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与女性主义文学思潮

萨如拉

新时期以来，随着思想解放，各种社会思潮与文学思潮涌入，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女性终于从政治话语的框架中剥离开来，其思想认识逐渐提高，同时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女性文学作家，如张洁、张辛欣、王安忆等。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王安忆开始把女性自然本性欲望的描写引入文本中，使得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得到了拓展。到了90年代，王安忆基于女性主义理论，颠覆解构男性神话，对女性话语进行建构，实现了新时期以来女性意识发展的第二次突破，在文坛上掀起了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浪潮，推动了女性主义文学思潮形成与发展。

一、女性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

新时期，随着思想的解放和题材的解禁，各种文学思潮风起云涌，出现了一批女性作家。随着文坛的解放，西方文学理论相继涌入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角度，在女性主义文学的创作实践的基础上，女性主义文学思潮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文学创作势头。

自20世纪80年代初传入中国后，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便引起了国内理论家的极大关注。其中的理论著作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也成为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理论依據以及其崛起的基础。

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大量引进是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兴起的原因之一。在思想解放运动不断推进的大社会格局环境中，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得到发展，并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妇女解放运动、女权运动的影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学术界得到认可，并逐渐在理论与创作实践中形成了一种批评文化。它在理论的发展中也吸纳了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精神分析等思想，既扩大了影响力也突出了对父权中心文化的颠覆。例如，国内女性主义批评著作《浮出历史地表》就结合各种思想突出地体现了女性文学的特点，对传统进行诘问，传达了强烈的批判精神，女性主义批评文章开始大量出现，女作家创作实践也得到了发展。

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北京召开，给刚刚崛起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女性意识在社会、自然、文化、历史等层面全面觉醒，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文学创作潮流，使一批女作家自觉汇入到这股创作潮流中，理论的支撑、批评的发展、创作的实践为新时期的文学发展注入了一股新的力量，共同促成了女性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与发展。

二、王安忆之于女性文学创作

狂飘突起的“五四”时代，随着“人的发现”、人的解放，女性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然而，在时代洪流的冲击下，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女性文学汇入到民族文学的主体创作中，女性的声音在时代主题的浪潮中被淹没了。而女性的声音再次强烈起来是在新时期，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率先冲破禁区，展示了这一曾被人遗忘的情感地带，影响深远，而她的《方舟》更是在社会主流话语中凸显了女性的声音，促进了女性意识的发展。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社会文化语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西方文化思潮的引入也使得文学朝向多元化发展。在这样的背景基础下，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女性意识开始觉醒，表现在文学创作中便是女性开始从被压抑、被遮蔽的历史境遇中挣脱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而颠覆男性中心文化，反思女性在男权秩序下的处境，审视自身的弱点，则推动了女性意识进一步深化发展。王安忆的女性文学创作恰好在这个过渡阶段起到了推动作用，使中国女性文学开始从“人的自觉”转向女性的“性别自觉”。

20世纪80年代初，在张洁等一批女作家笔下，女性意识的焦点在于展现女性对社会地位的诉求，即对女性价值的关注。相较于张洁、张辛欣等作家通过外在的社会地位工作来实现女性价值，王安忆则将女性写作进一步发展，开始由外诉求转向主体内部的发掘，通过女性自身的欲望，展现生命本体的欲求与性别自觉的觉醒。在80年代初，王安忆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就较早地表现了这一被遮蔽的女性体验。例如，《小城之恋》中，王安忆完全隐去了时代背景，颠覆了传统男强女弱的人物模式与男性高大女性温柔的审美趣味，塑造了与传统相背离的一对在婚姻与欲望中挣扎的男女主人公形象，揭示了两性的欲望诉求与人性的复杂。在小说中，青年男女在日渐接触中产生性的需求，而“她”对于性的态度与渴求上一直占据着主动地位，不是等待被男性抉择的命运，而是主动争取自己的人生未来，在欲望的火焰中勇敢地与“他”进行反抗，从而改变两性中不对等的情况。在这里，“她”以一种旺盛的生命欲望和强烈的精神渴求在两性世界里以自觉主动的方式去寻求自己的答案，而不再以一种压抑的、被动的方式去接受。王安忆站在女性角度展现了女性丰富而挣扎的内心世界，把女性生命本体的欲望以自觉的方式展现出来。

