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叟笔下女修道士性格与动机的解读

《坎特伯雷故事集》代表了杰弗里·乔叟在诗歌上的顶峰成就。它所蕴涵的深度、给人留下的喜剧效果以及它那睿智而成熟的言语表达，在乔叟的作品中都是无与伦比的。与通常的理解不同，本文认为杰弗里·乔叟的传世名作《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女修道士有着双重性格。在本质上，她是一个浅薄、报复心强、孩子气、不够成熟、与中世纪虔诚的修女典型完全相反的形象。乔叟通过对这个人物的刻画，反映了他自己在宗教信仰上的不坚定，并向读者展示出他那个时代的教廷人员的本貌。

《坎特伯雷故事集》是杰弗里·乔叟（1343-1400）的传世名作，其艺术成就极高，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英国文学作品，是英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的第一部典范。作品将幽默和讽刺结合，喜剧色彩浓厚。作品中的女修道士有着典型的二元性格。在总引中，她被描绘成一个来自上层社会、具有贵族气质、虔诚尽责的修女。但实际上，她是一个狂乱的宗教盲从者，因为在她的故事中女修道士用了诸多修辞手段尽情发泄对犹太人的愤恨，与此同时却极力颂扬小男孩的殉道精神及其纯洁的童贞。故事中反映出的“她自己”正是乔叟创作“女修道士”这一人物的真正意图：女修道士其实是个浅陋狭隘、不谙世事、违背基督、幼稚愚蠢的人物，而这正是乔叟希望读者去领会的。

笔者基于以下四点，认为以上所述才是女修道士的真实个性。一是分析总引中她的品质特征，并进而揭示出这些特征与她的性格是如何联系起来的。二是对于任何一名试图理解女修道士内在本性的读者来说，至关重要的一点是看到女修道士和在她故事中出现的无辜人物——男孩和他母亲之间那种明显却虚假的关联。她与母性的联系在她的开场白和故事中都有所展现，借此显露出她对自己不能拥有的事物的强烈渴望以及与修女本性的背离。三是在挖掘女修道士真实性格时，通过对乔叟其他故事中所展现的反语和讽刺手法的分析，并通过将女修道士与《坎特伯雷故事集》中其他人物的比较（如巴斯妇），人们不难看到乔叟创作这个人物的深层意图以及他本人的宗教信仰与社会价值观念。这些都极大地影响到女修道士在述说故事时将采取何种方式。四是故事本身的主旨必须予以强调。颇为有趣的是，女修道士的描述较之其他版本对相同场景的描述显得更加暴力和血腥。

首先，乔叟在总引中对女修道士的描述充满幽默，令人捧腹。在总引中登场的女修道士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她的名字。她被称为Eglentyne夫人，eglentine（野蔷薇）是当时普遍使用的象征圣母玛利亚的称号。乔叟以一种象征圣母玛利亚的鲜花来命名女修道士是具有极强的讽刺意味的，因为玛利亚是爱和仁慈的象征——而对于这两点，女修道士在她的故事中却表现得不屑一顾。这本身也是对乔叟的一种莫大讽刺，因其为他笔下的人物选择了一个与其实际性格如此不符的名字！与她的名字所体现的宗教色彩相反的是在总引中所介绍的她性格的其他方面。在总引中，乔叟塑造的是一位充满女性魅力的修女，她举手投足都是贵族举止，在对待朝圣者时又故作姿态。她憎恶誓言，最恶毒的诅咒也仅是就一名圣徒的名字所发。

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女修道士重视其举止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她的法语知识。她的法语完全来自书本而不是巴黎的生活经验。她摆着架子时刻炫耀她的法语，体现出她的浅薄和虚荣。女修道士在餐桌礼仪上则体现了她性格的另一方面：她举止文雅，吃饭时从不让一粒碎屑从嘴里掉下来，从不让盘中剩下任何残余。她的一丝不苟与一个虔诚修女的行为完全相符。然而，乔叟的描写使读者感觉到与其说女修道士这样做是出于一种虔诚的宗教信仰倒不如说她是为了成为一个为贵族社会所推崇的雍容温雅、华柔高贵的女性而故作姿态。

