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的评论从视域融合角度看但明伦对

蔺杰

但明伦相对于《聊斋志异》而言，首先是一个读者。因此，他对《聊斋志异》进行的评论经过了一个读者的视域和作品的视域相融合的过程。但这种视域融合的过程并不是独立运行的，它实际上会受到“先入之见”和“时间间距”的影响。本文将分析这些影响，简述但明伦在《聊斋志异》评点中体现的视域融合结果。

20世纪德国哲学家、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海德格尔认为，诠释的本质就是“理解和诠释的本体论力量”。伽达默尔作为海德格尔的嫡传弟子，接受了老师的观点后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他最有创见精神的贡献之一就是提出了“视域融合”的观念。所谓的“视域”是一个人理解事物的范围和能力。而当读者阅读以前的作品时，读者的视域或历史视域并不因之而被消解，而是相融合并形成一个包含了历史和现代的整体视界，这个过程就是“视域融合”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聊斋志异》评论者的但明伦首先是一个读者，他对《聊斋志异》的评论实际上包括一个视域融合的过程。

一、“先入之见”对但明伦视域的影响

伽达默尔认为，人都是存在于一定历史之中的，文化和传统乃至生活环境都是从出生起就被赋予人们的东西。因此，人必定会受到“先入之见”的影响，在形成自己的视域之前就获得了一些视域，对于但明伦来说也是如此。

但明伦出生于清朝乾隆末年，他通过科举考试为官一方，对科举考试的艰辛有着深刻的理解。又历经嘉庆和道光两朝，当时政治日益黑暗，经济也日益衰微。其间，英国还向中国输入鸦片，使得官不思政、兵不思战。清政府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不仅奉儒学为宗以安抚知识分子，还推崇佛教以教化人民。这些政治、制度、教育、宗教上的因素对于但明伦来说就是“先入之见”，它们影响了但明伦自身的视域，并且体现在他对《聊斋志异》的评点中。

其一，因为但明伦为官多年、游历甚广，所以他有着关于政治黑暗、清朝官员腐败的“先入之见”。在《续黄粱》篇中，当曾孝廉表达自己为宰相之后，要推举同伴、亲属为官，要使家中仆人共得利益的愿望时，但明伦在后面评论说：“一有此心，便入地狱矣。”在读到曾孝廉在梦中因为官不正，被阎王惩罚投胎成乞丐的女儿后来又作了小妾时，他又评论道：“宰相而奸佞，妾妇之道也。宰相而贪墨，见金夫不有躬者也。为女，为乞人子，为滕妾，亦如其愿以赏之耳。”对官员贪污的“先入之见”，使他愤恨贪官。在《梦狼》篇中的某甲说“上台喜，便是好官；爱百姓，何术能令上台喜也”时，他评论道：“此关窍渊源授受，不烦口讲指画，偏能入耳会心；抑且青出于蓝，冰寒于水。好官偏天下，小民无噍类矣。”对社会黑暗的“先入之见”，让他盼望好官的出现。在《商三官》篇中，商三官的父亲被打死，向官府诉讼却没有得到结果，商三官认为“时事可知矣”，但明伦对此感慨说：“时事可知四字，冤抑之气，充塞九州六合。然必如商三官者，方可为是言；不然，知天不可为我生一阎罗包老，亦将欲泣吞声耳。时事固可知，子道复何如乎。”对百姓疾苦的“先入之见”，让他对人民充满同情，也加深了他文字中批判的力度。

其二，但明伦是通过刻苦攻读才考中进士，为官一方。因而他有对考生辛苦以及科举弊端的“先入之见”。《叶生》一篇中，写叶生有才华却久考不中，一生困于名场，乃至死后都魂魄不散追逐地继续考试，追求功名。但明伦在故事的最后批注道：“反而思之，毋亦仅浸淫于雕虫小技，而于圣贤反身修行之道尚未讲乎？吾人所学何事？身心性命，原非借以博功名；然此中进得一分功力，即是一分德行，即是一分福泽。自心问得过时，然后可求进取；不然者，制艺代圣贤立言，亦昧心之言耳，文章果足恃乎。”他通过自身的经历，认为人读书不应该是为了功名，更不应为了功名而失去自己的德行。但明伦虽然不像蒲松龄一样，一生困于名场，但是也没有忘记其中的艰难，而这种“先入之见”，就使得他在许多评论中对考生充满同情。

