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冒伪劣”的年货为何充斥农村市场？

“假冒伪劣”的年货为何充斥农村市场？

杨华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本文节选自公众号“新乡土”

为什么假冒伪劣产品会充斥着农村市场？带着这个问题，我做了个小小的调查，经多方访谈证实，那些原本属于城市市民消费的产品，是在2007年、2008年左右成规模地摆上了农民的餐桌。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农民不再大规模自制年货，理由是吃的人少了，人懒了。偶尔还有人家做，也是当作零食，而不是用于招待客人和拜年。

也就是说，从2008年左右开始，城市消费品全面取代农村自制消费品，成为农民餐桌上的主要消费品，也成为农民过年往来的礼品。这个“取代”是“突然之间”实现的，而不是一个缓慢、漫长的发展过程。可以说，在2008年左右，农村一夜之间对原本城市的消费品有了消费，并舍弃了自制的农村消费品。这种农民对城市消费品的需求，是突然之间制造出来的，不是充分认知基础上的理性需求。

那么，“突然之间”农民对原来的城市消费品有了消费，在农村就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市场，这个市场需要由商家来填补。因为，这是“突然之间”出现的一个巨大市场，在20年前、10年前，甚至数年前，农村人不喝牛奶，农村小孩也不喝牛奶，我作为伊利蒙牛的老总是不会预料到会有这么个市场出现的。那么，10年前我就不会先知先觉地预备好供应农村市场所需的牧场。我所有的牧场都是供应城市既有市场的。当农村市场突然出现的时候，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市场，手足无措，不哭还能怎么办呢？

但是农村的这个市场太大了，利润太丰厚了，在巨额利润面前总会有不怕死的人。那么，很多小的生产厂家就开始向农村制造假冒伪劣产品。正规知名厂家对这个市场虽然垂涎三尺，但原材料供应不上，只能作罢。但仍有些正规厂家还是耐不住寂寞冒了风险，“三鹿”就是这样冒出来的。所以，农村假货横行的基本线条是：农村在某个时候突然之间制造了对原本是城市消费品的消费需求，正规厂家的原材料供给不上，假冒伪劣产品就一定会冒着风险去弥补这个市场空间。加上农民的各种意识都没有跟上，假冒伪劣产品就一定会有市场。

“星链”在战场：第一次商业太空战争

张涵抒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本文节选自《文化纵横》2024年第1期

2022年爆发的俄乌战争中，马斯克向乌克兰投放的宇宙探索公司（SpaceX）产品“星链”（Starlink）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共同瞩目。在俄乌战争爆发的第二天，马斯克就为乌克兰前线输送了大批“星链”卫星互联网移动终端，借助其运营的近地低轨道卫星（LEO）“星座”网络，恢复了乌军被俄军切断的通信网络，以商业通信卫星资源填补了军事通信被打击后造成的空白。美太空军负责人杰伊·雷蒙德上校也将其称为“第一次商业太空战争”。星链在俄乌战争中真正的三大颠覆性特色是：冗余弹性网络、低成本部署、商业航天的灰色身份。

首先是LEO星座构成的冗余弹性网络。海量卫星布局使得网络弹性极大、冗余度极高，让传统的反卫星武器陷入绝对被动的局面。虽然俄罗斯有能力击落近地球轨道上的“星链”卫星或其他卫星，但成本极高而且难以奏效：摧毁一颗卫星需要一枚反卫导弹，而SpaceX的廉价火箭一次发射即可补充60颗卫星，效率与成本均相差数十倍。大多数人预计乌克兰的通信或互联网接入会在战争的头几天或头几个小时被切断，“但这并没有发生，现在也没有发生”。美国太空司令部司令詹姆斯·迪金森将军也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马斯克和星链确实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巨型星座或一个增殖架构所能提供的冗余和能力。”

其次是低成本部署。成本控制在军事通信中也非常重要。事实上，发展由卫星搭建的天基互联网作为军事通信手段早在2002年就被美军提上日程了，名为“转型卫星通信计划”（TSAT）。但这一系统的命运却十分曲折，布什总统在2007财年为TSAT申请了98亿美元的经费，但由于奥巴马政府试图削减国防开支，五角大楼于2009年取消了该计划，并宁愿选择带宽只有TSAT能力5%的先进极高频卫星。SpaceX公司由于掌握了太空从廉价火箭发射到卫星制造和运营全产业链的技术，已经能够将单次发射的成本降低至50万美元，很好地迎合了美军对于性价比的期待。

最后，是商业航天在战争中微妙的灰色身份。星链并不直接对接国家力量，行动在法理上不代表国家行为，从而增加战略回旋余地。由于商业卫星属于民间资产，俄罗斯对其攻击尚未有国际法的依据。为了避免冲突升级，再加上技术和成本上的考虑，俄罗斯一直无法实施直接的反击。由于其不直接代表国家力量，拥有了进退自如的灰色空间。因此，星链在第一次商业太空战争中已经显露了诸多具备颠覆性的特点与趋势，将极大革新甚至重新塑造主要国家之间的战略博弈格局，深刻影响未来的军事航天体系与作战模式。

县处级中年女性领导干部的成长障碍与破解之策

—以7名基层县处级女干部为例

伊佳 赵云 黑龙江省妇女干部学院副研究员

本文节选自《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3年第2期

基于“女子本弱”的社会文化，组织常常给予女干部宽松照顾，但多发生在岗位分配和選拔任用时。在岗位分配上，女干部同样需要经历多岗位历练，为未来晋升积累坚实的资本。但是，女干部的岗位调动往往局限在非主干线领域，职业性别的水平隔离仍然作用于公共部门干部的事业发展。

在干部选拔任用上，公共部门内的男性偏好问题，依然可以用“统计歧视”理论加以解释。由于女干部更容易因生育或家庭因素而退出工作，将那些替换或培训成本高的职位分配给男干部，就成为领导者的理性选择。例如，上级领导常常考虑出差、外派、社交应酬的“性别适合性”问题，随之而来的“性别照顾”则成为其在重要岗位上人事任用的惯性思维。可见，组织内部差异化照顾的背后，是传统两性价值观在新时期组织环境中的演化。这不仅加深了女干部对自身价值属性的错误认知，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事业上升的可能性。

在现行的干部选拔任用相关制度中，难以找到显性的性别歧视规定。在制度执行过程中，党委和组织部门也不会认同存在性别歧视情况，但干部选拔任用不平等现象却是真实存在的，特别是在关键领域的干部任用上。组织的严苛往往发生在女干部走上领导岗位之后，表现在女干部遭遇的标志化境遇上。女干部面临的标志化境遇，主要表现在日常工作的可视性和社交行为的可视性。例如，一些男干部对女性领导的工作动态过度关注、吹毛求疵，以期获得“女人当不了家”的佐证；对女性领导的社交行为不当评价、求全责备，从而捕捉其能力短板。组织内部差异化的评价标准，既可能强化女干部的作风建设，又容易致使其束手束脚、因噎废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