女修道士模仿这些皇家礼仪，所以也必然会对弱者充满同情和怜悯：她膝边常有一群小狗，如果它们受到虐待，她也会很不开心。Condren说道：“女修道士对她猎犬悉心的照顾似乎证明了她善良的本性，但是如就她的动机发问的话，我们会惊讶于她喂食动物的食物。嫩肉和用牛奶浸软的面包是刚断奶的小孩的美食。我们想知道是否这是因为女修道士对她的宠物有着一种本能的母性。”正如读者所见，女修道士对动物发自本心的关爱与她对犹太人充满敌视、残酷无情的态度极度相悖。她的母性本能也与对其矛盾性格的讨论密切相关。因此，乔叟向读者描述女修道士对无助动物的迷恋以及对它们无微不至的照顾，仅仅是为了向读者展示这位女士充满矛盾的二元性格。

和女修道士矫揉造作的尊严文雅的举止和她对弱小无助群体的温柔态度相随的是女修道士令人疑惑的穿着特征。她戴着头巾，却露出前额，根据学者Maureen Hourigan的观点，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面纱应该紧紧地圈住她的眉毛，前额不应露出丁点，然而显然她的额头却露出来了。因为乔叟提及了女修道士额头的宽度。”这就说明女修道士对展现出她漂亮的额头十分在意，因为在中世纪漂亮的额头是优良血统的标志——而她并不是出于虔诚或出于修女标准而这样做的。Eglyntyne的外在衣饰也十分明显，她的外套十分雅致，珊瑚做的念珠与其说是宗教信物不如说是一件首饰。学者Ruth Ames指出：“女修道士显然已经失去了她的习惯本身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取而代之的是她利用这种社会制度来表明自己也已晋身显要。”这些也表明，与修女枯燥穷困、简朴衣着的生活比起来，女修道士更在乎的是物质上的占有与愉悦的享受。在Ames看来，“乔叟对女修道士的批评集中在她对女性陈腐陋习的病态的坚持和对光鲜衣饰的迷恋。而一名献身宗教的妇女是不应该过分关注这些俗物的”。

通过对女修道士外表的进一步研究，人们发现她的首饰同样值得注意。念珠具有极为重要的涵义，女修道士让故事中的男孩穿上和她的念珠同色的红珊瑚色与绿色相间的衣服以代表他的纯洁和殉道精神。女修道士身上刻有“爱能征服一切”的暧昧的胸针也令人怀疑。这个胸针在乔叟研究者中引发了一场论战：这里的“爱”究竟是指男女间的情欲之爱还是指对上帝的神圣之爱？如果是后者，这种胸针就是一名修女身上能够让人接受的饰物；但是，如果是前者，那么女修道士就显得有点微鄙了。因为身为修女，当然不应该心存任何俗世之爱。学者Friedman将这个胸针称作一件“精致的含糊”，而对其他一些研究者而言，这个胸针只是一件饰物，用来表明女修道士并非她的外在所显现出的那样的人。笔者认为，这个胸针所具有的意义绝不仅如此。它是女修道士非基督性格的象征，揭示了她与世俗阶层的联系，而不仅是宗教神职的飾物。

总引中涉及女修道士性格的最为明显的一句是“And peyned hire to countrefete chere/ Of court， and to been estatlich of manere”。countrefete一词表明了乔叟刻画修女形象的意图：“这个词和这句话在总引中至关重要，这一单句具有典型的乔叟风格，概括了女修道士的性格特征。”她矫情地装腔作势，因而读者可以马上意识到她并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样。她所有的言行可以归结为一个词countrefete。学者Kolve和Olson将这个词译为“模仿”；女修道士模仿上层社会的礼仪，试图证明她亦地位尊贵。同样，《牛津英语词典》引用“countrefete”这一使用于中世纪的词来表示“of things immaterial： pretended， feigned， false， sham”（非实质的物品：虚假的，捏造的，伪造的，赝品的）。因而，女修道士向她的旅伴们展示出的整个性格完全是虚假的。