其三，但明伦作为一介儒生，他所受到的教育是儒家思想的教育。儒家“仁义礼智信”“孝道”等思想，对他来说也是“先入之见”。他对于《聊斋志异》中歌颂普通人美德的篇目青睐有加，而且能够敏锐地发现文章的这种主旨，并作出细致的评论。例如，在《张诚》一篇中，看到张诚忍着饿将自己的饼给哥哥吃时，他评论道“窃麺饵兄，曰：但食勿言。是不虑其泄而累也。嘱勿复然曰：饥不当死。是不惟恐其累弟，抑不怨母也。至性至情；难兄难弟；读者至此，已涕不可忍。”读到张诚上山帮兄长砍柴，张讷却逼张诚下山时，他又说：“皇天后土，共见共闻。日日如斯，不将使友兄悌弟困顿以终乎？虎从何来？俾之难而合之，更令多得一兄；以成全其孝友之德。”在《考城隍》中，他甚至直接评论说《聊斋志异》的“立言之旨”是“仁孝”二字，足以见得儒家观念的“先入之见”对但明伦的影响。

其四，但明伦的家乡贵州广顺佛教活动十分频繁，因此他的视域会受到佛教因果报应观念的“先入之见”的影响，并且和他受到的其他“先入之见”融合在一起。在《续黄粱》中，他认为要当官的人，只要有了为自己牟利之心，就应该下地狱。但明伦借佛教因果报应观念，表达自己对官员贪污、政治黑暗的批判。在《叶生》中，他认为考生在学习中的每一分努力都是一种福泽，将佛教的“先入之见”和学习、科举相联系。《王兰》中，他评论阎王对贺生的惩罚说：“日事酗赌而兼狭邪游之人，铁围山早留一席相待矣。”借助佛教观念，希望德行败坏的人得到上天的惩罚。这些佛教的“先入之见”在但明伦的评论文字中随处可见。

二、“时间间距”对但明伦视域的影响

正因为一个人的视域总是会受到“先入之见”的影响，“时间间距”的作用才体现得尤其深刻。诚然，正因为读者直接或间接地参與到其所在时代的历史事件中，他们和其所在时代有着共同的“先入之见”，从而可以更好地和同时代产生的事物产生共鸣。但是，这也使读者很难像评论其他时代的历史事件和作品时一样，冷静、客观地思考本时代的产物，也不可能做出超出时代观念的判断。对于但明伦来说也是如此，虽然他往往可以在评论与同时代作家蒲松龄的作品产生共鸣，其阐发的关于政治、科举、人文的评论也贴合当时的实际，但是因为他处于这个时代中，“时间间距”非常短，该时代的思想烙印对他来说无法祛除，他评论和自己同时代的《聊斋志异》不可能完全客观。

其一，但明伦虽然认识到了清政府的黑暗和官员的腐败，却依旧对政府抱有一种好感和幻想。例如，在《促织》中，宫中喜爱促织，下面的官员就搜刮民众。但明伦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微虫耳，而竟使民倾产丧生若此哉！岂果爱民不如一促织？特以上既有所好，有司逢迎恐后，遂流毒物已，致民命不如一虫耳。故为人上者，无论物之贵贱，皆不可有所好也。”但是，对于同一篇文章，但明伦又评论说：“幸逢盛世，凡声色狗马嬉戏之弊，取鉴前朝，即户役钱粮，亦皆斟酌尽善。有牧民之责者，上存体国之心，下尽保赤之道，太平之福，亿万斯年矣”。但明伦虽然能够认识到小说中官员为博得统治者喜爱而搜刮民众之可恶，却以为统治者没有这种喜爱、徭役制度订得合理就是盛世。他作为封建王朝的官员，不可能像当今的人们一样认识到只要有封建王朝，就会有对人民的剥削。但明伦对封建王朝存在幻想实属必然。

