、《中共党史的主体应该是什么？》、《为人民服务，还是“为纳税人服务”？》，就都是充满真知卓见、言人所不能言的力作。

世事难料，在社会科学领域，进行预言是十分困难的，而见微如著的能力，也因此最能体现一个人的才学与识见。1996年，我在《高校理论战线》上看到喻先生的《访美归来更有信心》一文，他指出，西方的财政金融危机已潜伏多年，并在加速发展，找不到出路，总有一天要爆发。美国财政年年有大量赤字，靠增税和借债弥补，企业负债累累，老百姓则用分期付款方式买房、买汽车、交学费，欠银行巨额债务。美国和西欧都是在“花儿女的钱”，“吃下辈子的饭”。文章的结论是：“不出十五年，西方经济必然要出大问题。”他建议，中国“要早作准备，预防‘美元崩溃’和‘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在那个年头，中国学术界的主流异口同声，几乎一致认定，美国与西欧形势一片大好，走西方的路是中国的不二选择，而负债消费正是一种最先进的思想理念。坦白讲，对于喻先生这番石破天惊的宏论，我当时也是将信将疑，疑多于信。经历了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之后，在《喻权域文集》中重睹此文，才恍然于先生的料事之明。收入文集的另一篇文章《退休金需要社会化》，同样让我产生这种感觉：早在1984年，喻先生就敏锐地看到，“企业单位的职工年老退休了，现在是由他所属的企业支付退休金和医疗费用。新建不久的企业很少退休职工，这笔开支不在话下。老企业的退休人员多，这笔费用渐渐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这个问题越往后越难办，怎样解决呢？理想的办法是退休金社会化”。他特别强调，“时不我待，如果现在还不开始研究这项事业，恐怕就迟了”。不幸的是，他的这个建议未获采纳，退休金社会化果然就搞“迟了”。至于后果如何，现在已经不用多说：20世纪90年代末大量国有企业因不堪重负而破产，数以千万计的工人“下岗”，不知多少家庭深陷困顿。回过头再来看这篇小文章，在增加对喻先生的钦佩之情的同时，也不能不扼腕长叹。

然而，最使人难以释怀的是，昔日那些声嘶力竭为西方经济大唱赞歌的“高参”，如今仍在侃侃而谈，挥斥八极，风光不减当年，只不过摇身一变，改为给金融危机开药方而已；而喻先生则在备受冷落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我特别留意了一下，两个多月以来，各大报刊连一则简短的讣闻都没有。语云：“曲突徙薪亡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汉书·霍光传》），岂即此之谓乎？

生前寂寞，身后萧条。也许，喻先生早已将这些置之度外。他关心的不是个人的进退，一己的荣枯；而是国家的安危，生民的休戚。梅林在《马克思传》中这样讲过：“无疑的，马克思之所以无比伟大，主要是因为思想的人和实践的人在他身上是密切地结合着的，而且是相辅相成的。同样无疑的是，在他身上，作为战士的一面是永远胜过作为思想家的一面的。”“在我们的时代，我们有着触目惊心的体会；那些用了30年整至40年的时间，来专心考究马克思著作中的每一个逗点的一本正经的研究者们，本来到了可以而且必须像马克思那样行动的历史时机，都只是像风信标那样，吱吱哑哑地绕轴自转。”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可这些话就像在描述今天的情形：我们已经见惯，多少饱读马克思著作的人，在历史的重大关头选择了叛卖，成为识时务的俊杰；而喻先生是记者、编辑、学者，更是坚贞不渝的战士，为了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不管多么“不合时宜”，毫不犹豫地加入一场场众寡悬殊、以少对多的论战——收入文集的《不能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塞进我国宪法》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见证。

在谎言当道、真理蒙尘的时候，有多少人选择了三缄其口、袖手旁观，多少人选择了随波逐流、顺风转舵，多少人选择了背弃信仰、反戈一击。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喻先生坚如磐石，无畏地固守真理，大声地宣扬真理，为此，他舌敝唇焦地说，手不停挥地写，直至一病不起。面对汹涌而来的不公不义，喻先生没有躲闪，没有退让，他拍案而起，仗义执言。如今，他不幸去世了，我们可以借用马克思引述过的一句 《旧约全书·以西结书》中的话：“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喻先生不是随风摇摆的小草，而是屹然挺立的大树，在这个平庸鄙俗的年代，为世人树立了一个高高的标杆。总有一天，历史会用大字，记下他的姓名、他的著作、他的思想和他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