在女修道士讲述她的故事时，她性格中的二元对立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展现。在总引中，对她的本性只有一些暗示和怀疑，但是在她的故事中，她对犹太教的敌视，她对所谓的恶人们的毫不姑息都与总引中所介绍的那个女人格格不入。一个重要的有关女修道士如何看待她自己的提示就是她的故事的开场白。其中，她谈到了圣母玛利亚的神圣与价值。她也谈到自己的故事无法完全表现出玛利亚的保佑。“她坦陈自己无能力去宣扬圣母的伟大，面临这项任务时，她感觉自己像个婴儿般无助。”Friedman说，“通过这样的宣称，女修道士就能够坦然面对敌对的评论家对她‘停滞不前的指控。”这个特定的对圣母玛利亚祈祷的意义就在于，女修道士将自己描述为一个天真的、脱俗的、不世故的人。而这些正是乔叟希望读者能发现的女修道士的核心品质，从而更好地理解她的故事所传递出的信息。

女修道士着力宣扬故事中的小男孩，这也是她自身孩童性格的另一展现。理解这一点的关键在于认识到女修道士讲述这个故事的主要技巧是使用了凄婉的语调来争取听众的同情。虽然采取这种语调讲述宗教故事并无什么不妥，但問题在于女修道士走得更加极端，她没有将她为故事中的男孩及他母亲所要求的怜悯与同情同样加之于“罪恶的”犹太人之上。在故事的末尾，当女修道士为她自己和所有的听众祈求宽恕时，她并没有意识到她的自相矛盾。通过为她自己和其他基督徒祈求获得宽恕而忽略了将同样的宽恕加之于犹太人，她的偏执由此暴露无遗。Ames说：“女修道士没有意识到她为‘我们这些罪人祈求宽恕的祷告与她向犹太人伸张‘正义的狂热是不相容的。”乔叟让女修道士在她最后的四行祈祷中使用了三次“仁慈”及其派生词，以此无误地表明他自己对女修道士的态度以及他希望读者所看到的她：一个虚伪的、浅薄的、可悲的女人。

在研究女修道士多愁善感的语调时，一个普遍的问题是这种语调是如何感染读者的，为什么乔叟让她讲述故事时使用这种语调。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塑造的人物使用的一个最有效的工具就是——感伤。学者的故事和僧士的故事都充满了感伤，女修道士的故事也是这样。这些故事对当代读者的历史判断力和对想象人物的同情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们也会对中世纪的读者和听众有同样的效果。学者Robert Frank说：“乔叟使用感伤语气的主要艺术目的在于产生一种强烈的感情效果……突出对中心人物的情感反应，并且时常伴之以目击者和讲述者的反应……当然，这也是‘感伤的重要本质。”女修道士通过使用这种感伤性的语言唤起听众的同情，与此同时，使听众对她本人产生尊敬与崇拜。

要理解这个概念，人们必须对女修道士的故事中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典型进行探讨：“中心人物是一个受难者的形象，而他所受的苦痛唤起了读者的同情。如果这种苦痛是不应得的，更强烈的情感就将被激发出来，所以如此的无辜也是令人感伤的受害者一个重要的特性。”这里提及的受害者显然就是那个被谋杀的小男孩。无疑，他所受的折磨是“不应得的”。对女修道士来说，对无辜的强调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因为她自己就是一个“十二个月大或更小的孩子”。在她的故事中，她使用了诸如“幼小的”“小的”“年幼的”“孩子”“无辜的”之类的词语。这些词汇的重复使用暗示了女修道士感觉到了自己与年轻、幼稚的联系。正如Ruth Ames所指出的，“女修道士的一些话很像孩子，饱含感情，充满魅力……女修道士对婴孩们极具好感”。

