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专题系列讲座之十

文/刘仓

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专题系列讲座之十

文/刘仓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也是新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所谓伟大转折， “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①

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为什么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在此之前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什么，在此之后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又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使这种转折成为必要与可能？

1.实现伟大转折的必要性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是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严重失误。粉碎 “四人帮”以后，是继续 “文化大革命”的做法，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改弦更张，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如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这是中国共产党亟待解决的中心问题。

1977年2月7日， 《人民日报》、 《解放军报》和 《红旗》杂志发表题为 《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在 “两个凡是”方针的指导下，党的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工作都受到限制。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大，虽然对揭批 “四人帮”起了积极作用，但仍然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强调要坚持 “以阶级斗争为纲”，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中，最终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这表明，党的工作重心并没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中共十一大召开期间，许多同志对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提出异议，聂荣臻还针对 “两个凡是”的方针，提出要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这些意见没有被政治报告吸收。1978年5月11日， 《光明日报》发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发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5月18日，在中央召开的部分宣传和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上，这篇文章被指责为 “实际上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思想”。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指示中宣部对这场讨论 “不表态”、 “不介入”，实际上阻挠和压制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1976年10月12日，胡耀邦提出： “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②其中前两条都是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表示要为反对 “四人帮”的人平反，但 “凡不是纯属反对 ‘四人帮’，而有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或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绝不允许翻案”。③这为平反冤假错案限定了范围。比如，中组部对 “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等错案复查时，受到中央专案领导小组的阻挠。理由是，这些大案都是毛主席定的，不能翻！

可见，由于党的指导思想没有根本改变，致使党和国家的工作经历曲折。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是历史的任务。

2.实现伟大转折的可能性

虽然由于历史的惯性，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失误，但是，在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的努力下，许多方面超越了 “两个凡是”的限制，为实现伟大转折提供了可能性。

粉碎 “四人帮”后，在叶剑英、陈云、王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下，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这增强了中共中央把握正确方向、驾驭复杂局势的能力。

当 《学好文件抓住纲》这篇社论发表以后，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就多次表示： “两个凡是”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他们还明确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认为这实际上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 “成为实现党和国家历史性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④在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6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和指导思想。

1977年10月7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 《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文章，明确提出平反干部冤假错案的问题。1978年9月20日，胡耀邦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 “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两个不管”与 “两个凡是”针锋相对，推动了落实干部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开展。到1978年7月，按政策分配和安置中央国家机关干部5344名，占中央和国家机关53个单位原有待分配干部的87.2%。一大批被打倒的中央和地方领导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 《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的请示报告》，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到11月，全国各地摘掉 “右派分子”帽子工作宣布结束。这为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创造了条件。

3.实现伟大转折的共同基础

粉碎 “四人帮”以后，党和国家相继召开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 （1978年6月）、国务院务虚会（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全国计划会议 （1978年9月6日至11月3日）、中央工作会议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6日），在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取得突破；重申了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党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这需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封闭或半封闭状态，转到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资金，大胆进入国际市场的开放政策上来。中共中央领导层在这些问题逐渐形成共识，为实现伟大转折奠定了基础。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 “文革”结束以后，是“两年徘徊”。这和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讲的 “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不一致。前一种观点侧重 “徘徊”，后一种侧重 “前进”。后一种观点更准确。

粉碎 “四人帮”以后，党领导人民群众开始了拨乱反正、向现代化进军的新长征，做了许多工作，如揭发批判 “四人帮”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反革命帮派体系和 “三种人”；恢复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工作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活动；推倒教育战线上的“两个估计”，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推倒文艺战线上的 “黑线专政论”，一大批电影、戏剧、小说等文艺作品重见天日；召开科学大会，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劳动者，等等。

历史表明， “文革”结束后的两年，是 “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是解放思想、发扬民主、拨乱反正、改革开放酝酿和起步的两年，这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转折做了准备。邓小平指出： “粉碎 ‘四人帮’以后三年的前两年，做了很多工作，没有那两年的准备，三中全会明确地确立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是不可能的。所以，前两年是为三中全会做了准备。”⑤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

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关头，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这次全会对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政方针作出了政治决断和战略抉择，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新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1.全会批判了 “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要求准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全会指出：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⑥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⑦邓小平指出：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制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思想路线是什么？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坚持毛泽东同志说的实事求是，坚持毛泽东同志的基本思想。”⑧

2.全会果断地停止 “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

全会同意中央政治局的决策，及时地、果断地结束揭批林彪、 “四人帮”的群众运动， “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⑨全会强调，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决不允许损害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政治局面。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56年9月，中共八大提出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心任务。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 “左”的思想逐渐发展。1958年，中共中央号召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生产革命和技术革命上来。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又发生动摇。 “文革”时期， “以阶级斗争为纲”取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曾说： “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 ‘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结束了两年徘徊中前进的局面，而且作为新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被载入史册。

3.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途径。

全会指出： “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 的革命 。”