《荒山之恋》中，王安忆虚化了文本中人物周遭的环境，突出了身而为人的本能的欲火冲动，表现了小说人物在欲望中的挣扎与煎熬，让生命欲念的冲动湮没了一切伦理亲情，恣意地燃烧在荒山之上，逼真而又细腻地揭示了女性内心的隐秘与骚动。女编辑与男作家相遇，重新燃起了激情火焰，她在他的身上找到了身为女性的快乐，找到了性别差异中自身所应存在的价值，就像文中描写到的“重新发现了男人，也重新意识到了，自己是个女人，她重新获得了性别”。实际上，这个使她找到“自我”的男作家只是“她”为了实现真正“自我”的工具，或者说是其希望找到新的“自己”的捷径，是一个施展自己的舞台。

通过“三恋”中女性在生活与欲望中挣扎的描写，人们可以看出，王安忆不仅在其小说创作中肯定了身为人所拥有的天然本性，即对性的客观表露，还特别注重两性描写中所体现的性别差异与性别境遇，揭示女性的心理挣扎、身体意识、思想蜕变等，使得女性意识得到自觉的发展。

三、王安忆之于女性主义文学创作

女性文学谈论追寻女性自我，女性主义文学旨在既肯定又质疑女性主体，解构男性中心神话。如果说张洁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为代表的追寻女性自我的女性文学表达了女性获得认可与平等地位的诉求以及女性两难处境下的社会抗争的话，那么王安忆的“三恋”、《弟兄们》《叔叔的故事》则从女性主体、性别体认的角度，向男性中心提出挑战，试图突破男性中心文化对女性话语的围困，使女性主义文学向内延伸。

王安忆在小说《弟兄们》中叙述了三位已婚的美专女学生在寻找女性自我的过程中的艰难与迷茫。她们各自离开家庭来到校园建立了姐妹同盟，以称呼“老大、老二、老三、老大家的、老二家的、老三家的”这种方式构建了一个短暂的方舟，以此来追寻女性的自我与价值。但最后，老大、老三都回归到了家庭，老二虽苦苦挣扎，却还是陷入了迷茫，因为家庭、丈夫、孩子等种种原因造成姐妹情谊的破裂也正好印证了女性寻找自我过程中的艰辛与无奈，更深层次上说王安忆已跳出女性通过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的平等来寻求自身价值的框架，从女性主体入手，探讨男性中心文化围困下的女性话语建构的艰难及男性中心文化规约下的女性潜意识的对男性中心文化规定给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规范的认同从而产生的矛盾与困惑。

小说《叔叔的故事》通过“叔叔”与几位女性的情感纠葛，揭露了其本质的弊端，从而彻底打破了父权制的神话，对其进行了颠覆与解构。比如，父与子的隔膜冲突中，“叔叔”看似占据主导地位，其实已经在改变颠覆，究其深层这确实给“叔叔”带来了深深的挫败感，因为在父权制社会里儿子的这种做法不仅是一种反叛的行为，更具有一种讽刺与嘲弄的意味。在“叔叔”与大姐、小米的爱情神话中，“我”揭穿了其遮掩的本质，大姐其实不过是“叔叔”自我欺骗的工具，一种寻求自我安慰的途径，而小米是“叔叔”维护男性荣耀、寻求自我满足的替身。但是，“我”还是通过一个德国女孩给了“叔叔”的男性神话给予了一击重拳，“叔叔”以为女孩会崇拜、仰慕他，他忽然发现自己已不再是一个英雄形象，而是“那个小镇上的倒霉的自暴自棄的叔叔”。王安忆通过这些巧妙的安排剥去了“叔叔”的神圣虚伪的外衣，瓦解了男性中心话语结构下的爱情神话与父权制下的高大形象，消解了男性话语的控制与束缚。

王安忆的《弟兄们》《叔叔的故事》在开始追究构成性别差异背后的父权制社会文化结构和性别角色的规定的同时，开启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女性主义文学及批评的闸门，使女性主义文学由80年初期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到自觉性别体认与女性话语“浮出地表”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使王安忆在女性主义文学浪潮中具有前行者、开拓者的意义。

四、结语

在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张洁等女性作家首开先河，张扬女性的自我意识，反思女性被压抑和被遮蔽的历史，从而推动女性意识的表现进一步深化。但是，她们只是从女性的社会价值与地位平等对男权社会发起冲击，并没有真正以自觉的性别意识建立起自己作为女性的审美视角与话语结构。而王安忆的创作实践则扭转了这种局面，实现了女性意识发展的两次突破，展现了女性文学发展的演进历程。到了20世纪90年代，王安忆与铁凝、迟子建、池莉、方方以及其后出现的陈染、林白等女性作家共同汇成了引人注目的女性主义文学思潮，在文坛上掀起了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浪潮。

（内蒙古师范大学盛乐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