在故事中，女修道士提到自己是个不满周岁的婴儿，这也是这种吸引力在她的故事中的第一次展现。她的故事也是Donaldson称之为“拒绝知性的感性主义”的一个直接体现。因此，女修道士在故事中对婴儿产生好感，并将自己比作婴儿，一起向读者说明了她表面的浅薄和天真幼稚实际上是她的真性情。学者Donaldson断言乔叟：“不会相信这样的故事（如女修道士的故事）代表了基督教叙事的最高形式……他使女修道士的故事在某些方面同她的胸针一样漂亮，但是这却是她性格的失败，而不是乔叟的。这一点使这首诗成为了‘爱能征服一切这一格言的不尽完美的表述。”

在女修道士外表上的纯洁和无助之外是她对母性的明显渴望。尽管女修道士身为一名神职人员，没有任何孩子，但如前所述，在总引中她对待宠物如同孩子，并且对故事中的孩子有着强烈的保护感，这都使她的母性本能显现无遗。Eglyntyne在她的故事中将唱诗班歌手称作“孤独的寡妇”，并指出这个寡妇教她的儿子唱这首招致死亡的歌：“thus hath this widwe hir litel sone y-taught.”“寡妇”一词的重复使用意在唤起对故事中这个女人的同情而不仅仅只是一个描述词。女修道士在故事中将她自己与寡妇联系起来，这一点非常重要。而寡妇的手足无措、哭泣、祈求，直至昏倒在孩子的殡棺旁的事实也说明了一点——女修道士自己个性中的无助和软弱。同样，寡妇不能找到自己的孩子，在主题与结构上象征着开场白中所声称的没有人能传递圣母玛利亚的光辉。这是与女修道士的另一个关联，因其在开场白中总是宣称自己不能充分颂扬圣母。

女修道士在她故事中提及圣母玛利亚的方式也表明她对世俗母性的期望。她将玛利亚称作“基督的母亲”，并在世俗概念上提起了玛利亚的生育。作为一个女人，Eglyntyne具有母性本能再自然不过，虽然作为一个修女她该努力去克制这些念头，她的整个身心应该完全集中在基督和玛利亚身上。女修道士母性的情感与修女所拥有的抚育本性是两个绝对不同的概念。在她的故事中，“母亲”一词多次重复，明显表现出她非修女的性格和她对普通女人能够生儿育女的生活的向往。这种欲求也是女修道士非基督精神和她缺乏献身精神的又一例证。

乔叟通过Eglyntyne和故事中母亲和圣母玛利亚的联系来表明她也是一个女人。在巴斯妇的故事中，巴斯妇说坚强的女性总是试图通过把握自己的命运来寻求快乐。这与女修道士的故事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她的故事中的母亲是个只会哭泣的软弱女人，她要寻求帮助来找回自己的儿子。Eglyntyne将自己和故事中的角色联系起来，说明了她作为一个女人的性格究竟是如何，而这正是乔叟希望读者领会的。Eglyntyne站在了巴斯妇完全对立的一端：一个软弱、胆怯、无助的女人。女修道士并没有试图超越当时的历史局限而认为女人可以担当比妻子和母亲之外更有价值的角色——而如果她这样想，她就会被认为是浅薄和异端。

如果把女修道士对无助者的同情与其对母性的渴望结合起来看，通过她所使用的感伤性语言，读者可以看到与故事本身的野蛮属性相矛盾的地方：“如果以犹太人的皈依基督教来作为故事的结尾，其悲惨性就会极大减弱；给予故事冲击力的善与恶，殉教者与魔鬼，基督徒与犹太徒之间的界限就会不甚明显。然而，作为一个文学作品的构架，这样做会使那些基督教读者们更能得到精神上的升华与愉悦，同时也与一个真正的基督教修女的特性更加一致。”女修道士在故事中牺牲了基督精神来唤起听众的同情。她没有意识到她的残忍也损害了她的形象。信仰基督的听众在听完故事后会被感动并表示同情，但是他们也会震撼于女修道士对犹太人如此狂热的仇视，正如她讲完故事后随之而来的沉寂所表明的那样。