1957年2月，毛泽东在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阐述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学说，为体制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1956年到1957年，党和政府曾集中精力探索体制改革问题，并制定 《国务院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 （草案）》等文件，在所有制结构、经济运行方式、企业管理体制、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方面作了探索。随着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错误的发生，经济体制改革举步维艰。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的基本政策，要求根本改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全会要求： “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这就规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禁运政策，中国主要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搞经济合作，同西方国家的经贸往来居于次要地位。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贸关系有所发展。但总体来说， “文革”时期，中国一度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中国打开外交新局面，为实行对外开放创造了条件。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对外开放政策，无论在开放的广度、深度上，还是在政策的持久性与连续性上，都是过去无法比拟的。

邓小平指出： “从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确定了我们的根本政治路线，把四个现代化建设，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主要是改革和开放政策。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从这个意义上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的伟大转折点。

4.全会讨论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关系，开创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新思路。

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就需要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邓小平指出： “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

全会基本做到畅所欲言，直言不讳，简报也有闻必录，印发及时。正因为如此，陈云在评价这次会议时指出，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真正实现了毛泽东所提倡的 “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对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对于党内安定团结，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全会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没有民主和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开拓了新路，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伟大转折点。

5.全会调整了中共中央领导班子，标志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形成，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组织路线。

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全会闭幕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有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由于会议否定了 “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汪东兴在全会上做了书面检讨，提出辞职请求，并在1980年2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得到批准。华国锋于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请求辞去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并得到同意。这样，第二代领导集体成员包括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邓小平曾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产生了第二代领导集体，包括我在内，还有陈云同志、李先念同志，还有叶帅。这也是一个有力量的领导集体。” “实际上我是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 核心。”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标，党的指导思想、工作重心、政治路线、民主政治、领导班子和党的建设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以后20多年中的重大问题。当然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但根本性的转变是最重要的事实。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进入新的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性质和意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新的伟大革命。

1.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的伟大转折不是一般方针、政策的转变，而是根本路线的转变。

对于一个政党来说，制定什么样的路线、方针、政策，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走什么样的路，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如果具体政策出现失误，而大方向和所走的道路正确，那么具体失误迟早会得到纠正；如果大方向和选择的道路错误，即使一些具体政策正确，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也会经历曲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恰恰在于解决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和道路的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在改革开放中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之后，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样，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基本内容已经形成。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明确提出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共十三大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基本路线。

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党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动摇，先后召开6次全国代表大会、47次中央全会，及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建设等各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践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胡锦涛指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三十年的伟大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昭示我们：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综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尽管三中全会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在一些路线、方针、政策上有很大区别，但是在基本社会制度、指导思想、奋斗目标上是一致的，并且后一个时期继承了前一个时期的物质基础、民主政治、文化业绩、人力资源和经验教训等宝贵成果。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的伟大转折，是建立在新中国前30年成就基础之上的，是对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中心问题的继续和深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基、开创和发展的过程，是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的一大步。正如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上所指出： “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不是回归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更不是倒退到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社会。

2.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的伟大转折不是社会性质的转变，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有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改向资本主义。这种观点没有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基、开创和发展是一个前后承继的过程，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走向资本主义。

首先，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为了继续坚持而不是改变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势在必行。正如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说： “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略选择，停滞和倒退没有出路。

其次，我们倡导的改革，是要改变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改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体制、机制，而不是把中国改变成资本主义。邓小平指出：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

比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格局。但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从没有动摇，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邓小平指出： “我们的作法是，好的传统必须保留，但要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

再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的民主传统不长，民主观念不深，民主制度不完善，民主政治建设经验不足，所以需要继续发扬民主。但是， “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别开来，一定要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如果离开四项基本原则，抽象地空谈民主，那就必然会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造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彻底破坏，造成四个现代化的彻底失败 。”

再次，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邓小平指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制定的方针，第一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二条是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也是改革开放的根本的政治保证。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特点和优点。

3.伟大的历史转折是一个前后连续的历史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关键点。

应该看到，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不是一次会议所能完成的，而是通过前后联系的历史过程才能完成的。在转折点之前，需要一系列的事件、活动和会议作为铺垫；在转折点之后，又需要一系列的事件、活动和会议加以落实和延伸。没有一系列铺垫，所谓历史转折就成了无源之水。没有一系列延伸，所谓历史转折不能显示其不凡的历史地位和意义。遵义会议是如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是如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文革”的错误，可以说是伟大历史转折的前奏；1976年10月粉碎 “四人帮”，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是实现伟大转折的前提条件。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里，党领导人民就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做了许多工作，为实现伟大转折准备了条件。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总结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之后，党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动摇，并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不断发展，逐渐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基本经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历史越延伸，越能显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转折的历史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实现党和新中国历史上伟大转折的关键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拨乱反正、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会议。它上承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立的基本制度、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下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历史证明，不坚持改革开放，中国没有出路；改掉社会主义，或者走回头路，同样没有出路。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这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最深远的意义。

注释：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

② 程中原等： 《新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十二大》，河北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71页。

③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 （1949—1978）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010页。

④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 （1949—1978）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029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2页。

⑥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13页。

⑦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页。

⑧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2页。

⑨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