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不会终结

肖郎平

今年的南方，春雷来得特别早，远在立春之前就轰隆隆地碾过岭南岭北的原野。

按古代人的观念，这不是好兆头，所谓“雷打冬，十个牛栏九个空”呢。但是，这雷声背后的农村和世界早就变了，农村没有几个牛栏了，因为机器取代了牛。

正月初一，我在7时31分的闹钟中醒来时，窗外早已阳光明媚。我突然想起一位逝去多年的老邻居，每年正月初一他一定扛着锄头在熹微的晨光中巡视着自家的地，期望这种勤劳的仪式感能带来丰收的好运。

当然，很多老一辈的中国农民在小康前夕就和土地永远告别。他们没有想到，我们也没有想到，今天再没有哪个农民会虔诚而又天真地扛着锄头早行，手机、相机、无人机等机器已成为新农具。

传统农民确实在消失。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一书中断言：“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他的理由是，传统农民不可避免地转变成现代农业经营者，否则，就会注定走向贫困。

中国很多社会学者深受孟德拉斯影响，他们宣称，中国面临“农民的终结”或“村落的终结”的困境。客观地说，这种悲观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对中国农村社会和农民生活困境的折射。2000年，李昌平疾呼“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十多年前，我也连续在赣粤湘鄂豫五省山区农村调查，大片土地抛荒，农民垂垂老矣，年轻人不愿回乡种地，农村和农业确实看起来危机重重而令人忧心忡忡。

然而，本世纪已经过去20多年，我们惊奇地发现，农村和农民并没有终结，反而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不断释放出新的活力。我们从小就被教育必须好好读书，才能摆脱嗅牛屁股的种地命运。如今呢，农村不再是令人绝望而必须逃离的地方，而是久久回望不忍离去的乡愁土地。

家父快80岁了，前几年我就一再敦促他不要种地了，哪怕撂荒。今年，父亲仍然说要种地，而且语气非常坚定而兴奋：“搭帮共产党，免费耕地还免费给种子，自己只要管理就行了。”听了这话，我才松了一口气。

我夫人的表哥种了200亩左右的红薯，全是现代化操作，机器翻耕收种，无人机撒药。我这次回到赣南老家，在乡政府安排下参观了现代育秧厂和粮食烘干厂，其中育秧厂效率比人工高20多倍。我的老父亲不会用现代农业机器，按“农民的终结”论者的看法，他这种老农民注定要被现代农业抛弃，可能陷入孟德拉斯所说的注定走向贫困的陷阱。

为什么像我父亲这样的老农民竟然还在神奇地坚持种地呢？坦率讲，过去我做梦也没想过，当政府把现代农业机器当成公共服务产品，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个过去我们认为无法解决的难题。

那为什么孟德拉斯没想到这一点呢？因为国家的制度和社会背景不同。资本主义国家一切行为都要逐利，农民不可能获得我们这种公共技术服务。就在当下，法国、德国等国家的農民正在为活不下去而举行大罢工，印度每年有数以千计的农民因化肥、农药、种子成本高昂无法摆脱亏损而自杀。

技术的变革，确实催生了完全不同的乡村图景。但技术图景的表象背后，不同国家农村农民的生活状况，却截然不同。这取决于国家如何回答一个命题：在技术、资本和农民之间，到底谁为谁服务？这才是农民会不会终结的真实答案。

简而言之，中国农民不会终结。仿造孟德拉斯的话就是，“5亿农民站在乡村振兴的入口处：这就是21世纪上半叶当今中国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