其二，对于社会的黑暗、人们品行的败坏，但明伦以儒家的道德观念为依据，结合佛家的因果报应观念来进行劝诫，这些劝诫往往带有很深的迷信色彩，寄希望于看不见的神秘力量来赏善罚恶，期待着人们自我的改变。在《李伯言》中，看到李伯言在冥府为官时，只要稍动邪念，殿上就会起火时，他评论说：“火生殿梁，遂消他念，阴曹有此，公道乃彰。天下贪邪之官，幸而堂上无此火；天下屈抑之民，不幸而堂上无此火。”对于不幸的冤狱，他寄希望于可以感应官员邪念的神火。《青娥》一篇，写霍生为重病的母亲去百里之外买鱼，在迷途时遇见了青娥，但明伦就认为这是上天对有孝心之人的报偿，是“由良缘而得仙缘”，带有一种“善有善报”的因果观念。在《叶生》一篇中，但明伦虽然看出了科举考试的艰难，但是对其弊端认识得还是不够充分。他曾评论道：“文章吐气，必借福泽，所谓冥中重德行更甚于文学也？”在一定程度上，他把科举考试的结果和个人的福泽、德行联系起来，缺乏对科举制度缺陷的思考。

从上述但明伦对《聊斋志异》的评论中，与作品“时间间距”过短所造成的他思想上的局限性可见一斑。因此，对于《聊斋志异》的更加客观的评价只能由其后的评论家进行。

三、但明伦评论中的新视域

虽然但明伦的视域受到“先入之见”的影响，又因为与作品的“时间间距”过短而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在伽达默尔看来，理解的前提是“先入之见”。同时，人作为历史的一部分不能放弃自己的历史性。因此，理解的过程就是带着自己所受到的“先入之见”从当下的“时间间距”出发，运用自己的视域和文本视域融合起来去理解文本，以达到对于意义的真正理解。这种融合也标志着一个新的更大视域的形成，人们在但明伦对《聊斋志异》的评论中可以明确地看出这种新的视域。

首先，但明伦在一些评论中结合自己的人生体验，说出了作品中隐含的意蕴，并且将其上升到哲理的高度。例如，《九山王》的故事讲述了李生残忍地杀害狐狸一家后，被幸存的狐翁设计报复的故事。但明伦对此评论道：“仁人好生，其言蔼如也。佛经卵生、胎生、湮生、化生，皆令人无馀涅槃而灭度之。可知物虽异类，不当有众生见存于中，即不能到得万物育尽物性境地，两不相妨，奚不可者？”这就利用佛教的“先入之见”将作品的含义进行扩展，从而获得新的视域。

其次，但明伦对于一些故事和人物有着自己的见解。在《口技》一篇中，蒲松龄靠着神奇的故事情节表现出女子高超的口技。但明倫却在评论中告诫人们：“假诸神以售其医，人有行之者矣。然只索之于祈祷、告召、厌呪之间，愚者被其惑，黠者可以辨其诈也。乃托之于口技，又不沾沾于医术，而叙寒暄、谈琐事，且其人不一而足，以坚窃听者之信；然后闲闲问病，切切开方，一似斟酌尽善者。”他不但揭示了女子以口技骗人的面目，还详细分析了其骗人方法。

再次，虽然蒲松龄用“异史氏曰”的方法抒发了自己对故事的看法。但是，但明伦的评论可以不受作者思想的局限，从另外的角度出发进行解读。蒲松龄在《阿宝》最后的异史氏曰中主要赞扬的是男女主人公的痴情。但明伦却从待人之诚出发，写道：“尝谓天下之为人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友者，果能以至诚之心处之，天下不复有难处之事矣。痴顾可少乎？”他从不同的视角对故事进行了阐发。

总之，但明伦对《聊斋志异》的“视域融合”并不是对作品理解的终点，相反地，它只是人类理解过程的一个阶段。他的视域又会成为其后评论者评论时的“先入之见”，在一代又一代“时间间距”的积累下，无限趋近于“真理”，不断给作品带来新的活力。

（扬州大学）