女修道士对感伤性语言的使用是达到她故事效果的一个要素。然而，分析乔叟对女修道士的看法及其创作意图也是十分重要的。当人们简略地研究一下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集》的其他故事中所使用的讽刺和嘲讽的程度时，这一点就变得相当明显。在武士的故事中，乔叟显然在嘲讽骑士精神和宫廷恋爱；在磨坊主的故事和管家的故事中，他讽刺了阶级差别和阶级偏见。他以与对待女修道士差不多同样的方式探寻另一个人物——教区牧师。正如学者Benson所言，“总引中很少为读者提供细致而清晰的角色描写，使其相信这对理解其后的故事一般都有帮助”。换言之，乔叟通过他在总引中对人物介绍与他在其后故事中体现的人物性格细微差别的矛盾来叙述武士、磨坊主和其他人。这样，他描写女修道士与其表现的不一致也就顺理成章了。

Ruth Ames看到了乔叟动机的另一方面：“女修道士的故事透过一个多愁善感的、虔诚的、偏执的女人的眼睛，使读者读起来像是十三世纪英格兰一页令人不快的历史篇章；而这也许正是乔叟所希望的。”换句话说，乔叟利用女修道士故事中逐渐增强的暴力来表明女修道士本身的性格：她是一个不够虔诚的修女。乔叟不大可能没有意识到女修道士是以一个伪君子的形象出现的，否则他就不会这样去创作。

下面是另一个关于乔叟刻画女修道士的问题——与其他叙事版本相对比女修道士的故事中增加的暴力。故事中具有破坏性的一个因素就是对待犹太人的方式。这故事不是乔叟本人臆造的，而是当时流传于英格兰的一个传说；据Robert Worth Frank所说，这个故事叫做“唱诗班歌手”。而学者Cooper坚持认为：“女修道士关于此故事的版本中对犹太人的暴力惩罚是前所未有的。在Vernon的版本中，凶手被‘jugget（judged，审判）大概是指被处死；在乔叟之前的拉丁文的版本中，关于犹太人的最糟命运就是他们听不到圣歌。在其他体裁的这个传说中，他们有时被处罚，但更经常的是皈依了基督教。”Cooper所指的版本来自Vernon的手稿，一本写于中世纪、作者不详的关于宗教教诲的大型杂记。

在15世纪Kolve和Olson所翻译的关于此故事的另一版本中，大主教即犯罪犹太人的懲罚者，“更加愿意拯救一个灵魂而非惩治犯罪；他为犹太人施洗并准之入教；在其身上打上基督教的标志，他赦免了对他们的刑罚，宽恕了他们的罪行”。这样的结局和女修道士的版本完全不同。

当把上述一些版本与乔叟笔下女修道士的阐释进行比较时，问题就随之而来：为什么她的版本充满血腥和复仇色彩呢？答案似乎在于女修道士本身的性格是有罪的；她不能将仁慈和怜悯，两个通常与她所热爱的圣母玛利亚相连的品质扩展到她故事中的犹太人身上。对此的一个解释是女修道士的反犹太主义，但原因决不仅如此，笔者相信更多是由于她世俗的浅薄和幼稚才使她变得如此残忍。Cooper并没有宽恕“叙述中对给予恶人们的充满敌意的非人道的惩罚未流露出一丝的同情”。这里表现出女修道士性格的一个矛盾：一方面，她极力颂扬并且明显地推崇纯真，强调被杀男孩的童贞，并在与她自己的对比中展现出她本人的纯洁；另一方面，她却处处体现出她的嗜血与复仇本性。她是真的没有意识到她的故事中的偏执与残暴，还是她在讲故事时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流露的真实本性，这一点在读者对乔叟刻画女修道士的理解中理应处于中心地位。

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展示给读者一幅清晰的女修道士画像：浅薄、报复性强、违背基督、充满孩子气、不成熟。她站在了中世纪虔诚修女的对立面。乔叟通过这个人物的刻画表现了他自己宗教信仰的不坚定，也描述了他那个时代的神职人员究竟是何面目。他将女修道士刻画成一个充满矛盾的女人，而这正是她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作为一个朝圣者出现的真正原因。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作者简介：朱付建（1978-），男，湖南衡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语言学和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