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选择成为“一人公司”

谈炯程

《一人公司：失业潮中的高新技术工作者》

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市中心的一条高速路旁，有一幢名为“信息集市”的古怪建筑。从外观上，它显然模仿了1851年落成的水晶宫；后者在大众文化中，常被视为维多利亚时代大英帝国国力的象征。真正水晶宫的故事，随着1936年的一场大火中断。不过，它的复本1985年出现在达拉斯，其规整的外立面几乎像用细小的积木砌出来的。人们说它是一块“金属玻璃婚礼蛋糕”，这块蛋糕同样承载着对新的技术文明的展望。80年代正是美国互联网行业的上升期，在高科技产业集群化的趋势下，达拉斯希翼打造属于它的硅谷。

美国人类学家、加州州立大学富尔顿分校卡丽·莱恩教授的《一人公司：失业潮中的高新技术工作者》（以下简称《一人公司》），即以21世纪初生活在达拉斯北部郊区理查森的失业高新技术工作者为田野调查的对象。彼时，理查森已成为闻名全美的“电子城”。1992年，这座原本名不见经传的郊区卫星镇，凭依着“电信长廊”之美名登上《商业周刊》封面。由此可见，自80年代以来，互联网及其相关产业一直都在得克萨斯州蓬勃发展，甚至逐步取代制造业，成为了该州规模最大的产业。旧日“孤星共和国”空旷的土地上崛起了一片“硅草原”，一路追赶着硅谷。

但随之而来的大量金融资本的涌入，造成了这一产业的泡沫化。这些尚不成熟的高科技创业公司，获得了近乎无限的风投。它们在资本市场的巨大成功，似乎预示着一种属于21世纪的经济体系—在此种体系下，人们已不再习惯用市盈率之类的旧概念评判一家公司成功与否，而是代之以股票估值。由此，金融领域沦为精于投机与欺诈的掠食者出没的危险领域。21世纪初，美国互联网经济的泡沫破裂，紧随其后的失业潮冲击着中产家庭。

《一人公司》讲述失业者的存在，对于21世纪初的他们而言，失业的含义早已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在那时，失业被视为职业生涯中的一次中场休息，它必然是短期且可控的，若非如此，它就会破坏失业者的完整性。因为一个现代人的身份构建往往围绕职业展开，长期被排除在职业环境之外，就不啻于对人格的否定。到21世纪，三个月以上的长期失业开始变得愈发多见，这些达拉斯的新晋白领们不再对失业抱有莫名的耻感。

吊诡的是，与失业潮同步，各种失业互助会开始涌现。1999年大卫·芬奇导演的电影《搏击俱乐部》呈现了这种极富美国特色的组织。影片的主角为了缓解失业带来的价值感丧失，开始假冒病人参加互助会，强迫自己变得乐观与积极，却只能陷入更深的梦魇。在失业互助会中，人们重新构建一种职业环境，以诸如广告朗诵的方式将自身物化。有时，互助会原本的扁平结构会被打破，失业的高管们往往能够在其中重新确立公司的等级制。而体验此种等级制，对于求职者来说似乎也很必要，一些失业者会刻意在家中穿职业装。在莱恩看来，这一群笃信个人奋斗话语的中产精英，在面临危机时，却不约而同选择了他们理论上所反感的集体行动的方式。

在卡丽·莱恩的设想中，《一人公司》不会只停留在对失业者生活的描摹之上，这部民族志关乎一种过分坚固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某种程度上，正是美国中产所笃信的新自由主义逻辑，造成了他们不得不在一波又一波失业潮的侵袭下，摸索着去适应一个日渐下沉的社会。在那里，再也没有一根纽带能够把人与人、人与社会连接在一起。无论这根纽带在过往是叫做血脉亲情，还是叫做责任、忠诚，它们都是太过陈旧的价值观，久置到几乎要生出霉菌。书中受访者之一的恩里克说：“我不会跟任何一家公司结婚。要是有人跟我说‘到这儿来，我们给你双倍薪水，或加薪50%，那我就去他那儿，你知道，狗熊跳舞就是为了钱。”这样的想法在当今的美国非常普遍，在一些极端的例子里，招聘企业会直接写明“我们不能指望你永远忠诚，我们也不确定我们是否想要你忠诚”。忠诚被消解了，从此不再是一种职场道德，而是一种愚钝。

我们总是会把当下的现象视作历史上的常态，因此我们会合理化此种不稳定就业的状况，但事实上，据莱恩在《一人公司》中所写，“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忠诚对美国人而言都是雇佣合同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忠诚的员工会得到认可和奖励，工作者也都会寻找并留在那些承诺提供安稳的、家庭般的工作场所的公司。”而新世界的法则就是彻彻底底的利益法则，那些总在寻觅一份稳定工作的人早已不再适应这个动荡的新世界，那些在工作中要求员工与公司间互相忠诚的人，也仿佛前朝遗老。

莱恩采访的高新技术工作者，大都把自己视为一间“一人公司”。这不单單意味着他们的主体性必须经由工作而得到验证，也意味着不论成功或失败，唯有他们自己应该为自己负责。新自由主义的大厦，正是以绝对的个人主义为地基，试图在这之上，重构19世纪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思想。这个概念在 80年代，因被西语世界的学者用来描述智利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的经济改革政策而声名狼藉，几乎沦为一个富有贬义的詈语，更多地与皮诺切特、里根、撒切尔夫人等政治人物相关，而不是与哈耶克、米塞斯、卡尔·波普尔等知识分子勾连在一起。但这也正说明，新自由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概念，一种书斋中的构想，还是一种行动的政治哲学，不论好坏，也不论我们是否承认此种理论，它都直接影响着、塑造着我们所生活的当下。

美国政治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曾于1974年撰成《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反驳与他同在哈佛哲学系任教的约翰·罗尔斯；后者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被广泛认为是美国政治哲学发展史上的一部里程碑式著作。这一事件后来成为美国政治哲学史上著名的公案。诺齐克的观点，用加拿大学者威尔·金里卡的话来说，就是自由至上主义。在《当代政治哲学》一书中，金里卡写道：“自由至上主义者捍卫市场自由，反对运用再分配的税收机制去贯彻自由主义的平等理论。然而，并非所有的自由市场的支持者都是自由至上主义者，因为他们并不全都接受自由至上主义的下述观点：自由市场本质上是正义的。”因此，只要在基于自愿的情况下进行物质交换，这种财富分配即使非常不平衡，也仍然具有正义性。在诺齐克的理论世界里，税收本身即是一种掠夺行为，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则完全多余，也应充分市场化，交由私人慈善组织来完成。

《一人公司》中描述的失业中产精英，即使面临收入的大幅下滑，也依然坚持一种不关心政治的姿态。其中一些年长者说，“我们也经历过60年代”，但那些嬉皮、反叛，最终也无法改变美国社会的现状，就好像一滴水无法改变河流的流向，终究要奔流入海，泯然众人。讲述那个激荡年代的电影，如《芝加哥六君子审判》，也总会在片尾打上字幕，告诉观众片中那些斗士们已经过上了正常的中产生活，至多从嬉皮士变成了雅皮士。不过他们似乎忘记了，如果任由这些水滴蒸发，那么河流便会干涸。日常生活的场域并非与政治场域截然分开。事实上，最根本的政治问题就是分配问题，无论是权力的分配还是财富的分配，都直接与政治相关，而后者更多地构成我们日常生活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