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手新的全球化实验

又一个动荡的年份证实了全球经济正处于转折点。为应对一系列挑战，我们必须摒弃既定的思维模式，寻求创造性的可行方案，但同时要意识到，这样的努力必然缺乏协调，并带有实验性。

气候变化是最为艰巨、并令我们付出巨大代价的挑战。仅仅借助全球合作或经济学家所青睐的政策，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相反，各国将独立推动其自身的绿色议程，例如，美国、中国和欧盟已经在实施的政策，最能考虑到其本地的具体政治限制。这样做的结果或许非常混乱，但在缺乏协调的情况下推进气候行动，可能已经是现实中我们所能期望的最好局面。

不平等、对中产阶级的侵蚀以及劳动力市场两极分化，拉大了各国内部的经济、区域和文化鸿沟。自由民主（以及支持它的价值观）似乎正走向衰落，反映出对仇外、民粹人物的支持正不断增加，以及对科学和技术专业知识越来越强烈的反对。由此，我们需要更多为不具备大学学历的人提供有尊严和社会认可的就业机会。拓展此类工作岗位，不仅需要加大投资教育及更积极捍卫劳动者权利，还需要出台全新的服务业的产业政策，因为未来大部分就业机会将源于服务业。

随着时间的推移，制造业岗位的消失，反映出自动化程度的提升和全球竞争的加剧。发展中国家同样无法避免上述两个问题。许多国家“过早经历了去工业化”：其将工人吸收进正规、生产性制造企业的能力现在严重受限。这也意味着它们无法推行在东亚和其他一些国家非常有效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加之气候挑战的影响，低收入国家面对这场发展战略危机，需要某种全新的发展模式。

类似于发达经济体，服务业将成为中低收入国家的主要就业机会来源。但上述经济体多数服务业均由規模很小的非正规企业主导—这些企业往往为独资—而且基本不存在可供效仿的成熟的服务主导型发展模式。各国政府将不得不摸索将投资绿色转型与提升能吸纳劳动力的服务业的生产率相结合的方式。

最后，全球化本身必须以新的形式出现。1990年之后的超全球化模式，已经被美中地缘政治竞争的崛起以及对国内社会、经济、公共卫生和环境问题的高度重视所取代。我们所熟知的全球化无法继续实现目标，必须被一种能重新平衡国家需求和促进国际贸易及长期外国投资等健康全球经济要求的全新理解取代。

最可能的情况是，新全球化模式将降低侵入性，承认所有国家（而不只是大国）的需求。上述国家希望拥有更多的政策灵活性，来应对国内难题和必不可少的国家安全。其中一种可能是过度泛化其对于安全的需求，结果将导致经济依存关系“武器化”及经济严重脱钩，同时贸易和投资最终沦为零和游戏。

但也可能出现某种更为有利的状况，即两个大国都控制住自身的地缘政治野心，认识到通过和解与合作，能更好地实现相互对立的经济目标。上述状况或许能更好地服务于全球经济，即使它无法实现超级全球化。正如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所表明的那样，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大幅扩张完美贴合相对薄弱的全球化，各国在相关模式下，能保留相当大的政策自主权，以促进国内社会凝聚力和经济增长。管好本国的国内经济，是大国所能带给世界经济的最好礼物。

上述所有挑战都需要新的理念和框架。我们无需将传统经济学抛到九霄云外，但为了保持相关性，经济学家必须将行业工具运用于当今的限制因素和目标。他们要对政府采取与过去规则不符的行动表示支持，并对实验持开放态度。

丹尼·罗德里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国际经济学会主席，著有《贸易直言：对健全世界经济的思考》。本文已获Project Syndicate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